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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是一种精神，一种靠真实记录的眼光和勇气建立起来的力量，来带动社会中更多的人去思考和改变现状，所以它不应该只是个别电影人的事，应该集合起来，共同推动，形成合力。[1]
——题记
导演吴建新怀着对家乡广西南宁的年少情感以及对“夜市民俗”的恋恋不舍，拍摄了具有鲜明草根情结和人文关怀的独立纪录片《九叔》。本片以摄像机作为捕捉社会的眼睛，以一种平和的民间立场把镜头聚焦在一群寻找与缺失话语权的小人物身上，通过“揭露社会现实矛盾达到对社会现实的异质化建构，以一种诗意栖居的召唤正视个体生存的所有困境”。[2]《九叔》是转型期中国群像生态的一个缩影，本文试图从两个角度去解读九叔这一人物，并以此来还原影像艺术对现实的关照和思考。
一、 身份解读：存在与缺席
存在与缺席的二元性在九叔身上形成了一种稳定的身份结构，在影片中具体表现为安身与流浪、“夜市市长”与临时工、看似有权与实则无权的对立和共存上。
独立纪录片的感召力在于它能深入到生活的本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九叔身份处境的解读也是对自我内心世界的关照。影片以九叔的妻子小杨作为客观讲述人，简单回顾了九叔的童年，“九岁时父亲死了母亲改嫁，后来他妈不认他，不理他，只能自己出来流浪”。九叔同所有流浪者一样，以家庭缺席的方式存在于这个社会，影片并没有对九叔的身世及其如何在社会上打拼做过多的铺陈，而是以破题式的开场直接将九叔现在的工作环境呈现在观众眼前。一个身着制服的瘦小老头扯着嗓门开骂：“你不经过我，就不能摆摊，明天我就取消它。”该语境中的“我”有着绝对的“发言权”和“决定权”，这种“特权”的存在具体表现在“作为”和“时间”上，九叔凭一己之力保住中山路夜市，并且管理它长达30年。导演吴建新说：“这里是他打拼出来的江湖，他是这片江湖的盟主。”①九叔的江湖地位不仅在小贩心中扎了根，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一方面，作为国家机关的城市管理局中山路夜市分局给了九叔“001”的工作编号，表征了他对中山路夜市兴起和发展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影片通过九叔与他人的对话、九叔的采访、他人的采访及字幕等方式，不断强调着“领导对九叔管理中山路夜市的信任，任命他继续管理夜市，直到夜市拆除”。导演以鲜活的镜头语言来凸显九叔的“地位”和“权力”，在九叔和小贩双方互看的镜头中，九叔是仰拍画面，小贩是俯拍视角。这充分说明了二者的关系，小贩依存于夜市，夜市依存于九叔。
吊诡的是与九叔作为“001号”夜市管理员不相匹配的职业身份——临时工。虽然他被尊称为“夜市市长”，但他本身和那些小贩一样，被更大的权力所操控。导演吴建新说：“本片的显性线索是九叔，隐性线索是九叔口中的领导，或者说是政策。权力的神经末梢如何触及生活的底层，就是通过像九叔这样的人。”①在影片中，九叔口里常常念叨着“领导说”“领导让我管理”，这位领导始终未与观众谋面，但是他的缺席却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弥补了九叔在权力上的缺位，所以九叔和商贩们对话时，不时会冒出“领导要怎么样”。领导或者说是某种政策、机制，才是权力的真正拥有者，虽然它们被有意规避了。导演通过一个远景镜头去表现九叔的缺席以及夜市终将在现代化都市浪潮中褪去——当夜市灯火阑珊时，九叔向画面深处走去，消逝在夜色中。
二、 性格解读：言语与沉默
“中国独立纪录片至今仍受到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和美国纪录片导演怀斯曼的影响，前者的社会行走与后者的现实洞察力，契合了导演们在创作过程中对社会与人性的再认识的状态。”[3]言语与沉默的二元性在九叔身上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性格结构，言语展现了对存在的自满，沉默流露了对缺席的无奈。
摄像机如同一支自来水笔，像记日记一般透过九叔一个人，让观者感受到了一群人的生存困境，纪录片所独有的人文关怀以不经意的白描手法，胜过一切色彩的渲染。导演吴建新谈及为什么创作《九叔》时说：“真正迷人的就是在城市转型发展的当下，被原生态记录的传统市井生活以及生活里的人们。”②《九叔》全片时长77分钟，交叉记录了九叔的工作、生活、家庭以及与九叔相关的人，使得影片成为接近传记体式的人物画像，充满市民生活的痕迹和时代变迁的立体感。在影片中，九叔一经亮相，就充分显露了其暴躁的性格与强大的控制欲望。在夜市上，九叔动辄对摊贩发号施令或喋喋不休的谩骂，而与其协同管理的妻子小杨和兄弟阿东，则始终位于他身后很少讲话。由此可见，强烈的言语掌控欲是九叔性格中一个显著特征。
“与中国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一样，人性的复杂也是纪录片的独特魅力所在。”[4]在影片中，九叔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言语核心的位置，只有两处镜头记录了他的沉默，这两个镜头对我们还原九叔性格的起到重要的作用。第一个是九叔接受访问的镜头，他谈自己的工作，当讲到30多年被骂多了时，他低下了头，没有说话，流露出沉思的神情。虽然导演仅给了几秒钟的固定镜头，但与之前一直处于言语亢奋状态的九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于是这几秒钟的沉默，瞬间被放大了。前文有述，九叔的身份处于存在与缺席的二元性中，这片刻的沉默实则是对其缺席身份的无可奈何。第二个镜头是九叔的外孙亲吻了他的脸颊，九叔微微低下头，没有说话，他的眼眶湿润了。这个已近影片尾声的镜头，就像是交响乐的高潮，为九叔这个人物形象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对九叔而言，从记事起家庭便是缺席的存在，从小流浪以及中年离婚，使他对家庭的情感充满矛盾，既有回避又有渴望，尽管他用言语的豪爽遮掩情感的失落，但记录的真实却掀开了其彪悍性格下的伤感面纱，让人不禁感受到了他生命魅力的丰盈性。
导演吴建新不试图用宏大的镜像展示时代的变迁，而是将镜头聚焦在九叔以及和九叔一样的小人物身上，用原生态的方式记录处在城市转型期下的个体生命，彰显了纪录片的人文情怀，启迪我们去洞察生活的角落、思考生活的点滴。
参考文献：
[1]单万里.纪录电影文献[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385.
[2]颜军.论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审美诉求[J].贵州大学学报，2012（3）.
[3][4]雷建军，李莹.沉浸与颠覆——独立纪录片导演对中国与自我的认知[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3（5）.
——题记
导演吴建新怀着对家乡广西南宁的年少情感以及对“夜市民俗”的恋恋不舍，拍摄了具有鲜明草根情结和人文关怀的独立纪录片《九叔》。本片以摄像机作为捕捉社会的眼睛，以一种平和的民间立场把镜头聚焦在一群寻找与缺失话语权的小人物身上，通过“揭露社会现实矛盾达到对社会现实的异质化建构，以一种诗意栖居的召唤正视个体生存的所有困境”。[2]《九叔》是转型期中国群像生态的一个缩影，本文试图从两个角度去解读九叔这一人物，并以此来还原影像艺术对现实的关照和思考。
一、 身份解读：存在与缺席
存在与缺席的二元性在九叔身上形成了一种稳定的身份结构，在影片中具体表现为安身与流浪、“夜市市长”与临时工、看似有权与实则无权的对立和共存上。
独立纪录片的感召力在于它能深入到生活的本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九叔身份处境的解读也是对自我内心世界的关照。影片以九叔的妻子小杨作为客观讲述人，简单回顾了九叔的童年，“九岁时父亲死了母亲改嫁，后来他妈不认他，不理他，只能自己出来流浪”。九叔同所有流浪者一样，以家庭缺席的方式存在于这个社会，影片并没有对九叔的身世及其如何在社会上打拼做过多的铺陈，而是以破题式的开场直接将九叔现在的工作环境呈现在观众眼前。一个身着制服的瘦小老头扯着嗓门开骂：“你不经过我，就不能摆摊，明天我就取消它。”该语境中的“我”有着绝对的“发言权”和“决定权”，这种“特权”的存在具体表现在“作为”和“时间”上，九叔凭一己之力保住中山路夜市，并且管理它长达30年。导演吴建新说：“这里是他打拼出来的江湖，他是这片江湖的盟主。”①九叔的江湖地位不仅在小贩心中扎了根，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一方面，作为国家机关的城市管理局中山路夜市分局给了九叔“001”的工作编号，表征了他对中山路夜市兴起和发展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影片通过九叔与他人的对话、九叔的采访、他人的采访及字幕等方式，不断强调着“领导对九叔管理中山路夜市的信任，任命他继续管理夜市，直到夜市拆除”。导演以鲜活的镜头语言来凸显九叔的“地位”和“权力”，在九叔和小贩双方互看的镜头中，九叔是仰拍画面，小贩是俯拍视角。这充分说明了二者的关系，小贩依存于夜市，夜市依存于九叔。
吊诡的是与九叔作为“001号”夜市管理员不相匹配的职业身份——临时工。虽然他被尊称为“夜市市长”，但他本身和那些小贩一样，被更大的权力所操控。导演吴建新说：“本片的显性线索是九叔，隐性线索是九叔口中的领导，或者说是政策。权力的神经末梢如何触及生活的底层，就是通过像九叔这样的人。”①在影片中，九叔口里常常念叨着“领导说”“领导让我管理”，这位领导始终未与观众谋面，但是他的缺席却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弥补了九叔在权力上的缺位，所以九叔和商贩们对话时，不时会冒出“领导要怎么样”。领导或者说是某种政策、机制，才是权力的真正拥有者，虽然它们被有意规避了。导演通过一个远景镜头去表现九叔的缺席以及夜市终将在现代化都市浪潮中褪去——当夜市灯火阑珊时，九叔向画面深处走去，消逝在夜色中。
二、 性格解读：言语与沉默
“中国独立纪录片至今仍受到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和美国纪录片导演怀斯曼的影响，前者的社会行走与后者的现实洞察力，契合了导演们在创作过程中对社会与人性的再认识的状态。”[3]言语与沉默的二元性在九叔身上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性格结构，言语展现了对存在的自满，沉默流露了对缺席的无奈。
摄像机如同一支自来水笔，像记日记一般透过九叔一个人，让观者感受到了一群人的生存困境，纪录片所独有的人文关怀以不经意的白描手法，胜过一切色彩的渲染。导演吴建新谈及为什么创作《九叔》时说：“真正迷人的就是在城市转型发展的当下，被原生态记录的传统市井生活以及生活里的人们。”②《九叔》全片时长77分钟，交叉记录了九叔的工作、生活、家庭以及与九叔相关的人，使得影片成为接近传记体式的人物画像，充满市民生活的痕迹和时代变迁的立体感。在影片中，九叔一经亮相，就充分显露了其暴躁的性格与强大的控制欲望。在夜市上，九叔动辄对摊贩发号施令或喋喋不休的谩骂，而与其协同管理的妻子小杨和兄弟阿东，则始终位于他身后很少讲话。由此可见，强烈的言语掌控欲是九叔性格中一个显著特征。
“与中国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一样，人性的复杂也是纪录片的独特魅力所在。”[4]在影片中，九叔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言语核心的位置，只有两处镜头记录了他的沉默，这两个镜头对我们还原九叔性格的起到重要的作用。第一个是九叔接受访问的镜头，他谈自己的工作，当讲到30多年被骂多了时，他低下了头，没有说话，流露出沉思的神情。虽然导演仅给了几秒钟的固定镜头，但与之前一直处于言语亢奋状态的九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于是这几秒钟的沉默，瞬间被放大了。前文有述，九叔的身份处于存在与缺席的二元性中，这片刻的沉默实则是对其缺席身份的无可奈何。第二个镜头是九叔的外孙亲吻了他的脸颊，九叔微微低下头，没有说话，他的眼眶湿润了。这个已近影片尾声的镜头，就像是交响乐的高潮，为九叔这个人物形象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对九叔而言，从记事起家庭便是缺席的存在，从小流浪以及中年离婚，使他对家庭的情感充满矛盾，既有回避又有渴望，尽管他用言语的豪爽遮掩情感的失落，但记录的真实却掀开了其彪悍性格下的伤感面纱，让人不禁感受到了他生命魅力的丰盈性。
导演吴建新不试图用宏大的镜像展示时代的变迁，而是将镜头聚焦在九叔以及和九叔一样的小人物身上，用原生态的方式记录处在城市转型期下的个体生命，彰显了纪录片的人文情怀，启迪我们去洞察生活的角落、思考生活的点滴。
参考文献：
[1]单万里.纪录电影文献[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385.
[2]颜军.论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审美诉求[J].贵州大学学报，2012（3）.
[3][4]雷建军，李莹.沉浸与颠覆——独立纪录片导演对中国与自我的认知[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