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子里突然通知我过去，说我们厂跟港商的项目合作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的厂子又活了。既然活了，就需要机器。要机器，就需要工人。而我，是响当当的机床厂的老技术能手。叶厂长说重新活了的厂子，不能没有你吴白石。这话听得我舒服。厂子停了这三年，我一直在外面干活。工钱也没少拿，但心里没着没落。我哥说你就是这苦命，钉在这个上不上下不下的机床厂里。我说人命一条，各有活法。我这命，从十七岁活到三十五岁，都十八年了，就钉在机床厂这梁上没动过。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都砸在这东门外了。哥叹口气，哥是省里机关的干部，最近正在酝酿着更上层楼。哥说你就是吃技术饭的，机床就是你的饭碗。我一笑。这年头，有饭碗就算不错了。当年跟我一道进厂的许多人，如今都在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里，煎饼子，跑快递，给人搓澡，穿着件发光的绿背心维持交通……不过，日子熬到头了，厂子重新活了过来。想到这，我脑子里立即机器轰鸣。我甚至想起厂子东边的那条小河。有年夏天，我和马红蓼在那儿谈恋爱。我们拉了拉手，又准备接吻。结果，向上抬起的身体导致脚下重心偏移，两个人都从水泥坡上滑进了河里。我这人什么都会，啥事都敢，但就一样不行：怕水。旱鸭子，而且旱得厉害。我跟马红蓼两个人滑到河里后，我立马成了只汤圆，在河水里翻滚。我开始大声呼喊：救命哪！救命！而马红蓼一声不吭，居然半站立在水里，望着我笑。那一会儿，她笑得格外漂亮。那也是我见过的她的最美好最没心没肺的笑。她笑过后，就独自上岸了。我依然在水里翻滚，中间还喝了三口浑浊腥咸的河水。水里有铁锈的味道。等到保安过来向我伸出一根长铁管子，我顺着铁管爬上来，像只狗一样抖动完身上的河水。保安问我咋就落到了这河里？才米把深，咋就爬不起来了呢？按说一个全厂出名的技术能手，水里的功夫也得有两下子呢？我说这水里功夫比机床上功夫要难，老子这辈子看来也过不了这关了。这都是些陈年旧事了，马红蓼从那以后再也没跟我说过话。但我看着她还是亲切。毕竟拉过她的手，嘴唇的距离最近时也只有一公分不到。说这些，无非说明我对厂子是充满感情的，地道是一个钉子厂子里的人。我马上从红星厂的车间里跑出来。我最近正在给红星厂帮忙做一批活儿。我坐901路公交，到三孝口，再转1路，到东门。下了车后，绕过临街的那些高楼，往后就看见我们厂弧形的拱门。是用铁管焊接的，每个字都有一米见方，通红。估计是刚刚上了漆。进了厂门，已经有不少人在院子里。见着面，竟然亲热得想抱一抱。互相递烟，点火，问些不咸不淡的鸟话。其间，我听见传达室那边有人喊我。我先以为是工友，结果是那个搞传达的老于。老于酒糟鼻子，出奇得大，一年四季脸上都顶着这块肥肉。而且，鼻子正中间还生出一撮黑毛，永远都半寸长，远看就像打光的零件上突出个钉子。我每回见他，都想替他将这钉子拔了。可是总下不得手。他护鼻子，比蒋老三护秃头还厉害。我说：都一两年了，还顶着这钉子，难受不？老于喝了口水，说：难受个鬼！有你的信！
　　啥？我愣了下。说真话，我真的没听清他说什么，或许是我听清了，没反应过来。果然，他再说了一遍后，我更愣了。这日子里还能接到信？我都好多年没看过信这玩意儿像个什么样子了？当然除了那些广告信件。人人都有手机，個个都有微信，谁还去写信这个古老的东西？何况写了信还得寄。你寄了，邮政也不一定给你投递。就是投递了，你也不一定能收到。夹在那一大堆花花绿绿的报纸里，直接扔进废品仓库了。老于头是个细心、负责、尽职的好传达。他不因为我一直想拔除他脸上的钉子而恨我，居然还真的收下了我的信。现在又不远十米来喊我。他从抽屉里拿出信，玫瑰色的信封，递给我，说：可不定是哪个姑娘写的，咋就寄到这了呢？厂子都停了三年了。我说：哪有什么姑娘？说不定就是催话费的。老于头干瘪地笑了下，问：还没成家？我摇摇头。他叹了口气，说：还记着那红蓼吧？我呸了他一口，说：都冬天的蓼子了，早已没个人样，还惦记啥？我是一个人过惯了，多一个人晚上睡觉都睡不安稳。老于头朝门外啐了口痰，说：说鬼话呢！快看信吧，都半年了。
　　信很小巧，像只鸽子。我点了支烟，一边接着工友们的话头，一边拆信。也没人注意我。我是说注意我在拆信。他们当然注意我这个人。我吴白石作为机床厂大名鼎鼎的技术能手都能回来，说明这厂子是真的要活了。我在这，就能给他们信心。我看着他们由黄转红的粗糙的脸和吐出的一圈圈烟雾，手中的信也拆开了。不知怎地，我竟然没看，顺手就塞进口袋。那天晚上，叶厂长专门请我们喝酒。厂逢喜事工人爽，酒喝得呼天抢地，昏天黑地，五体投地。那之后，我就断片儿了。等到醒来时，是在红太阳浴室。账早已被人结了，其他人也都没了踪影。我抚着木木的脑袋，身子还有些发飘。打的，回到南七的小窝。这是已经过世的娘老子给我留下的最后的念头。小窝两室一厅，散发出酒气、汗气，还有储藏室里父亲留下的那些老古董的霉味。烧水，泡茶，站在窗子前发愣。想抽烟，手伸到口袋里，烟没了，摸出来的是那封信。玫瑰红的信封，信封上写着：本市第一机床厂吴白石收。下面落款是：本市（内详）。我骂了句：套路！一把揉了，直接砸向门后的垃圾桶。可是，这回没砸中。信扑棱棱地飞了出来，而且，一下子就飞到了我的脚边上。一封坚强的信。这年头，这么坚强的人生不多了。我由衷地敬重起来。我珍重地弯下腰，捡起信，慢慢展平，然后从里面小心地掏出信件。一片草叶，或者一片树叶，反正是叶子形状，粉红的。我将它放在桌子上，端详了会，觉得有些意思，心里还甚至涌起一种说不清楚的浪漫与温情。犹如久旱见甘雨，我打开叶子，蓝色墨水的钢笔字，开头一句就是：白石，我找你许多年了！
　　我一震。妈的，遇上疯子了。谁找我许多年了？许多年来，我就活在这个城市里，说确切点，就活在机床厂，你要是想找，还需要用许多年？明明是疯子嘛！不过，这字挺好，娟秀，一看就是个女人的笔法。我继续往下看。下面内容很短，只有三行。第一行是：我从大宋的诗意里而来，沿着你的足迹，追寻桥边红药。第二行是：我就是你词中的小红。还有第三行，写着：赤阑桥边，等你年年。这文字简直就是毒药，不过在三十五岁的我看来，又几乎就是呓语。虽然我一直觉得人要存着点天真，但天真这只柔软的小猫，真的蹭到了你的怀里的时候，你又发现你其实早是满怀江湖坚硬无比了。我翻过背面，果然又有一行小字：赤阑桥边。第十八棵树。树边有下河步道。 　　这是地址么？谜一般。我放下信，窗外正传来外地人叫卖大馍。我喜欢吃那大馍，半斤一只，杀食。配上一袋小咸菜，就可以喝上三两。大部分时候，我如果不外出喝酒，一个人在家，就是这标配。我下楼去买馍，同时买烟。全民失信的年代，我到底还有着信仰。我信仰烟、酒和我那重新活了的工厂。
　　你怎么老是睁着眼睛？我停了下来，问马红蓼。她把眼睛睁得更大，望着我，甚至有些无辜。我有些生气，我不喜欢被一个女人这么盯着。我希望她闭着眼睛，我欣赏她的沉醉。从前，南门商店的那个女孩子说我这是要寻找自信。我才不管呢！我又说了一遍：你怎么老是睁着眼睛？马红蓼终于开口了。她说：看你怎么动！算你狠，我大幅度地提高了动作。她把眼睛转向别处，似乎在看着桌上的那只大馍。我停下来，又从她身上翻下，然后摸了支烟，她问：怎么了？我说：加点油。她笑起来，烟能加油？你怕不是干不动了吧？我干不动了？老子才三十五，正壮年。不说干你，就是……我没有说下去。我忽然想起厂子里的那条小河，想起马红蓼站在水里那没心没肺的笑。这笑声刺激了我，我将烟在床板上灭了，跳起来，像只黑披风，准确无误地盖在了她的身上。严丝合缝，让她惊讶得大声叫唤。立时整个床都动了起来，接着屋子开始动。那只大馍滚到了床前，手机里传出《好汉歌》。那是我的手机，最近刚刚下的曲子。她在叫唤声中问了句：谁？接呗！我看看她，眼睛居然闭上了。看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恶毒地动了动，回过头，说：马红蓼，你早就该是我的人了！
　　我这样说，其实都是在工厂重新活了之后。而且是过了大半年的事情。马红蓼也回到了厂里，她是化验工，负责对一些模具的处理。这活儿，说真的，需要点技术。她是中专毕业，她回厂的第一天，就碰见了我。也是活该。那天我正拎着瓶酒，准备找人一起到厂子后面的小饭店喝酒。我连续在厂里上了三天班，刚活过来的厂子，一派兴旺。我这钉在厂子里的人，也如打了鸡血般，日夜不停。她远远走过来，身材一般，穿着一般，压根儿没引起我注意。但她竟然喊了我一声：白石！这名字是我的大名，很少被正式用到。我在厂子里正式通行的名字叫吴一眼。这名字虽然不太雅观，可是有故事，而且是值得自豪的故事。厂子里几百号人都清楚，这名字就是历史，就是光荣，就是资历，就是分量。咋这么说呢？其实真的有故事。我在机床上比划产品的精度，往往不需要工具，只需要瞅一眼，稳、准。误差不会超过0.1毫米。这也真是神了吧？是神。神得有时连我自己也佩服。厂长在全厂大会上表扬我，说你眼睛这么好，就叫吴一眼吧！满场哄笑，就算认可。因此，能喊我吴白石的人，就少;喊我白石的，更少。我说：这白石也是你喊的？后悔了？她站在我面前，背景是空旷的工厂大院，成堆的铁料压着围墙。我这才看清楚，马红蓼并不是从前的那个马红蓼了。大概四五年前，马红蓼比我早一点离开厂子，听说是到一家外企去了。与她一道去的，还有她丈夫。她丈夫也是我们厂的，比我大一岁，大学毕业生，搞设计。那年，我们吻着掉进小河后，她就跟她丈夫恋爱了。再后来，结婚，听说一直没孩子。对于她，我当初也就是不冷不热。断了后，也没有多大牵挂。她这一喊白石，倒显得生分。她拢了下头发，说：习惯了。习惯了？我的天！我们当年才谈了几天？何况这又隔了十几年了。哪来的习惯？她脸一点也不红，只是脸形由长及圆，鼻子上添了几粒黑斑，眼睛还是从前那样大，只是没什么神采。她没穿工装，米黄色的秋褂，牛仔褲，与她这年龄相配。她说：白石，我听说你也回来了。我想想，也就回来了。我说：你回不回厂跟我有关系吗？马红蓼。我特地称呼她的全名，说：我可不会水，我怕又把你淹着。她又拢了下头发，我注意到她头发染了点浅金色。她从挎包里拿出一盒烟，接着又拿出一盒烟，递给我。我没接，问她这是嘛意思？她说没意思，家中烟放的时间长了，怕坏了。你不是烟瘾大嘛，拿去抽吧！说着，她将烟塞进我手里，起身要走。我说你去哪？她说去厂长办公室，约好了的。走了几步，她回过头来对我说：我来时就想着能遇见你，真的就遇上了。
　　马红蓼在我们厂子里，就是个化验工。化验工上班时间都待在化验室里，很少能出来。我抽了她的两包烟，有一包放的时间长了，有些发硬。我每抽一支，都得揉上半天。但烟是好烟。两包烟抽完，我几乎就忘了这事。有天下午，哥打电话让我过去，说小姨和小姨父从北京过来了，晚上聚下。这我当然愿意，小姨是母亲最小的妹妹，六十多岁，人长得有风度。母亲在世时，说到小姨，就一脸的妒忌，说外婆把所有的优点都遗传给了小姨，太不公平。我说在我眼里，你比小姨更漂亮。母亲噘着嘴，笑着说你这傻儿子，也学会说安慰话呢。快点找个老婆结婚，给我添个孙子，比什么好听的话都强。可惜，母亲终于没等到我给她添个孙子。话说回头，如果当年我跟马红蓼不是掉到了河里，要是成了，结了婚，添了孩子，也算是了了母亲一个心愿。母亲是在那事后的第二年，脑溢血走的。她走得太快，小姨从国外赶回来时，母亲的丧事已经办完了。小姨哭倒在墓碑前，说大姐你不该这么狠心，再怎么着，也得让小妹再见一面。后来，小姨跟小姨父结束了驻外工作，回北京定居，每年都来这边一次，她说她是替我们母亲来的。前年，父亲也走了。小姨说你们就都是我的孩子了，小姨在，你们的父母就在。这话让哥、姐都哭了，只有我没哭。父母的三个孩子当中，只有我不争气，三十多了，还是光棍一条。要说相貌，不差;说工作，有技术;脾气也不算太坏。历史也清白。可是，就是结婚成家这事，像春天的棒槌，不开窍。小姨来，我欢迎，打心眼里也高兴，仿佛又能看一回母亲。但我心里也怵。父亲走后，小姨来的目的更单纯了，她甚至有些恨铁不成钢。去年走时，抹着眼睛，说她对不起我母亲，没能让小侄子尽快成家……怵归怵，聚会还是得去。下了班，换了身衣服，我就赶公交。刚上了公交，哥又打来电话，说小姨来最想看到的事情你自己明白，要是有了，就带来，也好让小姨心情愉快些。我说哪有呢？又不是赶集，随便抓一个了事。哥说你啊，你啊，他这样叹着，我似乎都看见他额头上的皱纹往下耷拉。我坐在公交车最后一排，想抽烟，却只是闻了闻烟味。我闭上眼睛，有人在放音乐，有两个女人正在聊天。说昨天晚上万达那边着火了，听说是被人放火的。放火的是个女孩子，才二十岁，商店里的员工，跟老板有一腿。不知怎么的想逼着老板离婚娶她。老板哪能答应？女孩子就悄悄地放了火。火一烧起来，她吓得哭了，好在没人伤亡。老板也算有良心，出来证明说是电路老化。一个女人说现在的孩子啊，傻得很。另一个说也不怪那孩子，要怪就怪那老板，怪这社会。我觉得现在真是全民忧心的时代，动不动就扯到这个社会上来了。我想睡一觉，可是睡不着。不喝酒，我现在很难睡着。我望望窗外，路灯开始亮起，这个城市，越发地被罩在各种光线之中，越发地陌生了。 　　车到了长江西路。我一片空白地闭目呆坐。马红蓼不知从哪冒了出来。她推着我，说白石，到哪去啊？你不是不坐这趟车的吗？我揉揉眼，她站在过道上，侧身向我，不太饱满的胸部，正跟我的眼睛平齐。我说我去赶个饭局。她啊了声。我灵光一闪，问她去哪？晚上有安排不？也是天意，她眉毛挑了下，胸脯很快地在我的额头上擦了下。我站起来，说你坐。她说不了，一天坐到晚，现在该站会儿，还是你坐吧。我站着。我重新坐下来，她收回了她的胸脯，说晚上倒是没事，你要请我？不是我请你，是想请你陪我去圆个局。圆个局？什么意思？你就说行不行？要是行，下一站我们一道下车，再慢慢跟你说。她顿了下，拿出手机看了看，说行吧！我们就在下一站下了车，我说想请她当一回我的女朋友。她愣着，说那可不行。不像，也不能。咋就不像了？又怎么不能了？我说你都跟我下了车了，不像也得像，不能也得能。反正我们从前不也当过男女朋友吗？她被我推着往前走，嘴里还咕噜着：都十几年了，哪还有那感觉？白石，你这不是……
　　小姨对我竟然第一次很满意，很高兴。小姨看马红蓼的眼神，其实有些空洞。这点我明白。小姨也是在完成一个任务。她答应了我母亲，她必得要将我放到另外一个女人手上才算了事。小姨拉着马红蓼的手，想问，又没问。只是对我姐说：这孩子挺好，文静。嘴唇上的烟挡住了我正要喷薄欲出的笑声。马红蓼侧着身子，神情更加文静。这种样子一直坚持到饭局结束。我要送马红蓼回家。她说不了，先去你那小窝看看。我一怔，却鬼使神差地同意了。然后，我们像十几年的夫妻一样，过上了夫妻生活。我也纳闷：一切水到渠成，自然得比夫妻还自然。毫不造作，顺理成章。两个人的配合也是浑然天成。末了，我抽着烟说：马红蓼，你干脆离婚嫁给我算了。她眼睛睁得老大，一丝火星一闪即灭。她迅速地穿好衣服，身子发抖，拉开门，小跑着离开。我一时没明白过来，不就是一句话吗？事情都做了，还经不住一句话？或者……我脚踩在大馍上，一个趔趄，差点倒地。好在我手头上还有点硬劲，五指禅撑在地上。
　　第一机床厂里热火朝天，工资却已经三个月没发了。我去找厂长，厂长说快了，快了。要理解厂子目前正在大发展嘛，大发展就需要资金，工资缓一步，就算是对厂子的支持。厂长从小铁盒子拿出支烟，往我面前一甩，我用两指隔空夹住。厂长说：吴一眼，你是最爱咱们机床厂的，是吧？那么多厂要请你，你还是回来了。这就是爱厂！爱厂就要与厂同甘共苦。不仅你自己，还得劝劝周围人。你可是咱们厂有影响的人物啊！我从小到大最受不得表扬，一表扬就脸红，一脸红就心软，一心软就犯错误。我回到车间，苦口婆心地给其他人做工作。晚上又请了一桌。酒自然是多了，我回到厂里，坐在小河边上。河水腥咸，一条鱼，或者黄鳝，在水面上划出一道长长的剑纹。剑纹那头，一颗星光，被使劲地拖着，一半在水里，一半在水面上。我想起马红蓼站在水中那没心没肺的样子。小姨居然那么满意。小姨临走时给哥转了十万块钱，说是等我结婚了，就用这钱办事。我说还早着呢，说不定这辈子也用不上了。哥官员式地攥着双手，问这怎的了？不是都见面了，看那样子，也不是处一天两天了。瓜熟蒂落，该结婚就结婚吧，你都快四十了，再挑，就真的……我最听不得哥说这话，拂袖而去。过两天，哥打来电话，问厂子现在怎么样？我说还行，热火着。哥欲言又止，我有点不耐烦，就说哥有啥就说呗，我还得干活呢。那我可说了，听说你们厂跟一汽的合作出了点问题，不过，市里也正在想办法。没有吧？前几天厂长还说挺好的。那是跟你们这些工人说的，市里已经先期投了上千万，那边一分钱也没到。不过，你不要在厂子里乱说，你当前最大的任务是结婚。
　　我想我必须弄明白这事。我这人就三大信仰，酒，烟和工厂。酒和烟，谁也剥夺不了，我自己可以做主。可这工厂，几百号人，我吴白石也顶多就是个技术能手，那些通天的事情，我是够不着的。包括厂长说的那些话，现在想来也真真假假。我必须得弄清楚。我让马红蓼晚上到我那去，我告诉她别吃晚饭，晚饭我请她。就在我住的地方楼下，有家土菜馆，有红烧羊鞭，有嚼劲。她迟疑了下，然后说那好，我可能迟一点，五点下班，六点半到。我先给土菜馆老板联系，让他把羊鞭炖上，再加点枸杞。老板说这是有大动作啊，都是发物。我骂了句，挂了电话。回到车间，蹲在机床前干活，裤裆刚刚碰到机床边上，一硬，一热。赶紧收住。抬起头，大家都在干活。机床头昂得比公鸡头还高，却硬生生地让我看得低了下去。我草草地干完手头的活，就出门抽烟。眼瞅着老于头就跑了过来。他的酒糟鼻子被初秋的风吹得更加庞大、鲜红，那枚钉子也更显眼。他手里举着个信封，玫瑰红，打眼。我没等他喊出来，就迎了上去。或许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期待。老于说又来了一封，刚到的。我接过，但没拆，塞进口袋。是你女朋友的？这年头还写信，那得有多少话在说呢？我当年跟我那对象相处时，一个在新疆，一个在这，两千多里，没电话，一年也见不着一面，只有写信。一封信你猜要走多长时间？她五月节写的信，我八月节才看到。哈哈，也有意思。他突然害羞了下，一个六十歲的老男人的害羞，不经意，却一下子让我感动。老于头接过我递的烟，抽了口，咳嗽着，小声说吴一眼，你听说咱厂又犯难了，知道不？不知道。唉，你们都是些好工人啦，当然，我也是。我从部队回来就在这厂，这不，从明天开始，我就回去了。回去？那倒不是，是退休了。上午办了手续，把这信送给你，也算是打个招呼吧，以后多去传达室那边，有信，自个儿找。你都退休了？我刚来厂里时，你还在保卫科，威风着呢。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怎么就退休了呢？快啊。人都要老，你吴一眼来厂里时，才十七八岁。现在多大了？三十多了吧？还有那些女工，来的时候个个水灵得很，现在可都成了半截菜帮子。唉！把青春和一生都献给了这厂子，到头来怕还要半死不活，你说这改制改的，咋就回不到当初那么红火呢……哎呀，不说了，不说了。我还得在厂子里转转。老于头倒背着手，我第一次看见他的背影已经驼了。我猛地抽口烟，又使劲地吐出来。西边，太阳正要滑下工厂的大烟囱。我抽着烟，心头禁不住涌上悲怆。
　　那天晚上，我独自吃完羊鞭加枸杞，喝了两瓶江小白。马红蓼三次掐断了我的电话，然后关机。半夜酒醒，全身燥热，我起床喝了一水瓶冷开水。然后拿出口袋里玫瑰红的信。依然是娟秀的字迹，打开，依然是叶子形状的信纸，里面依然是那些内容。我酒眼昏花，字迹踊跃，如同一根根向我伸来的纤指。我突发浪漫，穿衣下楼。城市之夜，灯火阑珊。我快步走过金寨路，再转上桐城路。不久后就听见包河水声，隐隐约约。赤阑桥上空寂无人，三四年前，我记得这桥修过。每回坐公交经过这里，都得绕道。我在桥上站了会，然后转过南边。我记得那里有下河步道。有一次相亲时，我和一个女护士从这里下到河岸平台，在那里坐过半个小时。夜气浓重，包河愈发阔大，两岸树影与河水融为一体，深沉的样子，使我想起我过世的老父亲。他是个大学教授，而且教哲学。可惜一生也没通透。我确信我找到了第十八棵树，是棵大香樟。树身上有无数的突起，摸上去，潮湿，幽远。有一种沁凉通过指尖进入心里。河那边恍惚亮起灯笼，一只夜鸟飞过，那一刻，我的手正停在树身的凹陷处，里面纵横交错，依稀是两个字：白石。 　　车床刚开，润滑油刚吃进去，停电。大喇叭通知是变压器出问题了，正在检修。我打了车床一拳，当然吃亏是我的手，立时疼得举到了头顶上。小李子见状上来递过支烟，咋了？昨晚上被人放了鸽子？我伸出拳头，拳头蜷缩着，如同马红蓼的胸口。我丢下小李子，边咬牙抽烟边奔出厂门。我得去找胡大明。忘了说了，胡大明是马红蓼的丈夫。我去找他，可不是为了马红蓼。马红蓼跟我的感情，十几年前就被那小河水给淹死了。死了不能再生，即使再生了，也不是原来的感情。所以，我得去找胡大明。其实早在半年前，叶厂长就曾经喝酒后私下里说过：这机床厂跟港商合作的事，牵线的就是胡大明。胡大明早已离开了机床厂，他是知识分子，脑瓜子灵活，先改行去了工业局，后来下海。听说办过公司，做过老板。当然都是听说，我这人一向不喜欢打听这事。包括压在马红蓼身上时，我也不想问这事。她是她，他是他。两个人对于我来说，不相干且没有关系。不过，昨儿个晚上，天地作证，我是想好好问问马红蓼。给她个机会，让她透透胡大明的底。可这娘们让我白喝了一大碗羊鞭加枸杞。三十五岁的男人，不说阅尽风尘，至少在一进一出之间，能看出些端倪。她跟胡大明有状况。夫妻之间能有什么状况？不在一块睡觉，就是最大的状况。
　　我蹲在厂门口给厂长打电话，问胡大明的电话。厂长说不清楚。你鬼扯吧？你一厂之长，能不清楚？我也不是找他有啥大事，他一个同学，昨晚上吃饭时正好一桌，便托我打听。你爱给不给，我还真不想多问呢？厂长显然有些心不在焉，哼哼着，说等一会，我发给你。我一拿到电话，马上就拨。居然一拨就通。他问谁呢？我说送快递的，地址有些不清，能不能再报下，我马上送过去。这一招贼灵，他乖乖地报了地址，就在长江路上，不远，一路车直达。可我没坐公交，叫了辆的，二十分钟不到，就站在了他办公室门前。他正低着头看桌上的文件，脑门子上一根毛都没有，发着酥油般的光泽。我点着烟，踱到他桌前。咚咚咚，敲了三下桌子，他抬起头，黑眼圈旋转着向我飞来。你是？怎么？不记得了？吴一眼。啊，吴一眼！记得，记得！他转过桌子，又返回去，打开抽屉找出包烟。我一摆手，说不搞这个，咱谈点正事。咱们厂跟港商合作的事，到底有什么猫腻？猫腻？哪有呢？真的没有。这事我也着急，我毕竟是从机床厂出来的嘛！可不，刚才还在跟他们联系。联系？你哄鬼吧？我可听说港商压根儿就没把这事当真过。现在，厂子产品大量积压，都三个月没发工资了。市里也投了上千万，你这底到底准备什么时候交出来？你几斤几两，我们可都看得明白。我来是警告你，这事三天之内必须有个交代，否则……否则？你想干啥？吴一眼，我其实知道你这么些年都还在打马红蓼的主意。不要再找由头了，你尽管找她去。我们早就……我一拳擂过去，奇怪的是被车床搞得蜷缩的拳头，此时刚劲有力，他往后退了三步，手护着脸，喊道：你……你！来人哪，来人！
　　马红蓼是在派出所接到我的，她一言不发，交了钱，就出门。我们一前一后走了段路，我问她怎么知道这事？胡大明打我电话了。她说着，问：都知道了？
　　我没回答，说昨晚上那一锅羊鞭加枸杞，大热。
　　吴一眼，你不要想着我会跟你。我马红蓼今生都不会嫁给你！
　　我说过要娶你吗？除了在床上，我啥时想过你？
　　那就好。我也就指望你那么一点点的。
　　把我当枪使了？快活不？
　　马红蓼突然蹲下，哇哇地哭。女人一哭，我这可怜的心脏就发颤。我点了烟，递给她。她继续哭，声音越发压抑，最后压到了喉咙里。我觉得她被自己的哭声卡住了，我想替她掏出来。可是她蹲着，我扶着她的肩膀，说胡大明都说了，说你们早就分了。不过，马红蓼，我今天可不是为这事来找他的，我是为着咱们厂子来的。为着你找他，那他就是只骗了你一个人;可为了厂子，那他就是骗了整个第一机床厂！我还得找他，这事他什么时候说清楚了，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这事由厂长管，你咋管得了这个？马红蓼猛地站起来，说吴一眼，从现在起，你就找不着他了。
　　找不着他？一个大活人，能钻到地缝里去？
　　我都找他半年了。只知道他跟一个女的在一块过，就在赤阑桥那边。可是就是瞅不着人影。反正现在我早也不找了。吴一眼，听我的话，别找他了。别看他文文静静的，可做起事来，比你还狠！
　　我喉结哗啦一阵响，一股腥咸之气往上涌。我架起马红蓼，就往桐城路走。我喊着：马红蓼，我们就去找他。马红蓼拖着步子，像张皮影，贴在我的胳膊上。她边贴边哭，边哭边说：怎么找呢？怎么找呢？赤阑桥那边可都是樹，都是水，一眼都望不到边呢！我抓着她，说哪有望不到边的东西？又不是人！只有人才能看不到边。你再看，看到的无非就是一坨肉，可是，肉里面游走的那心思，那打算，那想法，才真的是看不到边呢！
　　这样说着，我放弃了去赤阑桥的念头。我抓着马红蓼，回到了南七的小窝。上楼时，碰着羊肉馆的老板娘。她开着玩笑，问羊鞭加枸杞是不是力道格外大？她问的时候，其实拿眼瞟的是马红蓼。老板娘干瘦得像脱水的丝瓜，与她一比，马红蓼居然楚楚动人。我顺便让老板娘等会炒两个菜，老板娘问是送上来呢还是下去吃？她也没等我回答，就夸张地笑着离去。马红蓼一直低着头，进了屋，她几乎没给我转身的机会，就抱住我。我身子里的羊鞭加枸杞立马升腾，她却放开我，坐到椅子上，然后指着我，说咱们坐下，好好说说话吧！我不喜欢说话，就喜欢做事。别老是这么想，我知道你啥心事。先说话，你不是一直想问我昨晚上怎么没来吗？
　　我说了你也不信。昨晚上我本来是准备好要来的。可是出门才走了一站路，就看见一个女的，我凭感觉就觉得是她。她长头发，个子不高，走路如同戏里的人，整个身形也都不太像现代的女子。以前我跟胡大明闹时，我问胡大明怎么就看上外面的人了？我跟了他这么多年，究竟哪一样不如人家？胡大明说我是红蓼，而人家是红药，也就是芍药。什么是芍药？我后来上网查了，原来是一种花，跟牡丹差不多。我那时开始就起了心思要找到这女人。我得亲眼看看这是朵怎样的芍药。可不，昨天黄昏时，我就看见了。她在我前面走，我们一前一后，走了两站路，就到了赤阑桥。她转过桥头，然后下了步道。再然后？她停在步道旁的那棵大树边。再然后，我一直盯着，她却不见了。我四处找，只看见水面上划过一圈波纹，一直划向对岸。你说怪不怪？那个时候，我好像听见水里有人在喊：白石，白石！我疑惑着，四处看。我甚至在风里闻到了好几个人的气息——有胡大明的，有那个女人的，居然——还有你的！ 　　我离开厂子那天，又喝了一瓶二锅头。叶厂长并没出现，只是厂大门口贴出张告示：因产品严重积压，自即日起，机床厂无限期停工。唯一不同的是，这张告示下面还有一行字，写着：对不起！这估计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张二合一的告示。它被贴在我作为信仰的机床厂的大门口，工人们围着告示看，很快，便有人发疯，大声哭闹，说怎么就一点风声没呢？昨天，我们还给产品抛光，今天厂子就又完了。发疯是传染的，一大群人冲进厂长办公室。厂长当然不在。这个时候如果还在，那就是等死。传达室新来的是个退伍军人，矮个子，孩子样。一见这阵势，赶紧关了门。我远远地站在小河边，心中一派悲悯。我抽了三支烟，又给马红蓼发了个短信：厂子停了！然后，我叫开传达室的门。矮个子传达身子发抖，盯着我。盯我干吗？我是来找信的。找信？没信！没信？我翻了下那一大堆报纸。厂子断断续续，报纸却从没断过。我没找着玫瑰红的信封，踢了一脚报纸，出门时扔给传达一支烟。他跟出来，说我不抽的，真不抽。我接过烟，点着。这样，我嘴上便有了两支烟，朝两个方向冒着烟气。我狠狠心，头也不回，就出了厂。我第一个打算是去找胡大明，而且真就去了。楼还是那楼，办公室还是那办公室。可是人没了。一问，早搬走了。狗日的胡大明，比狡兔还狡兔。还能找着他吗？没人回答我。刚下了场雪，台阶上结冻，我选择了滑着出门。一滑，就撞上了外面停着的一辆小车。马红蓼一声不响地站在那儿，她穿件黑色的羽绒服，活像只乌鸦。倘若拿根树枝放在她手上，她可能就会“呱呱”地叫上三声。她看着我坐在车子边，说我就知道你要过来。吴一眼，胡大明是你能找着的？我都找好几年了。现在，出了这事，他还不早就跑了？跑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哪有庙呢？他就是一个光秃秃的和尚。她这话让我想笑。我扶着车身想起来，她蹲下来，按住我肩膀。她把我抱到她怀里，我抬起头，我小姨想让我跟你结婚。你小姨？我点点头，说小姨给了十万块，让我跟你结婚。十万块？她往起一站，我的头失去倚靠，身子向后滑倒。整个人四仰八叉。十万块？真巧了。怎么都是十万块？昨天下午，胡大明给我打了十万块。你小姨又是十万块。吴一眼，你们约好了吧？放屁。我再怎么着也不会跟胡大明纠缠到一起。那可不？她笑起来，有些瘆人。我骨头发疼，她的笑声戛然而止。
　　马红蓼搬到我的小窝里来住。我们像二十岁的小青年，每晚吃一锅羊肉枸杞，然后兴风作浪。我已经在另一家厂里找到了工作，而且兼任技术副总。机床厂再没去过。而且，我也不打听机床厂的事情。但马红蓼不行。她比我表现得更爱机床厂。她总是选择高潮来临时，告诉我机床厂的新消息。叶厂长住院了，据说是肝癌，心中郁闷太多，消不了。厂子可能要被市里征收回去，计划建一座商业综合体。三车间的赵志明和他老婆离婚了。电镀车间的齐大个带着几个人将一批产品卖废铁，结果被抓住，要逮捕。她越说越兴奋，整个身子绷直，似乎要弹射升天。我脑子里其实想着赤阑桥。也不知怎么的，最近我这脑子，要么被酒精麻醉，要么就被这三个字捣乱。三个字左转右转，第十八棵，玫瑰红的信封，白石。该死的白石！我一骂，黄河冲决，浩浩荡荡。马红蓼特幽默也特丧心病狂地问：厂子被征收了，我们的工资该兑现了吧？
　　十二月底，雪下到第三场了。哥告诉了我小姨的死讯。没有征兆，小姨睡到天亮就走了。哥说我们都得过去，尤其是你，小姨本来还等着看你结婚成家。这下好了，你去边磕头边交代吧。那要什么交代？不就是个证吗？哥说晚上的高铁，你五点半到高铁站等我。我跟马红蓼说到这事，她说也要过去，至少要再看看这小姨一眼。我们刚刚到高铁站准备出发，马红蓼接到一个电话，她神情慌张，说我去不了了，公安找我。公安找？你犯啥事了？我能犯什么事？是胡大明的事。胡大明？我正要找他呢，不僅我要找，全厂的人都在找他，他还敢出来？他当然不敢出来，公安说找到他住的地方了。让我去看看。我对哥说你们先走，我搭明天早上的高铁过去。哥气得举起巴掌要扇我，姐拉住了。姐说就让他去吧，这事他不去，他心放不下来。记着，明天早晨一定得过去。你再怎么着，也不能对不住小姨呢！
　　果真又是赤阑桥。一条幽深的巷子，一直到尽头，两间小房子，上面有阁楼。警察让马红蓼进去，她回头看了看我。我点点头。她走到门口却又站住，跟警察说得让他一道进来，不然，我瞅不准。警察们嘀咕了下，示意我进去。一切的生活，可能真的只是假象。如果这是胡大明的屋子，那么，胡大明的从前，包括马红蓼的丈夫，包括被我打了一拳的男人，包括逃得没有踪迹的牵线人，都将是子虚乌有。或许只是其中的一副面具。满屋子的折成叶子形的纸片，墙上依次挂着的一沓沓玫瑰红的信封，每个信封上都写着一个白石。只是白石两个字前面的姓不同而已。李白石，黄白石，吴白石，江白石，陈白石，王白石，高白石，汪白石，许白石，肖白石，张白石，余白石，周白石，蒋白石，鲁白石……在所有的白石信封的上方，有一个巨大的信封，玫瑰红，上面写着三个大字：姜白石。
　　这是胡大明？马红蓼问警察。警察哼了声。他是个外地人，指着满屋子的纸片和信封，问马红蓼：你一点不知道这事？我咋知道？这真的是他的？那还有假？隔壁屋子里有床，有他的生活用品。看来一直是一个人住，而且，在这里，我们也感觉到奇了怪了，他似乎是另外一个人，至少是另外一个身份。除了他留在抽屉里的身份证外，其余所有的地方用的名字都叫红药。红药，你们知道吧？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一个大男人，为什么要用这么个女里女气的名字？警察有些气愤，似乎胡大明不该用这个问题来难为他。马红蓼正掩面而泣，声音如同夜露。警察说哭有啥用？我们也只知道他可能出事了，至于出了什么事，也搞不清楚。你还得好好配合我们调查。旁边有个警察正在拍照，拍着拍着他停下来。他又看了看满墙的信封和最上面的姜白石三个字，说有意思了，有意思了！
　　有什么意思？你倒快说说。
　　宋朝有个词人叫姜夔，字白石，人称姜白石。传说他曾经到过赤阑桥这地方，遇见过一对叫小红的姐妹，两情相悦，无尽相思。后来当然没成。姜白石过了好多年再回到赤阑桥，已是人去屋空，唯有河水呜咽。我这也是在公园里的文化长廊上看到的。不过，这与胡大明有何相干？
　　鬼才知道。要是杀了人，放了火，明火执仗，倒是容易破解。这满屋画符，除了让人瘆得慌，哪有一点头绪？
　　警察让马红蓼在登记册上签字。我独自上到阁楼，虽然小巷幽深，但这阁楼却一下子将赤阑桥和桥下的河水拉到了眼前。黄昏，夜灯渐次点亮，桥边树影浓重。河水站立，依稀有人马往还。而在桥与水面相接的地方，一抹最后的天光正照着一团面影。那面影幻化无常，呈现着无相之相。我手心出汗，四肢发冷。我赶紧下了阁楼，马红蓼问：阁楼上有些啥？
　　什么都没有。一座空楼。
　　2019年3月5日合肥百花井
　　责任编辑 赵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