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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化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阶段性主题之一，也是当前政府政策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高职教育国际化已初步形成“走出去”“引进来”以及“国际参与”等多元方式共同推进的模式。在实践中，高职教育国际化主要呈现出发展水平的地域差别较大，但地域特色比较明显;发展形式分类推进，但类型间差异悬殊;办学实践集中度较高，国际化进阶形式出现等阶段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主要受政策、区位、基础能力以及院校對国际化的认知程度等因素的影响。鉴于此，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发展需要高质量的政府政策供给、高水平的高职院校国际化实践引领、充分利用资源的院校国际化战略以及开展有公信力的发展水平与质量评价。
关键词 高职教育;国际化;阶段特征;走出去;引进来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9）04-0013-05
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高职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国际化形式和内容与之相适应。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高职教育也因应社会经济发展新需求进入创新发展的新时期。高职教育国际化也逐步由模仿发展的路径依赖阶段，向独立自主的创新发展阶段转变。但在具体的办学实践中，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依然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局限性。基于此，本研究以“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中的“国际影响”作为实践参考，来探索当前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与新趋势。
一、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内容辨识
国际化是高职教育在特定时期发展路径与生存方式选择的外显形式，其具有高等教育国际化与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双重属性，既需遵循知识与技术国际流动的本质诉求，也需要遵循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内在诉求[1]。当前，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主要包括“引进来”与“走出去”两方面内容。“引进来”是高职教育国际化的主要内容，引入资源的“优质水平”成为当前国际化发展的重点;“走出去”是高职院校的重要战略选择，尤其是“校企合作”走出去，正在成为高职教育走出去办学的重要方式之一。与此同时，高职教育国际化的进阶形式也逐步凸显，如政府机构、社会组织或高职院校等参与职业教育国际治理的积极性越来越高。综合来说，“走出去”与“引进来”内容的新变化，体现了高职教育国际化由自发、自觉向基于教育类型属性的自主选择转型;高职教育的国际参与进一步印证了高职教育国际化内容向多元、多维的复杂化阶段进阶。
在政策层面，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目标、内容及路径越来越明确。2014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提出“职业教育要服务国家对外开放，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职业院校”，为高职教育国际化明确了发展目标。2015年，《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强调，高职教育国际化需要在引进来的优质化、走出去的服务产业导向、国际参与等方面谋求创新，并将“引进境外优质资源”“支持优质产能走出去”和“扩大职业教育国际影响”作为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与举措。在实践层面，国际化也成为衡量高职院校办学质量的指标之一。2016年，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报内容体系中将“国际影响”单列，这就意味着“国际影响”成为衡量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维度之一。这一系列政策与质量建设实践表明，国际化正在成为高职院校改革与发展话语体系中的关键词之一，国际化在提升高职院校办学质量方面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高职教育国际化的阶段特征
（一）国际化进程地域差别较大，但地域特色逐步凸显
不同省份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与进程差异明显。以2016年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发布的“高等职业院校国际影响力50强”（以下简称“国际影响力50强”）为例，50强中有34所高职院校位于东部沿海，中西部院校仅占32%。另外，从中外合作办学开展情况来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较多的省份基本位于东部沿海，其中，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占据全国高职高专层次中外合作办学的近“半壁江山”，通过对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2018年公布的数据进行统计发现，这四省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数为12所（全国总数28所），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数为335个（全国总数为766个）。可见，高职院校国际化区域不协调问题明显，尤其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间的差距比较大。
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区域特色凸显。不同省份的高职院校充分利用各自优势资源，形成了院校国际化的区域模式[2]。第一，基于区位优势的国际合作。云南、广西、贵州等省份发挥临近“东盟”的区位优势，形成了面向东盟的研究平台、联盟、合作交流项目等国际化实践形式。新疆、东北部省份依托中亚、俄罗斯的地缘优势，开展各类国际化办学活动。第二，基于优势职教资源的国际合作。天津市借助自身较高职教发展水平的优势，积极探索走出去办学，逐步打造了“鲁班工坊”等职教模式。第三，基于政策优势的国际合作。国家政策安排或战略布局为高职院校国际化提供了平台与条件。“一带一路”沿线高职院校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引进与输出教育资源，通过推动平台建设、开展国际化办学、拓展留学生教育等实践形式[3]，实现了依托企业的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模式。另外，援外政策为部分高职院校提供了国际化发展的新路径，如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在非洲建立的“贝宁学院”等。
（二）高职院校国际化呈现出分类推进趋势，但类型间差异悬殊
不同类型高职院校开始探索不同形式的国际化办学。在国际化的初级阶段，一方面，高职院校国际化模仿本科院校发展模式，具有明显的依附性特征;另一方面，以落实政策为目的，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高职院校间的国际化实践并没有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类型差异。随着国家政策推进与高职院校类型分化，国际化在不同类型高职院校间的差异越来越明显。
这种类型差异主要体现在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与非示范性高职院校、综合类院校与行业类院校、公办院校与民办院校之间。以“高职院校国际影响力50强”为例，国家示范（骨干）院校21所，省级示范院校16所，合计占50强榜单的74%。可见，财政专项支持对提升高职院校国际化能力具有重要的引导带动作用;有6所行业企业背景的高职院校入选，占50强榜单的12%，高于其在全国高职院校的比例（6.7%）。可见，伴随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具有行业企业背景的高职院校在拓展国际化路径方面具有一定优势[4]。榜单上的50所院校皆为公办院校，可见，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比较好的院校主要是公办高职院校。总体来看，这些高职院校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和自身资源优势探索国际化发展路径。 （四）基础能力
基础能力是影响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的基础性要素。第一，传统的高职教育大省、强省也是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以“高职院校国际影响力50强”为例，其中江苏省14所、浙江省6所、山东省6所，三省高职院校所占比例超过了50%。第二，与民办高职相比，公办高职院校的国际化发展水平更高。进入“国际影响力50强”的高职院校均为公办院校。与民办高职院校相比，公办高职院校在办学条件、办学基础、办学质量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另外，国家重点建设高职院校的国际化优势比较明显。“国际影响力50强”中，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有22所，占比接近50%。剩余的28所非国家示范（骨干）校中，有7所位于云南、贵州、内蒙等边境省份，具有比较明显的区位优势，4所为涉外经贸或语言类院校，其办学定位具有“国际化”属性。综合来看，高职院校基础能力较好的高职院校，其国际化发展也处于在相对领先的位置。近年来，受区位、国家政策及院校个体优势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基础能力相对较差的高职院校也成为当前高职院校国际化的重要力量，如部分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借助“地缘优势”或者“国家政策”实现了国际化办学的跨越式发展，部分起点较低的高职院校则借助院校特色将国际化演化成核心竞争力。
四、对策与建议
（一）完善专门的高职教育国际化政策体系，提升政策供给质量
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重点是监管与引导。在职业教育领域，德国能够快速改变传统学位、学制、学分制度，搭建终身学习资格框架，正是源于德国政府勇于更新观念、突破原有体制，从顶层设计层面给予支持和供给[7]。为推进高职教育国际化高质量发展，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应加强政策供给，完善高职教育国际化支持政策、监管政策及引导政策体系，推动国际化有序、健康推进。对于“引进来”办学加强监管与评价，建立优质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库，在高职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备案制基础之上，实施政府主管部门主导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定期考核评估制度;完善“走出去”政策安排，出台《关于规范高职教育走出去办学的实施办法》，明确走出去办学的重点、退出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发挥国家宏观战略在引导高职教育国际化中的重要作用。
（二）加强高职院校服务能力建设，探索中国特色高职教育国际化模式
从我国高职院校发展的阶段特征与国别特性来看，我国高职院校国际化应立足国情，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职院校国际化。一是以高职院校品牌建设作为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前提与基础。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前提是建设一批高水平、特色化、具有明显引领效应的国际化高职院校。将这部分院校作为高职院校国际化质量提升与创新发展的引領主体，探索中国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的一般模式及不同类型、不同地域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的可能路径。二是以服务经济国际化作为高职教育国际化基础能力建设的评价标准。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基础是经济的国际化，服务经济国际化的能力应作为基本的衡量标准。比如我国当前高职教育的走出去办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职业教育理念的国际推广，但还可以通过职教资源输出实现职业院校服务范围的国际化。三是将国际化作为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职院校的国际化水平相对较低，主要体现在国际影响力及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依然相对较弱，因此，优质高职院校建设承担着探索高职院校国际化新路径，创新高职院校国际化新模式，提升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的时代重任[8]。
（三）对接国家战略，形成依托外部条件走出去的高职教育国际化战略与布局
“走出去”办学已经成为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根据“走出去”办学依托资源的侧重点不同，可将其分为两种模式：依托外部有利条件走出去办学、立足院校自身优势输出优质教育资源[9]。当前，应重点推进依托外部条件走出去办学。首先，跟随经济国际化的“走出去”办学，形成跟随企业“走出去”为主导，其他“走出去”形式多元推进的新布局。高职院校跟随企业走出去不仅有助于避免教育跨国流动的国际壁垒，还可以借助企业为高职教育国际化办学活动提供的平台，帮助职业教育有针对性地解决企业跨国流动所需的技术与人才短板。如浙江省高职教育主动对接国家“走出去”战略，坚持“国家战略布局到哪里、中国企业走到哪里，高职教育就服务到哪里”的理念，把提高国际化办学水平和国家战略、浙江省战略结合起来。其次，依托国家政策走出去办学，重点推动依托产业园区办学。高职院校立足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的园区产业需求，建设产业群，从而为园区产业链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撑[10]。
（四）建立国际化评价机制，提升高职教育国际化的质量和效益
国际化在当前高职教育发展中的重要性已基本达成共识，但与之相匹配的专门评价或评估机制欠缺，这也直接造成了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现实与重要性的不匹配。当前部分省份已经开始探索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情况的调研或评价，但主要是由学术群体基于研究需要而进行的非专门化探索。当前，针对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特殊性，建立高职教育国际化评价与质量保障机制，对规范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提升国际化对于高职教育质量的积极效应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完善组织建设。由国家非教育行政部门建立高职教育国际化评价机构，并在各省设立分支机构，形成国际化质量监控体系。第二，建立指标体系。开发能够兼顾不同地区及不同类型高职教育特殊性的国际化多维评价体系。国际化评价指标的开发需要兼顾其服务对象的双主体性——学校与企业、实践方式的双重性——显性与隐性（一般的高职教育国际化，如师生国际交流、中外合作办学等;隐性的服务本地跨国企业或本国企业走出去的办学活动），以及实现路径的多元性。第三，完善中外合作办学评估机制。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管理是以“审批”为主要方式的“宽进”模式，高职院校尤为明显。2009年，教育部办公厅才发布了《关于开展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工作的通知》，开始面向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活动进行评估。当前，部分省份的高职院校也开始实施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开展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评估需要建立在“分类”的基础上，以不同于本科院校的指标体系，规范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活动，鼓励办出特色，重点在提高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并关注其对提高高职院校办学质量的辐射影响。 参 考 文 献
[1]莫玉婉.高职教育国际化：内涵、实践及改革趋势[J].职业技术教育，2017（16）：24-28.
[2]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EB/OL].[2018-10-15].https：//www.tech.net.cn/web/rcpy/index.aspx.
[3][10]莫玉婉.高职院校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风险及调控策略[J].高等职业教育探索，2018（2）：21-27.
[4]中国教育报.与世界共享中国高职模式经验[EB/OL].[2018-09-18].https：//www.tech.net.cn/web/articleview.aspx？id=20170718091653783
关键词 高职教育;国际化;阶段特征;走出去;引进来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9）04-0013-05
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高职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国际化形式和内容与之相适应。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高职教育也因应社会经济发展新需求进入创新发展的新时期。高职教育国际化也逐步由模仿发展的路径依赖阶段，向独立自主的创新发展阶段转变。但在具体的办学实践中，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依然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局限性。基于此，本研究以“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中的“国际影响”作为实践参考，来探索当前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与新趋势。
一、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内容辨识
国际化是高职教育在特定时期发展路径与生存方式选择的外显形式，其具有高等教育国际化与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双重属性，既需遵循知识与技术国际流动的本质诉求，也需要遵循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内在诉求[1]。当前，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主要包括“引进来”与“走出去”两方面内容。“引进来”是高职教育国际化的主要内容，引入资源的“优质水平”成为当前国际化发展的重点;“走出去”是高职院校的重要战略选择，尤其是“校企合作”走出去，正在成为高职教育走出去办学的重要方式之一。与此同时，高职教育国际化的进阶形式也逐步凸显，如政府机构、社会组织或高职院校等参与职业教育国际治理的积极性越来越高。综合来说，“走出去”与“引进来”内容的新变化，体现了高职教育国际化由自发、自觉向基于教育类型属性的自主选择转型;高职教育的国际参与进一步印证了高职教育国际化内容向多元、多维的复杂化阶段进阶。
在政策层面，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目标、内容及路径越来越明确。2014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提出“职业教育要服务国家对外开放，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职业院校”，为高职教育国际化明确了发展目标。2015年，《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强调，高职教育国际化需要在引进来的优质化、走出去的服务产业导向、国际参与等方面谋求创新，并将“引进境外优质资源”“支持优质产能走出去”和“扩大职业教育国际影响”作为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与举措。在实践层面，国际化也成为衡量高职院校办学质量的指标之一。2016年，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报内容体系中将“国际影响”单列，这就意味着“国际影响”成为衡量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维度之一。这一系列政策与质量建设实践表明，国际化正在成为高职院校改革与发展话语体系中的关键词之一，国际化在提升高职院校办学质量方面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高职教育国际化的阶段特征
（一）国际化进程地域差别较大，但地域特色逐步凸显
不同省份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与进程差异明显。以2016年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发布的“高等职业院校国际影响力50强”（以下简称“国际影响力50强”）为例，50强中有34所高职院校位于东部沿海，中西部院校仅占32%。另外，从中外合作办学开展情况来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较多的省份基本位于东部沿海，其中，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占据全国高职高专层次中外合作办学的近“半壁江山”，通过对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2018年公布的数据进行统计发现，这四省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数为12所（全国总数28所），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数为335个（全国总数为766个）。可见，高职院校国际化区域不协调问题明显，尤其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间的差距比较大。
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区域特色凸显。不同省份的高职院校充分利用各自优势资源，形成了院校国际化的区域模式[2]。第一，基于区位优势的国际合作。云南、广西、贵州等省份发挥临近“东盟”的区位优势，形成了面向东盟的研究平台、联盟、合作交流项目等国际化实践形式。新疆、东北部省份依托中亚、俄罗斯的地缘优势，开展各类国际化办学活动。第二，基于优势职教资源的国际合作。天津市借助自身较高职教发展水平的优势，积极探索走出去办学，逐步打造了“鲁班工坊”等职教模式。第三，基于政策优势的国际合作。国家政策安排或战略布局为高职院校国际化提供了平台与条件。“一带一路”沿线高职院校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引进与输出教育资源，通过推动平台建设、开展国际化办学、拓展留学生教育等实践形式[3]，实现了依托企业的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模式。另外，援外政策为部分高职院校提供了国际化发展的新路径，如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在非洲建立的“贝宁学院”等。
（二）高职院校国际化呈现出分类推进趋势，但类型间差异悬殊
不同类型高职院校开始探索不同形式的国际化办学。在国际化的初级阶段，一方面，高职院校国际化模仿本科院校发展模式，具有明显的依附性特征;另一方面，以落实政策为目的，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高职院校间的国际化实践并没有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类型差异。随着国家政策推进与高职院校类型分化，国际化在不同类型高职院校间的差异越来越明显。
这种类型差异主要体现在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与非示范性高职院校、综合类院校与行业类院校、公办院校与民办院校之间。以“高职院校国际影响力50强”为例，国家示范（骨干）院校21所，省级示范院校16所，合计占50强榜单的74%。可见，财政专项支持对提升高职院校国际化能力具有重要的引导带动作用;有6所行业企业背景的高职院校入选，占50强榜单的12%，高于其在全国高职院校的比例（6.7%）。可见，伴随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具有行业企业背景的高职院校在拓展国际化路径方面具有一定优势[4]。榜单上的50所院校皆为公办院校，可见，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比较好的院校主要是公办高职院校。总体来看，这些高职院校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和自身资源优势探索国际化发展路径。 （四）基础能力
基础能力是影响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的基础性要素。第一，传统的高职教育大省、强省也是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以“高职院校国际影响力50强”为例，其中江苏省14所、浙江省6所、山东省6所，三省高职院校所占比例超过了50%。第二，与民办高职相比，公办高职院校的国际化发展水平更高。进入“国际影响力50强”的高职院校均为公办院校。与民办高职院校相比，公办高职院校在办学条件、办学基础、办学质量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另外，国家重点建设高职院校的国际化优势比较明显。“国际影响力50强”中，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有22所，占比接近50%。剩余的28所非国家示范（骨干）校中，有7所位于云南、贵州、内蒙等边境省份，具有比较明显的区位优势，4所为涉外经贸或语言类院校，其办学定位具有“国际化”属性。综合来看，高职院校基础能力较好的高职院校，其国际化发展也处于在相对领先的位置。近年来，受区位、国家政策及院校个体优势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基础能力相对较差的高职院校也成为当前高职院校国际化的重要力量，如部分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借助“地缘优势”或者“国家政策”实现了国际化办学的跨越式发展，部分起点较低的高职院校则借助院校特色将国际化演化成核心竞争力。
四、对策与建议
（一）完善专门的高职教育国际化政策体系，提升政策供给质量
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重点是监管与引导。在职业教育领域，德国能够快速改变传统学位、学制、学分制度，搭建终身学习资格框架，正是源于德国政府勇于更新观念、突破原有体制，从顶层设计层面给予支持和供给[7]。为推进高职教育国际化高质量发展，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应加强政策供给，完善高职教育国际化支持政策、监管政策及引导政策体系，推动国际化有序、健康推进。对于“引进来”办学加强监管与评价，建立优质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库，在高职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备案制基础之上，实施政府主管部门主导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定期考核评估制度;完善“走出去”政策安排，出台《关于规范高职教育走出去办学的实施办法》，明确走出去办学的重点、退出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发挥国家宏观战略在引导高职教育国际化中的重要作用。
（二）加强高职院校服务能力建设，探索中国特色高职教育国际化模式
从我国高职院校发展的阶段特征与国别特性来看，我国高职院校国际化应立足国情，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职院校国际化。一是以高职院校品牌建设作为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前提与基础。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前提是建设一批高水平、特色化、具有明显引领效应的国际化高职院校。将这部分院校作为高职院校国际化质量提升与创新发展的引領主体，探索中国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的一般模式及不同类型、不同地域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的可能路径。二是以服务经济国际化作为高职教育国际化基础能力建设的评价标准。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基础是经济的国际化，服务经济国际化的能力应作为基本的衡量标准。比如我国当前高职教育的走出去办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职业教育理念的国际推广，但还可以通过职教资源输出实现职业院校服务范围的国际化。三是将国际化作为优质高职院校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职院校的国际化水平相对较低，主要体现在国际影响力及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依然相对较弱，因此，优质高职院校建设承担着探索高职院校国际化新路径，创新高职院校国际化新模式，提升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的时代重任[8]。
（三）对接国家战略，形成依托外部条件走出去的高职教育国际化战略与布局
“走出去”办学已经成为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根据“走出去”办学依托资源的侧重点不同，可将其分为两种模式：依托外部有利条件走出去办学、立足院校自身优势输出优质教育资源[9]。当前，应重点推进依托外部条件走出去办学。首先，跟随经济国际化的“走出去”办学，形成跟随企业“走出去”为主导，其他“走出去”形式多元推进的新布局。高职院校跟随企业走出去不仅有助于避免教育跨国流动的国际壁垒，还可以借助企业为高职教育国际化办学活动提供的平台，帮助职业教育有针对性地解决企业跨国流动所需的技术与人才短板。如浙江省高职教育主动对接国家“走出去”战略，坚持“国家战略布局到哪里、中国企业走到哪里，高职教育就服务到哪里”的理念，把提高国际化办学水平和国家战略、浙江省战略结合起来。其次，依托国家政策走出去办学，重点推动依托产业园区办学。高职院校立足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的园区产业需求，建设产业群，从而为园区产业链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撑[10]。
（四）建立国际化评价机制，提升高职教育国际化的质量和效益
国际化在当前高职教育发展中的重要性已基本达成共识，但与之相匹配的专门评价或评估机制欠缺，这也直接造成了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现实与重要性的不匹配。当前部分省份已经开始探索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情况的调研或评价，但主要是由学术群体基于研究需要而进行的非专门化探索。当前，针对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特殊性，建立高职教育国际化评价与质量保障机制，对规范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提升国际化对于高职教育质量的积极效应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完善组织建设。由国家非教育行政部门建立高职教育国际化评价机构，并在各省设立分支机构，形成国际化质量监控体系。第二，建立指标体系。开发能够兼顾不同地区及不同类型高职教育特殊性的国际化多维评价体系。国际化评价指标的开发需要兼顾其服务对象的双主体性——学校与企业、实践方式的双重性——显性与隐性（一般的高职教育国际化，如师生国际交流、中外合作办学等;隐性的服务本地跨国企业或本国企业走出去的办学活动），以及实现路径的多元性。第三，完善中外合作办学评估机制。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管理是以“审批”为主要方式的“宽进”模式，高职院校尤为明显。2009年，教育部办公厅才发布了《关于开展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工作的通知》，开始面向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活动进行评估。当前，部分省份的高职院校也开始实施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开展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评估需要建立在“分类”的基础上，以不同于本科院校的指标体系，规范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活动，鼓励办出特色，重点在提高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并关注其对提高高职院校办学质量的辐射影响。 参 考 文 献
[1]莫玉婉.高职教育国际化：内涵、实践及改革趋势[J].职业技术教育，2017（16）：24-28.
[2]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EB/OL].[2018-10-15].https：//www.tech.net.cn/web/rcpy/index.aspx.
[3][10]莫玉婉.高职院校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风险及调控策略[J].高等职业教育探索，2018（2）：21-27.
[4]中国教育报.与世界共享中国高职模式经验[EB/OL].[2018-09-18].https：//www.tech.net.cn/web/articleview.aspx？id=20170718091653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