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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无论是权威的传统媒体还是大众化的自媒体，都具有谣言自净功能。在马来西亚航班失踪事件中，受众表现出的反抗情绪是对媒体不信任的表现，也是公众舆论发酵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博弈。本文以该事件报道为例，分析大众传播媒介应该如何合理引导公众舆论趋向理性化。
关键词 受众反抗 公众舆论 理性与非理性 马来西亚航班失踪事件
2014年3月8日凌晨2时40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称由吉隆坡飞往北京、载有239人的波音777-200飞机与管制中心失去联系。24日晚10点，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宣布失联航班在南印度洋坠毁。在失踪航班调查期间，传统媒体与自媒体不断散布谣言又辟谣。一方面。媒体没有履行好“把关人”职责，引导公众舆论向极端化发展；另一方面，受众缺乏理性、辩证的思考，受负面情绪影响明显。
1、谣言扩散与媒体责任
谣言是一种畸形的舆论形态。巴伦说：“无论媒介信息来源有多么可信，对待媒介信息都应该持批判态度。”但反观马航失联事件，这种批判态度已经形成了舆论上的“网络群极化行为”。一方面，虽然事件发生后，世界范围内的媒体在第一时间进行了信息披露，但各方信息冗杂混乱，官方信息与事实的不对称导致声讨不断。另一方面，在受众不断的质疑、批评声中，部分媒体才开始反思情绪化、片面化的传播方式，力图通过辟谣扭转传播的偏差。
在专业主义规范与社会监督的双重压力下，媒体对传播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负有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需要及时遏制流言的传播，净化舆论环境。
2、受众反抗与公众舆论的非理性表现
为什么在马航事件中，媒体在迅速做出反应的同时受众在第一时间表达了不满情绪？我国媒体有两方面的表现受到公众质疑：其一，过分煽情化、碎片化的报道，缺乏确切信息传递，使受众错失获取第一时间信息的机会。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为例：3月8日14：57，第一次以微倡议的方式发动公众一同祈祷；9日6：30，事发24小时之后，再次发布祈祷微博；12个小时后，再次转发《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祈祷文章；此后，“等你”、“期待”等类似微博一直重复。
第二，多引用外媒报道，记者鲜有一手资料，导致信息重复化、有效传播滞后。3月12日，《华尔街日报》获悉引擎数据显示飞机“可能在失联后继续飞行4小时”；13日，CNN从国际海事卫星组织了解到，飞机可能驶向了孟加拉湾或印度洋；14日，路透社从军方获得消息，称飞机人为改变方向飞往印度安达曼群岛。三个关键信息的披露促使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承认了失联飞机被劫持的可能性，失联原因调查自此发生的重大转折。而国内媒体除了“家属安置”、“中国政府采取行动”、“新闻发布会召开”等，再难有鲜活的、独特的报道。
3、如何引导公众舆论向理性化发展
第一，舆论引导符合政策和策略是核心。与欧美新闻体制所不同，我国媒体以党报党刊为首，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陈力丹将此概括为：政策宣传力度要与公众的承受能力相适应；政策的解释要及时，防止舆论的躁动；政策的表达要准确，强调贯彻的条件。
第二，媒体从业者坚守职业道德底线是关键。马航事件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媒体利益与公民权益在媒体舞台上的博弈。CNN从马航失踪开始几乎每晚黄金时间段都以马航的迷局开播；国内媒体虽未大肆炒作，但在调查结果还沉于水底时，就开始指责马来西亚政府、航空公司，在报道中透露出过度的焦虑、恐慌的情绪，放大受众对于事件真相的怀疑，刺激反抗情绪的产生。
第三，针对谣言现象要“恩威并施”、“刚柔并济”。在互联网这个弥漫隐形硝烟的舆论阵地上，“网络暴力”的出现只需一点火星即能引燃整片森林，“以暴制暴”很可能引发二次冲突。媒体在利用法律、政策的同时，应当重视提高公众媒介素养和思考能力，培养其社会责任感与自律意识；尤其重视对意见领袖的引导；对待受众反抗情绪不应反感，而应思考受众情绪的来源，调整舆论引导的策略。
第四，抵制文化霸权主义。赫伯特·席勒首先在他的著作《传播与文化统治》中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受众是被迫接受信息，并且无法抵御影响。西方价值观的渗透为公众舆论向非理性化发展埋下了祸根。马航失联事件中，网络上不乏极具煽动性的极端言论，而这些言论的源头就是国外媒体的报道。
大众是数量庞大、行为方式多样，流动的、分散的群体。大众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由这一群体形成的言论——公众舆论——的非理性特征。诚然，精英阶层由于接受良好教育、所处社会地位较高能够做出理性判断，但在新媒体技术革命的时代，即使是意见领袖也很难占据舆论的制高点，公众舆论的主导力量还是掌握在广大受众手中。如果媒体能够自觉过滤不良信息、及时阻断谣言蔓延、适时应道公众舆论，公众就能够回归理性思考，公众舆论将成为民主社会的积极因素，而不是可被利用的思想暴力武器。
参考文献：
[1] 3 7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2][美]斯坦利·J·巴伦著，刘鸿英译.大众传播概论——媒介认知与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4]Schiller， H. I. （1976）.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New York： Int’l Arts and Science Press. Inc. pp. 1-22.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关键词 受众反抗 公众舆论 理性与非理性 马来西亚航班失踪事件
2014年3月8日凌晨2时40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称由吉隆坡飞往北京、载有239人的波音777-200飞机与管制中心失去联系。24日晚10点，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宣布失联航班在南印度洋坠毁。在失踪航班调查期间，传统媒体与自媒体不断散布谣言又辟谣。一方面。媒体没有履行好“把关人”职责，引导公众舆论向极端化发展；另一方面，受众缺乏理性、辩证的思考，受负面情绪影响明显。
1、谣言扩散与媒体责任
谣言是一种畸形的舆论形态。巴伦说：“无论媒介信息来源有多么可信，对待媒介信息都应该持批判态度。”但反观马航失联事件，这种批判态度已经形成了舆论上的“网络群极化行为”。一方面，虽然事件发生后，世界范围内的媒体在第一时间进行了信息披露，但各方信息冗杂混乱，官方信息与事实的不对称导致声讨不断。另一方面，在受众不断的质疑、批评声中，部分媒体才开始反思情绪化、片面化的传播方式，力图通过辟谣扭转传播的偏差。
在专业主义规范与社会监督的双重压力下，媒体对传播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负有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需要及时遏制流言的传播，净化舆论环境。
2、受众反抗与公众舆论的非理性表现
为什么在马航事件中，媒体在迅速做出反应的同时受众在第一时间表达了不满情绪？我国媒体有两方面的表现受到公众质疑：其一，过分煽情化、碎片化的报道，缺乏确切信息传递，使受众错失获取第一时间信息的机会。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为例：3月8日14：57，第一次以微倡议的方式发动公众一同祈祷；9日6：30，事发24小时之后，再次发布祈祷微博；12个小时后，再次转发《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祈祷文章；此后，“等你”、“期待”等类似微博一直重复。
第二，多引用外媒报道，记者鲜有一手资料，导致信息重复化、有效传播滞后。3月12日，《华尔街日报》获悉引擎数据显示飞机“可能在失联后继续飞行4小时”；13日，CNN从国际海事卫星组织了解到，飞机可能驶向了孟加拉湾或印度洋；14日，路透社从军方获得消息，称飞机人为改变方向飞往印度安达曼群岛。三个关键信息的披露促使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承认了失联飞机被劫持的可能性，失联原因调查自此发生的重大转折。而国内媒体除了“家属安置”、“中国政府采取行动”、“新闻发布会召开”等，再难有鲜活的、独特的报道。
3、如何引导公众舆论向理性化发展
第一，舆论引导符合政策和策略是核心。与欧美新闻体制所不同，我国媒体以党报党刊为首，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陈力丹将此概括为：政策宣传力度要与公众的承受能力相适应；政策的解释要及时，防止舆论的躁动；政策的表达要准确，强调贯彻的条件。
第二，媒体从业者坚守职业道德底线是关键。马航事件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媒体利益与公民权益在媒体舞台上的博弈。CNN从马航失踪开始几乎每晚黄金时间段都以马航的迷局开播；国内媒体虽未大肆炒作，但在调查结果还沉于水底时，就开始指责马来西亚政府、航空公司，在报道中透露出过度的焦虑、恐慌的情绪，放大受众对于事件真相的怀疑，刺激反抗情绪的产生。
第三，针对谣言现象要“恩威并施”、“刚柔并济”。在互联网这个弥漫隐形硝烟的舆论阵地上，“网络暴力”的出现只需一点火星即能引燃整片森林，“以暴制暴”很可能引发二次冲突。媒体在利用法律、政策的同时，应当重视提高公众媒介素养和思考能力，培养其社会责任感与自律意识；尤其重视对意见领袖的引导；对待受众反抗情绪不应反感，而应思考受众情绪的来源，调整舆论引导的策略。
第四，抵制文化霸权主义。赫伯特·席勒首先在他的著作《传播与文化统治》中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受众是被迫接受信息，并且无法抵御影响。西方价值观的渗透为公众舆论向非理性化发展埋下了祸根。马航失联事件中，网络上不乏极具煽动性的极端言论，而这些言论的源头就是国外媒体的报道。
大众是数量庞大、行为方式多样，流动的、分散的群体。大众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由这一群体形成的言论——公众舆论——的非理性特征。诚然，精英阶层由于接受良好教育、所处社会地位较高能够做出理性判断，但在新媒体技术革命的时代，即使是意见领袖也很难占据舆论的制高点，公众舆论的主导力量还是掌握在广大受众手中。如果媒体能够自觉过滤不良信息、及时阻断谣言蔓延、适时应道公众舆论，公众就能够回归理性思考，公众舆论将成为民主社会的积极因素，而不是可被利用的思想暴力武器。
参考文献：
[1] 3 7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2][美]斯坦利·J·巴伦著，刘鸿英译.大众传播概论——媒介认知与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4]Schiller， H. I. （1976）.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New York： Int’l Arts and Science Press. Inc. pp. 1-22.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