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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宝珊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经历并见证中国革命伟大进程的杰出人物之一。早年即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作为国民党军政要员，长期活跃于西北军事、政治舞台。身处进步和倒退两种势力激烈交锋、时局错综复杂的政治旋涡之中，他每每敏锐辨析，排纷解难，举重若轻，被时人誉为“排难解纷的鲁仲连，轻裘缓带的羊公子”。他胸怀国家民族大义，积极推动国共合作，坚定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国共两党的多次重要合作谈判都有他的身影。他熟读史书、敬贤礼士、刚正睿智、豪侠仗义，蒋介石对他礼让三分，毛泽东尊其为上宾。新中国成立后，首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继任省长，长达18年。任上他励精图治，筹谋发展，恤民诤谏，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深受各界群众的信任爱戴。
少年从军 投身革命
1894年11月10日，邓宝珊出生于甘肃省天水市城区一个弃儒从商的普通家庭。由于晚清政府腐败没落，社会动荡不安，加之家道中落，生活艰辛，童年的邓宝珊只读了两三年私塾即被迫辍学。邓宝珊兄弟姊妹五人，他居中，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妹一弟。家庭的变故迫使他过早地走向社会，生活的苦难教他学会自强自立。1908年夏，年仅14岁的邓宝珊虚报年龄在兰州被招募为新军，奔赴新疆伊犁驻防。在这里他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初步接触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救国救民之道，立下报效国家的远大志向，于1910年7月加入同盟会，从此走向新的人生道路。新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到镇压后，邓宝珊辗转来到西北重镇陕西西安，联络革命党人举行“华山聚义”，密谋倒袁护国，再举义旗。他积极响应革命党的号召，参加陕军，冲锋陷阵；制造武器，扩编队伍；营谋战事，每战必胜，渐在陕军中崭露头角。在军中职位升迁的同时，其民主信仰日益坚定，与同仁策划发动三原起义，共同创建陕西靖国军，在陕西举起了反袁护国、护法倒陈（树藩）大旗。后陕西靖国军易帜改编，时任胡景翼部第六支队司令的邓宝珊无力回天，至为苦闷。这一情况被人报告给孙中山。远在广东的孙中山十分重视陕西靖国军的情况，即于1921年10月给邓宝珊带来一封信，勉励他为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制度而奋斗，“为国珍重”。孙中山的来信成为他体国恤民、勇赴国难的动力和追求。
慷慨赠枪 支援友党
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两点一存”的重要地位。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在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艰辛历程中，曾组织领导了数十次的兵运斗争。
1932年4月16日，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焦维炽从西安步行前往甘肃靖远王子元警备第三旅策划发动起义。后起义失败。5月中旬，谢子长、焦维炽等相继会合兰州，筹划再次举行起义。很快，谢子长在小西湖见到了时任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委员兼省政府秘书长的杜斌丞。分别时，杜斌丞送给谢子长一把全新手枪，表示对共产党人的敬重和支持。
几天后，杜斌丞又将他的挚友、时任国民政府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的邓宝珊介绍给谢子长，并约两人在五泉山密会。谢子长和邓宝珊在抵制蒋介石剪除异己、联合抗日等问题上志同道合，两人广泛交换了意见，亲如故交。邓宝珊当即赠送谢子长手枪两把，子弹200发。事后，邓宝珊又密令杜斌丞的秘书常黎夫交给谢子长手提式机枪两挺、步枪三支、驳壳枪两支、手枪一把及子弹500发。谢子长又召集旧部于1932年5月30日在水泉堡再次打出起义旗帜。虽浴血奋战数月，第二次起义又告失败。
靖远的两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区领导创建红军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宝珊慷慨赠枪，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华民族追求正义解放事业的同情、拥护和支持。
支撑北线 联合抗日
1935年9月，国民政府给高级将领授衔，邓宝珊被授予中将军衔。从1937年10月起，邓宝珊先后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防榆林12年。抗战开始后，榆林成为抗日的北线，以黄河一线为屏障，阻敌入侵。邓宝珊组织军民多次粉碎和击溃日寇的进攻侵扰。蒋介石顽固坚持反共政策，多次发动反共高潮，一再指示榆林驻军同共产党制造磨擦，严令封锁进入边区的人员和物资。对蒋介石、胡宗南的指令，邓宝珊都推诿或变通执行，并叮嘱部下一定要维护陕甘宁边区到榆林一线公路的畅通，保护来往车辆和人员顺利出入。抗战期间，这条线路一直是货运无阻。邓宝珊还多次利用私人关系，在国统区为延安购买输送急需的物资、药品等，多次掩护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秘密安全地出入延安。
由于邓宝珊坚决抵制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蒋介石、胡宗南视他为心头大疾，从政治、军事、经济上屡屡向他施加压力。1943年6月，邓宝珊奉国民党中央电召去重庆开会，指定他绕道宁夏赴渝，不必途经延安。邓宝珊对此极为反感，他说：“不指定路线便罢，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这条路。”毛泽东对邓宝珊不惧高压，仍然取道延安的做法给予高度赞赏，指示边区政府沿途为邓宝珊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仪式。6月17日，邓宝珊一行到达延安，数千名八路军战士列队郊外，夹道欢迎。抗战中，中共中央在延安如此隆重礼迎一名党外友人，实为罕见。当天，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共中央礼堂为邓宝珊接风洗尘，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续范亭等十几位党内外知名人士作陪。此次延安之行，更加坚定了邓宝珊团结抗日、争取民主建国的决心。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邓宝珊在他的管辖区内坚持实行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政策，使中共中央毫无后顾之忧地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其间，毛泽东给邓宝珊的亲笔信十余封。1944年12月22日毛泽东致邓宝珊的信中对他作了高度的评价：“去年时局转换（指蒋介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邓宝珊不但不执行国民党的磨擦计划，而且暗通信息，帮助中共中央粉碎反革命阴谋），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这一时期，邓宝珊驻守晋陕绥边区，一边坚守黄河防线击退日军，一边坚持国共合作方针，坚定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制蒋介石在陕甘宁边区北线发动的反共高潮，客观上保证了延安北大门的稳定和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为中共中央集中力量领导和指挥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挫败国民党反共和封锁困死边区的阴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诤言谏蒋 反对内战
抗战时期，邓宝珊去重庆参加国民党政府高级会议，置身于国民党上层官僚一片反共喧嚣声中，他信念笃定，不为所动，在会见蒋介石时，仍力谏蒋“我愿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意即劝蒋放弃内战，联共抗日，一致对外，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这使蒋介石心里十分不快，放弃了让邓宝珊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打算。事后，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长于右任埋怨邓宝珊说：“你不想要颡（陕西方言“颡”是头的意思）了吗？”邓宝珊说：“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保颡亡国价值何在？”
1946年3月，邓宝珊赴重庆参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接着，蒋介石又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全面内战。会上，以陈诚为代表的蒋介石嫡系将领一致主战，火药味很浓。为了拉拢非嫡系部队将领为自己效力，蒋介石故意征询邓宝珊的看法。不想卷入内战旋涡的邓宝珊回答：“既然已有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内战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打的。第一，经过八年抗战，人民苦难深重，好不容易胜利了，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打的话，人心厌战；第二，八年抗战搞得民穷财尽、国力空虚，再若打仗，经济上要崩溃。” 说得会场一时鸦雀无声。
会后，邓宝珊又来到南京会见蒋介石，陈说内战利害：“民困财乏，国民厌战，战端万万起不得，武力统一行不通。我敢击掌，国军吃不掉共军，共军更搞不垮国军，到头来，两败俱伤，百姓吃苦，不知哪个渔翁得利。”邓宝珊又把挑选好的一叠报纸给蒋介石看：“城市闹工潮、闹学潮、闹增薪，乡村抗捐、抗税、抗丁，变民闹事铤而走险，国情如此，怎堪再战！”蒋介石却冷冷地说：“报纸我天天看，重要的是不为假象所惑，历史会证明你我谁是对的。”邓宝珊担忧国是，离开南京前准备给蒋介石再写封信。苦思一夜未得一言，东方破晓，无奈之下写下了20个大字：“兵者，国之大计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蒋介石看信后问副官：“邓将军走了吗？”副官答：“回榆林了！”蒋介石连声说：“那好，那好，那好，存档。”从此，蒋介石不再见邓宝珊。
坦诚建言 以“和为贵”
1943年11月下旬，邓宝珊返回榆林途中经过延安，毛泽东挽留他多住几天，到延安各处走走看看。邓宝珊欣然接受，在延安住了20多天。他看到延安整风运动很过火，抢救失足者运动受整的很多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真理的热血青年，邓宝珊的触动很大。毛泽东宴请邓宝珊时，邓宝珊把他的看法坦诚地讲出来，并提出以“和为贵”，不要天天搞“阶级斗争”的想法。邓宝珊的秘书杨令德随行，席间，杨将其外甥袁尘影在延安整风审干中被关押一事向毛泽东提出。毛泽东即让西北局书记高岗查询此事。因未查出问题，不久袁尘影即被释放。全国解放后，袁尘影成为甘肃日报社的一名记者，一生都感念邓宝珊将军。
新中国成立后，邓宝珊在甘肃省省长任上去北京开会，多次受到毛主席的会见、宴请。两人在聊天中，毛主席又提起邓宝珊对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贡献。邓宝珊接着说：“我一贯主张‘和为贵’，主席提出‘阶级斗争’，对此我有不同看法。”邓宝珊的言外之意是表达对历次政治运动过“左”、反右斗争扩大化的不同意见。毛主席思索片刻说：“对敌人不斗行吗？”毛主席是用了两种不同概念巧妙地回答了邓宝珊。
延安结友 礼遇殊胜
毛主席一生清正廉洁，从不收受同志和下属的礼物。外国元首赠送给他的国礼，都交有关部门登记保管。但是毛主席对民主人士和他的亲密战友不仅赠送礼物，而且非常用心。在毛主席的礼单中，有他送给别人的礼物名称、时间等详细记载。他给宋庆龄送熊掌，给任弼时送一盆小金鱼，给齐白石送寿礼，都精心挑选，饱含深情。毛主席赠给邓宝珊的礼物也极特别。
1939年4月，时任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驻防榆林的邓宝珊去武功参加胡宗南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5月，邓宝珊返榆林路过延安。为了不惊扰边区，邓宝珊自行住进了延安南街的一个骡马店，准备次日一早返回榆林。是夜，延安市公安局到骡马店查询过往人员，发现邓宝珊一行后，即报告中共中央交际处处长金城。金城无论如何不能相信邓宝珊这位闻名西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会在骡马店下榻，经核实后，他立即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指示金城，一定要热情欢迎和接待邓宝珊一行，一定要把邓宝珊留下多住几天。金城来到骡马店，接待他的是副官长于浚都。金城表示了欢迎之意，并提请邓宝珊一行移住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于浚都婉辞。因天色已晚，当夜金城没有见到邓宝珊。次日一早，金城又来到骡马店，转达毛泽东盛情挽留之意后，邓宝珊同意留住几日。随后，毛泽东和肖劲光请邓宝珊一行吃午饭。席间，毛泽东向邓宝珊介绍了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与西北军爱国将领坦诚合作的愿望，邓宝珊也表达了对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诚意和胸襟的赞赏，称赞此乃国家民众之福，深得人心。毛泽东和邓宝珊一见如故，谈话十分投机。毛泽东诚挚邀请邓宝珊多住几天，邓宝珊愉快地接受，并住了一个星期。这次初识，邓宝珊和毛泽东结下了深厚友谊。之后，毛泽东和邓宝珊常有信使往来，毛泽东还多次派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赴榆林通报抗日时局和重要决策。1938年12月5日，毛泽东致函邓宝珊，告知日军西侵延安图谋和延安防备情况：
宝珊仁兄左右：
近日敌侵西北之消息又有传闻，谅尊处早已得悉。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高明如兄，谅有同情。特嘱陈奇涵同志趋谒麾下报告防务，并将敝党六中全会之报告、决议、宣言等件带呈左右，借供参考。倘有指示，概祈告之奇涵。
专此。敬颂
戎绥
弟毛泽东 上
十二月五日
1943年11月下旬，邓宝珊到延安前，毛泽东叮嘱邓宝珊的好友续范亭说：“邓先生是国民党里联共抗日的进步人士，我们对他的团结方针不变。他如有困难，我们应按对国民党军队区别对待的原则，给他以政治上、物质上的帮助。”这次，邓宝珊在延安期间因感染伤寒患病，毛泽东亲自上门探望，并请来边区政府副主席、名医李鼎铭为其把脉处方，又委托金城将十张上好狐皮交给邓宝珊，让他做件大衣御寒。邓宝珊接到狐皮后，对毛泽东的关心十分感激，他请人将那十张狐皮缝制了一件皮大衣，用了几十年，现今存放在天津平津战役纪念馆。 和谈钥匙 民族功臣
内战爆发后，一心厌战的邓宝珊被迫卷入内战旋涡。1948年，邓宝珊经历了从徘徊、痛苦到因对国民党的统治彻底绝望而下定决心起义的过程。
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发起平津战役。在战局对国民党守军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产生与共产党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在傅作义举棋不定的情况下，他的老朋友马占山提议请邓宝珊来助一臂之力。傅作义如绝处逢生，立即电邀并派他的专机去绥远接邓宝珊到北平议事。12月28日，邓宝珊飞抵北平，与傅作义竟夕长谈，分析时局，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的思想逐渐明朗。1949年元旦后，平津解放军司令部提出让傅作义派出一位“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继续谈判。傅作义考虑再三，深知邓宝珊和共产党的关系，又有威望，出任与共产党谈判的首席代表，将有利谈判的进行。遂委任邓宝珊为北平和谈首席代表，最终促成与中共高级将领林彪等人在北平和平解放谈判协议上签字。北平和平解放的意义十分重大，不仅保护了闻名于世的文化古城、文物古迹，保护了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为未解放地区树起了和平解放的“北平方式”，大大促进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北平《新民报》发表文章，称邓宝珊为“和平将军”，是“北平和平解放的一把钥匙”。全国解放后，傅作义任水利部部长，邓宝珊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两位爱国民主人士一生结下了深厚友谊。
体恤饥民 陈情救难
从1950年1月至1968年8月，邓宝珊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1955年后，省人民政府主席改称省长）18年。在任上的十多年里，他身为党外民主人士，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直保持着“秉公直言”“肝胆相照”的亲密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1960年秋，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时期，毛主席收到了邓宝珊送的一份特殊“食物”，用榆树皮磨成的“面粉”烙的饼子，这种食物是当时甘肃人民在饥荒中赖以维生的主要食品。时任甘肃省省长的邓宝珊到河西下乡调研，看到老百姓处于严重饥荒中，勉强用这样的食物维持生命，并出现了因饿致死的状况，忧心如焚，特意向群众要了几个榆树皮面饼带回家，一方面想让省委和中央领导了解甘肃饥荒的严重情况；另一方面想用这样的食物教育自己的子女。情急之下，他萌生了将这种“饥民之食”送给毛主席的想法，让毛主席了解甘肃老乡处在饥荒之中、苦度饥饿的真实情况。甘肃省委主要领导反对邓宝珊的想法：“你把这东西送给毛主席，影响不好，轻则挨批评，重则受处分。你已经是到了右倾边沿的人了。”邓宝珊则坚持：“我是不是右倾得由中央决定，不是省委能定的。我实事求是地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问题，个人的进退荣辱不是什么大事，人命关天，群众的吃饭问题是大事啊！”邓宝珊把榆树皮面饼带到北京，通过中办转交毛主席。毛主席收到邓宝珊送来的食物后，十分难过，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在陕北见过这东西，很难吃。我们的人民吃苦了。”说着，毛主席的眼圈红了。接着又说：“只有邓宝珊敢给我送此礼物。”随后责成国务院尽快解决甘肃饥荒问题，抢救人命。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专程来到甘肃、青海实地查看农村饥荒情况，并与邓宝珊交换意见，及时部署救灾工作，缓解了灾情。
仗义执言 忠谏为国
1956年，邓宝珊到北京参加人代会。毛主席请他去家中吃饭。时值苏共二十大召开不久，邓宝珊请毛主席就苏联全面否定斯大林问题谈谈看法。毛主席说：“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他的功大于过，全面否定是错误的。”还强调共产党要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决不允许以势压人。邓宝珊接着说：“在现实生活中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恐怕要有制度做保障。”毛主席听后连连点头。接着毛主席请邓宝珊就镇反运动中处决国民党甘肃省原教育厅厅长宋恪一事谈谈看法。当时作为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邓宝珊因公不在兰州，回来时宋恪已经被镇压。邓宝珊说，宋恪是当时甘肃少有的几个留美知识分子，没有大的罪恶，应当是可杀可不杀的。毛主席说，既然是这样，还是不杀为好。希望你以后看到我们的缺点要不客气地提出来。听到毛主席言辞恳切的话语，邓宝珊感激地说：“放心吧，主席，我一定
会的。”
20世纪50年代，邓宝珊在北京开会期间，毛主席约他见面。谈话中说到习仲勋时，邓宝珊对毛主席说：“仲勋气度大，能团结人，德才兼备，可以挑重担。”毛主席赞同地说：“你的看法很准，这个同志最大的特点是能团结各方面的人，胸怀博大，能负重任。”不久，习仲勋因《刘志丹》小说案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成员。邓宝珊进京见毛主席时说：“仲勋是治国的贤才，年富力强，能挑重担。您上次和我谈到他时也肯定我的看法，怎么突然变成了反党分子？”毛主席思考良久说：“人也是变化的啊！”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邓宝珊敢于当面直谏毛主席，表达不同意见，其胆识和勇气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邓宝珊曾任国民党军政要职，在共产党执政时期长期主政一方，他的人生轨迹代表了对正义事业的追求、对和平的渴望和对人民的热爱，他的一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编辑 王 雪）
（杨元忠，中共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张桂山，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任；秦颖儒，镇原县政府机关主任科员）
少年从军 投身革命
1894年11月10日，邓宝珊出生于甘肃省天水市城区一个弃儒从商的普通家庭。由于晚清政府腐败没落，社会动荡不安，加之家道中落，生活艰辛，童年的邓宝珊只读了两三年私塾即被迫辍学。邓宝珊兄弟姊妹五人，他居中，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妹一弟。家庭的变故迫使他过早地走向社会，生活的苦难教他学会自强自立。1908年夏，年仅14岁的邓宝珊虚报年龄在兰州被招募为新军，奔赴新疆伊犁驻防。在这里他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初步接触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救国救民之道，立下报效国家的远大志向，于1910年7月加入同盟会，从此走向新的人生道路。新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到镇压后，邓宝珊辗转来到西北重镇陕西西安，联络革命党人举行“华山聚义”，密谋倒袁护国，再举义旗。他积极响应革命党的号召，参加陕军，冲锋陷阵；制造武器，扩编队伍；营谋战事，每战必胜，渐在陕军中崭露头角。在军中职位升迁的同时，其民主信仰日益坚定，与同仁策划发动三原起义，共同创建陕西靖国军，在陕西举起了反袁护国、护法倒陈（树藩）大旗。后陕西靖国军易帜改编，时任胡景翼部第六支队司令的邓宝珊无力回天，至为苦闷。这一情况被人报告给孙中山。远在广东的孙中山十分重视陕西靖国军的情况，即于1921年10月给邓宝珊带来一封信，勉励他为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制度而奋斗，“为国珍重”。孙中山的来信成为他体国恤民、勇赴国难的动力和追求。
慷慨赠枪 支援友党
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两点一存”的重要地位。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在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艰辛历程中，曾组织领导了数十次的兵运斗争。
1932年4月16日，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焦维炽从西安步行前往甘肃靖远王子元警备第三旅策划发动起义。后起义失败。5月中旬，谢子长、焦维炽等相继会合兰州，筹划再次举行起义。很快，谢子长在小西湖见到了时任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委员兼省政府秘书长的杜斌丞。分别时，杜斌丞送给谢子长一把全新手枪，表示对共产党人的敬重和支持。
几天后，杜斌丞又将他的挚友、时任国民政府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的邓宝珊介绍给谢子长，并约两人在五泉山密会。谢子长和邓宝珊在抵制蒋介石剪除异己、联合抗日等问题上志同道合，两人广泛交换了意见，亲如故交。邓宝珊当即赠送谢子长手枪两把，子弹200发。事后，邓宝珊又密令杜斌丞的秘书常黎夫交给谢子长手提式机枪两挺、步枪三支、驳壳枪两支、手枪一把及子弹500发。谢子长又召集旧部于1932年5月30日在水泉堡再次打出起义旗帜。虽浴血奋战数月，第二次起义又告失败。
靖远的两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区领导创建红军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宝珊慷慨赠枪，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华民族追求正义解放事业的同情、拥护和支持。
支撑北线 联合抗日
1935年9月，国民政府给高级将领授衔，邓宝珊被授予中将军衔。从1937年10月起，邓宝珊先后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防榆林12年。抗战开始后，榆林成为抗日的北线，以黄河一线为屏障，阻敌入侵。邓宝珊组织军民多次粉碎和击溃日寇的进攻侵扰。蒋介石顽固坚持反共政策，多次发动反共高潮，一再指示榆林驻军同共产党制造磨擦，严令封锁进入边区的人员和物资。对蒋介石、胡宗南的指令，邓宝珊都推诿或变通执行，并叮嘱部下一定要维护陕甘宁边区到榆林一线公路的畅通，保护来往车辆和人员顺利出入。抗战期间，这条线路一直是货运无阻。邓宝珊还多次利用私人关系，在国统区为延安购买输送急需的物资、药品等，多次掩护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秘密安全地出入延安。
由于邓宝珊坚决抵制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蒋介石、胡宗南视他为心头大疾，从政治、军事、经济上屡屡向他施加压力。1943年6月，邓宝珊奉国民党中央电召去重庆开会，指定他绕道宁夏赴渝，不必途经延安。邓宝珊对此极为反感，他说：“不指定路线便罢，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这条路。”毛泽东对邓宝珊不惧高压，仍然取道延安的做法给予高度赞赏，指示边区政府沿途为邓宝珊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仪式。6月17日，邓宝珊一行到达延安，数千名八路军战士列队郊外，夹道欢迎。抗战中，中共中央在延安如此隆重礼迎一名党外友人，实为罕见。当天，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共中央礼堂为邓宝珊接风洗尘，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续范亭等十几位党内外知名人士作陪。此次延安之行，更加坚定了邓宝珊团结抗日、争取民主建国的决心。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邓宝珊在他的管辖区内坚持实行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政策，使中共中央毫无后顾之忧地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其间，毛泽东给邓宝珊的亲笔信十余封。1944年12月22日毛泽东致邓宝珊的信中对他作了高度的评价：“去年时局转换（指蒋介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邓宝珊不但不执行国民党的磨擦计划，而且暗通信息，帮助中共中央粉碎反革命阴谋），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这一时期，邓宝珊驻守晋陕绥边区，一边坚守黄河防线击退日军，一边坚持国共合作方针，坚定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制蒋介石在陕甘宁边区北线发动的反共高潮，客观上保证了延安北大门的稳定和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为中共中央集中力量领导和指挥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挫败国民党反共和封锁困死边区的阴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诤言谏蒋 反对内战
抗战时期，邓宝珊去重庆参加国民党政府高级会议，置身于国民党上层官僚一片反共喧嚣声中，他信念笃定，不为所动，在会见蒋介石时，仍力谏蒋“我愿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意即劝蒋放弃内战，联共抗日，一致对外，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这使蒋介石心里十分不快，放弃了让邓宝珊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打算。事后，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长于右任埋怨邓宝珊说：“你不想要颡（陕西方言“颡”是头的意思）了吗？”邓宝珊说：“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保颡亡国价值何在？”
1946年3月，邓宝珊赴重庆参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接着，蒋介石又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全面内战。会上，以陈诚为代表的蒋介石嫡系将领一致主战，火药味很浓。为了拉拢非嫡系部队将领为自己效力，蒋介石故意征询邓宝珊的看法。不想卷入内战旋涡的邓宝珊回答：“既然已有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内战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打的。第一，经过八年抗战，人民苦难深重，好不容易胜利了，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打的话，人心厌战；第二，八年抗战搞得民穷财尽、国力空虚，再若打仗，经济上要崩溃。” 说得会场一时鸦雀无声。
会后，邓宝珊又来到南京会见蒋介石，陈说内战利害：“民困财乏，国民厌战，战端万万起不得，武力统一行不通。我敢击掌，国军吃不掉共军，共军更搞不垮国军，到头来，两败俱伤，百姓吃苦，不知哪个渔翁得利。”邓宝珊又把挑选好的一叠报纸给蒋介石看：“城市闹工潮、闹学潮、闹增薪，乡村抗捐、抗税、抗丁，变民闹事铤而走险，国情如此，怎堪再战！”蒋介石却冷冷地说：“报纸我天天看，重要的是不为假象所惑，历史会证明你我谁是对的。”邓宝珊担忧国是，离开南京前准备给蒋介石再写封信。苦思一夜未得一言，东方破晓，无奈之下写下了20个大字：“兵者，国之大计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蒋介石看信后问副官：“邓将军走了吗？”副官答：“回榆林了！”蒋介石连声说：“那好，那好，那好，存档。”从此，蒋介石不再见邓宝珊。
坦诚建言 以“和为贵”
1943年11月下旬，邓宝珊返回榆林途中经过延安，毛泽东挽留他多住几天，到延安各处走走看看。邓宝珊欣然接受，在延安住了20多天。他看到延安整风运动很过火，抢救失足者运动受整的很多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真理的热血青年，邓宝珊的触动很大。毛泽东宴请邓宝珊时，邓宝珊把他的看法坦诚地讲出来，并提出以“和为贵”，不要天天搞“阶级斗争”的想法。邓宝珊的秘书杨令德随行，席间，杨将其外甥袁尘影在延安整风审干中被关押一事向毛泽东提出。毛泽东即让西北局书记高岗查询此事。因未查出问题，不久袁尘影即被释放。全国解放后，袁尘影成为甘肃日报社的一名记者，一生都感念邓宝珊将军。
新中国成立后，邓宝珊在甘肃省省长任上去北京开会，多次受到毛主席的会见、宴请。两人在聊天中，毛主席又提起邓宝珊对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贡献。邓宝珊接着说：“我一贯主张‘和为贵’，主席提出‘阶级斗争’，对此我有不同看法。”邓宝珊的言外之意是表达对历次政治运动过“左”、反右斗争扩大化的不同意见。毛主席思索片刻说：“对敌人不斗行吗？”毛主席是用了两种不同概念巧妙地回答了邓宝珊。
延安结友 礼遇殊胜
毛主席一生清正廉洁，从不收受同志和下属的礼物。外国元首赠送给他的国礼，都交有关部门登记保管。但是毛主席对民主人士和他的亲密战友不仅赠送礼物，而且非常用心。在毛主席的礼单中，有他送给别人的礼物名称、时间等详细记载。他给宋庆龄送熊掌，给任弼时送一盆小金鱼，给齐白石送寿礼，都精心挑选，饱含深情。毛主席赠给邓宝珊的礼物也极特别。
1939年4月，时任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驻防榆林的邓宝珊去武功参加胡宗南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5月，邓宝珊返榆林路过延安。为了不惊扰边区，邓宝珊自行住进了延安南街的一个骡马店，准备次日一早返回榆林。是夜，延安市公安局到骡马店查询过往人员，发现邓宝珊一行后，即报告中共中央交际处处长金城。金城无论如何不能相信邓宝珊这位闻名西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会在骡马店下榻，经核实后，他立即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指示金城，一定要热情欢迎和接待邓宝珊一行，一定要把邓宝珊留下多住几天。金城来到骡马店，接待他的是副官长于浚都。金城表示了欢迎之意，并提请邓宝珊一行移住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于浚都婉辞。因天色已晚，当夜金城没有见到邓宝珊。次日一早，金城又来到骡马店，转达毛泽东盛情挽留之意后，邓宝珊同意留住几日。随后，毛泽东和肖劲光请邓宝珊一行吃午饭。席间，毛泽东向邓宝珊介绍了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与西北军爱国将领坦诚合作的愿望，邓宝珊也表达了对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诚意和胸襟的赞赏，称赞此乃国家民众之福，深得人心。毛泽东和邓宝珊一见如故，谈话十分投机。毛泽东诚挚邀请邓宝珊多住几天，邓宝珊愉快地接受，并住了一个星期。这次初识，邓宝珊和毛泽东结下了深厚友谊。之后，毛泽东和邓宝珊常有信使往来，毛泽东还多次派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赴榆林通报抗日时局和重要决策。1938年12月5日，毛泽东致函邓宝珊，告知日军西侵延安图谋和延安防备情况：
宝珊仁兄左右：
近日敌侵西北之消息又有传闻，谅尊处早已得悉。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高明如兄，谅有同情。特嘱陈奇涵同志趋谒麾下报告防务，并将敝党六中全会之报告、决议、宣言等件带呈左右，借供参考。倘有指示，概祈告之奇涵。
专此。敬颂
戎绥
弟毛泽东 上
十二月五日
1943年11月下旬，邓宝珊到延安前，毛泽东叮嘱邓宝珊的好友续范亭说：“邓先生是国民党里联共抗日的进步人士，我们对他的团结方针不变。他如有困难，我们应按对国民党军队区别对待的原则，给他以政治上、物质上的帮助。”这次，邓宝珊在延安期间因感染伤寒患病，毛泽东亲自上门探望，并请来边区政府副主席、名医李鼎铭为其把脉处方，又委托金城将十张上好狐皮交给邓宝珊，让他做件大衣御寒。邓宝珊接到狐皮后，对毛泽东的关心十分感激，他请人将那十张狐皮缝制了一件皮大衣，用了几十年，现今存放在天津平津战役纪念馆。 和谈钥匙 民族功臣
内战爆发后，一心厌战的邓宝珊被迫卷入内战旋涡。1948年，邓宝珊经历了从徘徊、痛苦到因对国民党的统治彻底绝望而下定决心起义的过程。
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发起平津战役。在战局对国民党守军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产生与共产党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在傅作义举棋不定的情况下，他的老朋友马占山提议请邓宝珊来助一臂之力。傅作义如绝处逢生，立即电邀并派他的专机去绥远接邓宝珊到北平议事。12月28日，邓宝珊飞抵北平，与傅作义竟夕长谈，分析时局，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的思想逐渐明朗。1949年元旦后，平津解放军司令部提出让傅作义派出一位“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继续谈判。傅作义考虑再三，深知邓宝珊和共产党的关系，又有威望，出任与共产党谈判的首席代表，将有利谈判的进行。遂委任邓宝珊为北平和谈首席代表，最终促成与中共高级将领林彪等人在北平和平解放谈判协议上签字。北平和平解放的意义十分重大，不仅保护了闻名于世的文化古城、文物古迹，保护了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为未解放地区树起了和平解放的“北平方式”，大大促进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北平《新民报》发表文章，称邓宝珊为“和平将军”，是“北平和平解放的一把钥匙”。全国解放后，傅作义任水利部部长，邓宝珊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两位爱国民主人士一生结下了深厚友谊。
体恤饥民 陈情救难
从1950年1月至1968年8月，邓宝珊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1955年后，省人民政府主席改称省长）18年。在任上的十多年里，他身为党外民主人士，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直保持着“秉公直言”“肝胆相照”的亲密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1960年秋，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时期，毛主席收到了邓宝珊送的一份特殊“食物”，用榆树皮磨成的“面粉”烙的饼子，这种食物是当时甘肃人民在饥荒中赖以维生的主要食品。时任甘肃省省长的邓宝珊到河西下乡调研，看到老百姓处于严重饥荒中，勉强用这样的食物维持生命，并出现了因饿致死的状况，忧心如焚，特意向群众要了几个榆树皮面饼带回家，一方面想让省委和中央领导了解甘肃饥荒的严重情况；另一方面想用这样的食物教育自己的子女。情急之下，他萌生了将这种“饥民之食”送给毛主席的想法，让毛主席了解甘肃老乡处在饥荒之中、苦度饥饿的真实情况。甘肃省委主要领导反对邓宝珊的想法：“你把这东西送给毛主席，影响不好，轻则挨批评，重则受处分。你已经是到了右倾边沿的人了。”邓宝珊则坚持：“我是不是右倾得由中央决定，不是省委能定的。我实事求是地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问题，个人的进退荣辱不是什么大事，人命关天，群众的吃饭问题是大事啊！”邓宝珊把榆树皮面饼带到北京，通过中办转交毛主席。毛主席收到邓宝珊送来的食物后，十分难过，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在陕北见过这东西，很难吃。我们的人民吃苦了。”说着，毛主席的眼圈红了。接着又说：“只有邓宝珊敢给我送此礼物。”随后责成国务院尽快解决甘肃饥荒问题，抢救人命。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专程来到甘肃、青海实地查看农村饥荒情况，并与邓宝珊交换意见，及时部署救灾工作，缓解了灾情。
仗义执言 忠谏为国
1956年，邓宝珊到北京参加人代会。毛主席请他去家中吃饭。时值苏共二十大召开不久，邓宝珊请毛主席就苏联全面否定斯大林问题谈谈看法。毛主席说：“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他的功大于过，全面否定是错误的。”还强调共产党要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决不允许以势压人。邓宝珊接着说：“在现实生活中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恐怕要有制度做保障。”毛主席听后连连点头。接着毛主席请邓宝珊就镇反运动中处决国民党甘肃省原教育厅厅长宋恪一事谈谈看法。当时作为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邓宝珊因公不在兰州，回来时宋恪已经被镇压。邓宝珊说，宋恪是当时甘肃少有的几个留美知识分子，没有大的罪恶，应当是可杀可不杀的。毛主席说，既然是这样，还是不杀为好。希望你以后看到我们的缺点要不客气地提出来。听到毛主席言辞恳切的话语，邓宝珊感激地说：“放心吧，主席，我一定
会的。”
20世纪50年代，邓宝珊在北京开会期间，毛主席约他见面。谈话中说到习仲勋时，邓宝珊对毛主席说：“仲勋气度大，能团结人，德才兼备，可以挑重担。”毛主席赞同地说：“你的看法很准，这个同志最大的特点是能团结各方面的人，胸怀博大，能负重任。”不久，习仲勋因《刘志丹》小说案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成员。邓宝珊进京见毛主席时说：“仲勋是治国的贤才，年富力强，能挑重担。您上次和我谈到他时也肯定我的看法，怎么突然变成了反党分子？”毛主席思考良久说：“人也是变化的啊！”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邓宝珊敢于当面直谏毛主席，表达不同意见，其胆识和勇气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邓宝珊曾任国民党军政要职，在共产党执政时期长期主政一方，他的人生轨迹代表了对正义事业的追求、对和平的渴望和对人民的热爱，他的一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编辑 王 雪）
（杨元忠，中共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张桂山，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任；秦颖儒，镇原县政府机关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