中国慈善捐赠的现状与发展路径——基于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07—2013)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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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07-2013)的数据分析发现:慈善捐赠绝对量持续增大、企业捐赠给力、受赠主体多元和微公益活跃,但同时呈现整体捐赠水平低、企业捐赠上升空间有限、公民捐赠疲软和境外捐赠下滑等突出问题;制约慈善捐赠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低、贫困人口基数大,税收优惠法规政策体系不完善以及慈善捐赠意识淡薄;培养现代慈善意识、加强慈善组织建设、完善税收优惠法规体系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是促进中国慈善捐赠发展的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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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老”字构成的常言、俗话、成语之类很多其中有褒有贬。查查字典、辞书,即可一览无余但不管怎么说,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明确:从全面和总体来看,老人的共同优势和劣势何在某些特点是否大家一样,还是因人而异在性质近似的具体表现中,程度是否存在差别?因此,对于老人的品评,不宜一概而论,最好是作些分析对比。例如,现在上当受骗者老人居多,这就从正反两面证明,并非个个都能“老谋深算”,也不是人人都是“老奸巨猾”了。其余以此类推。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已定,政府的工作任务明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抓落实。最近,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国务院出台政策措施推进情况督查汇报,强调要强化责任、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各级政府应按照国务院的要求,用立行立改的实际行动提升政府公信力,使各项政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造福人民,并为今后发展打下更好基础。
廉政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贯穿于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体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判断之中,为我国进行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了方向。本文选择邓小平行政理论中的廉政思想加以阐述,公共行政理论中解决腐败问题最为关键的三个环节为:对领导者权力的监督,对代理人自由裁量权的约束,以及对整个官僚系统官僚主义和特权化的遏制。而邓小平同志行政理论中关于领导权力如何监督,关于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强化与改革,以及关于依靠法治进行行政管理方面的论述,正好与行政理论中解决腐败问题最关键的三个环节相契合,体现了深刻的廉政
很有必要在本文开头就说清楚:这里讲的,不是西方甜品chocolate,音译叫“巧克力”(亦作“朱古力”)的那种商品,而是同样三个汉字的原意,即指能够巧妙地通过有效行动去完成任务、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克敌制胜的力量,也就是善于运用计谋实行智取、奇袭之类的能力。或称之为“妙克力”亦无不可。
[本刊讯]2014年6月20日,由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和中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中心主办的公共绩效治理高端论坛在兰州大学逸夫科学馆举办。来自中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和港台地区的30余位专家出席了本次论坛,论坛的主题是“绩效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的方向”。
[本刊讯]2014年5月17-18同,第十届两岸四地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存南开大学举行。本届研讨会的主题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130余位来自两岸四地及海外的专家学者,分享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的研究心得,探讨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
2014年12月4日,中国迎来首个国家宪法日。设立国家宪法日的目的,是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凸显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地位和作用,也给各级政府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必须尊重宪法的最高法律权威,坚持依法行政首先是坚持依宪行政。
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是公共冲突治理的主导力量。实践经验表明,公共冲突治理既不能只靠“强权力”硬推动,也不能依靠妥协让步而勉强维系,而必须以博弈双方的互信为基础。因此,政府信任是公共冲突治理的基础要件。公共冲突的特点和当前社会现实情况表明,政府信任缺失成为公共冲突治理的突出症结。结合当前的社会结构和公共冲突的特点,合作型信任是公共冲突治理的理想图景。为此,要从理念转变、制度建设、官员素质提升和公共精神培育等方面建构良好的政府信任。
作为新公共管理之后的又一轮现代政府改革,整体政府跨界协同已然成为世界公共行政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的新常态。在这一理念推动下,行政审批现代化逐渐成为各国行政改革的重点,在转变政府职能和促进经济繁荣中发挥着关键的核心作用。鉴于当代政府建设的发展趋势和我国改革的现实需要,系统梳理并总结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将有利于促进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逐步法制化、规范化、专业化、综合化。
传统社会的政府管理一般是刚性的,常常通过“行政命令”表现出来。在当代社会,面对多元社会的现实和民主的浪潮,社会治理方式悄然发生变化,协商民主越来越受到重视。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对新形势下开展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作出全面部署,是指导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这就把协商民主建设正式提到各级政府面前,要求作出积极回应,切实做好政府协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