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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星期天，《北京日报》刊载了一条短讯：宣武区南线阁体育场有女子垒球比赛，参赛的还有陕西女子垒球队。“文革”中，文艺体育活动几乎全部停顿，全国上下除了几个“样板戏”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可看。我是个体育迷，又特别喜欢棒垒球，所以一看有比赛，马上骑车赶了过去。
到场看了看，我发觉陕西队的教练十分面熟，很像西安中学的杨裕坤老师。我离开学校已经十几年了，怕认错人，未敢贸然上前。随后向场边的队员一打听，果然就是。本来是看比赛，没想到遇上了自己的老师，欣喜之情，自不待言。
“你哪年毕业的？”寒暄几句之后杨老师问我。
“初中57级，高中60级。”
“高60级的任建中，你们认识吗？”
“认识，我和他一个班。”我看看杨老师，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杨老师举手指了指远处另外一块场地说：“他就在那边，沈阳男子棒球队的教练。”
“啊！”这可真让我有点吃惊。毕业后我和建中再没有见过面，但消息还是有一些，知道他在大学学的是直升飞机设计专业，毕业后分配在沈阳空军搞技术工作。可怎么在军队搞技术的人，竟然会成为了地方运动队的教练？风马牛不相及嘛！
“怎么当教练了？你不是在空军吗？转业了？”我问。
“没有，还在空军。”他笑了笑说，“这是借调。”
原来“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以后，各项工作得以整顿，体育活动也逐渐恢复。为准备1975年的全国运动会，各地开始重新组建运动队伍，任建中所在的城市沈阳当然也不例外。有一天，建中见几个人在打棒球，用他自己的话说，看着看着手就痒痒了，就不请自来地参加进去传了几个球。不料就传了这么几个球，立刻就被打球的人盯上了。交谈之下，才清楚这是市体委的几个人，于是，任建中就被借调过去，很快帮助组建了沈阳市男子棒球队和女子垒球队，并任总教练同时兼男子队队员，参加了1974年全国棒垒球比赛。
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所以每次碰到中学的校友，总要向他们细说一番。1975年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前夕，刘崇仁碰见了王祥（两个人也是初57级，高60级的同学，均在北京工作），刘对王说：“快去看棒球比赛，任建中是沈阳队的教练。”王祥听了大笑，说：“错了！人家不在沈阳队了，到八一队了，八一队的队长！”
后来听任建中自己说，1974年全国棒垒球比赛，八一队发现他是部队的，便说部队的人怎么在地方打球，不行，调回来。这样他又到了八一队，任副队长、教练兼队员，参加了1975年第三届全运会。
我大学的体育老师杨耀林也是西安中学的校友（高56级）。有一次我对杨老师说起这件事，杨说，西安中学五六十年代的棒垒球运动十分活跃，其水平在西北地区堪称一流。他上的是西安体育学院，入学后第一次上垒球课，带课老师便喊：“杨耀林，出列！传个球给大家示范示范！”
“要知道我在学校的时候根本就很少打棒球。”杨老师的意思是，很少打棒球的他都可以给大家做示范，可想那些经常打的人是何等水平了。
说到此，不妨自我吹嘘两句。58年转学兰州一中，59年参加兰州市男子棒球比赛，也许是表现不错吧，事后省体委非要我参加省代表队去出席当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我当时有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为来年要参加高考，硬是拒绝未去参赛。特别要说明的是，我在母校虽爱好打垒球，却连校队队员都不是。
在我的记忆里，母校棒垒球最活跃的时候，没有足球场，但却有四个垒球场，每天课外活动，几乎每个场上都有比赛。平时课间休息，也总有不少人拿球传来传去。像武林高手或江湖艺人，颇有些“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味道。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有杨裕坤老师的缘故。杨老师抗战时期毕业于陕南城固师范体育专科学校，该校是北京大学等在大后方组建的西北联合大学的一部分，棒垒球运动水平比较高，教师中不乏北京等地的一些高手，比如后来任西安体院院长的李一清，任教务长的刘月林等。所以杨老师的棒垒球技术，可以说是得自真传。杨老师毕生在母校任体育教师，他把棒垒球运动引入母校且不断发扬光大。解放初期，母校的棒垒球就已称霸西安，多次获得各种比赛的冠军。日本的棒垒球可谓是全民运动，水平之高，世所周知。当时有个由日本在西安待遣返的侨民组成的“西日”队，几乎每个月都要来母校进行软式棒球比赛，结果也是“西日”队输多赢少，成了母校师生十分自豪的事。
从五十年代到文革前后，也就是杨老师在母校任教期间，西安中学的学生参加全省、全国乃至国际间棒垒球比赛，一直没有间断过。除前面说到的任建中外，还有赵凤岐（高55级）入选西北代表队（当时全国六大行政区尚未撤销），参加全国比赛;杨艺、周学纲、赵文俊（均为高59级）入选西安市代表队，参加陕西省第一届运动会，获得第二名，赵文俊还入选省代表队，参加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方二鹏、李利、余开平、崔灵君、任建忠等（均为高60级）入选西安市代表队，参加陕西省垒球赛，荣获冠军;童子华（高55级）入选陕西省女子垒球队，作为主力队员，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荣获亚军;张英（70后学生）入选陕西省女子垒球队，任队长，参加第三届全国运动会，获得第三名;李小多（70后学生）入选陕西省男子棒球队，曾多次参加全国性比赛，还曾带领西安市少儿垒球队，参加全国少儿软式棒球比赛荣获冠军，并因此而代表中国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世界少儿软式棒球比赛，杨小宝（70后学生）1975年入选陕西省棒球队参加第三届全国运动会，1977年入选八一棒球队成为主力队员……
杨老师本人是全国第一批国家级棒球裁判（共10名），擔任过第一届全运会棒球决赛的裁判工作，“文革”后还曾任西安市棒球协会主席等职。
教育的目的，从广义上讲，无非是要使受教育者养成一种爱好或者习惯。而爱好一旦成为群体性的追求，则它所可能达到的境界肯定是超常和不平凡的。一所普通学校，没有什么专业训练，却出现了这么多优秀运动员，我认为这是一件值得令人深思的事情。我不禁想，假若杨老师健在，假若母校的棒垒球运动传统仍在，那么在2008北京奥运会上，棒垒球运动员中有西安中学校友的身影也并非是不可能的。
仅以此短文怀念敬爱的杨裕坤老师，怀念我们在母校度过的那些难忘的日子。（作者为西安中学初57级校友）
到场看了看，我发觉陕西队的教练十分面熟，很像西安中学的杨裕坤老师。我离开学校已经十几年了，怕认错人，未敢贸然上前。随后向场边的队员一打听，果然就是。本来是看比赛，没想到遇上了自己的老师，欣喜之情，自不待言。
“你哪年毕业的？”寒暄几句之后杨老师问我。
“初中57级，高中60级。”
“高60级的任建中，你们认识吗？”
“认识，我和他一个班。”我看看杨老师，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杨老师举手指了指远处另外一块场地说：“他就在那边，沈阳男子棒球队的教练。”
“啊！”这可真让我有点吃惊。毕业后我和建中再没有见过面，但消息还是有一些，知道他在大学学的是直升飞机设计专业，毕业后分配在沈阳空军搞技术工作。可怎么在军队搞技术的人，竟然会成为了地方运动队的教练？风马牛不相及嘛！
“怎么当教练了？你不是在空军吗？转业了？”我问。
“没有，还在空军。”他笑了笑说，“这是借调。”
原来“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以后，各项工作得以整顿，体育活动也逐渐恢复。为准备1975年的全国运动会，各地开始重新组建运动队伍，任建中所在的城市沈阳当然也不例外。有一天，建中见几个人在打棒球，用他自己的话说，看着看着手就痒痒了，就不请自来地参加进去传了几个球。不料就传了这么几个球，立刻就被打球的人盯上了。交谈之下，才清楚这是市体委的几个人，于是，任建中就被借调过去，很快帮助组建了沈阳市男子棒球队和女子垒球队，并任总教练同时兼男子队队员，参加了1974年全国棒垒球比赛。
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所以每次碰到中学的校友，总要向他们细说一番。1975年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前夕，刘崇仁碰见了王祥（两个人也是初57级，高60级的同学，均在北京工作），刘对王说：“快去看棒球比赛，任建中是沈阳队的教练。”王祥听了大笑，说：“错了！人家不在沈阳队了，到八一队了，八一队的队长！”
后来听任建中自己说，1974年全国棒垒球比赛，八一队发现他是部队的，便说部队的人怎么在地方打球，不行，调回来。这样他又到了八一队，任副队长、教练兼队员，参加了1975年第三届全运会。
我大学的体育老师杨耀林也是西安中学的校友（高56级）。有一次我对杨老师说起这件事，杨说，西安中学五六十年代的棒垒球运动十分活跃，其水平在西北地区堪称一流。他上的是西安体育学院，入学后第一次上垒球课，带课老师便喊：“杨耀林，出列！传个球给大家示范示范！”
“要知道我在学校的时候根本就很少打棒球。”杨老师的意思是，很少打棒球的他都可以给大家做示范，可想那些经常打的人是何等水平了。
说到此，不妨自我吹嘘两句。58年转学兰州一中，59年参加兰州市男子棒球比赛，也许是表现不错吧，事后省体委非要我参加省代表队去出席当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我当时有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为来年要参加高考，硬是拒绝未去参赛。特别要说明的是，我在母校虽爱好打垒球，却连校队队员都不是。
在我的记忆里，母校棒垒球最活跃的时候，没有足球场，但却有四个垒球场，每天课外活动，几乎每个场上都有比赛。平时课间休息，也总有不少人拿球传来传去。像武林高手或江湖艺人，颇有些“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味道。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有杨裕坤老师的缘故。杨老师抗战时期毕业于陕南城固师范体育专科学校，该校是北京大学等在大后方组建的西北联合大学的一部分，棒垒球运动水平比较高，教师中不乏北京等地的一些高手，比如后来任西安体院院长的李一清，任教务长的刘月林等。所以杨老师的棒垒球技术，可以说是得自真传。杨老师毕生在母校任体育教师，他把棒垒球运动引入母校且不断发扬光大。解放初期，母校的棒垒球就已称霸西安，多次获得各种比赛的冠军。日本的棒垒球可谓是全民运动，水平之高，世所周知。当时有个由日本在西安待遣返的侨民组成的“西日”队，几乎每个月都要来母校进行软式棒球比赛，结果也是“西日”队输多赢少，成了母校师生十分自豪的事。
从五十年代到文革前后，也就是杨老师在母校任教期间，西安中学的学生参加全省、全国乃至国际间棒垒球比赛，一直没有间断过。除前面说到的任建中外，还有赵凤岐（高55级）入选西北代表队（当时全国六大行政区尚未撤销），参加全国比赛;杨艺、周学纲、赵文俊（均为高59级）入选西安市代表队，参加陕西省第一届运动会，获得第二名，赵文俊还入选省代表队，参加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方二鹏、李利、余开平、崔灵君、任建忠等（均为高60级）入选西安市代表队，参加陕西省垒球赛，荣获冠军;童子华（高55级）入选陕西省女子垒球队，作为主力队员，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荣获亚军;张英（70后学生）入选陕西省女子垒球队，任队长，参加第三届全国运动会，获得第三名;李小多（70后学生）入选陕西省男子棒球队，曾多次参加全国性比赛，还曾带领西安市少儿垒球队，参加全国少儿软式棒球比赛荣获冠军，并因此而代表中国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世界少儿软式棒球比赛，杨小宝（70后学生）1975年入选陕西省棒球队参加第三届全国运动会，1977年入选八一棒球队成为主力队员……
杨老师本人是全国第一批国家级棒球裁判（共10名），擔任过第一届全运会棒球决赛的裁判工作，“文革”后还曾任西安市棒球协会主席等职。
教育的目的，从广义上讲，无非是要使受教育者养成一种爱好或者习惯。而爱好一旦成为群体性的追求，则它所可能达到的境界肯定是超常和不平凡的。一所普通学校，没有什么专业训练，却出现了这么多优秀运动员，我认为这是一件值得令人深思的事情。我不禁想，假若杨老师健在，假若母校的棒垒球运动传统仍在，那么在2008北京奥运会上，棒垒球运动员中有西安中学校友的身影也并非是不可能的。
仅以此短文怀念敬爱的杨裕坤老师，怀念我们在母校度过的那些难忘的日子。（作者为西安中学初57级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