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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观的传承和创新具有严密的发展逻辑：在发生学意义上，体现了必然性和应然性的统一，既有渊源深厚的思想根基和实践基础，也存在新时代新境遇的客观需求；在历史流变角度上，体现了阶段性和整体性的统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反映了发展的阶段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终确立则展现出发展的整体性；在演化特征角度上，体现了一脉相承性和与时俱进性的统一，不仅承接“老祖宗”的“根”之脉络，还伴随时代课题的嬗变不断吐故纳新，创造性地吸纳合乎时代要求的新内容。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发展逻辑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1-00102-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指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领导核心的第二、三、四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基本观点与态度。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基于时代发展的新境遇以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需求，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崭新命题为发展契机，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勇于以创新的精神探索新问题，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为丰富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宝库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发展的发生学逻辑：必然性与应然性的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发展和创新是全面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结果，既有渊源深厚的思想根基和实践基础，也存在新时代新境遇的客观需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与价值活动的应然性双重维度的统一。
（一） 时代之维：时代课题由革命向改革和建设转换的新境遇
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时代课题的转换，如何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如何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从而真正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时代新课题。面对时代课题的深刻变迁，可以说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前世”、“今生”背景都已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这一产生于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为主体内容的传统理论体系亟待彻底变革和创新。如何围绕“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转换传统马克思主义中“革命”与“批判”的话语体系，构建“改革”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新话语，基于新历史任务之上开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中国视野，构建科学的新马克思主义观，已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亟待解决的历史新课题。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2］258-259，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国情这块特定的土壤中，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形态给予科学的解答，从而充实和丰富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话语形式和话语内容。
（二）实践之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黑格尔曾指出：“理论的东西本质上包含于实践的东西之中。”［3］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前行的理论，其所以能够历久弥新，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时刻同实践的发展紧密相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得益于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准确把握和解答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与逻辑的必然。新时期以来，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三代中国共产党人紧扣时代脉搏，认真分析建设实践中层出不穷的社会现象、社会矛盾和社会思潮，不断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经过30多年的实践探索，我们党逐渐探索出具有时代特色、紧扣国情现实的路径：在经济建设上，坚持“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4］，既力求从根源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又尝试从根本上改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在政治建设上，提出并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文化建设上，时刻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力争全面建设和繁荣文化事业；在党的建设上，大刀阔斧而又全面系统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共产党人“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发展”［5］，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深化和拓展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迈入崭新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展也因此而具备坚实的实践基础。
（三）历史之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方面的经验教训
任何思想或理论都有其形成和发展的逻辑出发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观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归纳和思想升华，其逻辑出发点离不开对以往社会主义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经验教训的反思。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每个时代的无产阶级都从不同角度思考和变革时代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为社会发展革弊求新，在积累丰富经验的同时也经历挫折。从国际情况来看，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就是社会主义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正反教材。在20世纪初，列宁敏锐地把握时代变化赋予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内涵，不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20世纪早期社会主义的诞生奠定理论基石，从而成功地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走向胜利，使涓涓社会主义细流汇集成气势磅礴的时代浪潮；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机械化，甚至全盘照搬西方模式而否定乃至抛弃马克思主义，最终导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向分崩离析。从国内情况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从探索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到坚持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路线等等，不断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而在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人也犯过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想错误，其间也还发生过大革命时期右倾错误和土地革命时期三次“左”的错误，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两个凡是”等灾难性失误。这些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历史素材。 （四）思想之源：业已存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
任何理论或学说的产生既有其发生和发展的外在条件，也离不开赖以支撑的内在依据。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经典作家们在形成和发展自身理论的同时，对于如何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都有明确的阐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以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思想源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光辉典范。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任务的基础上而得出的结论，它们既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观察问题研究问题的方法论，又是一种价值取向，具有强大的现实解释力、实践指导力和跨越时空的理论魅力。其中所蕴含的“关于如何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回答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问题提供了立足基点、原则立场、观点方法和思维方式。譬如，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并多次强调他们的理论是科学的方法和行动的指南，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思想精髓和功能的系统论述，都深刻影响到中国共产党人。而毛泽东思想所蕴含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最直接思想来源。邓小平也曾深刻指出，我们“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6］149，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推向历史的新境界。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发展的历史流变：整体性和阶段性的统一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流变，主要经历三个阶段：邓小平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观、江泽民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观和胡锦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分别是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思想结晶和理论概括，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发展的阶段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终确立，则展现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发展的整体性，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发展的第二次历史飞跃。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流变，是整体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逻辑过程。
（一）邓小平理论的提出开启了党的马克思主义观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伴随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探索和实践而逐步形成的。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文化大革命”遗留的历史残局，首先恢复“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的科学命题，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彻底打破“左”的错误造成的思想禁锢。随后，党中央又提出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性课题，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拉开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帷幕。在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党中央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核心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2］3，展开对社会主义的反思和“再认识”。这一时期不仅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创造性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根本任务、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具体问题，逐步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整套路线、方针和政策，最终形成邓小平理论。作为新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观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从革命向建设转折的新的理论飞跃，深化和拓展了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时代内涵。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确立使党的马克思主义观发展迈入新里程
世纪之交，中国面临苏东剧变和国内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的严峻考验，在急剧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以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核心问题，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新起点，以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突破口，在认真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同时，确立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和进行理论反思，创造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在深化“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历史和现实课题，既发展和完善了邓小平有关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理论，又与时俱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发展，深刻揭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使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升华到新境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思想结晶，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世纪迈入新里程。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在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两个方面都取得丰功伟绩，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进到21世纪。
（三）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使党的马克思主义观发展进入新境界
新世纪新阶段，伴随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深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同时，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中所存在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关系紧张等深层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面对新时期接踵而来的新问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成为新一代领导集体亟待解决的核心议题。在这种背景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积极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科学分析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时代特征，全方位思考和科学定位中国的发展，果断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理论的最新形态——科学发展观，不仅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继续深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进一步做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的战略部署，还坚持把以人为本理念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贯通起来，在实践中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科学发展观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视野，赋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当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概括整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对传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反思为逻辑出发点，并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分别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为主题，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逻辑系统。它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三大规律”的认识，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旗帜。作为新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终确立，不仅展现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发展的整体性，还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正如习近平所指出，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我国经验和研究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7］。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的演化特征：一脉相承性和与时俱进性的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既面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主题，又面临探索和解决各时期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的时代课题。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就是在科学回答各自所处的时代命题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发展，不仅承接“老祖宗”的“根”之脉络，还随着时代命题的嬗变不断吐故纳新，创造性地吸纳合乎时代要求的新内容，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和与时俱进性，是“一脉相承性”和“与时俱进性”的逻辑统一。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一脉相承之“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观的科学回答始终一脉相承，万变不离其宗。这里所讲的“脉”和“宗”主要是指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问题上的认识和看法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即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一，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老祖宗”不能丢，要向“老祖宗”请教。关于这一认识，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上，不能丢马克思，不能丢列宁，也不能丢毛泽东，老祖宗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就迷失方向，就不是搞社会主义”［2］369。胡锦涛也一再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8］595。第二，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对此，邓小平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2］291。江泽民进一步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9］。第三，强调要完整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曾尖锐地批评那种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立和割裂开来的机械做法，并指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6］4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再次语重心长地强调“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否则非犯错误不可”［6］171。江泽民在号召学习邓小平理论时，则提出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有机统一起来，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严密而完整的科学的思想体系”。第四，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对此，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141。江泽民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结合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努力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7］。第五，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对待马克思主义要既坚持又发展。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强调：“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2000年6月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泽民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秘，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新论断。胡锦涛着重指出，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必须要“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10］。
（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与时俱进之“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是在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时代课题中，不断与时俱进和实现内在超越的。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与时俱进之“进”的真谛主要在于，伴随时代课题的嬗变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再认识”，逐渐实现“发展生产力—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认识转向。首先，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认识。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内容看待是邓小平时期马克思主义观最突出的特征。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等精辟论断，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高度将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73。在这一思想理论的指引下，邓小平不仅提出要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精神文明建设同发展生产力紧密结合，“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还具体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这些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和理论，是邓小平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彻底变革和创新，这也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的创新性和深刻性之所在。其次，关于执政为民的认识。世纪之交，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秉承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思想的同时，首次从理论高度把“执政为民”作为党的历史使命同党的建设结合起来，提出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要求，赋予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丰富的人本内涵，使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跃上新境界。再次，关于以人为本的认识。新世纪新阶段，伴随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矛盾日益凸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题也不断显现出来。作为解答时代课题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念，第一次把“以人为本”思想理念作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重要思想原则直接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着重强调要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科学发展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江泽民时期“执政为民”的理念，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人的主体价值，实现了由“以社会为本”到“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彻底转变，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又提高到一个崭新高度，取得突破性成果。
由此可见，邓小平对发展生产力的精辟论述，江泽民提出“执政为民”新论点，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新观点，既体现了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以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观的创新上做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结合世情、国情和党情所提出的各有侧重的理论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应对当代全球化浪潮的逻辑要求，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实践典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4.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4］江泽民.2002年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2-06-01.
［5］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8-03-02.
［8］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595.
［9］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
［10］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363.
责任编辑 凌经球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发展逻辑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1-00102-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指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领导核心的第二、三、四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基本观点与态度。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基于时代发展的新境遇以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需求，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崭新命题为发展契机，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勇于以创新的精神探索新问题，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为丰富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理论宝库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发展的发生学逻辑：必然性与应然性的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发展和创新是全面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结果，既有渊源深厚的思想根基和实践基础，也存在新时代新境遇的客观需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与价值活动的应然性双重维度的统一。
（一） 时代之维：时代课题由革命向改革和建设转换的新境遇
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时代课题的转换，如何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如何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从而真正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时代新课题。面对时代课题的深刻变迁，可以说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前世”、“今生”背景都已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这一产生于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为主体内容的传统理论体系亟待彻底变革和创新。如何围绕“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转换传统马克思主义中“革命”与“批判”的话语体系，构建“改革”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新话语，基于新历史任务之上开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中国视野，构建科学的新马克思主义观，已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亟待解决的历史新课题。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2］258-259，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国情这块特定的土壤中，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形态给予科学的解答，从而充实和丰富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话语形式和话语内容。
（二）实践之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黑格尔曾指出：“理论的东西本质上包含于实践的东西之中。”［3］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前行的理论，其所以能够历久弥新，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时刻同实践的发展紧密相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得益于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准确把握和解答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与逻辑的必然。新时期以来，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三代中国共产党人紧扣时代脉搏，认真分析建设实践中层出不穷的社会现象、社会矛盾和社会思潮，不断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经过30多年的实践探索，我们党逐渐探索出具有时代特色、紧扣国情现实的路径：在经济建设上，坚持“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4］，既力求从根源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又尝试从根本上改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在政治建设上，提出并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文化建设上，时刻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力争全面建设和繁荣文化事业；在党的建设上，大刀阔斧而又全面系统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共产党人“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发展”［5］，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深化和拓展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迈入崭新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展也因此而具备坚实的实践基础。
（三）历史之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方面的经验教训
任何思想或理论都有其形成和发展的逻辑出发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观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归纳和思想升华，其逻辑出发点离不开对以往社会主义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经验教训的反思。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每个时代的无产阶级都从不同角度思考和变革时代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为社会发展革弊求新，在积累丰富经验的同时也经历挫折。从国际情况来看，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就是社会主义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正反教材。在20世纪初，列宁敏锐地把握时代变化赋予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内涵，不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20世纪早期社会主义的诞生奠定理论基石，从而成功地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走向胜利，使涓涓社会主义细流汇集成气势磅礴的时代浪潮；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机械化，甚至全盘照搬西方模式而否定乃至抛弃马克思主义，最终导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向分崩离析。从国内情况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从探索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到坚持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路线等等，不断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而在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人也犯过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想错误，其间也还发生过大革命时期右倾错误和土地革命时期三次“左”的错误，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两个凡是”等灾难性失误。这些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历史素材。 （四）思想之源：业已存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
任何理论或学说的产生既有其发生和发展的外在条件，也离不开赖以支撑的内在依据。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经典作家们在形成和发展自身理论的同时，对于如何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都有明确的阐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以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思想源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光辉典范。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任务的基础上而得出的结论，它们既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观察问题研究问题的方法论，又是一种价值取向，具有强大的现实解释力、实践指导力和跨越时空的理论魅力。其中所蕴含的“关于如何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回答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问题提供了立足基点、原则立场、观点方法和思维方式。譬如，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并多次强调他们的理论是科学的方法和行动的指南，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思想精髓和功能的系统论述，都深刻影响到中国共产党人。而毛泽东思想所蕴含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最直接思想来源。邓小平也曾深刻指出，我们“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6］149，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推向历史的新境界。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发展的历史流变：整体性和阶段性的统一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流变，主要经历三个阶段：邓小平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观、江泽民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观和胡锦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分别是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思想结晶和理论概括，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发展的阶段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终确立，则展现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发展的整体性，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发展的第二次历史飞跃。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历史流变，是整体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逻辑过程。
（一）邓小平理论的提出开启了党的马克思主义观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伴随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探索和实践而逐步形成的。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文化大革命”遗留的历史残局，首先恢复“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的科学命题，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彻底打破“左”的错误造成的思想禁锢。随后，党中央又提出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性课题，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拉开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帷幕。在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党中央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核心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2］3，展开对社会主义的反思和“再认识”。这一时期不仅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创造性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根本任务、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具体问题，逐步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整套路线、方针和政策，最终形成邓小平理论。作为新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观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从革命向建设转折的新的理论飞跃，深化和拓展了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时代内涵。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确立使党的马克思主义观发展迈入新里程
世纪之交，中国面临苏东剧变和国内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的严峻考验，在急剧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以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核心问题，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新起点，以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突破口，在认真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同时，确立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和进行理论反思，创造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在深化“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历史和现实课题，既发展和完善了邓小平有关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理论，又与时俱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发展，深刻揭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使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升华到新境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实践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思想结晶，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世纪迈入新里程。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在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两个方面都取得丰功伟绩，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进到21世纪。
（三）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使党的马克思主义观发展进入新境界
新世纪新阶段，伴随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深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同时，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中所存在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关系紧张等深层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面对新时期接踵而来的新问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成为新一代领导集体亟待解决的核心议题。在这种背景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积极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科学分析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时代特征，全方位思考和科学定位中国的发展，果断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理论的最新形态——科学发展观，不仅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继续深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进一步做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的战略部署，还坚持把以人为本理念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贯通起来，在实践中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科学发展观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视野，赋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当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概括整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对传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反思为逻辑出发点，并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分别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为主题，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逻辑系统。它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三大规律”的认识，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旗帜。作为新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终确立，不仅展现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发展的整体性，还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正如习近平所指出，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我国经验和研究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7］。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的演化特征：一脉相承性和与时俱进性的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既面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主题，又面临探索和解决各时期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的时代课题。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就是在科学回答各自所处的时代命题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发展，不仅承接“老祖宗”的“根”之脉络，还随着时代命题的嬗变不断吐故纳新，创造性地吸纳合乎时代要求的新内容，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和与时俱进性，是“一脉相承性”和“与时俱进性”的逻辑统一。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一脉相承之“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观的科学回答始终一脉相承，万变不离其宗。这里所讲的“脉”和“宗”主要是指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问题上的认识和看法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即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一，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老祖宗”不能丢，要向“老祖宗”请教。关于这一认识，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上，不能丢马克思，不能丢列宁，也不能丢毛泽东，老祖宗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就迷失方向，就不是搞社会主义”［2］369。胡锦涛也一再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8］595。第二，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对此，邓小平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2］291。江泽民进一步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9］。第三，强调要完整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曾尖锐地批评那种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立和割裂开来的机械做法，并指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6］4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再次语重心长地强调“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否则非犯错误不可”［6］171。江泽民在号召学习邓小平理论时，则提出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有机统一起来，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严密而完整的科学的思想体系”。第四，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对此，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141。江泽民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结合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努力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7］。第五，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对待马克思主义要既坚持又发展。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强调：“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2000年6月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泽民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秘，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新论断。胡锦涛着重指出，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必须要“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10］。
（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与时俱进之“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是在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时代课题中，不断与时俱进和实现内在超越的。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与时俱进之“进”的真谛主要在于，伴随时代课题的嬗变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再认识”，逐渐实现“发展生产力—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认识转向。首先，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认识。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内容看待是邓小平时期马克思主义观最突出的特征。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等精辟论断，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高度将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73。在这一思想理论的指引下，邓小平不仅提出要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精神文明建设同发展生产力紧密结合，“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还具体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这些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和理论，是邓小平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彻底变革和创新，这也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的创新性和深刻性之所在。其次，关于执政为民的认识。世纪之交，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秉承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思想的同时，首次从理论高度把“执政为民”作为党的历史使命同党的建设结合起来，提出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要求，赋予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丰富的人本内涵，使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跃上新境界。再次，关于以人为本的认识。新世纪新阶段，伴随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矛盾日益凸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题也不断显现出来。作为解答时代课题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念，第一次把“以人为本”思想理念作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重要思想原则直接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着重强调要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科学发展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江泽民时期“执政为民”的理念，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人的主体价值，实现了由“以社会为本”到“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彻底转变，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又提高到一个崭新高度，取得突破性成果。
由此可见，邓小平对发展生产力的精辟论述，江泽民提出“执政为民”新论点，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新观点，既体现了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以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观的创新上做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结合世情、国情和党情所提出的各有侧重的理论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应对当代全球化浪潮的逻辑要求，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实践典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4.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4］江泽民.2002年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2-06-01.
［5］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8-03-02.
［8］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595.
［9］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
［10］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363.
责任编辑 凌经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