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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孕產妇作为COVID-19疫情中的特殊易感人群，承受着双重压力，容易出现产后抑郁等心理问题，从而对母婴状况产生不良影响，造成极大困扰。为了帮助孕产妇调节面对COVID-19疫情的不良情绪反应，并及时预防和治疗产后抑郁，本文就产后抑郁的评估及干预、治疗方法做出总结，并给出疫情中的应对建议。
关键词：COVID-19产后抑郁;临床评估;认知疗法;孕产妇
1 引言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迅速传播，普通人群、隔离人群和一线医务人员均可能存在各种心理问题。而孕产妇作为一类特殊的易感人群，面临着孕期和防疫的双重压力，她们的情绪波动和心理异常比一般群体和常规情境更易发生[1]。孕产妇常常出现焦虑、疑病、愤怒、抑郁、恐惧、悲伤的情绪，行为方面表现为害怕产检、惧怕分娩、做出非理性行为，并且疫情中的她们更容易出现产后抑郁等问题[2]。
2 综述
2.1 产后抑郁及影响因素
产后抑郁障碍（postpartum depression，PPD）是指发生于产褥期的抑郁，既往无精神病障碍史以情感（心境）持续低落为基本特征的一种精神障碍，可伴有思维和行动的改变及躯体症状。产后抑郁症在临床工作中是一个统称，包括从不同程度的不良情绪到符合一般诊断标准的情感障碍。一般指产后抑郁的情绪状态，是产妇最常见的心理和行为异常[8]。在分娩后的第一周，约50%-75%的女性出现轻度抑郁症状，10%-15%患产后抑郁症，这被解释为“产褥期心理调适”——在孕期和产后会出现暂时的情感退化，如情绪脆弱和依赖性增加。分娩后，产妇需要从孕产期间的不适、痛苦和焦虑中恢复过来，接受新的家庭成员。此外，产后1个月内，产妇抑郁障碍的发病率是非分娩女性的3 倍[9]。
而产后抑郁发作的影响因素有很多，除文化程度、是否初次生产等个体因素外，产妇产前心理状态、家庭状况、孕期及产后应激生活事件，激素水平生物学因素等都会对此产生很大影响，如临产焦虑、社会支持弱、财务压力、高关系压力等对产后抑郁的患病预测现象[10]。
2.2 产后抑郁的评估方法
产后抑郁的常用评估方法有两步筛查法。第一步为量表筛查法，最常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国内采用其中文修订版。量表筛查后，第二步为临床定式检查，对量表筛查出的疑病患者进行严格的定式检查并做出符合相应诊断标准的临床诊断。
2.2.1 量表评估——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
由Cox等编制的Edinburgh产后抑郁量表（EPDS）是此类量表中较具代表性且常用的一个。
评定侧重点与其他大多数抑郁量表相同，以抑郁症状作为评定的首要内容，主观的痛苦体验是评定的核心。
2.2.2 临床诊断
2014年由美国精神病学会编著、张道龙等译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一书中制定的围产期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可作为诊断依据。根据该诊断标准结合临床情况和个体特征进行评估。但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中许多指标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故需综合EPDS量表筛查后作出诊断[13]。
2.3 产后抑郁的干预和治疗
目前，国内外常用的对产后抑郁进行干预的心理治疗方法大致总结为以下几种。
2.3.1 注意转移/减压疗法
通过艺术体验、正念冥想等方式，减轻精神症状、心理压力、创伤体验，以消除心理障碍。两种减压方式被证明可以缓解产妇的焦虑抑郁情绪。基于音乐冥想疗法的压力管理也被证明可达到减缓负面情绪的目的，改善产后抑郁患者的心理应激、生活质量]。
另外，也可以通过提供特定的学习环境及任务，促使产妇养成其他习惯，以此摒弃不良行为，达到缓解抑郁情绪的目的]。
2.3.2 新冠疫情中的干预
面对此类大型的压力事件，作为重要角色和特殊易感人群的孕产妇更是容易出现焦虑、疑病等心理困扰。此时更需要家属或医务工作者及时给予关心，做到了解疫情、理性面对，各方保持稳定情绪、加强沟通，鼓励宣泄情绪，给予陪伴和精神支持，通过心理干预引导孕产妇自我肯定，缓冲面对疫情持续升高的焦虑情绪反应。在产后抑郁的预防上更加全面和严格要求。
有针对疫情中武汉地区孕产妇展开的研究发现，担心肺炎感染风险、睡眠质量差和配带口罩呼吸困难是疫情流行期间产后抑郁症状的主要危险因素，对于此类影响，可考虑利用认知疗法，除产前教育外对疫情相关知识加以普及，减少孕产妇心理恐慌。总的来说，应根据产妇的心理状况及主要影响因素，选择有效的方式进行干预。
3 结语
不仅要面对生产压力，还要应对因疾病带来的未知和恐惧，孕产妇在此期间很容易产生不良心理状况，对母亲、婴儿及整个家庭产生危害。因此，医务工作者及孕产妇家人乃至社会各界都应对产后抑郁的诊断与预防加强重视，为该问题提供更多解决途径。
参考文献
[1]宋丽青， 李金莲， & 陶敏. （2013）. 孕妇妊娠压力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中华护理杂志， 048（009）， 808-811.
[2]何萤萤. （2020）. 新冠肺炎流行期孕产妇的心理应对.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03）.
[3]Jewell， J. S. ， Dunn， A. L. ， Bondy， J. ， & Leiferman， J. . （2010）. Prevalence of self-reported postpartum depression specific to season and latitude of birth： evaluating the prams data. maternal & child health journal， 14（2）， 261-267.
[4]钱耀荣， & 晏晓颖. （2013）. 中国产后抑郁发生率的系统分析.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029（012）， 1-3.
[5]张雪， & 丁辉. （2012）. 产后抑郁危险因素研究. 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 006（002）， 116-118.
[6]杜玉青， & 侯红娟. （2017）. 帕罗西汀联合心理干预治疗产后抑郁的临床观察. 解放军医药杂志， 029（006）， P.107-109.
[7]陈晨. （2020）. 帕罗西汀联合米氮平对产后抑郁患者抑郁状况、睡眠质量及临床疗效的影响. 数理医药学杂志， 33（4）， 575-576.
[8]Emma R， Sherry G， Tamara W， et al. （2004）. Antenatal risk factors for postpartum depression： a synthesis of rencent literature. General Hospital Psychiatry， 26， 289-295.
[9]中华医学会.（2009）. 中国双相障碍防治指南.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10]杜丽.（2014）.产后抑郁者的心理特征及社会支持情况分析. 中国医药指南（28），154. doi：10.15912/j.cnki.gocm.2014.28.429.
（武汉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2）
关键词：COVID-19产后抑郁;临床评估;认知疗法;孕产妇
1 引言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迅速传播，普通人群、隔离人群和一线医务人员均可能存在各种心理问题。而孕产妇作为一类特殊的易感人群，面临着孕期和防疫的双重压力，她们的情绪波动和心理异常比一般群体和常规情境更易发生[1]。孕产妇常常出现焦虑、疑病、愤怒、抑郁、恐惧、悲伤的情绪，行为方面表现为害怕产检、惧怕分娩、做出非理性行为，并且疫情中的她们更容易出现产后抑郁等问题[2]。
2 综述
2.1 产后抑郁及影响因素
产后抑郁障碍（postpartum depression，PPD）是指发生于产褥期的抑郁，既往无精神病障碍史以情感（心境）持续低落为基本特征的一种精神障碍，可伴有思维和行动的改变及躯体症状。产后抑郁症在临床工作中是一个统称，包括从不同程度的不良情绪到符合一般诊断标准的情感障碍。一般指产后抑郁的情绪状态，是产妇最常见的心理和行为异常[8]。在分娩后的第一周，约50%-75%的女性出现轻度抑郁症状，10%-15%患产后抑郁症，这被解释为“产褥期心理调适”——在孕期和产后会出现暂时的情感退化，如情绪脆弱和依赖性增加。分娩后，产妇需要从孕产期间的不适、痛苦和焦虑中恢复过来，接受新的家庭成员。此外，产后1个月内，产妇抑郁障碍的发病率是非分娩女性的3 倍[9]。
而产后抑郁发作的影响因素有很多，除文化程度、是否初次生产等个体因素外，产妇产前心理状态、家庭状况、孕期及产后应激生活事件，激素水平生物学因素等都会对此产生很大影响，如临产焦虑、社会支持弱、财务压力、高关系压力等对产后抑郁的患病预测现象[10]。
2.2 产后抑郁的评估方法
产后抑郁的常用评估方法有两步筛查法。第一步为量表筛查法，最常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国内采用其中文修订版。量表筛查后，第二步为临床定式检查，对量表筛查出的疑病患者进行严格的定式检查并做出符合相应诊断标准的临床诊断。
2.2.1 量表评估——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
由Cox等编制的Edinburgh产后抑郁量表（EPDS）是此类量表中较具代表性且常用的一个。
评定侧重点与其他大多数抑郁量表相同，以抑郁症状作为评定的首要内容，主观的痛苦体验是评定的核心。
2.2.2 临床诊断
2014年由美国精神病学会编著、张道龙等译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一书中制定的围产期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可作为诊断依据。根据该诊断标准结合临床情况和个体特征进行评估。但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中许多指标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故需综合EPDS量表筛查后作出诊断[13]。
2.3 产后抑郁的干预和治疗
目前，国内外常用的对产后抑郁进行干预的心理治疗方法大致总结为以下几种。
2.3.1 注意转移/减压疗法
通过艺术体验、正念冥想等方式，减轻精神症状、心理压力、创伤体验，以消除心理障碍。两种减压方式被证明可以缓解产妇的焦虑抑郁情绪。基于音乐冥想疗法的压力管理也被证明可达到减缓负面情绪的目的，改善产后抑郁患者的心理应激、生活质量]。
另外，也可以通过提供特定的学习环境及任务，促使产妇养成其他习惯，以此摒弃不良行为，达到缓解抑郁情绪的目的]。
2.3.2 新冠疫情中的干预
面对此类大型的压力事件，作为重要角色和特殊易感人群的孕产妇更是容易出现焦虑、疑病等心理困扰。此时更需要家属或医务工作者及时给予关心，做到了解疫情、理性面对，各方保持稳定情绪、加强沟通，鼓励宣泄情绪，给予陪伴和精神支持，通过心理干预引导孕产妇自我肯定，缓冲面对疫情持续升高的焦虑情绪反应。在产后抑郁的预防上更加全面和严格要求。
有针对疫情中武汉地区孕产妇展开的研究发现，担心肺炎感染风险、睡眠质量差和配带口罩呼吸困难是疫情流行期间产后抑郁症状的主要危险因素，对于此类影响，可考虑利用认知疗法，除产前教育外对疫情相关知识加以普及，减少孕产妇心理恐慌。总的来说，应根据产妇的心理状况及主要影响因素，选择有效的方式进行干预。
3 结语
不仅要面对生产压力，还要应对因疾病带来的未知和恐惧，孕产妇在此期间很容易产生不良心理状况，对母亲、婴儿及整个家庭产生危害。因此，医务工作者及孕产妇家人乃至社会各界都应对产后抑郁的诊断与预防加强重视，为该问题提供更多解决途径。
参考文献
[1]宋丽青， 李金莲， & 陶敏. （2013）. 孕妇妊娠压力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中华护理杂志， 048（009）， 808-811.
[2]何萤萤. （2020）. 新冠肺炎流行期孕产妇的心理应对.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03）.
[3]Jewell， J. S. ， Dunn， A. L. ， Bondy， J. ， & Leiferman， J. . （2010）. Prevalence of self-reported postpartum depression specific to season and latitude of birth： evaluating the prams data. maternal & child health journal， 14（2）， 261-267.
[4]钱耀荣， & 晏晓颖. （2013）. 中国产后抑郁发生率的系统分析.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029（012）， 1-3.
[5]张雪， & 丁辉. （2012）. 产后抑郁危险因素研究. 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 006（002）， 116-118.
[6]杜玉青， & 侯红娟. （2017）. 帕罗西汀联合心理干预治疗产后抑郁的临床观察. 解放军医药杂志， 029（006）， P.107-109.
[7]陈晨. （2020）. 帕罗西汀联合米氮平对产后抑郁患者抑郁状况、睡眠质量及临床疗效的影响. 数理医药学杂志， 33（4）， 575-576.
[8]Emma R， Sherry G， Tamara W， et al. （2004）. Antenatal risk factors for postpartum depression： a synthesis of rencent literature. General Hospital Psychiatry， 26， 289-295.
[9]中华医学会.（2009）. 中国双相障碍防治指南.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10]杜丽.（2014）.产后抑郁者的心理特征及社会支持情况分析. 中国医药指南（28），154. doi：10.15912/j.cnki.gocm.2014.28.429.
（武汉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