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高按揭贷款增速坚挺房价的同时，也支撑了银行的资产质量。债转股等风险化解手段可能导致未来银行资产质量下行过程中出现反复，风险暴露的结构也会出现变化，银行向低风险资产组合的调整仍将持续。
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上市银行整体不良净生成率比2015年下半年相对平稳，较2015年上半年的高点有所回落。2016年，居民和政府加杠杆，投资也持续发力，这对稳定2016年的经济增长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对后续稳增长的政策空间也有一定程度的透支，这会对银行业已有企稳迹象的资产风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从三季报数据看，业绩增长如预期继续下降，但环比降幅趋缓。行业净利息收入同比增速转负，非息收入增长与成本管控成为业绩正增长的主要因素。从核心驱动因素来看，息差经历降息重定价与二季度营改增的影响已降至阶段低点，三季度降幅缩窄至5BP左右。虽然不良拐点未现，但生成速度继续企稳，逾期反弹速度相对2015年同期有所放缓。不良反弹主要由于经济增速下行及去产能去库存政策的影响。从地区分布来看，长三角相对企稳，中西部、东北等地出现小幅扩散。
管理层2016年改革的重心在去产能，目前来看，在市场化推进方面的改革力度慢于预期，这极可能导致后续稳增长的可持续性难度加大。同时，房地产价格积累的风险进一步加大，2017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空间缩窄，对外需复苏的依赖度提高。虽然在准财政政策刺激的拉动下，下半年经济增速仍有望保持平稳，但从中期看，银行资产质量下行、企稳的过程可能出现反复。
从结构上看，前期中小微企业风险暴露较早，暴露程度较大，而集中于基建、能源、房地产等领域的大型企业受益于前期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刺激，资产质量暴露相对较小，但目前货币政策宽松已近极限，财政政策空间也大幅收缩，而房地产市场风险虽然暴露时点仍存在不确定性，但上行动力逐步衰竭，对内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上升，这些都可能导致大型企业的风险暴露加大。
毋庸置疑，房地产市场的强劲增长是中国银行业至今资产质量风险没有大幅飙升的关键。2014年以来，银行资产质量虽然持续下行，但在加快核销处置后不良率至今保持在2%以内，即使加上关注类贷款，占比也控制在5%以内，新增不良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产能过剩行业等，2016年采矿业又成为一个新的风险点。从地区分布来看，风险集中地区从东部地区逐步转移至中西部地区，这些行业和地区的风险暴露都是局部性的，始终没有出现全域性、系统性的大风险，支撑资产质量的关键是房地产市场的坚挺。
低风险资产备受青睐
随着房价的持续走高，风险也在逐渐积累，短期内中国货币政策维持中性态势，在因城施策的房地产政策导向和银行寻求低风险资产配置的环境下，银行对优质的房贷大面积收紧的可能性也不大，房地产价格尚不具备大幅调整的基础，但积累的风险已经越来越大。国内银行依靠房贷扩大信用的方式将告一段落，但会继续增加低风险资产的配置，而政府支持资产将成为首选，预计地方政府债将继续成为商业银行持有债券的主要类别，未来几年将拉动其生息资产的增长。
根据2015年财政部的发行计划，2016-2017年将发行11.1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交银国际预计2018年将发行4万亿元债券，主要是因为目前的发行计划都是根据2013年年中审计的地方政府负债水平所制定的，并没能为需要置换的地方政府负债提供综合性的解决方案。此外，由于过去几年收入降低和费用较高，地方政府的资金需求可能在扩大。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将成为商业银行的投资选择之一，预计未来政府债券投资在生息资产中的占比将从2016年上半年的14%上升至2018年年底的19%。
另一个银行信贷的增长点则主要来自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和商业银行的租赁贷款，预计低风险贷款将占到2016-2018年新增生息资产的13%，截至2018年年末，低风险贷款占比约为12.01%，高于2015年年底的11.7%。
此外，考虑到政策性银行和大部分金融机构都是政府持有，其风险通常非常低。因此，在短期内按揭贷款的增长受制于政策而放缓之际，银行将偏向扩大这类债券的占比。
不过，从宏观数据层面来看，中国的按揭贷款余额仍有上升空间。住房贷款和按揭贷款占总GDP的比重分别为31%和24%，远远低于美国的79%和53%。国内充足的流动性、城镇化的发展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将继续支撑房地产市场走强，未来生息资产中按揭贷款余额将继续上升。
但相比其他国家，目前中国的GDP仍然由投资主导，居民仍处于扩大杠杆的初级阶段，仅仅利用GDP数据进行比较有失偏颇。另一方面，按揭贷款的快速增长会给国内居民带来较大的风险和负担。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可能会导致按揭政策进一步放宽。
交银国际对居民偿付能力进行研究后认为，按揭占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可以更有效地反映居民的偿付能力。截至2016年上半年末，按揭贷款占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为55%。考虑到中国按揭贷款主要都贷给了城市居民，因此，我们用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重新计算杠杆水平，由此得出按揭贷款占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为70%，与美国基本持平。
当然，中国的可支配收入可能被低估，我们用部分银行的数据进行了更详细的计算。一家大型银行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上半年末的按揭贷款余额为2.49万亿元，贷给了8820万客户，也就是说，每个居民户的平均负担为281700元。根据估算，年偿还额/总可支配收入比率约为17.8%，明显高于2015年美国的5%。在美国，最高水平是2008年的7.7%。只有在中国家庭收入增长至统计数据的350%，人均年收入达到160000元人民币左右，年度债务负担才有可能与美国差不多。
另一方面，杠杆的快速上升确实给个人带来了较重的负担，是否进一步增长将取决于按揭政策能否进一步放宽，这意味着利率降低或按揭贷款期限延长。中央政府会鼓励地方政府采取更加严格的按揭政策，来抑制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但，我们怀疑商业银行能否严格执行中央政府的决策。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按揭贷款是一种相对安全的资产，商业银行会继续扩大按揭贷款的投放。 交银国际预计，2016年下半年、2017年、2018年，按揭贷款将增长8%、20%、18%，上述年末，按揭贷款在生息资产中的占比分别达到11%、12%、13%。我们预测到2018年年底，按揭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及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分别为34%和94%，债务负担占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将达到23%。基于对债务承担能力的判断，只要债务负担与可支配收入比率低于30%，按揭贷款就仍会以较快的速度上涨。同时，我们承认按揭贷款的增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如果政府在房地产市场执行更加严格的调控，房地产销售下降，相关贷款增速也将放缓。
最新的监管政策是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口径，这是否会对银行信贷增长产生一定牵制作用呢？
根据央行的解释，2016年三季度，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仅处于“测算”阶段，短期内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除非测算的结果相当不理想，才会作为微调原口径广义信贷评估结果的重要参考因素。2017年，考虑到高基数的因素以及后期银行对表内外资产结构的调整，MPA 考核压力可能低于市场预期。
MPA考核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有助于抑制银行通过表内业务转向表外以规避MPA考核实现监管套利，或将导致银行理财增速延续2016年以来的回落态势。考虑到可能的风险资本计提等因素，若强化监管将可能对理财的综合成本造成一定的影响，或将加快理财收益率的下行，但对表内信贷增长和结构变化的影响还有待观察。
随着地产限购限贷政策的执行，预计后续按揭贷款投放在一定程度上将受到抑制，不过考虑到财政政策发力、PPP持续推进有望缓解部分压力，银行总体信贷增长会保持平稳。
债转股实施规模有限
另一个潜在影响因素则是债转股政策的加速落地。2016年10月10日，国务院公布了市场期待已久的《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强调了三大原则：市场化方式、银行不得直接债转股、政府不兜底，鼓励实施机构依法依规面向社会投资者募集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实施机构发行专项用于市场化债转股的金融债券，探索发行用于市场化债转股的企业债券；产能过剩行业中的高负债龙头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高负债成长型企业将成为本轮债转股的主要标的。债转股落地有助于加速银行风险出清，将隐性债务风险显性化，有助于改善市场对于银行不良资产质量的担忧，同时也会加剧银行不良的暴露，带动不良持续反弹，政策从短期看影响中性，长期则是利好。
根据《指导意见》，银行应当将其风险出售给独立第三方机构，而非保留；此外，禁止银行直接参与债转股。《指导意见》中阐明了相关细节，例如合资格方和公司以及资金来源，重点如下：合资格方是指债转股仅适用于发展前景良好的借款方，例如具有产品有市场、技术先进且信用状况良好的企业；严格禁止僵尸企业进行债转股。而且，债转股应通过“实施机构”将债权转换为股权，鼓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及银行设立的机构成为实施机构；银行自身不得参与债转股。
《指导意见》还对债转股的具体要求做了相应的规范，如合法转让上述债务利息的风险和收益，银行不得保留信用资产相关风险；银行、公司和“实施机构”应协商并决定是否启动债转股，如何管理转换定价、资金来源和退出机制等。此外，债务转让资金应来自公共投资者，也可以通过发行金融债或出售金融产品筹集。政府资金不得像2000年年初那样用于资助债转股。
《指导意见》还强调，在债转股过程中，政府是规则制定者和监管者，但是意见明确规定（各级）政府不得参与实施债转股。债转股交易并不享受直接税收优惠，但是，合格企业重组（可能与债转股同时发生）应在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方面享受税收优惠。由于目前债转股计划目标是降低公司杠杆率和金融负担，因此，该计划既针对正常贷款，也针对不良贷款。
自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以后，关于中国将广泛实施债转股计划的预期明显升温。目前，建设银行已经启动两个债转股项目。
中银国际认为，该《指导意见》积极的方面在于：政府不会划拨资金用于债转股，而是将采取市场原则。此举能够降低不良贷款处置环节中的潜在道德风险。此外，《指导意见》指出，银行不得直接将债权转为股权，该规定符合的预测。如果该条原则能够得到严格执行，则银行所承担的风险仍可控。对于建行项目来说，其子公司将作为管理人，募集基金买下银行贷款，然后转为股权投资。通过这种方法转债股，首先贷款面额转让不会给银行带来损失。其次，由于权益资产由第三方持有，银行不用承担额外资本开支。最后，银行的全资子公司将作为投资的普通合伙管理人，并且将赚取管理费用。但是从长远看，银行子公司可以经营债转股仍然可能给银行体系带来一定的风险。例如，如果子公司为增加债转股资产的吸引力力，同时确保债转股不会给银行带来损失，或者使用理财进行债转股，则存在银行为参与的理财在内的社会资金提供隐性担保的可能。如果上述假设成真，则可能导致债转股严格执行并降低银行体系的风险的效用有限。
如果短期内大规模开展债转股，将会降低银行新的不良贷款的生成率。目前预测未来几年新不良贷款生成率在1.2%左右，相当于每年产生1.2万亿元不良贷款。如果每年债转股的规模为3000亿元，其中50%为潜在的不良贷款，则新的不良贷款生成率将降至1.05%。
尽管此次债转股新规相比以往有了更多的实际操作性，但债转股计划的实施也存在不少的困难和挑战。
首先，对债转股计划感兴趣的市场资金究竟有多少。只有债转股总规模足够大，才能够提高资产质量并明显降低公司的杠杆率。中银国际估算，工业部门的债转股资金达到1万亿元时，企业负债率将下降1%。由此可见，仅仅是工业部门的负债率要降低5%，就需要5万亿元的债转股资金。但如此大规模实施债转股，将面临从何处找到足够的并且能承受长期风险的资金的挑战。一方面，基于目前资本市场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允许大量的债转股投资在五年之内退出，因此，投资人的持股时间必须非常长，预期流动性风险将较高；另一方面，如果银行不想确认损失，而只是转让评级为普通贷款、拨备率最多只有2%-3%的贷款，则转让价格不会非常有吸引力。
例如上述建行项目，部分优先级的投资者可能获得大约年化5%的收益，我们怀疑将来能否找到足够的资金在承受股权投资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同时接受这种水平的回报。因此，若大规模开展债转股，则极有可能产生大部分社会资金要求银行或公司提供一定支持来降低流动性风险并提供收益保障的情况。如果这类情况频频出现，我们担忧长期来看银行转移出的风险会非常有限。另一个吸引社会资金的方法是以更具吸引力的价格将来自打折出售的贷款，而非按原值定价的贷款，但如果是这样，银行或需要先确认损失。对于银行是否愿意在债转股的同时确认损失，市场现在也在拭目以待。
在现行政策下，银行使用自有资本开展债转股的能力极其有限，而使用理财产品资金也可能会加剧理财产品资产与负债期限之间的不匹配状况，从而给金融系统带来新的风险。因此，银行仍寄希望于进一步的政策支持，例如股权投资风险权重的调整。
一般而言，通过重组、管理层变更和全面改革等措施，应该能够扩大实施债转股公司的市值，但是当前项目中尚未看到该种改革方案的出台。如果公司不进行实质性改革，债转股可能仅是在商业周期处于低谷时缓解问题的一种手段，除非周期回升，否则债转股企业价值改善的可能性并不高。
总体来说，短期来看银行将从债转股中受益，但受益的大小则取决于债转股的规模。由于目前大规模的进行债转股还面临社会资金参与的吸引力以及贷款和企业定价等一系列问题，从这个角度分析，未来12个月不会出现较大规模的债转股，以基础案例估算的规模可能少于3000亿元。
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上市银行整体不良净生成率比2015年下半年相对平稳，较2015年上半年的高点有所回落。2016年，居民和政府加杠杆，投资也持续发力，这对稳定2016年的经济增长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对后续稳增长的政策空间也有一定程度的透支，这会对银行业已有企稳迹象的资产风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从三季报数据看，业绩增长如预期继续下降，但环比降幅趋缓。行业净利息收入同比增速转负，非息收入增长与成本管控成为业绩正增长的主要因素。从核心驱动因素来看，息差经历降息重定价与二季度营改增的影响已降至阶段低点，三季度降幅缩窄至5BP左右。虽然不良拐点未现，但生成速度继续企稳，逾期反弹速度相对2015年同期有所放缓。不良反弹主要由于经济增速下行及去产能去库存政策的影响。从地区分布来看，长三角相对企稳，中西部、东北等地出现小幅扩散。
管理层2016年改革的重心在去产能，目前来看，在市场化推进方面的改革力度慢于预期，这极可能导致后续稳增长的可持续性难度加大。同时，房地产价格积累的风险进一步加大，2017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空间缩窄，对外需复苏的依赖度提高。虽然在准财政政策刺激的拉动下，下半年经济增速仍有望保持平稳，但从中期看，银行资产质量下行、企稳的过程可能出现反复。
从结构上看，前期中小微企业风险暴露较早，暴露程度较大，而集中于基建、能源、房地产等领域的大型企业受益于前期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刺激，资产质量暴露相对较小，但目前货币政策宽松已近极限，财政政策空间也大幅收缩，而房地产市场风险虽然暴露时点仍存在不确定性，但上行动力逐步衰竭，对内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上升，这些都可能导致大型企业的风险暴露加大。
毋庸置疑，房地产市场的强劲增长是中国银行业至今资产质量风险没有大幅飙升的关键。2014年以来，银行资产质量虽然持续下行，但在加快核销处置后不良率至今保持在2%以内，即使加上关注类贷款，占比也控制在5%以内，新增不良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产能过剩行业等，2016年采矿业又成为一个新的风险点。从地区分布来看，风险集中地区从东部地区逐步转移至中西部地区，这些行业和地区的风险暴露都是局部性的，始终没有出现全域性、系统性的大风险，支撑资产质量的关键是房地产市场的坚挺。
低风险资产备受青睐
随着房价的持续走高，风险也在逐渐积累，短期内中国货币政策维持中性态势，在因城施策的房地产政策导向和银行寻求低风险资产配置的环境下，银行对优质的房贷大面积收紧的可能性也不大，房地产价格尚不具备大幅调整的基础，但积累的风险已经越来越大。国内银行依靠房贷扩大信用的方式将告一段落，但会继续增加低风险资产的配置，而政府支持资产将成为首选，预计地方政府债将继续成为商业银行持有债券的主要类别，未来几年将拉动其生息资产的增长。
根据2015年财政部的发行计划，2016-2017年将发行11.1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交银国际预计2018年将发行4万亿元债券，主要是因为目前的发行计划都是根据2013年年中审计的地方政府负债水平所制定的，并没能为需要置换的地方政府负债提供综合性的解决方案。此外，由于过去几年收入降低和费用较高，地方政府的资金需求可能在扩大。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将成为商业银行的投资选择之一，预计未来政府债券投资在生息资产中的占比将从2016年上半年的14%上升至2018年年底的19%。
另一个银行信贷的增长点则主要来自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和商业银行的租赁贷款，预计低风险贷款将占到2016-2018年新增生息资产的13%，截至2018年年末，低风险贷款占比约为12.01%，高于2015年年底的11.7%。
此外，考虑到政策性银行和大部分金融机构都是政府持有，其风险通常非常低。因此，在短期内按揭贷款的增长受制于政策而放缓之际，银行将偏向扩大这类债券的占比。
不过，从宏观数据层面来看，中国的按揭贷款余额仍有上升空间。住房贷款和按揭贷款占总GDP的比重分别为31%和24%，远远低于美国的79%和53%。国内充足的流动性、城镇化的发展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将继续支撑房地产市场走强，未来生息资产中按揭贷款余额将继续上升。
但相比其他国家，目前中国的GDP仍然由投资主导，居民仍处于扩大杠杆的初级阶段，仅仅利用GDP数据进行比较有失偏颇。另一方面，按揭贷款的快速增长会给国内居民带来较大的风险和负担。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可能会导致按揭政策进一步放宽。
交银国际对居民偿付能力进行研究后认为，按揭占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可以更有效地反映居民的偿付能力。截至2016年上半年末，按揭贷款占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为55%。考虑到中国按揭贷款主要都贷给了城市居民，因此，我们用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重新计算杠杆水平，由此得出按揭贷款占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为70%，与美国基本持平。
当然，中国的可支配收入可能被低估，我们用部分银行的数据进行了更详细的计算。一家大型银行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上半年末的按揭贷款余额为2.49万亿元，贷给了8820万客户，也就是说，每个居民户的平均负担为281700元。根据估算，年偿还额/总可支配收入比率约为17.8%，明显高于2015年美国的5%。在美国，最高水平是2008年的7.7%。只有在中国家庭收入增长至统计数据的350%，人均年收入达到160000元人民币左右，年度债务负担才有可能与美国差不多。
另一方面，杠杆的快速上升确实给个人带来了较重的负担，是否进一步增长将取决于按揭政策能否进一步放宽，这意味着利率降低或按揭贷款期限延长。中央政府会鼓励地方政府采取更加严格的按揭政策，来抑制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但，我们怀疑商业银行能否严格执行中央政府的决策。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按揭贷款是一种相对安全的资产，商业银行会继续扩大按揭贷款的投放。 交银国际预计，2016年下半年、2017年、2018年，按揭贷款将增长8%、20%、18%，上述年末，按揭贷款在生息资产中的占比分别达到11%、12%、13%。我们预测到2018年年底，按揭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及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分别为34%和94%，债务负担占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将达到23%。基于对债务承担能力的判断，只要债务负担与可支配收入比率低于30%，按揭贷款就仍会以较快的速度上涨。同时，我们承认按揭贷款的增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如果政府在房地产市场执行更加严格的调控，房地产销售下降，相关贷款增速也将放缓。
最新的监管政策是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口径，这是否会对银行信贷增长产生一定牵制作用呢？
根据央行的解释，2016年三季度，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仅处于“测算”阶段，短期内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除非测算的结果相当不理想，才会作为微调原口径广义信贷评估结果的重要参考因素。2017年，考虑到高基数的因素以及后期银行对表内外资产结构的调整，MPA 考核压力可能低于市场预期。
MPA考核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有助于抑制银行通过表内业务转向表外以规避MPA考核实现监管套利，或将导致银行理财增速延续2016年以来的回落态势。考虑到可能的风险资本计提等因素，若强化监管将可能对理财的综合成本造成一定的影响，或将加快理财收益率的下行，但对表内信贷增长和结构变化的影响还有待观察。
随着地产限购限贷政策的执行，预计后续按揭贷款投放在一定程度上将受到抑制，不过考虑到财政政策发力、PPP持续推进有望缓解部分压力，银行总体信贷增长会保持平稳。
债转股实施规模有限
另一个潜在影响因素则是债转股政策的加速落地。2016年10月10日，国务院公布了市场期待已久的《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强调了三大原则：市场化方式、银行不得直接债转股、政府不兜底，鼓励实施机构依法依规面向社会投资者募集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实施机构发行专项用于市场化债转股的金融债券，探索发行用于市场化债转股的企业债券；产能过剩行业中的高负债龙头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高负债成长型企业将成为本轮债转股的主要标的。债转股落地有助于加速银行风险出清，将隐性债务风险显性化，有助于改善市场对于银行不良资产质量的担忧，同时也会加剧银行不良的暴露，带动不良持续反弹，政策从短期看影响中性，长期则是利好。
根据《指导意见》，银行应当将其风险出售给独立第三方机构，而非保留；此外，禁止银行直接参与债转股。《指导意见》中阐明了相关细节，例如合资格方和公司以及资金来源，重点如下：合资格方是指债转股仅适用于发展前景良好的借款方，例如具有产品有市场、技术先进且信用状况良好的企业；严格禁止僵尸企业进行债转股。而且，债转股应通过“实施机构”将债权转换为股权，鼓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及银行设立的机构成为实施机构；银行自身不得参与债转股。
《指导意见》还对债转股的具体要求做了相应的规范，如合法转让上述债务利息的风险和收益，银行不得保留信用资产相关风险；银行、公司和“实施机构”应协商并决定是否启动债转股，如何管理转换定价、资金来源和退出机制等。此外，债务转让资金应来自公共投资者，也可以通过发行金融债或出售金融产品筹集。政府资金不得像2000年年初那样用于资助债转股。
《指导意见》还强调，在债转股过程中，政府是规则制定者和监管者，但是意见明确规定（各级）政府不得参与实施债转股。债转股交易并不享受直接税收优惠，但是，合格企业重组（可能与债转股同时发生）应在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方面享受税收优惠。由于目前债转股计划目标是降低公司杠杆率和金融负担，因此，该计划既针对正常贷款，也针对不良贷款。
自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以后，关于中国将广泛实施债转股计划的预期明显升温。目前，建设银行已经启动两个债转股项目。
中银国际认为，该《指导意见》积极的方面在于：政府不会划拨资金用于债转股，而是将采取市场原则。此举能够降低不良贷款处置环节中的潜在道德风险。此外，《指导意见》指出，银行不得直接将债权转为股权，该规定符合的预测。如果该条原则能够得到严格执行，则银行所承担的风险仍可控。对于建行项目来说，其子公司将作为管理人，募集基金买下银行贷款，然后转为股权投资。通过这种方法转债股，首先贷款面额转让不会给银行带来损失。其次，由于权益资产由第三方持有，银行不用承担额外资本开支。最后，银行的全资子公司将作为投资的普通合伙管理人，并且将赚取管理费用。但是从长远看，银行子公司可以经营债转股仍然可能给银行体系带来一定的风险。例如，如果子公司为增加债转股资产的吸引力力，同时确保债转股不会给银行带来损失，或者使用理财进行债转股，则存在银行为参与的理财在内的社会资金提供隐性担保的可能。如果上述假设成真，则可能导致债转股严格执行并降低银行体系的风险的效用有限。
如果短期内大规模开展债转股，将会降低银行新的不良贷款的生成率。目前预测未来几年新不良贷款生成率在1.2%左右，相当于每年产生1.2万亿元不良贷款。如果每年债转股的规模为3000亿元，其中50%为潜在的不良贷款，则新的不良贷款生成率将降至1.05%。
尽管此次债转股新规相比以往有了更多的实际操作性，但债转股计划的实施也存在不少的困难和挑战。
首先，对债转股计划感兴趣的市场资金究竟有多少。只有债转股总规模足够大，才能够提高资产质量并明显降低公司的杠杆率。中银国际估算，工业部门的债转股资金达到1万亿元时，企业负债率将下降1%。由此可见，仅仅是工业部门的负债率要降低5%，就需要5万亿元的债转股资金。但如此大规模实施债转股，将面临从何处找到足够的并且能承受长期风险的资金的挑战。一方面，基于目前资本市场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允许大量的债转股投资在五年之内退出，因此，投资人的持股时间必须非常长，预期流动性风险将较高；另一方面，如果银行不想确认损失，而只是转让评级为普通贷款、拨备率最多只有2%-3%的贷款，则转让价格不会非常有吸引力。
例如上述建行项目，部分优先级的投资者可能获得大约年化5%的收益，我们怀疑将来能否找到足够的资金在承受股权投资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同时接受这种水平的回报。因此，若大规模开展债转股，则极有可能产生大部分社会资金要求银行或公司提供一定支持来降低流动性风险并提供收益保障的情况。如果这类情况频频出现，我们担忧长期来看银行转移出的风险会非常有限。另一个吸引社会资金的方法是以更具吸引力的价格将来自打折出售的贷款，而非按原值定价的贷款，但如果是这样，银行或需要先确认损失。对于银行是否愿意在债转股的同时确认损失，市场现在也在拭目以待。
在现行政策下，银行使用自有资本开展债转股的能力极其有限，而使用理财产品资金也可能会加剧理财产品资产与负债期限之间的不匹配状况，从而给金融系统带来新的风险。因此，银行仍寄希望于进一步的政策支持，例如股权投资风险权重的调整。
一般而言，通过重组、管理层变更和全面改革等措施，应该能够扩大实施债转股公司的市值，但是当前项目中尚未看到该种改革方案的出台。如果公司不进行实质性改革，债转股可能仅是在商业周期处于低谷时缓解问题的一种手段，除非周期回升，否则债转股企业价值改善的可能性并不高。
总体来说，短期来看银行将从债转股中受益，但受益的大小则取决于债转股的规模。由于目前大规模的进行债转股还面临社会资金参与的吸引力以及贷款和企业定价等一系列问题，从这个角度分析，未来12个月不会出现较大规模的债转股，以基础案例估算的规模可能少于30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