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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损耗可以指由个人或言语社团造成的任何一种语言或语言的任何一个部分的损失。它既可以指在双语环境中母语使用减少的情况，也可以指少数族裔群体中由于政治或社会原因，一种语言逐渐取代另一种语言的现象。此外，语言损耗还可以指神经系统衰弱患者语言技能的衰退和老年人降低使用某种语言类型的频率。同样，语言损耗也可描述一种语言的完全消亡。语言损耗还有另一个意义，虽然这一含义很少受到关注。它是指二语习得者曾经学习了某种语言的用法但是中断了对其继续使用的现象。
关于为什么语言损耗会发生的问题，有好几种可能产生作用的变量原因，例如：初始能力，态度和动机，课外使用的语言以及学习背景等等。文章分析了两种个体因素的作用，即熟练程度和损耗动机。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两个因素，本节文先提出了两个重要假说，继而回顾了相关研究。
Van Els (1986)提出了一种建立在个体层面、自然语言损耗框架以内的分类方法，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全景。Van Els在两个因素的基础上区分了四种语言损耗的类型，这两个因素是:（1）语言损耗的对象，是母语(第一语言)还是第二外语(第二语言 / 外语)；（2）语言损耗的层面,是在第一语言语言环境中还是在第二语言 / 外语的语言环境中。基于这些标准的语言损耗描述被称为“Van Els分类”。
第一语言环境中发生的第一语言损耗一般出现在例如痴呆患者或失语症患者身上。第二语言环境中出现的第一语言损耗一般发生在移民身上，因为他们在新环境中丢掉了自己的母语。第一语言环境中出现的第二语言损耗常常发生在一些个体身上，他们在LI环境的学校里学习了第二外语，但是后来却丧失了使用二外的能力。第二语言环境中出现的第二语言损耗最常见于移民群体，他们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第二语言学习，因此随着年龄增长会重新使用第一语言而不再使用第二语言。
汉森(2001)将其研究置于日本情境中，改良了Van Els对于语言损耗的分类。她定义了八种可能的语言损耗的类型。其中四类是可能发生的第一语言损耗：第一语言是日语（痴呆或失语症）；第一语言是日本的少数民族（阿伊努原住民，冲绳人等）；移居海外的日本人；移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另外四类是可能发生的第二语言损耗： 第一语言是日语的学习者；第一语言非日语的学习者在日本以外的国家学习日语；第一语言是日语的人曾在国外居住后来有返回日本；第一语言是日语的在国外的学习者。正因为汉森的分类法适用于日本和日本的情景，它也可以很容易适应其他国家及其语言语境。
根据上述分类，目前研究中所描述的案例现状可归类为，第一语言(汉语)语言环境中的第二语言(英语)损耗。
一、逆假说
这一假说是建立在“更好学习更好保持”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的。该假说认为习得的程度越高，损耗的程度就会越低。Bahrick在1984年所做的研究结果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发现对于不同训练水平的个体而言，在接受训练最初5年之后所遗忘的内容总量是相对稳定的。但是个体接受训练的水平越高，其遗忘的知识与他掌握的知识总量相比，所占比例就越小。这也就意味着：接受更高水平训练的个体能够保持相对大部分的初始知识。
虽然这一理论已经被许多研究者证明是正确的(Edwards, 1977; Snow, Padilla 和 Campbell, 1984; Weltens 和 van Els, 1986)，它却面临着两个关于遗忘的经典心理理论的挑战。第一种理论，即传统遗忘曲线理论，描述了遗忘在学习之后迅速发生，之后渐渐趋于平稳(艾宾浩斯, 1885)。第二种理论(艾宾浩斯, 1885)宣称遗忘和知识总量是呈比例的，这也就意味着，你知道得越多，遗忘得就越多。除却这些反对的声音，大多数调查研究还是支持“逆假说”的；因此，该假说值得进一步探讨。此外，为了完善这一假说，Neisser (1984)提出了阈值假说，作为补充来支持逆假说的观点。
二、临界阈值假说
Bahrick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接受西班牙语课程学习的几年以后，虽然其中一部分知识很快就被遗忘了，但是剩下的知识“在接下来的至少25年里不会进一步损失”，而且大部分内容能够保存“50年甚至更久”(Bahrick, 1984)。
Neisser (1984)提出了“临界阈值”的概念。阈值假说认为可能一旦达到某种熟练水平，那么损耗的语言就会保持得很稳定。研究中的参与者可能在学习过程中越过了“临界阈值”。达到这一个点的知识被认为不会遭受损耗。Clark 和 Jorden (1984:58)也指出在语言熟练程度方面存在着“一个关键点，在这个点以下，语言损耗是大量而迅速的，而一旦越过了这个关键点，大部分最初获得的知识将会被保留下来”。Pan 和 Berko-Gleason (1986: 204)也支持这一观点，认为可能存在着“一些语言知识，一旦获得，就不可能再失去”。许多研究都为这一假说提供了证据(Grendel, 1993; Weltens, 1989; Weltens, van Els 和 Schils, 1989)，研究者得出结论说，临界阈值是一个重要因素，在未来关于语言损耗的研究中都应该予以考虑。
三、第二语言损耗研究中所调查的个体因素
根据“逆假说”，最广为接受的认识是，语言水平和损耗速率时间是逆关联。Vechter, Lapkin, 和 Argue (1990)认为，掌握语言的程度越高，损耗的程度就会越低。该假说假定在损耗发生前的语言水平和损耗的速率或数量存在逆关联。
关于语言损耗当中熟练水平所起作用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32年一个在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当中所做的拉丁句法保持情况的研究。肯尼迪(1932)观察到在个体层面，“语言保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语言的初始掌握情况”。其他研究者（Edwards, 1977; Hansen, 1996; Schumann, van Els和 Weltens, 1985）在报告中也指出，对于那些语言水平较高的人而言，最初几年语言水平都会保持在高峰值，语言技能几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然而，当学习者的语言水平较低时，结果就大为不同了。 在美国环境下，Bahrick (1984a)领导了一项规模很大的研究，有773名曾经学习过西班牙语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参与其中。他的结论是，在接受学习的5到6年以后，不同语言水平的个体遗忘的内容差不多，但是此后，语言水平较高的个体遗忘的内容就突然变得很少。针对不同成人群体语言损耗情况的差异，研究者试图给出各种不同版本的解释，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原因就是语言损耗开始前第二语言的熟练水平。
在Godsall-Myers (1981)的研究中，他选用以德语为二外的本科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他发现损耗速率和熟练水平呈负相关(r= -.72)。更高的语言熟练程度往往预示着第二语言德语水平不会随着时间消逝损耗太多。尤其是接受性技能，比如词汇识别和阅读理解，表现出高阶第二语言学习和第二语言保持的很强关联性。
Neisser (1984)认为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可能存在着一个临界阈值。他认为越过临界阈值的学生能发现一种关系系统，它与复杂冗余的认知结构或者他所谓的架构，有一种关联，因而是不会受到损坏的。其他一些研究，比如de Bot 和 Clyne (1989)的研究，也支持这一假说。他们发现澳大利亚的年长荷兰移民在澳生活的16年里，其第一语言荷兰语和第二语言英语都没有什么损耗。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影响语言损耗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年龄或者社会因素，而是掌握二外的熟练水平。
此外，语言水平的高低与语言损失的顺序，在上文提到的词汇和语法知识中的表现也有所不同。Moorcroft 和 Gardner (1987)发现，就语言水平较低的研究对象而言，其语法知识相较于词汇知识而言更容易受到损耗；而就语言水平较高的研究对象而言，这一情况恰好相反。他们假设语言水平较低的研究对象，其语法知识不够稳定，因而更容易损失新学的语法知识，而不是词汇。另一方面，语言熟练程度越高，语法知识就越扎实，词汇量就越大；因此，学习者更容易失去词汇知识而不是语法知识。
除了初始语言水平以外，诸如态度和动机之类的社会因素也可能会对语言技巧的损耗产生作用。有一个观察和语言损耗相关的社会因素的例子(Gardner, Lalonde, Moorcroft 和 Evers, 1987)检测了法语学习者第二语言损耗情况中动机所造成的影响。研究者认为，尽管“语言保留”最好的预测变量是初始语言水平，但是态度和动机也是很重要的间接因素。
早在1980年的“语言技巧损耗会议”上，Gardner就提出了语言损耗研究应当将社会因素作为预测变量的一种。引用爱德华(1976,1977)著作中关于在渥太华的加拿大政府工作人员第二语言保留情况的研究实例，态度/动机因素与语言保留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它们会影响到个体试图使用语言的程度(Gardner, 1982)。
Gardner及其同事领导了许多研究来探讨社会因素在语言损耗中的影响。在他的加拿大双语研究中，社会因素，尤其是态度/动机变量，是语言习得和损耗研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Gardner, Lalonde 和 McPherson (1985)合作了一项研究，在魁北克学习高级法语的加拿大学生中，测量态度、动机和语言使用在第二语言损耗中的作用。研究人员发现态度/动机因素在语言损耗中造成的影响，来源于其在语言习得阶段对语言水平的影响。Gardner, Lalonde, Moorcroft 和 Evers (1987)实施了一项后续研究，来调查暑期第一语言是英语的12年级学生的第二语言-法语损耗情况的实质，以及态度和动机在提高语言成就和语言保留中所起的作用。完成第二语言课程且语言水平较高的学生保留所学语言知识的可能性也更大。然而，除非他们拥有积极的态度和很大的动机，否则课业成绩很好的学生也不大可能在课外使用第二语言。因此，作者得出结论是：“动机是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的潜在决定因素”。
在G及其同事所做的大多数研究中，他们从两个方面讨论了动机在语言学习中的作用：综合型动力和工具型动力。在1991年Gardner 和 MacIntyre的研究中，他们发现，无论是受综合型动力还是工具型动力驱动的学生，他们学习法语词汇组的表现，都要好于那些没有学习动力的学生。一旦期望某个收益，那么工具型动力驱动的学生的学习时间就会比非工具型动力驱动的学生的学习时间更长。这种说法可以在Schmid (2002)的最新研究中找到例证，他发现非常规环境（比如迫害）产生的情绪因素对语言损耗会产生比其他任何语言环境更大的影响。
虽然Gardner及其同事宣称态度和动机在语言保留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如果我们观察Gardner及其同事在1987年发表的模型，就会发现同态度、动机在语言习得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初始语言熟练水平中的显著效果相比，二者在语言损耗中造成的影响是多么微不足道。
在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动机在成果1中产生了很明显的效用(r=.48)，它在成果2中所起的作用却仅仅是间接的(r=.22)。在这个模型中，最显著的是成果1对成果2的作用，其β系数高达91,也就意味着能够保留下来的语言数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初始的熟练水平。尽管动机不能直接解释变化发生的原因，Gardner et al. (1987:42)认为其对于语言保留仍然十分重要，“因为动机不仅影响了语言习得，而且决定了个体在潜伏期使用何种语言”。
尽管动机在语言损耗研究中的影响不甚明朗，但是近年来研究人员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社会因素的重要作用。有些研究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举办的“母语损耗国际大会”上为人所知。比如，Murtagh (2003)调查了爱尔兰中学生第二语言爱尔兰语的保留和损耗情况。她发现在第一个阶段，大多数参与者都是怀着有益的动机来学习的，特别是那些专心致志的学生，其动机更有整合性，他们对于学习爱尔兰语的态度也更加积极。他们也更会利用不一切机会在课堂外使用爱尔兰语。18个月以后，她发现大多数1组和2组的学生认为自己的爱尔兰语水平有所下降，而专心致志组的学生却并不这样认为。因此她得出结论是，教育环境和课外使用语言情况是第二语言爱尔兰语习得最好的预测因素。通过研究参与者在语言习得/损耗过程中的理解、态度和动机的第一手资料，de Bot 和 Hulsen (2002)得出结论：许多研究无法发现语言损耗的部分原因就在于，研究设计中没有包含社会—心理变量。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人文社会科学）《英语水平与学习策略对中国高职学生英语损耗的影响》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杨 茂，硕士研究生，安徽省国际商务职业学院讲师。）
关于为什么语言损耗会发生的问题，有好几种可能产生作用的变量原因，例如：初始能力，态度和动机，课外使用的语言以及学习背景等等。文章分析了两种个体因素的作用，即熟练程度和损耗动机。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两个因素，本节文先提出了两个重要假说，继而回顾了相关研究。
Van Els (1986)提出了一种建立在个体层面、自然语言损耗框架以内的分类方法，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全景。Van Els在两个因素的基础上区分了四种语言损耗的类型，这两个因素是:（1）语言损耗的对象，是母语(第一语言)还是第二外语(第二语言 / 外语)；（2）语言损耗的层面,是在第一语言语言环境中还是在第二语言 / 外语的语言环境中。基于这些标准的语言损耗描述被称为“Van Els分类”。
第一语言环境中发生的第一语言损耗一般出现在例如痴呆患者或失语症患者身上。第二语言环境中出现的第一语言损耗一般发生在移民身上，因为他们在新环境中丢掉了自己的母语。第一语言环境中出现的第二语言损耗常常发生在一些个体身上，他们在LI环境的学校里学习了第二外语，但是后来却丧失了使用二外的能力。第二语言环境中出现的第二语言损耗最常见于移民群体，他们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第二语言学习，因此随着年龄增长会重新使用第一语言而不再使用第二语言。
汉森(2001)将其研究置于日本情境中，改良了Van Els对于语言损耗的分类。她定义了八种可能的语言损耗的类型。其中四类是可能发生的第一语言损耗：第一语言是日语（痴呆或失语症）；第一语言是日本的少数民族（阿伊努原住民，冲绳人等）；移居海外的日本人；移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另外四类是可能发生的第二语言损耗： 第一语言是日语的学习者；第一语言非日语的学习者在日本以外的国家学习日语；第一语言是日语的人曾在国外居住后来有返回日本；第一语言是日语的在国外的学习者。正因为汉森的分类法适用于日本和日本的情景，它也可以很容易适应其他国家及其语言语境。
根据上述分类，目前研究中所描述的案例现状可归类为，第一语言(汉语)语言环境中的第二语言(英语)损耗。
一、逆假说
这一假说是建立在“更好学习更好保持”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的。该假说认为习得的程度越高，损耗的程度就会越低。Bahrick在1984年所做的研究结果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发现对于不同训练水平的个体而言，在接受训练最初5年之后所遗忘的内容总量是相对稳定的。但是个体接受训练的水平越高，其遗忘的知识与他掌握的知识总量相比，所占比例就越小。这也就意味着：接受更高水平训练的个体能够保持相对大部分的初始知识。
虽然这一理论已经被许多研究者证明是正确的(Edwards, 1977; Snow, Padilla 和 Campbell, 1984; Weltens 和 van Els, 1986)，它却面临着两个关于遗忘的经典心理理论的挑战。第一种理论，即传统遗忘曲线理论，描述了遗忘在学习之后迅速发生，之后渐渐趋于平稳(艾宾浩斯, 1885)。第二种理论(艾宾浩斯, 1885)宣称遗忘和知识总量是呈比例的，这也就意味着，你知道得越多，遗忘得就越多。除却这些反对的声音，大多数调查研究还是支持“逆假说”的；因此，该假说值得进一步探讨。此外，为了完善这一假说，Neisser (1984)提出了阈值假说，作为补充来支持逆假说的观点。
二、临界阈值假说
Bahrick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接受西班牙语课程学习的几年以后，虽然其中一部分知识很快就被遗忘了，但是剩下的知识“在接下来的至少25年里不会进一步损失”，而且大部分内容能够保存“50年甚至更久”(Bahrick, 1984)。
Neisser (1984)提出了“临界阈值”的概念。阈值假说认为可能一旦达到某种熟练水平，那么损耗的语言就会保持得很稳定。研究中的参与者可能在学习过程中越过了“临界阈值”。达到这一个点的知识被认为不会遭受损耗。Clark 和 Jorden (1984:58)也指出在语言熟练程度方面存在着“一个关键点，在这个点以下，语言损耗是大量而迅速的，而一旦越过了这个关键点，大部分最初获得的知识将会被保留下来”。Pan 和 Berko-Gleason (1986: 204)也支持这一观点，认为可能存在着“一些语言知识，一旦获得，就不可能再失去”。许多研究都为这一假说提供了证据(Grendel, 1993; Weltens, 1989; Weltens, van Els 和 Schils, 1989)，研究者得出结论说，临界阈值是一个重要因素，在未来关于语言损耗的研究中都应该予以考虑。
三、第二语言损耗研究中所调查的个体因素
根据“逆假说”，最广为接受的认识是，语言水平和损耗速率时间是逆关联。Vechter, Lapkin, 和 Argue (1990)认为，掌握语言的程度越高，损耗的程度就会越低。该假说假定在损耗发生前的语言水平和损耗的速率或数量存在逆关联。
关于语言损耗当中熟练水平所起作用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32年一个在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当中所做的拉丁句法保持情况的研究。肯尼迪(1932)观察到在个体层面，“语言保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语言的初始掌握情况”。其他研究者（Edwards, 1977; Hansen, 1996; Schumann, van Els和 Weltens, 1985）在报告中也指出，对于那些语言水平较高的人而言，最初几年语言水平都会保持在高峰值，语言技能几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然而，当学习者的语言水平较低时，结果就大为不同了。 在美国环境下，Bahrick (1984a)领导了一项规模很大的研究，有773名曾经学习过西班牙语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参与其中。他的结论是，在接受学习的5到6年以后，不同语言水平的个体遗忘的内容差不多，但是此后，语言水平较高的个体遗忘的内容就突然变得很少。针对不同成人群体语言损耗情况的差异，研究者试图给出各种不同版本的解释，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原因就是语言损耗开始前第二语言的熟练水平。
在Godsall-Myers (1981)的研究中，他选用以德语为二外的本科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他发现损耗速率和熟练水平呈负相关(r= -.72)。更高的语言熟练程度往往预示着第二语言德语水平不会随着时间消逝损耗太多。尤其是接受性技能，比如词汇识别和阅读理解，表现出高阶第二语言学习和第二语言保持的很强关联性。
Neisser (1984)认为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可能存在着一个临界阈值。他认为越过临界阈值的学生能发现一种关系系统，它与复杂冗余的认知结构或者他所谓的架构，有一种关联，因而是不会受到损坏的。其他一些研究，比如de Bot 和 Clyne (1989)的研究，也支持这一假说。他们发现澳大利亚的年长荷兰移民在澳生活的16年里，其第一语言荷兰语和第二语言英语都没有什么损耗。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影响语言损耗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年龄或者社会因素，而是掌握二外的熟练水平。
此外，语言水平的高低与语言损失的顺序，在上文提到的词汇和语法知识中的表现也有所不同。Moorcroft 和 Gardner (1987)发现，就语言水平较低的研究对象而言，其语法知识相较于词汇知识而言更容易受到损耗；而就语言水平较高的研究对象而言，这一情况恰好相反。他们假设语言水平较低的研究对象，其语法知识不够稳定，因而更容易损失新学的语法知识，而不是词汇。另一方面，语言熟练程度越高，语法知识就越扎实，词汇量就越大；因此，学习者更容易失去词汇知识而不是语法知识。
除了初始语言水平以外，诸如态度和动机之类的社会因素也可能会对语言技巧的损耗产生作用。有一个观察和语言损耗相关的社会因素的例子(Gardner, Lalonde, Moorcroft 和 Evers, 1987)检测了法语学习者第二语言损耗情况中动机所造成的影响。研究者认为，尽管“语言保留”最好的预测变量是初始语言水平，但是态度和动机也是很重要的间接因素。
早在1980年的“语言技巧损耗会议”上，Gardner就提出了语言损耗研究应当将社会因素作为预测变量的一种。引用爱德华(1976,1977)著作中关于在渥太华的加拿大政府工作人员第二语言保留情况的研究实例，态度/动机因素与语言保留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它们会影响到个体试图使用语言的程度(Gardner, 1982)。
Gardner及其同事领导了许多研究来探讨社会因素在语言损耗中的影响。在他的加拿大双语研究中，社会因素，尤其是态度/动机变量，是语言习得和损耗研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Gardner, Lalonde 和 McPherson (1985)合作了一项研究，在魁北克学习高级法语的加拿大学生中，测量态度、动机和语言使用在第二语言损耗中的作用。研究人员发现态度/动机因素在语言损耗中造成的影响，来源于其在语言习得阶段对语言水平的影响。Gardner, Lalonde, Moorcroft 和 Evers (1987)实施了一项后续研究，来调查暑期第一语言是英语的12年级学生的第二语言-法语损耗情况的实质，以及态度和动机在提高语言成就和语言保留中所起的作用。完成第二语言课程且语言水平较高的学生保留所学语言知识的可能性也更大。然而，除非他们拥有积极的态度和很大的动机，否则课业成绩很好的学生也不大可能在课外使用第二语言。因此，作者得出结论是：“动机是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的潜在决定因素”。
在G及其同事所做的大多数研究中，他们从两个方面讨论了动机在语言学习中的作用：综合型动力和工具型动力。在1991年Gardner 和 MacIntyre的研究中，他们发现，无论是受综合型动力还是工具型动力驱动的学生，他们学习法语词汇组的表现，都要好于那些没有学习动力的学生。一旦期望某个收益，那么工具型动力驱动的学生的学习时间就会比非工具型动力驱动的学生的学习时间更长。这种说法可以在Schmid (2002)的最新研究中找到例证，他发现非常规环境（比如迫害）产生的情绪因素对语言损耗会产生比其他任何语言环境更大的影响。
虽然Gardner及其同事宣称态度和动机在语言保留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如果我们观察Gardner及其同事在1987年发表的模型，就会发现同态度、动机在语言习得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初始语言熟练水平中的显著效果相比，二者在语言损耗中造成的影响是多么微不足道。
在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动机在成果1中产生了很明显的效用(r=.48)，它在成果2中所起的作用却仅仅是间接的(r=.22)。在这个模型中，最显著的是成果1对成果2的作用，其β系数高达91,也就意味着能够保留下来的语言数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初始的熟练水平。尽管动机不能直接解释变化发生的原因，Gardner et al. (1987:42)认为其对于语言保留仍然十分重要，“因为动机不仅影响了语言习得，而且决定了个体在潜伏期使用何种语言”。
尽管动机在语言损耗研究中的影响不甚明朗，但是近年来研究人员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社会因素的重要作用。有些研究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举办的“母语损耗国际大会”上为人所知。比如，Murtagh (2003)调查了爱尔兰中学生第二语言爱尔兰语的保留和损耗情况。她发现在第一个阶段，大多数参与者都是怀着有益的动机来学习的，特别是那些专心致志的学生，其动机更有整合性，他们对于学习爱尔兰语的态度也更加积极。他们也更会利用不一切机会在课堂外使用爱尔兰语。18个月以后，她发现大多数1组和2组的学生认为自己的爱尔兰语水平有所下降，而专心致志组的学生却并不这样认为。因此她得出结论是，教育环境和课外使用语言情况是第二语言爱尔兰语习得最好的预测因素。通过研究参与者在语言习得/损耗过程中的理解、态度和动机的第一手资料，de Bot 和 Hulsen (2002)得出结论：许多研究无法发现语言损耗的部分原因就在于，研究设计中没有包含社会—心理变量。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人文社会科学）《英语水平与学习策略对中国高职学生英语损耗的影响》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杨 茂，硕士研究生，安徽省国际商务职业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