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幻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20年的敌对情绪，将会由于我们到那里进行一周的会谈而完全消除……当我们展望将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的巨大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将存在分歧。但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求某种办法使我们虽然有分歧而不致成为战争中的敌人。”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携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等飞越太平洋，开始了对中国的访问。这也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对一个还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访问。在尼克松出发前，他在白宫举行的盛大送行仪式上，说出了以上这段务实又充满希望的话。
　　经历了20多年的敌视与对抗之后，中美两国于1970年代开始打破坚冰，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于1979年建交，一度走入“蜜月期”。在世界仍未走出冷战阴影的1980年代，中美两国于经贸、文化、科技等方面交往迅速增加，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军事领域也互有情报、技术、武器诸方面的合作。中国购买了美国的航空电子设备、导弹和鱼雷，以及F-8战斗机的雷达系统、西科斯基公司的黑鹰直升机。
　　当时，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虽然意识形态分歧不可弥合，但仍能寻求共识与合作，横亘于两国之间的焦点问题也可以通过灵活的外交方式加以处理和解决。中美走向缓和、波折不断的交往过程，回应着那个曾经一直困扰两国的问题：中美两国的对抗是必然要发生的吗？它是由双方的误解和错误的决策引起的，还是形势使然？

脆弱的意识形态同盟

　　一纸《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条鸭绿江水，将中苏捆绑到“共命运”的战船上，也在中美之间划开了一条鸿沟。
　　明面上，中国义无反顾地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与大洋对面的“美帝”，在嘴仗和枪炮中，结下仇怨，与苏联“老大哥”并肩而立，同仇敌忾，但中美苏三国之间的关系，比两大阵营的划分更微妙复杂。
　　在苏联这边，中苏意识形态同盟的理念纽带并没有那么牢固，更面临着国家利益与战略合作方面分歧的考验。
　　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对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性的否定，引来了中方对苏联走“修正主义”道路的不满。这条裂隙，在后来不仅没有修复，反而因为中苏之间在军事合作、国家安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重大问题上的分歧而日渐扩大。
　　在1950年代末，两国矛盾就已频生：中国欲发展核武器，找苏联帮忙，“老大哥”不愿，两度拒绝；苏联欲在中国建设长波电台和潜艇舰队，引来毛泽东“以谁为主”的担忧，不想配合；在中国意欲对美强硬的时候，苏联却确定了对美缓和的战略，招致中国不满；中印发生边境冲突，中国的对印强硬政策与苏联在印度推行的中立政策相违背，两边不欢而散。
　　在不信任的氛围中，中苏战略合作走向衰落，意识形态论战愈演愈烈，两国关系于60年代走向破裂。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失败，1965年中国公开提出“反帝必反修”的口号，把“苏修”和“美帝”排排坐。
　　在美国这边，中苏之间的嫌隙被它注意到了。1960年前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苏关系曾作出过“不排除中苏联盟完全破裂的可能性”的结论。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中也开始出现了要求改变美国僵硬的对华政策的思潮。
　　其中，1959年的《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仑公司研究报告》较为典型。《康侖报告》认为，美国应该明白，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是稳固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在迅速增长，中国很可能在20世纪后期成长为世界大国。

如果美越关系持续处于战争状态，中美调整关系的可能性也较小，但恰恰在1968年，历史发生了转折。一方面，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加剧了美苏矛盾，另一方面，美越战争走向和谈，给焦灼的中美越关系降了温。

　　在1960年代，美国朝野也开始认识到，不可能长期忽视一个正在崛起，在国际社会中得到越来越多承认的中国，长期孤立政策难以维持。在冷战中长期与苏联对峙的局面下，美国也需要同中国回转关系，而不是多一个敌人。
　　但中美缓和关系，其间障碍重重，其中越南问题尤为棘手。
　　尤其到了1965年，美国扩大了对越南的军事干涉；作为回应，中国也立即加强对北越的全面援助，派遣军队入越参战。这直接将中美置于敌对的前线。
　　如果美越关系持续处于战争状态，中美调整关系的可能性也较小，但恰恰在1968年，历史发生了转折。一方面，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加剧了美苏矛盾，另一方面，美越战争走向和谈，给焦灼的中美越关系降了温。
　　这给中美关系的打开，提供了非常好的机缘。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对中国非常不利。在中苏关系严重恶化的背景下，中国重新调整对美政策，将国防的战略重点从“重南（美国）”转向“南北并重（美苏）”，再向“重北（苏联）”转移。
　　1969年，在毛泽东的授意下，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元帅研究国际形势，提出两份报告。报告认为，在中美苏三国之间，美苏矛盾和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报告并提出主动利用美苏矛盾的策略。
　　当年年底，周恩来的讲话中出现了“只讲美苏勾结，不讲争夺，片面性很大”的说法，这预示着中国在外交上“将利用美苏矛盾、决定调整对美政策”的前景。

三角格局下的缓和

　　1969年，在中国有意调整对美政策之际，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在大选中获胜，当选美国总统。 　　尼克松一向持有强硬反共立场，但这时他已经转变了对华态度。两年前，在一篇文章中他曾提道：“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负担不起永远把中国留在各国大家庭之外的责任。”
　　在当选总统后，他频频释放对华缓和信号。在就职演说中，他提到美国要谋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暗含对华缓和的主张。入主白宫后，他指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3月，他在同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会谈中，提出希望与中国开展对话，并请求法国替他向中国转达这个意向。

　　到了当年年底，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年终的记者招待会上，也释放了这种态度，宣称：“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对其他国家—包括共产党国家，特别像共产党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判断，将以它们的行为为依据，而不是以国内的意识形态为依据。”
　　这一年的珍宝岛战役，加快了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步伐。基辛格后来写道：“在苏联和中国军队于一条默默无闻的江上冰封的西伯利亚冻土地带爆发冲突时……一切朦胧不清都消失了，我们毫不犹豫地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
　　在尼克松任上，美国政府对华摆出较为务实和友好的姿态。
　　1970年6月4日，美国众议院从援外拨款法案中取消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决定，为中国加入联合国和入常扫除了障碍。
　　在同一年，美军从柬埔寨完成全部撤军，并不再向柬埔寨使用军队，同时，进一步减少了在越南的军力投入，并减少了在韩国的驻军。当年6月25日，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提出针对中国的“减少意外战争危险”的备忘录，也被美国拒绝。

基辛格后来写道：“在苏联和中国军队于一条默默无闻的江上冰封的西伯利亚冻土地带爆发冲突时……一切朦胧不清都消失了，我们毫不犹豫地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

　　另外，尼克松批准了通用汽车公司向中国出口汽车零件的申请，并宣布美国取消在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装载非战略物资运往或运出中国的船只加油的禁令。
　　与之呼应，中国也释放了对美善意，提前释放了关押11年之久的美国间谍，并向寓居瑞士的美国著名记者、在延安时期已和毛泽东结下深厚友谊的埃德加·斯诺发出访华邀请。如基辛格所说，中国的政治动作向来充满象征意味，在会见斯诺时，毛泽东透露了他愿意同美国缓和、与尼克松见面的意愿：“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100年不建交啊？”
　　1972年的“世纪握手”和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转折。此前一年，尼克松宣布基辛格访华的消息和公告，震惊了世界。台湾当局无法相信，痛苦地指责尼克松进行了“不光彩的交易”，背叛了美国在亚洲“最坚定的反共盟友”，并向华盛顿提出“强烈的抗议”。
　　台湾的抗议是一个较小的插曲，与之相比，苏联却是中美关系中最大的变数。
　　进入1970年代，中美苏基本已经形成“三角关系”的格局。其中，美苏处于两极，给中国提供了回旋余地和外交空间。三方的关系彼此影响，当中国与苏联交恶，中美谋求交往，走向缓和；这又促使苏联和美国软化关系；而美苏关系缓和，也引来中国的警惕和反对。
　　1973年5月5日，基辛格在白宫会见中国联络处副主任韩叙，向他通报最近访问苏联准备美苏首脑会谈的情况时，提到一个情节。
　　一天，勃列日涅夫请基辛格打猎。野餐时，勃列日涅夫问：“你们把中国当盟友吗？”
　　基辛格答：“不，我們不把他们当盟友，我们把他们当朋友。”
　　勃列日涅夫说，“你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朋友，但我们（美苏）应当是伙伴。”“我们有共同的责任防止中国成为一个核大国。”
　　基辛格答：“我并不认为有这种责任。”
　　后来，勃列日涅夫正式向基辛格提出“美苏联手制止中国发展核武器，交换中国军事情报”的建议。
　　而中国，也在向美国表达着对苏联的批评和对美苏关系缓和的不满。
　　1974年，复出后的邓小平担任副总理，批评基辛格搞缓和，责备美国对苏联太软弱，太被动，以至于苏联填补了美国在东南亚撤军留下的空白。中方还警告，美国对苏联在德国、在巴尔干，甚至在西欧的不断让步，会使自己退无可退，“结局将是敦刻尔克”。
　　其后，邓小平愈发担心苏联决心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因此要与美国、日本和北欧各国等立场相同的国家，形成对抗苏联的“一条线”。1979年访美期间，邓小平在与卡特交换双边重大战略问题时还特别表示：世界不安宁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同时表示中国愿与美国一起抗苏。
　　到了70年代末，中美正式建交，中美关系再次因为越南问题而向前大踏了一步。

以灵活外交跨越障碍

　　1980年代，中美进入了一段难得的“蜜月期”。
　　之前，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头两年，两国各方面的关系都取得了巨大进展，仅政府间先后达成的条约和协定就有27项之多。邓小平在1979年访美期间，和卡特总统亲自签订了两国科技合作协定，两国将在农业、能源、空间、卫生、环境、地学、工程、科学技术等方面进行合作。
　　但军事领域，最考验彼此的关系和信任程度。
　　本来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是否发展与中国的军事关系是摇摆不定的。但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和发生伊朗危机，美苏关系急剧恶化后，美国的确感到了推进与中国的战略关系的必要性。
　　此后不久，美国政府内部形成统一意见，对中国解禁了近30种军事设备，包括防空雷达、无线电通讯设备、对流层通讯设备、运输直升飞机、卡车、电子干扰设备等。 　　1980年，两国国防部长布朗和耿飚实现互访。1985年6月，国防部长张爱萍访美，其间同美国签署军事合作协议，中国获得包括“陶”式反坦克导弹、“霍克”防空导弹等武器的生产技术。美国为了构建成建制的假想敌部队，也从中国购买了15架歼7II和一架歼7M。
　　军事互信的达成，以政治互信的搭建为基础，对于中美来说，政治互信的突破，首先不得不面对台湾问题。
　　在中美关系缓和的进程中，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交往中的核心问题；中美之间达成的1972、1978、1982年三份外交公报，台湾都是非常重要的争议点。

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和发生伊朗危机，美苏关系急剧恶化后，美国的确感到了推进与中国的战略关系的必要性。

　　傅高義在《邓小平时代》里写道，为了实现同美国建交这个目标，邓小平准备在很多问题上采取灵活的立场。然而在一个问题—台湾问题—上，就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他有着不可动摇的“原则”。除非美国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出全部驻台美军，他不会和美国建交。
　　中国对这一问题的敏感，正如常年和中国打交道的基辛格所认识到的，对大西洋国家来说，联盟框架已取代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这些国家来说，利用软实力和多边外交这些外交政策工具以达成合作更为重要。但对独立不久的亚洲国家来说，情况正好相反，主权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性，不干涉内政是基本原则。
　　但这不意味着没得谈，在和彼此打交道的过程中，中美两方逐渐加深了认识：冲突并非命定，维持外交的灵活性，也可以避免出现零和博弈。中美缓和中的突破性进展，得益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逐步后退，也成就于中国在坚守底线基础上保持灵活的外交手段。
　　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国两制”的建设性构想，为三角关系向前推进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但如果不坦诚地触及核心问题，中美关系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困难没有想象的那么大。1972年2月21日，在尼克松访华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在堆满书的大书房里接见了他。毛泽东的态度是，中美关系应当超越于美国国内的党派政治之上，这样才能立足于长远。“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它打交道。”
　　在那次会谈的最后，毛泽东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次没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
　　尼克松听进去了，他在任内积极推动中美关系复苏，功莫大焉；后来的卡特说：“我从来没有从因循拖延中得到什么。”而对台感情深厚的里根，任上中美关系出现危机，但他访问中国，强调“一个强大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通过了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
　　不难发现，从尼克松到福特、卡特乃至里根，几任美国总统，即使对华强硬或曾对华强硬，但在任上都保持克制、转变态度，总体上也都在推进中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