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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容繁多，它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对中国社会演变起到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内含许多催人积极向上的道德情愫，如《易传》主张作人当效法运行不止的天道，永远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和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这些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防止精神懈怠具有重要的标示作用。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建设；反腐倡廉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and various content， it cover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other areas， China social evolution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of lea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ntains many brings positive moral emotions， such as yi zhuan advocate for people as operation of tiandao when more than， always maintain a high morale and indomitable enterprising spirit. These for us to strengthen the socialist morality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to prevent spirit has an important role of negligent labeled.
Key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oral construction； anti-corruption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在社会主义社会，为了积极有效地发掘和利用中国宝贵的文化财富，使它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必须把它置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监督之下，这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当今社会发展的主流，是否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繁荣，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我们知道，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其中有积极进步的，也有消极落后的。积极进步的文化传统会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比如欧洲早期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传统中的积极部分——人文主义思想，就曾被新生的资产阶级接受并作为向封建教会和神学开火的武器。而同样出自于同一文化族系的消极部分——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却在自然科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它们利用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来抵毁哥白尼经过长期的实际观察和严格的数学计算及逻辑推理所论证的“太阳中心说”，迫使哥白尼的《天体运行》直到他临去世之前才得以发表，并把挺身捍卫科学和真理的斗士布鲁诺烧死在鲜花广场上，以此来阻碍科学文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的文化传统虽没有出现象西方文化那样的由于自然科学理念的撞击而从根本上掀起的巨波狂澜，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推演进程也是多姿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绵绵流长，学派很多，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儒、墨、道、法，汉代独尊儒术，但不久即有佛、道，三教鼎立，互争雄长。儒家之内，也不一致，汉代经学有古文、今文之争；宋明理学有程朱、陆王之别。学派不同自然就有不同的主张、不同的传统。儒家主张用世，赞美阳刚；老庄提倡无为，祟尚阴柔；墨家讲兼爱，杨朱讲为我；后世道教追求长生，佛教宣扬苦空，这些深远影响的主张，都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形成中华文化传统的要素之一。其它领域也不无如此，政治经济、诗文书画都有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传统，有圣君贤相、忠臣孝子，也有昏君奸相、乱臣贼子；有清廉为政者，也有贪官污吏；有和谐礼让、温良恭俭之风，也有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之事；有张衔、祖冲之、李时珍等献身科学的仁人志士，也有装神弄鬼、妖术惑众的巫婆道士。
上述不同的、对立的传统，有的是光明与黑暗、精华与糟粕的对立，有的是不同主张共存。它们虽然观点不同，思想迥异，但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国家则是这种对立传统的永恒的主题。正是它们之间这种相互对立和相互统一，才使中国的民族文化图景十分生动，才使中国能够在一个客观经济条件十分落后环境里保存下来一个连续的、没有断层的、完整的文化图链。这种现象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是不多见的。
通过深入挖掘中国文化传统的内涵，我们认为儒家具有的以德辅政的伦理精神可以融汇到现代国家的制度建设和治理方略上，孔子提出“为政以德”， 即把政治思想与伦理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依据政治与伦理相统一的原则，《大学》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等三纲领， 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条目。三纲领、八条目对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中山先生曾把其视之为中国特有的“政治哲学”。其实，早期儒家这种积极进取的伦理精神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培养和造就了许多仁人志士，他们忍辱负重，自强不息，每当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口，他们都能挺身而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身殉国。但到了宋明时期，儒家的这种积极向上的伦理精神渐渐演变成了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宋明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把唯心感应出的天理看成是永恒不变的，并试图通过明辨天理来解释和论证已经维系中国千年之久的封建道德秩序和原则规范的合理性，拖了社会进步的后腿。所以，我们今天强调的儒家伦理精神是早期儒家先哲们倡导的“明明德”思想——即彰显光明的美德。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处处用这种“明明德”思想来影响自己的行为，把修身和治国紧密地联系起来，就能够对国家、对人民施仁政。虽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法治的社会，但在强调法制的同时，也可以辅以“德治”，从德入手，来促使整个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向前发展。当然，这个德，时代已赋予它新的含义，它既包括提高个人品德的道德、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也包括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道德等，它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这五爱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对人的基本素质的总体性要求，体现了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共同理想和愿望。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一定要按照五爱的标准严格要求，树立社会主义道德的新风尚。此外，还要注意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和廉政建设，尤其是廉政建设，它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当前各项工作的重点。廉政建设的好坏与否直接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党和人民群众长期形成的密切联系。我们注意到，近几年，我们党在反腐倡廉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7年以来，中央先后公开处理了陈良宇、邱晓华、郑筱萸、刘志华、杜世成、刘志军等大案要案，把一些威害党和国家以及人民利益的蛀虫从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挖出来，清除内耗，顺应民心，这不仅有利于巩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密切党群关系，而且有利于完成和实现我们党制定的本世纪中期的战略目标。这也说明我们党在惩治腐败、提倡廉政上是下大决心的。另外，我们党在反腐制度的建设上也取得了重要突破，据不完全统计，自十六大以来，中纪委、监察部共制定或修订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一百六十多件，会同其它部门起草制定四十多件，地方和部门起草一千多件，中国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初步确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规的颁布，涵盖党内制度建设、行政制度建设。更有深远意义的是，中共由此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力求党纪与国法的配合、衔接日趋成熟。这都标志着中共反腐斗争已经从依靠领导人的意愿转变到依靠制度规范的新阶段，从权力反腐败模式走向制度反腐。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建设；反腐倡廉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and various content， it cover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other areas， China social evolution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of lea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ntains many brings positive moral emotions， such as yi zhuan advocate for people as operation of tiandao when more than， always maintain a high morale and indomitable enterprising spirit. These for us to strengthen the socialist morality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to prevent spirit has an important role of negligent labeled.
Key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oral construction； anti-corruption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在社会主义社会，为了积极有效地发掘和利用中国宝贵的文化财富，使它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必须把它置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监督之下，这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当今社会发展的主流，是否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繁荣，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我们知道，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其中有积极进步的，也有消极落后的。积极进步的文化传统会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比如欧洲早期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传统中的积极部分——人文主义思想，就曾被新生的资产阶级接受并作为向封建教会和神学开火的武器。而同样出自于同一文化族系的消极部分——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却在自然科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它们利用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来抵毁哥白尼经过长期的实际观察和严格的数学计算及逻辑推理所论证的“太阳中心说”，迫使哥白尼的《天体运行》直到他临去世之前才得以发表，并把挺身捍卫科学和真理的斗士布鲁诺烧死在鲜花广场上，以此来阻碍科学文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的文化传统虽没有出现象西方文化那样的由于自然科学理念的撞击而从根本上掀起的巨波狂澜，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推演进程也是多姿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绵绵流长，学派很多，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儒、墨、道、法，汉代独尊儒术，但不久即有佛、道，三教鼎立，互争雄长。儒家之内，也不一致，汉代经学有古文、今文之争；宋明理学有程朱、陆王之别。学派不同自然就有不同的主张、不同的传统。儒家主张用世，赞美阳刚；老庄提倡无为，祟尚阴柔；墨家讲兼爱，杨朱讲为我；后世道教追求长生，佛教宣扬苦空，这些深远影响的主张，都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形成中华文化传统的要素之一。其它领域也不无如此，政治经济、诗文书画都有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传统，有圣君贤相、忠臣孝子，也有昏君奸相、乱臣贼子；有清廉为政者，也有贪官污吏；有和谐礼让、温良恭俭之风，也有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之事；有张衔、祖冲之、李时珍等献身科学的仁人志士，也有装神弄鬼、妖术惑众的巫婆道士。
上述不同的、对立的传统，有的是光明与黑暗、精华与糟粕的对立，有的是不同主张共存。它们虽然观点不同，思想迥异，但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国家则是这种对立传统的永恒的主题。正是它们之间这种相互对立和相互统一，才使中国的民族文化图景十分生动，才使中国能够在一个客观经济条件十分落后环境里保存下来一个连续的、没有断层的、完整的文化图链。这种现象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是不多见的。
通过深入挖掘中国文化传统的内涵，我们认为儒家具有的以德辅政的伦理精神可以融汇到现代国家的制度建设和治理方略上，孔子提出“为政以德”， 即把政治思想与伦理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依据政治与伦理相统一的原则，《大学》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等三纲领， 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条目。三纲领、八条目对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中山先生曾把其视之为中国特有的“政治哲学”。其实，早期儒家这种积极进取的伦理精神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培养和造就了许多仁人志士，他们忍辱负重，自强不息，每当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口，他们都能挺身而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身殉国。但到了宋明时期，儒家的这种积极向上的伦理精神渐渐演变成了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宋明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把唯心感应出的天理看成是永恒不变的，并试图通过明辨天理来解释和论证已经维系中国千年之久的封建道德秩序和原则规范的合理性，拖了社会进步的后腿。所以，我们今天强调的儒家伦理精神是早期儒家先哲们倡导的“明明德”思想——即彰显光明的美德。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处处用这种“明明德”思想来影响自己的行为，把修身和治国紧密地联系起来，就能够对国家、对人民施仁政。虽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法治的社会，但在强调法制的同时，也可以辅以“德治”，从德入手，来促使整个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向前发展。当然，这个德，时代已赋予它新的含义，它既包括提高个人品德的道德、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也包括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道德等，它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这五爱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对人的基本素质的总体性要求，体现了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共同理想和愿望。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一定要按照五爱的标准严格要求，树立社会主义道德的新风尚。此外，还要注意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和廉政建设，尤其是廉政建设，它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当前各项工作的重点。廉政建设的好坏与否直接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党和人民群众长期形成的密切联系。我们注意到，近几年，我们党在反腐倡廉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7年以来，中央先后公开处理了陈良宇、邱晓华、郑筱萸、刘志华、杜世成、刘志军等大案要案，把一些威害党和国家以及人民利益的蛀虫从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挖出来，清除内耗，顺应民心，这不仅有利于巩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密切党群关系，而且有利于完成和实现我们党制定的本世纪中期的战略目标。这也说明我们党在惩治腐败、提倡廉政上是下大决心的。另外，我们党在反腐制度的建设上也取得了重要突破，据不完全统计，自十六大以来，中纪委、监察部共制定或修订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一百六十多件，会同其它部门起草制定四十多件，地方和部门起草一千多件，中国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初步确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规的颁布，涵盖党内制度建设、行政制度建设。更有深远意义的是，中共由此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力求党纪与国法的配合、衔接日趋成熟。这都标志着中共反腐斗争已经从依靠领导人的意愿转变到依靠制度规范的新阶段，从权力反腐败模式走向制度反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