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鹰导演的戏，如果一定要归类的话，不妨归入“知识分子戏剧”，也就是给知识分子看的戏剧。有人会问，如今看戏的哪个不是本科以上学历，不都是知识分子么？的确，现在看戏的学历都不低，不是博士也是硕士。但我说的“知识分子”是有特指的，是指“家事、国事、天下事声声入耳”的那部分人，跟学历有联系但没必然联系。
　　其实，中国话剧100多年来的主流就是“知识分子戏剧”，其功能在于为现代化转型进行文化动员，在这一点上跟嗑瓜子、飞毛巾的传统戏园子很不一样。这个主流在近20年来社会市场化的大环境中发生了分化，出现了一种新（小）市民戏剧，其特点是逗逗乐、怀怀旧。我用“市民”这个词无关褒贬，因为逗乐怀旧都是广大人群的正常需求。
　　王晓鹰的戏，从我最早看的《萨拉姆女巫》，后来的《失明城市》、《哥本哈根》、到现在的这部《红色》，讲的都是重要的社会人生话题，而且都是外国戏剧。应该说，这些戏对中国当下的指涉并不直接。如果这是个不足的话，那么根子不在创作者而在创作环境。中国的创作环境，是容不得—容我临时编个说法—“直接批判现实主义”的。它最最鼓励《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啊》的戏剧版譬如《万家灯火》之类，比较鼓励逗逗乐怀怀旧的戏剧如《暗恋桃花源》、《要吃麻花给你拧》什么的。这两部分已经成为现今中国戏剧的“新常态”或新主流了。话剧入中国100年之后的今天，已经丧失了它在这100年大部分时间里所占据的文化及思想高度。
　　《萨勒姆女巫》是10年前看的了，还记得当时的感叹：这么一部制作精良的戏，要是在20年前上演多好啊！《女巫》“借古讽今”，说的是几百年前宗教迫害，指的是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如果要“借洋讽中”的话，那个“中”应是“文革十年”，因此放在全社会走出“文革”、“反思文革”的1980年代初中期，才最合时宜。这不是什么“庸俗社会学”的考虑，而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基本供求关系，也就是毛主席总结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那个“用”。
　　外国戏剧包括那些所谓“经典”，它们与中国当下生活之间隐藏着从形式技术到内容思想的诸多关联。这些关联未必是简单直接的，也可能是复杂辩证的。院团领导、制作人、艺术总监、导演、宣传等各个部门的任务就是要稳、准、狠地捉住它们，明确需求，保障供给，该西瓜的时候运西瓜，该冬瓜的时候上冬瓜。这次复排，我因为有事未能躬逢其盛，非常可惜，听说来的年轻人很多，而且看了反响很强烈。我猜想，中国从改革开放走到今天，社会过程次第展开，社会心理比起10年前20年前更为丰富，这也许是《女巫》这次“购销两旺”的大背景吧。
　　《红色》这部戏可以说正当其时。它讲的是艺术价值和财富价值的沖突。我看到中途，曾想发短信给画画的朋友，让他们别错过了机会，看完之后再一想，实在是应该让精神文明办组织各行各业都来看才对。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一丝惋惜，还是觉得它要能再提前个一二十年上演就更好了。为什么呢？中国价值观的巨变始于市场经济起步的1980年代中期，19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大潮汹涌，财富价值观攻城略地，横扫中国人的价值和意义世界，进入2000年以后尘埃落定，新秩序已基本建立，财富已成中国人价值体系的终极标准了。20多年前上演，它有可能成为抵抗的炮火;十多年前上演，它有可能成为反抗的枪声;这会儿上演，也就是发牢骚了。但牢骚也是正能量，是知识分子戏剧的最后底线。过了这个线，就是逗逗乐怀怀旧的领域;再过去，就是涂涂脂抹抹粉的地界了。
　　这出戏在表达上很有意思。近两个小时里，画家对着助手没完没了地说。要不是演员演技高超，演到人我两忘的境地，愣是把观众演得灵魂出窍纷纷去附了画家体，这样漫长的独白对白早把剧场变成梦乡了。这出戏的人物关系或戏剧关系几乎是到了最后一刻才“合龙”的。助手在整出戏里几乎就是一个回音壁，让人觉得纯粹是个可有可无的摆设—就让画家一人对着观众席朗诵他的艺术观人生观也未尝不可。但最后一刻，当艺术家去了趟他受雇作画的饭店、遇见了这个世界的真正主人即那些财富寡头，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于是回到画室遣散助手、关闭自己的世界时，人物关系、戏剧关系忽地就立那儿了。这让我想起马三立的相声，也是蹲地上磨磨蹭蹭，陡然一个机灵故事结束，你发现先前所有的话都站在了房上。白居易有首诗也是这种笔法，一共16句，前面14句写干部奢华骄横之态、前呼后拥之势，末两句一转身：“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另是一番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