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在边疆史地学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科学院的地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边疆各省、区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以及一些高等院校的历史系和其他研究单位，都有从事边疆史地研究的人员，并出版了一些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可以说，在此期间，我国在边疆史地学研究方面，无论就其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已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在边疆沿革史特别是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研究方面，却无多大进展，甚至是停滞不前。这种情况，极不适应现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发展的需要。
　　中国是由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共同缔造的。中国疆域有个复杂的发展过程，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中国国境范围多有变迁。因此，历史上的中国边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边疆地区的历史发展、民族构成、文化习俗等方面，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中国幅员辽阔，既有陆疆，也有海疆，有漫长的边界线，有十多个邻国。在古代，中国与邻国既有友好往来，也有兵戎相见。那时，中国与大多数邻国都没有签订边界条约，但却都有历史形成的习惯界线。在近代，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并把中国的许多邻国变成其殖民地，不时挑起领土争端，蚕食鲸吞中国领土，有的是强迫腐败的中国政府签订割让土地的不平等条约，有的则是赤裸裸的强占，致使遗留下若干历史悬案。在边界线已经划定的地段，以及中国海疆的一些岛屿，也存在着一些争议问题。所以，中国古代边疆沿革史和中国近代边界史亟待研究的问题是很多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出现中国古代边疆沿革史和中国近代边界史研究停滞不前的现象呢？依我之见，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边疆沿革史和边界史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对外关系，也关系到国内一些比较敏感的民族问题，研究者怕担负政治责任。
　　其二，1957年，有的学者撰写文章，不同意苏联历史学家潘克拉托娃认为俄国没有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侵占中国领土的观点。他根据确凿的历史事实，指出沙皇俄国通过逼迫清政府签订这两个不平等条约，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潘克拉托娃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这本来是学术上的争论，但在“反右”中，却被一些人认为是“反苏”的政治问题，因而受到猛烈的批判，并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分子”。这种不顾事实、颠倒黑白的批判和定罪，致使历史研究者对边界问题望而却步。
　　其三，查阅有关档案资料关卡重重，为研究带来诸多不便。
　　其四，发表研究成果十分困难，报章杂志和出版社多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把这类论著拒之门外，能够面世者寥寥无几，这就大大地挫伤了研究者的积极性。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多少年来，边界研究一直被学术界视为禁区，问津者甚少，造成了我们对这一学术领域内的许多问题缺乏研究，人才日见凋零，后继乏人。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忧虑。
　　1982年，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同志有鉴于上述情况不适应我国政治、文化发展和对外关系的需要，因而提出了加强中外关系史和中国边疆沿革史研究的建议。他指出：近代中外关系史和我国边疆沿革史研究，“非集中专门人力进行经常工作不为功”，“过去我们都是临时抱佛脚，事后就撒手，致使资料无法积累（各国有关新资料日增），人才日见凋零，这比世界各重要国家落后太远，几乎同清末民国时期差不多”。因此，他“建议中央指定现有部门成立专门机构，进行长期研究，并下决心出一批书，这样才能培养新的专业人才，才能使我遇到有关问题时便于应付，不怕因此引起争论”。这一建议被中央领导同志所采纳。
　　为贯彻上述建议和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83年3月19日做出决定：在本院建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加强中国边疆沿革史的研究。
　　（节选自《欣慰的回顾——纪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建立3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