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上旬，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应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委会西南运输处之请，开始发布通告，招募和派遣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主要在滇缅公路从事抗日物资运输工作。成立于1930年4月30日的马来西亚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亲如弟兄，视日本军国主义为亚洲人民的共同敌人，鼓励自己的华族成员回祖籍国去参加抗日救亡斗争。
　　定居在新加坡的马来西亚共产党员谢宾元，早就立志“一有机会，报效祖国”，为响应“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号召，于1935年5月，背着家人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离开新加坡前，他委托好友给弟弟捎话：“你养家，我救国。”
　　一
　　谢宾元，原名谢星，1918年出生于广东三水。因生活所迫，幼年时随母亲赴新加坡谋生。
　　当时，新加坡属英国的“海峡殖民地”，马来语意为“狮城”，华族称之为“石叻”“星洲”，华族人口占四分之三以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谢宾元14岁便进入德国资本家开办的后港机械厂当学徒。他先后在新加坡3家机械厂当机工;由于悟性高、肯吃苦，8年后成为一名技术精湛的优秀机工。他和弟弟月薪都达90叻币，一家3口生活达到当地的中等水平。
　　尽管谢宾元在新加坡的生活可谓衣食无忧，但时刻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内心一直有割舍不下的牵挂，那就是大海北边祖国的安危，那里是自己“根”之所在，有四万万同胞，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遭受日本军国主义铁蹄的践踏蹂躏。他密切注意当地媒体的报道，了解中国军民抗日救亡的动向。特别是看到当地戏院（电影院）播放的反映中国状况的新闻记录影片，看到日寇奸淫烧杀的滔天暴行，更是怒不可遏，寝食难安！
　　谢宾元积极投身当地华侨华人掀起的抗日热潮，参加“机械工人救济祖国难民委员会”“新加坡华工抗敌后援会”等社团组织的活动， 并成为这些爱国组织的领导成员。在民众中宣传抗日救亡、抵制日货;同时捐钱捐物，救济祖国抗日军民;还经常组织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日本侵略中国。
　　1937年初，谢宾元加入马来西亚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团，不久正式转为马来西亚共产党党员;而这两个组织中，华人成员都占了多数。从此，他坚定了马列主义信仰，始终不渝地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利益而斗争。
　　二
　　1939 年5月，谢宾元和队友押运着新加坡华侨救济委员会筹集的医药用品等援华物资，踏上回国参战之路。他们经香港、重庆、宝鸡等地，把延安当作此行的目的地。到达西安后，他们受到八路军办事处的热烈欢迎。得知谢宾元是一名高级技工，又是一名马共党员后，便介绍他到敌后兵工厂工作。他在海外知道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海内外热血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十分向往。但听说敌后兵工厂更需要他这样的技术人才，心想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于是痛快地答应了。他满怀报国之志，在八路军战士的引领下，带病坚持步行10余天，来到华北抗日根据地——山西武乡，进入新的战斗岗位——兵工厂，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军工。
　　1940 年1 月，朱总司令在王家峪总部亲切接见了这位爱国侨胞、马共同志。当朱总司令来到他住的窑洞，同事们告诉他“总司令看你来了”时，谢宾元激动万分，不顾发烧病痛，一下子跳下炕来，直挺挺地站立，向总司令敬礼，说：“总司令好！”朱总司令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说：“快坐下！快坐下！”朱总司令问他一路上好不好走？过敌人封锁线时顺不顺利？海外华侨对抗日的态度怎么样？……谢宾元一一作了回答。朱总司令又问：“你出生在南洋热带，乍到寒冷的北国抗战，能适应这种困苦的战争环境吗？”他慷慨地回答道：“为了拯救祖国的同胞，我甘愿吃苦受累。”说到海外华侨的动态，谢宾元说：“大家都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非常关心祖国的命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力支持祖国抗战。我在国外经常看报，还知道平型关大捷的战况呢！”朱总司令听了连声说：“好！好！好！”最后嘱咐谢宾元要安心休息，养好身体，投入新的战斗。
　　这次士兵与将军的会面交谈虽然只有半个多小时，但谢宾元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工作，以优异的成绩报答首长的关怀！
　　这时，碰巧下了一场鹅毛大雪，大地银装素裹，分外壮观，激起了朱总司令的诗兴，他当即写下一首《寄语蜀中父老》：“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描绘了一幅气势磅礴、震撼人心、催人奋进的壮美画卷。
　　朱总司令这首诗在总部机关里争相传抄，人人背诵。谢宾元把这首诗抄在笔记本上，时常阅读吟诵，激起了他对践踏我土地敌寇的仇恨和对捍卫我主权及领土完整的抗日军民的无限热爱！
　　《武乡县志》（1986年6月出版）在“大事记”中记载：“一九四〇年一月，朱总司令在王家峪八路军总部接见来自新加坡的华籍共产党员谢宾元。”
　　三
　　谢宾元来到山西武乡不久，经过个人申请、组织批准，其马共党员身份即转为中共党员，党龄从加入马共之日算起。

　　谢宾元最初在柳沟兵工厂工作，1942年调到武安梁沟兵工厂。初到隐蔽在崇山峻岭中的兵工厂，面临十分艰苦的环境和生活条件，他在吃、住、行各个方面非常不习惯。特别是在饮食方面，他原来习惯吃大米、面包，到了山西山区，只有玉米甚至粗糠果腹，肠胃很不适应，渐渐面黄肌瘦，体质下降。兵工厂领导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从老乡那里搞到一些小米、山药蛋、萝卜、白菜等，给他做和子饭。但他一直用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坚持和大家吃大锅饭，睡大通铺，从不叫一声苦，不搞一丁点特殊，一心扑在工作上。在梁沟兵工厂，因为缺乏砂轮机，要修复被磨损的车刀十分麻烦。他动脑筋摸索到一套土办法：先把磨损的车刀加热，趁车刀发红变软时迅速用挫刀挫磨，然后再用油石加工。就这样，他和战友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用简陋的设备，为前方生产了一批批性能良好的武器。 　　1942年5月下旬，日军出动数万人对我大举进攻，妄图利用“铁壁合围”战术，围歼我集团军总部、军工部、北方局机关、抗大分校和一二九师主力。战斗异常残酷和艰苦，我方伤亡重大。在枪林弹雨中，谢宾元曾3次落入敌人的包围圈又3次突围。一次，他实在无路可跑，只得冒死跳下悬崖滚动下山，凭机智敏捷才保住了性命。
　　为了对付敌人的频繁“扫荡”，谢宾元和同志们还摸索、掌握了一套快速的机动战术：能够在一小时之内，把一座千人兵工厂的设备、人员，化整为零，分散隐蔽起来，使进剿的鬼子一次次扑空，失败而归。提起南洋归侨谢宾元，大家都竖起大拇指说：“好样的！”
　　1944年9月，谢宾元调到垴子沟兵工厂工作。在“整风运动”中，他曾一度被误整为“特务”。平反后，他毫无怨言，仍然保持高度热情投入工作。经过20天的奋战，他就成功研制出这个工厂的第一门“五○炮”。
　　1945年4月，左权县西安村弹药厂由于工具问题，生产的子弹质量过不了关，上级特意调他去带领大家攻关。他一到任，便发挥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优势，夜以继日地进行研究、试验，终于解决了工具问题。接着，他又和同志们一起钻研，最后攻克了子弹质量关。由于几天几夜没休息，劳累过度，他曾经几次昏倒。此后，这个厂开始生产大批高质量的子弹，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方杀敌。谢宾元因而荣获“刘伯承工厂运动”一等功。
　　谢宾元不仅是生产的尖兵，还是团结的模范。平时他热心帮助同志，经常替大家排忧解难。工友们有什么心里话，也会首先向谢师傅倾诉;有什么困难，也会求他帮忙。有一位四川籍的兵工，因为没掌握热处理技术，生产出来的枪筒经常报废。当时兵工厂的钢材原料，都是抗日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十分宝贵。枪筒报废，大家都看在眼里，疼在心上。谢宾元没有简单粗暴地批评这位军工，而是热情耐心地帮助他，用形象化的比喻，把技术要领一遍又一遍传授给他。在谢宾元循循善诱的开导下，这位四川籍军工终于掌握了热处理技术，生产出合格产品。
　　谢宾元深刻地认识到：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技能，还必须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理论修养。因此，在白天工作之后，他还经常利用夜晚休息时间，在昏暗的油灯下，研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等著作，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兵工厂的领导对归侨专家也十分重视和关心。一次，部队在战斗中缴获了日军的一些白糖。军工部长专门派通讯员步行一天，给谢宾元送来半斤。还有一次，谢宾元患了“打摆子”（疟疾），上级特地给他批了4针奎宁，治好了他的病。这些都让谢宾元倍感温暖和鼓舞。
　　四
　　新中国成立后，谢宾元由大山走向平原，由乡村走向城市。先后在太原重型机械厂、太行机械厂、阳泉水泵厂、太原拖拉机配件厂和太原电影机械厂担任厂长。1976年，他调回山西机械厅工作。后受命组建山西省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担任党委书记兼经理，直至1983年离休。
　　谢宾元工作的单位更换比较频繁，这是因为他在机械行业是公认的行家里手，工作能力强，又有较高的觉悟，不计个人得失，勇挑重担。不管哪个企业遇到难题或面临危机，只要调谢宾元进去，必定能攻坚克难，使企业起死回生。
　　他常说：“自从我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以后，我就视奋斗和奉献为本分，下定决心永远跟党走了！”
　　2000年1月，谢宾元因病医治无效在太原去世，享年83岁。
　　沐浴过热带岛国的蕉风椰雨，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谢宾元最后安息在他奋斗和奉献的三晋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