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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资治通鉴》中的标点问题，通过与有关文献及学者的观点进行比较，重新予以审视，求出更为客观的说法。
关键词：资治通鉴；标点；例
中图分类号：k20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5-0190-03
《资治通鉴》标点例一文是吕叔湘先生发表在1979年《中国语文》第1，2期上的，该文专门就1956年第一版《资治通鉴》标点本所存在的标点问题进行探讨。他从全书中一共选取132例，将问题概括为三十大类，分类加以说明。该文分析十分透彻，例证充分，对我们阅读《资治通鉴》极有参考价值。
但是本人在阅读过程中也仍感觉有些地方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之处。
一、标注不完善
1.在每一大类问题引用例证时，在每条例证的最后，作者都使用了小圆括号（）标引例证在《资治通鉴》中的页码，如，第十七大类“引文不足与中断之例”第（82）条例证的最后就标出页码：（756页）。或者像第十六类“引文下衍之例”的第（81）条例证的最后，标出：（1423-4页胡注）。这些标注为我们翻阅和查找、校对原始文献带来了便利，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在页码之前先行标出引文出自文献中哪一卷，事实上，《资治通鉴》一书，截至2005年9月，仅中华书局自1956年印行第一版开始，在北京已进行了第十次印刷，这个页码标志随着每一次的再版，其准确性“与时俱降”，可信度遭受着严峻考验，然而，与之相比，如果标注中再添加“卷数”这个标志，那么对于读者使用和校对例证而言就变得更为精准，譬如，在前述第十六类第（81）条例证的末尾括注页码前，标上“卷四四”或“卷四十四”或“第四十四卷”，将“卷数”和“页码”一起括注起来，情况就有所改观了。事实上，这样标注也仍然不是最理想的，因为《资治通鉴》卷帙浩繁，几乎无例外的都是分册装订的，“某卷某页”的信息是有目标了，但是，在几十册当中，究竟在哪一册呢？问题就又出现了。因此，最好是把这个括注的形式规范到“册几卷几页几”，也就算引用的比较规范了，尽管这样做可能费时费力，但是，不管是站在作者角度，抑或编辑人员和读者角度，这样的标注无疑都是最佳的，最受欢迎的。因为很显然，这一标引方式，在严格规范的同时，也就具有了前几种标引所不具备的科学性和严谨。还是最受大家欢迎的。
2.除了例证末尾标注不完善以外，在例证中，标点符号也是不完美的。仍拿第十六类“引文下衍之例”的例证（81）的标点来讲，我们先看一下中华书局2005年9月版的《资治通鉴》所加的标点[1]：（幸赖中华书局本卷数页数皆未变更）当然，在吕先生的文中，因已讲明是1956年的版本，原则上不存在什么大的矛盾，只是规范做怎样执行的程度不同罢了。
中元元年（丙辰、五六）洪氏隶释曰：成都有汉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阁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纪，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为中元，直书为中元元年。观此所刻，乃是虽别为中元，犹冠以建武，如文、景、后元之类也。又祭祀志载封禅后赦天下诏，明言云「改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东夷倭国传，「建武中元二年，来奉贡，」证据甚明。宋莒公纪元通谱云：「纪、志俱出范史，必传写脱误，学者失于精审，以意删去。梁武帝大同、大通俱有『中』字，是亦宪章于此。」司马公作通鉴，不取其说。余按考异，温公非不取宋说也，从袁、范书中元者，从简易耳。①
我们再来看一下吕叔湘先生对这段文字的标点和注释：
洪氏隶释曰：成都有汉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阁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纪，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为中元，直书为中元元年。观此所刻，乃是虽别为中元，犹冠以建武，如文、景、后元之类也。又祭祀志载封禅后赦天下诏，明言云‘改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东夷倭国传，‘建武中元二年，来奉贡，’证据甚明。宋莒公纪元通谱云：‘纪、志俱出范史，必传写脱误，学者失于精审，以意删去。梁武帝大同、大通俱有“中”字，是亦宪章于此。司马公作通鉴，不取其说’。余按考异，温公非不取宋说也，从袁、范书中元者，从简易耳（1423-4页胡注）。[2]：
吕叔湘先生对这个文本加了很长一段文字的解释，说明他何以如此标点的理由，为了更好的理解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我们一并悉数征引如下[2]（出处同上[2]）：
‘司马公作《通鉴》，不取其说’十字是《隶释》里的话，标点的人误以为《纪元通谱》里的话。《通鉴》成书于元丰七年（1084），宋庠（宋莒公）卒于治平三年（1066），看不到《通鉴》。司马光是宋庠的后辈，宋庠也不会称司马光为司马公。而且就那文字来说，如果这十个字是宋庠的话，应该说‘不取余说’，不该说‘不取其说’。胡注引《通谱》有删节，今附《考异》原文如下：
《续汉志》云：‘以建武三十二年为中元元年。’《纪年通谱》云：‘据《纪》、《志》俱出范史，而所载不同，此必传写脱误。今官书累经校订，学者失于精审，但见改元复有建武二字，辄以意删去，斯为谬矣。梁武帝大同、大通之号俱有“中’字，是亦宪章于此。’今从袁《纪》、范《书》。（袁《纪》：袁宏《后汉纪》。范《书》：范晔《后汉书》。）又按，《纪元通谱》说‘《纪》《志》俱出范氏’，非，《祭祀志》（《考异》引全书名为《续汉志》）乃司马彪着。
在吕叔湘先生这段注文中，为了说明‘司马公作《通鉴》，不取其说’十字是《隶释》里的话，从三个方面加以考释：一是司马光写作《通鉴》的时间以及吕庠的卒年进行了考辩，其次就宋人长幼的称谓加以分析，三是对宋庠的表述方式进行推断。这几条基本上都比较合理。他还进一步引用司马光《通鉴考异》中宋庠的原文把宋氏的说法完整的指出来。有了对纪元形式的这一番辩论，这句话也就成了《隶释》中的话。标点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然而，吕叔湘先生的这一标点，我们仍觉得不是最完善的。我们看一下史学大师陈垣先生关于这一段文字的标点，就更清楚一些[3]：
汉光武帝中元元年。
注曰：洪氏《隶释》曰：“成都有汉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阁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纪》，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为中元，直书为中元元年。观此所刻，乃是虽别为中元，犹冠以建武。又《祭祀志》载封禅后赦天下诏，明言云‘改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宋莒公《纪元通谱》云：‘纪、志俱出范史，必传写脱误，学者失于精审，以意删去。梁武帝大同、大通俱有中字，是亦宪章于此。’司马公作《通鉴》，不取其说。”余按《考异》，温公非不取宋说也，从袁、范书中元者，从简易耳（卷四四）。
可惜，不知是什么缘故，这段引文，竟然出现几处不该有的遗漏，如在“建武”之后，遗漏了“如文、景、后元之类也”。宋莒公之前的“东夷倭国传，‘建武中元二年，来奉贡，’证据甚明”。这句竟也莫名地丢失了。“梁武帝大同、大通俱有中字，”的“中”字应该加引号，也没有添加。
但显而易见，假如按照最后陈垣先生的这一标点把工作作完整，无疑是最好的。本人参稽以上诸家成说，今完整标点如下：
汉光武帝中元元年。
注曰：洪氏《隶释》曰：“成都有汉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阁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纪》，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为中元，直书为中元元年。观此所刻，乃是虽别为中元，犹冠以建武。又《祭祀志》载封禅后赦天下诏，明言云‘改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宋莒公《纪元通谱》云：‘纪、志俱出范史，必传写脱误，学者失于精审，以意删去。梁武帝大同、大通俱有中字，是亦宪章于此。’司马公作《通鉴》，不取其说。”余按《考异》，温公非不取宋说也，从袁、范书中元者，从简易耳（卷四四）。
中元元年（丙辰、五六）
注曰：洪氏《隶释》曰：“成都有汉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阁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纪》，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为中元，直书为中元元年。观此所刻，乃是虽别为中元，犹冠以建武，如文、景、后元之类也。又《祭祀志》载封禅后赦天下诏，明言云‘改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东夷倭国传》，‘建武中元二年，来奉贡，’证据甚明。宋莒公《纪元通谱》云：‘纪、志俱出范史，必传写脱误，学者失于精审，以意删去。梁武帝大同、大通俱有“中”字，是亦宪章于此。’司马公作《通鉴》，不取其说。”余按《考异》，温公非不取宋说也，从袁、范书中元者，从简易耳。（册四，卷四四，1423-4页胡注）
二、吕叔湘先生在上文《例》的第二十四大类的问题中，使用了《桂海虞衡志》中的文本，但其标点的根据并不是很充分，今提出个人观点，以求教于方家
兹先引述吕先生文章如下[2]：
二十四、因不明物理而误之例
（102）渠绕兴安界，深不数尺，广丈余，六十里间，置斗门三十六，土人但谓之斗舟，入一斗则复闸，斗伺水积渐进，故能循崖而上，见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来。（8106页胡注引桂海虞衡志）
斗门的作用是用启闭闸门之法使水面逐段升降，以便通航。原标点，‘斗舟’、‘ 斗伺水积渐进’皆费解。应改为：‘土人但谓之斗。舟入一斗则复闸〔一〕斗，伺水积渐进。’（疑脱一‘斗’字。）
吕叔湘先生这段文字的标点和解释，总体上是准确和科学的，但是，似还有些不足之处。譬如说：“土人但谓之斗。舟入一斗则复闸〔一〕斗，伺水积渐进。”这一句中的“斗”字分明是土人对于渠上为了便于渠上行船而设计的三十六道闸，每两道闸之间所形成的这种积水抬高行船高度的形状类似“斗”的结构的特殊称谓。既然是特殊称谓，也就应该添加双引号（“”），以示特指，使人一目即可了然这是一种比喻方法的使用，因此，标点为如下比较好：
土人但谓之“斗”。舟入一“斗”则复闸“斗”，伺水积渐进。
“斗”是量器。容量为一斗。又用作量词，多用于称量粮食。所以，吕叔湘先生在“斗”前添加“一”字，是处在认为此时的“斗”是真正称量意义上的“斗”，那么，这样添加自然很合情合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此处的“斗”是喻体，并非现实生活中的量具，因此，去掉“斗”字之后，反而使语言变得更加生动和形象，真正把土人呼为“斗”这一形象比喻活生生体现出来了。因为所谓的“土人”，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老百姓，老百姓不会文绉绉的说“斗门”水利设施之类的，相反，在古代农业生产以及生活中，“斗”的形状却是极其熟悉的，因为斗里面米装满以后也是会溢出来的，这一点似乎与水渠的“斗门”这一特殊运营方式很相似，于是也就拿来形象地称呼这水渠使船所特有的结构“斗门”为“斗”了。所以全句的标点可以更改如下：
渠绕兴安界，深不数尺，广丈余，六十里间，置斗门三十六，土人但谓之“斗”；入一“斗”则复闸“斗”，伺水积渐进。故能循崖而上，见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来。（8106页胡注引桂海虞衡志）
这样，就把这一段话分成了三个分句。第一句交代了渠上特殊的水利结构设施“斗门”，并且在土人那里称为“斗”。第二句意思交代了这种“斗”是怎么工作的，其工作原理是什么。第三句则讲了这条渠的运营能力，就是凭借人民的智慧，发明了这种运营的好方法，所以，即使“千斛之舟”也能“循崖往返”，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创举啊！
顺便，在注释当中，可以简单交代一下古代“斛”的大小，可以这样注释：
斛，古代一斛为十斗。《仪礼•聘礼》：“十斗曰斛。”南宋末年改为五斗。其中后两句可以不添加，只解释“斛，古代一斛为十斗。”也可以。
在这段话中“斗”是个关键词，所以如果想让读者对此更有概念，不妨对“斗”作些注释性的工作。注释如下：
斗，量器。容量为一斗。或比喻斗形的的器物。
以上，我们就吕叔湘先生《资治通鉴》标点例中有关标点两则重新审视，得出以上也许根本说不上成熟的见解，特举出来，以就教于方家，并真诚希望得到批评指正，深感荣幸。愚者千虑，偶有一得，观点仅供学术上参考，涉及前辈之处，请多多海涵。
参考文献：
[1][宋]司马光着，[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2005：9.
[2]《资治通鉴》标点例.吕叔湘着《吕叔湘语文论集》[M].北京：商务 印书馆，1983：7.
[3]陈垣着.《通鉴胡注表微》（一）[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3.
The Correction of the Two Samples From Zi Zhi Tong Jian
GUO Liang
（The Library Ca Shi Teachers’ University, Kashi 844000 China）
Abstract: For the punctuation of Zi Zhi Tong Jian, which was written by Si Ma Guang, the famous historian in Song Dynasty of China.,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ancient documents and the views of scholars, to re-examine them and to find a more objective view.
Key words: Zi Zhi Tong Jian; punctuation ; correction of the samples
关键词：资治通鉴；标点；例
中图分类号：k20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5-0190-03
《资治通鉴》标点例一文是吕叔湘先生发表在1979年《中国语文》第1，2期上的，该文专门就1956年第一版《资治通鉴》标点本所存在的标点问题进行探讨。他从全书中一共选取132例，将问题概括为三十大类，分类加以说明。该文分析十分透彻，例证充分，对我们阅读《资治通鉴》极有参考价值。
但是本人在阅读过程中也仍感觉有些地方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之处。
一、标注不完善
1.在每一大类问题引用例证时，在每条例证的最后，作者都使用了小圆括号（）标引例证在《资治通鉴》中的页码，如，第十七大类“引文不足与中断之例”第（82）条例证的最后就标出页码：（756页）。或者像第十六类“引文下衍之例”的第（81）条例证的最后，标出：（1423-4页胡注）。这些标注为我们翻阅和查找、校对原始文献带来了便利，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在页码之前先行标出引文出自文献中哪一卷，事实上，《资治通鉴》一书，截至2005年9月，仅中华书局自1956年印行第一版开始，在北京已进行了第十次印刷，这个页码标志随着每一次的再版，其准确性“与时俱降”，可信度遭受着严峻考验，然而，与之相比，如果标注中再添加“卷数”这个标志，那么对于读者使用和校对例证而言就变得更为精准，譬如，在前述第十六类第（81）条例证的末尾括注页码前，标上“卷四四”或“卷四十四”或“第四十四卷”，将“卷数”和“页码”一起括注起来，情况就有所改观了。事实上，这样标注也仍然不是最理想的，因为《资治通鉴》卷帙浩繁，几乎无例外的都是分册装订的，“某卷某页”的信息是有目标了，但是，在几十册当中，究竟在哪一册呢？问题就又出现了。因此，最好是把这个括注的形式规范到“册几卷几页几”，也就算引用的比较规范了，尽管这样做可能费时费力，但是，不管是站在作者角度，抑或编辑人员和读者角度，这样的标注无疑都是最佳的，最受欢迎的。因为很显然，这一标引方式，在严格规范的同时，也就具有了前几种标引所不具备的科学性和严谨。还是最受大家欢迎的。
2.除了例证末尾标注不完善以外，在例证中，标点符号也是不完美的。仍拿第十六类“引文下衍之例”的例证（81）的标点来讲，我们先看一下中华书局2005年9月版的《资治通鉴》所加的标点[1]：（幸赖中华书局本卷数页数皆未变更）当然，在吕先生的文中，因已讲明是1956年的版本，原则上不存在什么大的矛盾，只是规范做怎样执行的程度不同罢了。
中元元年（丙辰、五六）洪氏隶释曰：成都有汉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阁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纪，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为中元，直书为中元元年。观此所刻，乃是虽别为中元，犹冠以建武，如文、景、后元之类也。又祭祀志载封禅后赦天下诏，明言云「改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东夷倭国传，「建武中元二年，来奉贡，」证据甚明。宋莒公纪元通谱云：「纪、志俱出范史，必传写脱误，学者失于精审，以意删去。梁武帝大同、大通俱有『中』字，是亦宪章于此。」司马公作通鉴，不取其说。余按考异，温公非不取宋说也，从袁、范书中元者，从简易耳。①
我们再来看一下吕叔湘先生对这段文字的标点和注释：
洪氏隶释曰：成都有汉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阁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纪，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为中元，直书为中元元年。观此所刻，乃是虽别为中元，犹冠以建武，如文、景、后元之类也。又祭祀志载封禅后赦天下诏，明言云‘改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东夷倭国传，‘建武中元二年，来奉贡，’证据甚明。宋莒公纪元通谱云：‘纪、志俱出范史，必传写脱误，学者失于精审，以意删去。梁武帝大同、大通俱有“中”字，是亦宪章于此。司马公作通鉴，不取其说’。余按考异，温公非不取宋说也，从袁、范书中元者，从简易耳（1423-4页胡注）。[2]：
吕叔湘先生对这个文本加了很长一段文字的解释，说明他何以如此标点的理由，为了更好的理解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我们一并悉数征引如下[2]（出处同上[2]）：
‘司马公作《通鉴》，不取其说’十字是《隶释》里的话，标点的人误以为《纪元通谱》里的话。《通鉴》成书于元丰七年（1084），宋庠（宋莒公）卒于治平三年（1066），看不到《通鉴》。司马光是宋庠的后辈，宋庠也不会称司马光为司马公。而且就那文字来说，如果这十个字是宋庠的话，应该说‘不取余说’，不该说‘不取其说’。胡注引《通谱》有删节，今附《考异》原文如下：
《续汉志》云：‘以建武三十二年为中元元年。’《纪年通谱》云：‘据《纪》、《志》俱出范史，而所载不同，此必传写脱误。今官书累经校订，学者失于精审，但见改元复有建武二字，辄以意删去，斯为谬矣。梁武帝大同、大通之号俱有“中’字，是亦宪章于此。’今从袁《纪》、范《书》。（袁《纪》：袁宏《后汉纪》。范《书》：范晔《后汉书》。）又按，《纪元通谱》说‘《纪》《志》俱出范氏’，非，《祭祀志》（《考异》引全书名为《续汉志》）乃司马彪着。
在吕叔湘先生这段注文中，为了说明‘司马公作《通鉴》，不取其说’十字是《隶释》里的话，从三个方面加以考释：一是司马光写作《通鉴》的时间以及吕庠的卒年进行了考辩，其次就宋人长幼的称谓加以分析，三是对宋庠的表述方式进行推断。这几条基本上都比较合理。他还进一步引用司马光《通鉴考异》中宋庠的原文把宋氏的说法完整的指出来。有了对纪元形式的这一番辩论，这句话也就成了《隶释》中的话。标点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然而，吕叔湘先生的这一标点，我们仍觉得不是最完善的。我们看一下史学大师陈垣先生关于这一段文字的标点，就更清楚一些[3]：
汉光武帝中元元年。
注曰：洪氏《隶释》曰：“成都有汉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阁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纪》，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为中元，直书为中元元年。观此所刻，乃是虽别为中元，犹冠以建武。又《祭祀志》载封禅后赦天下诏，明言云‘改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宋莒公《纪元通谱》云：‘纪、志俱出范史，必传写脱误，学者失于精审，以意删去。梁武帝大同、大通俱有中字，是亦宪章于此。’司马公作《通鉴》，不取其说。”余按《考异》，温公非不取宋说也，从袁、范书中元者，从简易耳（卷四四）。
可惜，不知是什么缘故，这段引文，竟然出现几处不该有的遗漏，如在“建武”之后，遗漏了“如文、景、后元之类也”。宋莒公之前的“东夷倭国传，‘建武中元二年，来奉贡，’证据甚明”。这句竟也莫名地丢失了。“梁武帝大同、大通俱有中字，”的“中”字应该加引号，也没有添加。
但显而易见，假如按照最后陈垣先生的这一标点把工作作完整，无疑是最好的。本人参稽以上诸家成说，今完整标点如下：
汉光武帝中元元年。
注曰：洪氏《隶释》曰：“成都有汉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阁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纪》，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为中元，直书为中元元年。观此所刻，乃是虽别为中元，犹冠以建武。又《祭祀志》载封禅后赦天下诏，明言云‘改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宋莒公《纪元通谱》云：‘纪、志俱出范史，必传写脱误，学者失于精审，以意删去。梁武帝大同、大通俱有中字，是亦宪章于此。’司马公作《通鉴》，不取其说。”余按《考异》，温公非不取宋说也，从袁、范书中元者，从简易耳（卷四四）。
中元元年（丙辰、五六）
注曰：洪氏《隶释》曰：“成都有汉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阁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纪》，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为中元，直书为中元元年。观此所刻，乃是虽别为中元，犹冠以建武，如文、景、后元之类也。又《祭祀志》载封禅后赦天下诏，明言云‘改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东夷倭国传》，‘建武中元二年，来奉贡，’证据甚明。宋莒公《纪元通谱》云：‘纪、志俱出范史，必传写脱误，学者失于精审，以意删去。梁武帝大同、大通俱有“中”字，是亦宪章于此。’司马公作《通鉴》，不取其说。”余按《考异》，温公非不取宋说也，从袁、范书中元者，从简易耳。（册四，卷四四，1423-4页胡注）
二、吕叔湘先生在上文《例》的第二十四大类的问题中，使用了《桂海虞衡志》中的文本，但其标点的根据并不是很充分，今提出个人观点，以求教于方家
兹先引述吕先生文章如下[2]：
二十四、因不明物理而误之例
（102）渠绕兴安界，深不数尺，广丈余，六十里间，置斗门三十六，土人但谓之斗舟，入一斗则复闸，斗伺水积渐进，故能循崖而上，见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来。（8106页胡注引桂海虞衡志）
斗门的作用是用启闭闸门之法使水面逐段升降，以便通航。原标点，‘斗舟’、‘ 斗伺水积渐进’皆费解。应改为：‘土人但谓之斗。舟入一斗则复闸〔一〕斗，伺水积渐进。’（疑脱一‘斗’字。）
吕叔湘先生这段文字的标点和解释，总体上是准确和科学的，但是，似还有些不足之处。譬如说：“土人但谓之斗。舟入一斗则复闸〔一〕斗，伺水积渐进。”这一句中的“斗”字分明是土人对于渠上为了便于渠上行船而设计的三十六道闸，每两道闸之间所形成的这种积水抬高行船高度的形状类似“斗”的结构的特殊称谓。既然是特殊称谓，也就应该添加双引号（“”），以示特指，使人一目即可了然这是一种比喻方法的使用，因此，标点为如下比较好：
土人但谓之“斗”。舟入一“斗”则复闸“斗”，伺水积渐进。
“斗”是量器。容量为一斗。又用作量词，多用于称量粮食。所以，吕叔湘先生在“斗”前添加“一”字，是处在认为此时的“斗”是真正称量意义上的“斗”，那么，这样添加自然很合情合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此处的“斗”是喻体，并非现实生活中的量具，因此，去掉“斗”字之后，反而使语言变得更加生动和形象，真正把土人呼为“斗”这一形象比喻活生生体现出来了。因为所谓的“土人”，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老百姓，老百姓不会文绉绉的说“斗门”水利设施之类的，相反，在古代农业生产以及生活中，“斗”的形状却是极其熟悉的，因为斗里面米装满以后也是会溢出来的，这一点似乎与水渠的“斗门”这一特殊运营方式很相似，于是也就拿来形象地称呼这水渠使船所特有的结构“斗门”为“斗”了。所以全句的标点可以更改如下：
渠绕兴安界，深不数尺，广丈余，六十里间，置斗门三十六，土人但谓之“斗”；入一“斗”则复闸“斗”，伺水积渐进。故能循崖而上，见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来。（8106页胡注引桂海虞衡志）
这样，就把这一段话分成了三个分句。第一句交代了渠上特殊的水利结构设施“斗门”，并且在土人那里称为“斗”。第二句意思交代了这种“斗”是怎么工作的，其工作原理是什么。第三句则讲了这条渠的运营能力，就是凭借人民的智慧，发明了这种运营的好方法，所以，即使“千斛之舟”也能“循崖往返”，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创举啊！
顺便，在注释当中，可以简单交代一下古代“斛”的大小，可以这样注释：
斛，古代一斛为十斗。《仪礼•聘礼》：“十斗曰斛。”南宋末年改为五斗。其中后两句可以不添加，只解释“斛，古代一斛为十斗。”也可以。
在这段话中“斗”是个关键词，所以如果想让读者对此更有概念，不妨对“斗”作些注释性的工作。注释如下：
斗，量器。容量为一斗。或比喻斗形的的器物。
以上，我们就吕叔湘先生《资治通鉴》标点例中有关标点两则重新审视，得出以上也许根本说不上成熟的见解，特举出来，以就教于方家，并真诚希望得到批评指正，深感荣幸。愚者千虑，偶有一得，观点仅供学术上参考，涉及前辈之处，请多多海涵。
参考文献：
[1][宋]司马光着，[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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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垣着.《通鉴胡注表微》（一）[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3.
The Correction of the Two Samples From Zi Zhi Tong Jian
GUO Liang
（The Library Ca Shi Teachers’ University, Kashi 844000 China）
Abstract: For the punctuation of Zi Zhi Tong Jian, which was written by Si Ma Guang, the famous historian in Song Dynasty of China.,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ancient documents and the views of scholars, to re-examine them and to find a more objective view.
Key words: Zi Zhi Tong Jian; punctuation ; correction of the samp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