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辟地开天功莫与，耕云播雨业无称。”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元老之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上述诗句是他的自谦之词。董必武一生做过军运、民运、组织、宣传、统一战线、隐蔽战线、政府、立法、司法、教育、外交、财政、金融、监察、救济等诸多方面的工作，无不业绩卓著。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寿董必武六十》赠诗的《跋》中称赞董必武：“论事论人，平而不苛，深入而能客观。”黄炎培的评价，形象、恰当地概括了董必武争取、团结民主人士的特点。
“你为党做的工作是许多党员都做不到的”
1937年秋天，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和中共长江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湖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一天，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小楼上，警卫将一张名片递到董必武手里，名片上写着：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军事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专员：杨显东（杨显东，著名的农业科学家，先后担任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荣誉委员等职）。
此刻，西装革履的杨显东正等在楼下客厅里，他一边踱着步一边想，这位大名鼎鼎的董必武想必是个威风凛凛的人物吧。早就听说，他过去是清朝秀才，后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呢。
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不一会儿，一位留着八字胡须，文质彬彬，和蔼可亲的长者出现在他的面前。
“哦，董先生。”杨显东迎上前去，董必武温和地握住他的手问：“你是湖北人？”“是啊，老家是湖北沔阳。”杨显东回答道。接着他向董必武谈起自己的来意：“董先生，我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看到日寇的铁蹄践踏我河山，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痛心啊！近日来，我和朋友们商量，想召集一部分流亡到武汉的青年学生，办一个抗日游击训练班。”
董必武听后，十分高兴地说：“好啊，你的想法很好。”
从此，杨显东便成了董必武的座上客。
董必武吩咐门卫：“杨先生是自己人，随便什么时候可以来找我。”
到了吃饭时间，董必武请杨显东留下来吃了一顿便饭。两人又在餐桌上谈起了对时局的一些看法。
一次，杨显东来找董必武汇报自己的思想，这段时间，他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投身革命中来固然使他兴奋，然而科学救国的思想常常涌现，建设国家要靠实力呀！
杨显东感慨地说：“我是学农学的，改造农业，造福农民才是我的本分。至于革命的事，就我来说，那只是一个副业，是在国难当头时，一个爱国者应尽的义务，而不是长久之计啊。”
“唔……”董必武沉吟了一会儿，慢慢地讲出自己的意见。他说：“杨先生，你那种农业救国的观点，或者说，要从改进农业技术入手，去改善农民生活的想法，都是书生之见。因为，单凭科学技术，不可能发展生产，提高农民生活的。就算你能够育出良种，改进栽培技术，使棉花的产量和质量有所提高，结果真正能得到好处的也还是那些不劳而获的地主、资本家，农民是沾不到光的。这些实际问题你想过吗？”董必武看杨显东听得很认真、很用心，又继续说：“杨先生，我知道你上过教会学校，曾以为宗教可以救国，后来你觉悟了。但对于今天的形势还没有认识清楚。现在的农村，鸡犬不宁，连田地都没有人敢种了，难道还能实现你那农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吗？”
一天，民主人士李范一和石瑛特意请董必武到家中赴宴，杨显东也在坐。席间，大家讨论时局，不由得对抗战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这时，董必武站起来坚定地说：“日本貌似强大，但底子很薄，只要我们坚持到底，抗战最终会取得胜利，但光靠军队是不够的，一定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实行全民抗战。抗战越持久，人民的威力越显示出来。”
一席话，使气氛活跃起来。大家商讨在汤池开办抗日游击训练班的计划。
就这样，汤池训练班在董必武的指导下开班了。开班以后，杨显东作为董必武、陶铸与石瑛、李范一先生的联系人，常去汤池送训练经费和文具等。在那里，他亲眼看到这座落后的小村庄所发生的巨变：训练班以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为榜样，每人每月只发3元生活费，吃的是粗粮、白菜、萝卜，住的是祠堂、庙宇、民房。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师生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学习热情十分高涨。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还进行游击军事演习。课余时间，大家参加劳动，调查研究，还在村里表演街头剧，演唱救亡歌曲，一时汤池成为湖北广大青年学习向往的地方。
这一切，使曾经留学美国的杨显东不胜感慨。他说，在这个小村庄里，我看到了任何高等学府都看不到的学习热情，学到了过去未学过的“农业知识”。
走过漫长的黑夜，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
1949年秋天，古城北京以崭新的姿态，迎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杨显东也来了。进京不久，他就接到董必武的邀请，要他到家里去吃饭，杨显东高高兴兴地去了。这是胜利后的第一次欢聚，老友相逢，分外激动。董必武久久地握着杨显东的手说：“我仔细看过你辗转寄来的信，并从有关部门知道你近来的工作表现，你为党做的工作是许多党员都做不到的……”
听着董必武的话，杨显东心头热乎乎的。
吃罢饭，董必武把杨显东留下，商谈我国农业经济建设和农业科学技术问题。董必武意味深长地说：“从此，你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可以干自己的本行了。”
政协会议以后，杨显东准备随代表团去东北参观。突然接到陈云的通知，中央请他做农业部副部长。这消息来得突然，杨显东感到十分惊诧：我，一个普通专家、党外人士，怎么能担当起这副重任？他急忙来到董必武家，表达了自己的心情：“董老，您最了解我，我全心全意相信共产党，全力依靠共产党。但是我这样做从未想到做官。我的能力有限，难以胜任这样的重任，还是去从事棉花科研工作比较合适。” 听完杨显东的陈述，董必武还像往常一样不紧不慢地说：“你一个人做科学可能做出一些成就，如果你组织所有的科学家做科学工作，贡献会比你一个人更大。”
一席话，打消了杨显东的思想顾虑，使他真正地看到了自身的价值，从此，他以百倍的精力在农业这个岗位上，奋战了40年，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为提高棉花质量，增加棉花产量，解决我国棉花紧缺的局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首要任务是尽快动员一切爱国力量实行全民抗战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寇疯狂地向华北进犯，强盗的铁蹄践踏着神圣的国土，祖国大好河山日渐沦入敌手，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著名的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左派、爱国民主人士朱蕴山此时正在北平协和医院的医榻上就医。值此国难当头，哪个愿做亡国奴。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朱蕴山不顾手术后伤口的疼痛，毅然来到沸腾的南京。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各民族、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基本形成。朱蕴山来到南京，他要找中共领导人，当年在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一起共事的老朋友董必武，向他寻求抗战救国的韬略，以便回到家乡六安，投身于伟大的民族救亡运动。
在南京市傅厚岗66号（现青云巷41号）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一楼的会客室里，朱蕴山见到了董必武，两位老朋友久别重逢，心情都很激动，互相紧握对方的手许久不能放开，也许是太高兴的缘故吧，朱蕴山激动得声音有些颤抖地说：“用威兄（董老学名），我已决计返回家乡，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动员父老乡亲一起来抗御敌寇……”
董必武对朱蕴山的举动十分赞赏，但他又冷静地分析了不利的因素。董必武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北乡音，神情严肃地说：“目前时局紧张，对我们十分不利，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眼前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动员一切爱国力量，实行全民抗战，挽救我们伟大的民族……”
和董必武分手后，朱蕴山会见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李宗仁。李宗仁早已熟知朱蕴山在家乡父老中深孚众望，所以他也极力邀请朱蕴山回安徽工作。朱蕴山虽然大计已定，但仍从董老那里领略到了韬略，为争取更多的抗日力量，便对李宗仁说：“要我回去，得有个条件：你们五路军必须和八路军联合抗日，我才能回去。”李宗仁当即爽快地答应了朱蕴山的条件。
杨显东
1938年2月，李宗仁以安徽省主席的名义，陪同朱蕴山回到亦安城，在颛顼之子皋陶受封的土地上，成立了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员会）。李宗仁在大会上，作了一次倾向于团结抗战的演说，公开承认“国民党对不起安徽人民”，宣布“‘动员会’由老先生（指朱蕴山）出来主持”。
不久，李宗仁离开六安赴徐州长官公署任所。名义上他仍挂着“动委会”主任委员的头衔，但实际上已经由担任总务部长职务的朱蕴山代理主任委员了。
在我党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朱蕴山根据董必武的建议，团结了一大批爱国的地方进步力量在“动委会”内部工作。如省府财政厅长曾任“动委会”副主任委员，还有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动委会”组织干部沈子修、宣传部长光明甫和后勤部长常潘候等。
当时我党在这个公开合法的民众机构里，在这些爱国人士的帮助下，以“动委会”的名义成立了40多个抗日工作团，容纳了数百名抗日爱国青年和一批共产党员。就是在“动委会”上层机关里任职的负责干部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有的甚至是党的负责干部。如“动委会”总干事张劲夫，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长。还有总务部主任干事史益吾，也是共产党员。董必武派来的共产党员周新民，朱蕴山安排他担任了组织部副部长，掌管人事大权。这些同志运用合法身份为我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8年5月，董必武率队经六安检查大别山一带的抗日民主运动情况，了解新四军高敬亭支队的问题。当时国民党右派势力十分嚣张，经常挑衅，与我军闹摩擦。为了不引起反动派的注意，董必武这次行动格外谨慎。他在城里秘密会见了朱蕴山，又把共产党员詹运生和李相符介绍给朱蕴山。詹运生后来担任了省“动委会”训练班副主任。为了保存革命的种子，董必武请朱蕴山利用“动委会”这一合法机构为党保存干部，以迎接民族解放高潮的到来。在这期间，在“动委会”工作的地下党员中，还有担任省“动委会”直属工作团团长的冯纪新;省二十四工作团团长陈克坚，副团长宋立明，三十五工作团团长蒋奎，副团长张承云（女）等。这些久经考验的同志，一个个都工作得非常出色。有的在后来的流血斗争中，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董必武还召集了安徽地下党的负责人，并请朱蕴山一起学习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并针对安徽的抗日斗争形势，做了非常重要的指示。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有20多人，省工委书记彭康和省妇委书记孙以瑾也出席了会议。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安徽省的民众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怒潮风起云涌，席卷大地。各地都相继组织起人民武装力量，壮大了抗日队伍。六安县抗日人民自卫军第八大队，寿县皖北人民自卫军郑抱真部，这两支近2000人的队伍，都先后编入新四军，奔赴抗日战场。
在那艰苦的岁月，朱蕴山为抗日奔走呼号，颠沛流离于四方，家境窘迫，生活十分清苦，常常是入不敷出，以至后来竟依靠典当家业度日。有时还要担惊受怕，需随时提防着反动派的明枪暗箭，时时刻刻都有流血牺牲的危险。但这位坚强的爱国志士，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却从不为高官厚禄所惑，长期与我党亲密合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几十年如一日，其高风亮节，实在令人钦佩。
朱蕴山在后来的一首回忆当年清贫生活和斗争生涯的诗中，不无风趣地写道： 腰悬当票两三张，辛苦年年孰敢当。
留与儿孙做纪念，家贫从不羡豪强。
如今董必武、朱蕴山两位革命先躯已名垂青史，他们之间做为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做朋友的佳话也将流芳千古。
“此后千恳不再寄他物，以重我罪”
董必武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乐意和老百姓交朋友，这是众所周知的。他曾把一封封信、一首首诗，悄悄地从北京寄到海南岛的一位无党派人士——中学教师唐虞政家里。这件事过去却少为人知……
1957年2月，董必武到海南岛各地视察和访问，在海口市参观五公祠时，就题了一首《游五公祠》诗：
苏公祠并五公祠，唐宋人文已在兹。
李赵兴亡千百载，丹心尚有海湖知。
董必武游海南的诗在《南方日报》发表后，唐虞政读了深受感动，便写了一封信给董必武，附和诗二首，其中一首写道：“喜闻董老谒公祠，一片丹心旅到兹。第一楼中添正气，海南世事雅传知。”董必武当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接到信和诗后，便亲自复信，并附一首和诗：
虞政先生：
拙作承和甚感！深情雅韵，见于字里行间。珠玉在前，拙句更乏味矣。再酬一绝，仍乞哂政！
悄然曾谒五公祠，一瓣心香只念兹。何事报端传独句，竟蒙儋耳雅人知。
董必武
七月三十日
唐虞政得信后，读到“珠玉在前，拙句更乏味矣”，深感董必武德高望重还这么谦虚。他细细品味“竟蒙儋耳雅人知”的诗句便自号为“儋耳雅人”（儋耳是儋县古名）。他整夜难以入睡，写信给董必武问好，又附了一首诗。
此后，唐虞政两次致函奉和董必武的诗。1962年4月中旬，唐虞政忽然收到董必武一封厚厚的信，拆开来看，还有董必武一张照片是赠给唐虞政留念的。唐虞政看后就像杜甫说的一样：“漫卷诗书喜欲狂。”董必武的复信写道：
虞政先生：
接您去年十二月三日的信又几个月了，因病休养，诸多废事，甚歉！
承和我《写在辛亥革命回忆录前面》的五绝句甚好，已嘱抄付辛亥革命历史资料委员会以备采录……（略）收信不复，失礼之至，烦向其他几位诗人代致歉意！
您题赠毛主席的诗画未收到复信，因他在外时多，曾否寓目，不得而知。
儋耳雅人的称号，足下当之无愧。看此信后也写了五律一首另纸录陈，并希哂正！
足下精于绘事，真一多才多艺人也！贱影一帧奉上存念，请察收。炭画费事，不敢请也。专复，顺候文安！
董必武
四月十五日
唐君儋耳秀，不愧雅人称。
体脑皆劳动，情怀有爱憎。
读书能得间，习画不逾绳。
非昔黎歌比，余音杳杳应。
董必武因病休养，几个月后还没有忘记复信，而且写得那么详细、恳切;儋县还有几位喜欢写诗的人，董必武也不忘问候，还亲赠照片;信后还附诗一首，亦非一般应酬之作。董必武如此平易近人，毫无官架子，令唐虞政深深感动。
朱蕴山
经过这几次通信、和诗以后，两人的友谊和交情，一步步转向深入。唐虞政也将自己的照片和一些海南产品寄赠董必武，这是“礼尚往来”。董必武于1962年7月9日复信道：
……4月27日信早已收到，因本人出京，未即奉复。
尊照奕奕有神，健康活泼，心情愉快，可想而知！鄙人年过七六，精力就衰，今年更不如昔，身居高位，未能为国家多作点事，耿耿于怀，不无渐沮;惟见身强力壮如君辈者各地都有，生龙活虎，正在为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私衷仍抱乐观。……
这不是一般的通信问好，而是真挚的谈心。董必武刚写完这封信，又收到唐虞政寄来的礼物。他不得不再补写一封短信，内容极其精采：
信刚写毕，承寄海南珍品已到，此何敢当！足下工薪所入不丰，支销若此，得毋负累耶？本不应收，然五千里外寄来，却之不恭，只好愧领，并谢！此后千恳不再寄他物，以重我罪！
必武又及
七月九日
唐虞政此时寄给董必武什么礼物呢，据了解原来是他为董必武绘的一幅画像，椰制品一件，“海南风光”5件，苏东坡祠全景和东坡笠屐图各一幅。唐虞政想，董必武是会收下的，因为不是什么鲍参翅肚名贵食物。董必武不收而把它退回，是不近人情，但要郑重声明：“此后千恳不再寄他物，以重我罪”。
收受老百姓敬赠的一些文化纪念品，也感到“有罪”，这就是共产党员的崇高风格。
“你为党做的工作是许多党员都做不到的”
1937年秋天，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和中共长江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湖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一天，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小楼上，警卫将一张名片递到董必武手里，名片上写着：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军事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专员：杨显东（杨显东，著名的农业科学家，先后担任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荣誉委员等职）。
此刻，西装革履的杨显东正等在楼下客厅里，他一边踱着步一边想，这位大名鼎鼎的董必武想必是个威风凛凛的人物吧。早就听说，他过去是清朝秀才，后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呢。
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不一会儿，一位留着八字胡须，文质彬彬，和蔼可亲的长者出现在他的面前。
“哦，董先生。”杨显东迎上前去，董必武温和地握住他的手问：“你是湖北人？”“是啊，老家是湖北沔阳。”杨显东回答道。接着他向董必武谈起自己的来意：“董先生，我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看到日寇的铁蹄践踏我河山，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痛心啊！近日来，我和朋友们商量，想召集一部分流亡到武汉的青年学生，办一个抗日游击训练班。”
董必武听后，十分高兴地说：“好啊，你的想法很好。”
从此，杨显东便成了董必武的座上客。
董必武吩咐门卫：“杨先生是自己人，随便什么时候可以来找我。”
到了吃饭时间，董必武请杨显东留下来吃了一顿便饭。两人又在餐桌上谈起了对时局的一些看法。
一次，杨显东来找董必武汇报自己的思想，这段时间，他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投身革命中来固然使他兴奋，然而科学救国的思想常常涌现，建设国家要靠实力呀！
杨显东感慨地说：“我是学农学的，改造农业，造福农民才是我的本分。至于革命的事，就我来说，那只是一个副业，是在国难当头时，一个爱国者应尽的义务，而不是长久之计啊。”
“唔……”董必武沉吟了一会儿，慢慢地讲出自己的意见。他说：“杨先生，你那种农业救国的观点，或者说，要从改进农业技术入手，去改善农民生活的想法，都是书生之见。因为，单凭科学技术，不可能发展生产，提高农民生活的。就算你能够育出良种，改进栽培技术，使棉花的产量和质量有所提高，结果真正能得到好处的也还是那些不劳而获的地主、资本家，农民是沾不到光的。这些实际问题你想过吗？”董必武看杨显东听得很认真、很用心，又继续说：“杨先生，我知道你上过教会学校，曾以为宗教可以救国，后来你觉悟了。但对于今天的形势还没有认识清楚。现在的农村，鸡犬不宁，连田地都没有人敢种了，难道还能实现你那农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吗？”
一天，民主人士李范一和石瑛特意请董必武到家中赴宴，杨显东也在坐。席间，大家讨论时局，不由得对抗战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这时，董必武站起来坚定地说：“日本貌似强大，但底子很薄，只要我们坚持到底，抗战最终会取得胜利，但光靠军队是不够的，一定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实行全民抗战。抗战越持久，人民的威力越显示出来。”
一席话，使气氛活跃起来。大家商讨在汤池开办抗日游击训练班的计划。
就这样，汤池训练班在董必武的指导下开班了。开班以后，杨显东作为董必武、陶铸与石瑛、李范一先生的联系人，常去汤池送训练经费和文具等。在那里，他亲眼看到这座落后的小村庄所发生的巨变：训练班以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为榜样，每人每月只发3元生活费，吃的是粗粮、白菜、萝卜，住的是祠堂、庙宇、民房。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师生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学习热情十分高涨。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还进行游击军事演习。课余时间，大家参加劳动，调查研究，还在村里表演街头剧，演唱救亡歌曲，一时汤池成为湖北广大青年学习向往的地方。
这一切，使曾经留学美国的杨显东不胜感慨。他说，在这个小村庄里，我看到了任何高等学府都看不到的学习热情，学到了过去未学过的“农业知识”。
走过漫长的黑夜，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
1949年秋天，古城北京以崭新的姿态，迎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杨显东也来了。进京不久，他就接到董必武的邀请，要他到家里去吃饭，杨显东高高兴兴地去了。这是胜利后的第一次欢聚，老友相逢，分外激动。董必武久久地握着杨显东的手说：“我仔细看过你辗转寄来的信，并从有关部门知道你近来的工作表现，你为党做的工作是许多党员都做不到的……”
听着董必武的话，杨显东心头热乎乎的。
吃罢饭，董必武把杨显东留下，商谈我国农业经济建设和农业科学技术问题。董必武意味深长地说：“从此，你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可以干自己的本行了。”
政协会议以后，杨显东准备随代表团去东北参观。突然接到陈云的通知，中央请他做农业部副部长。这消息来得突然，杨显东感到十分惊诧：我，一个普通专家、党外人士，怎么能担当起这副重任？他急忙来到董必武家，表达了自己的心情：“董老，您最了解我，我全心全意相信共产党，全力依靠共产党。但是我这样做从未想到做官。我的能力有限，难以胜任这样的重任，还是去从事棉花科研工作比较合适。” 听完杨显东的陈述，董必武还像往常一样不紧不慢地说：“你一个人做科学可能做出一些成就，如果你组织所有的科学家做科学工作，贡献会比你一个人更大。”
一席话，打消了杨显东的思想顾虑，使他真正地看到了自身的价值，从此，他以百倍的精力在农业这个岗位上，奋战了40年，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为提高棉花质量，增加棉花产量，解决我国棉花紧缺的局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首要任务是尽快动员一切爱国力量实行全民抗战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寇疯狂地向华北进犯，强盗的铁蹄践踏着神圣的国土，祖国大好河山日渐沦入敌手，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著名的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左派、爱国民主人士朱蕴山此时正在北平协和医院的医榻上就医。值此国难当头，哪个愿做亡国奴。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朱蕴山不顾手术后伤口的疼痛，毅然来到沸腾的南京。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各民族、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基本形成。朱蕴山来到南京，他要找中共领导人，当年在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一起共事的老朋友董必武，向他寻求抗战救国的韬略，以便回到家乡六安，投身于伟大的民族救亡运动。
在南京市傅厚岗66号（现青云巷41号）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一楼的会客室里，朱蕴山见到了董必武，两位老朋友久别重逢，心情都很激动，互相紧握对方的手许久不能放开，也许是太高兴的缘故吧，朱蕴山激动得声音有些颤抖地说：“用威兄（董老学名），我已决计返回家乡，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动员父老乡亲一起来抗御敌寇……”
董必武对朱蕴山的举动十分赞赏，但他又冷静地分析了不利的因素。董必武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北乡音，神情严肃地说：“目前时局紧张，对我们十分不利，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眼前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动员一切爱国力量，实行全民抗战，挽救我们伟大的民族……”
和董必武分手后，朱蕴山会见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李宗仁。李宗仁早已熟知朱蕴山在家乡父老中深孚众望，所以他也极力邀请朱蕴山回安徽工作。朱蕴山虽然大计已定，但仍从董老那里领略到了韬略，为争取更多的抗日力量，便对李宗仁说：“要我回去，得有个条件：你们五路军必须和八路军联合抗日，我才能回去。”李宗仁当即爽快地答应了朱蕴山的条件。
1938年2月，李宗仁以安徽省主席的名义，陪同朱蕴山回到亦安城，在颛顼之子皋陶受封的土地上，成立了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员会）。李宗仁在大会上，作了一次倾向于团结抗战的演说，公开承认“国民党对不起安徽人民”，宣布“‘动员会’由老先生（指朱蕴山）出来主持”。
不久，李宗仁离开六安赴徐州长官公署任所。名义上他仍挂着“动委会”主任委员的头衔，但实际上已经由担任总务部长职务的朱蕴山代理主任委员了。
在我党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朱蕴山根据董必武的建议，团结了一大批爱国的地方进步力量在“动委会”内部工作。如省府财政厅长曾任“动委会”副主任委员，还有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动委会”组织干部沈子修、宣传部长光明甫和后勤部长常潘候等。
当时我党在这个公开合法的民众机构里，在这些爱国人士的帮助下，以“动委会”的名义成立了40多个抗日工作团，容纳了数百名抗日爱国青年和一批共产党员。就是在“动委会”上层机关里任职的负责干部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有的甚至是党的负责干部。如“动委会”总干事张劲夫，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长。还有总务部主任干事史益吾，也是共产党员。董必武派来的共产党员周新民，朱蕴山安排他担任了组织部副部长，掌管人事大权。这些同志运用合法身份为我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8年5月，董必武率队经六安检查大别山一带的抗日民主运动情况，了解新四军高敬亭支队的问题。当时国民党右派势力十分嚣张，经常挑衅，与我军闹摩擦。为了不引起反动派的注意，董必武这次行动格外谨慎。他在城里秘密会见了朱蕴山，又把共产党员詹运生和李相符介绍给朱蕴山。詹运生后来担任了省“动委会”训练班副主任。为了保存革命的种子，董必武请朱蕴山利用“动委会”这一合法机构为党保存干部，以迎接民族解放高潮的到来。在这期间，在“动委会”工作的地下党员中，还有担任省“动委会”直属工作团团长的冯纪新;省二十四工作团团长陈克坚，副团长宋立明，三十五工作团团长蒋奎，副团长张承云（女）等。这些久经考验的同志，一个个都工作得非常出色。有的在后来的流血斗争中，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董必武还召集了安徽地下党的负责人，并请朱蕴山一起学习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并针对安徽的抗日斗争形势，做了非常重要的指示。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有20多人，省工委书记彭康和省妇委书记孙以瑾也出席了会议。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安徽省的民众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怒潮风起云涌，席卷大地。各地都相继组织起人民武装力量，壮大了抗日队伍。六安县抗日人民自卫军第八大队，寿县皖北人民自卫军郑抱真部，这两支近2000人的队伍，都先后编入新四军，奔赴抗日战场。
在那艰苦的岁月，朱蕴山为抗日奔走呼号，颠沛流离于四方，家境窘迫，生活十分清苦，常常是入不敷出，以至后来竟依靠典当家业度日。有时还要担惊受怕，需随时提防着反动派的明枪暗箭，时时刻刻都有流血牺牲的危险。但这位坚强的爱国志士，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却从不为高官厚禄所惑，长期与我党亲密合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几十年如一日，其高风亮节，实在令人钦佩。
朱蕴山在后来的一首回忆当年清贫生活和斗争生涯的诗中，不无风趣地写道： 腰悬当票两三张，辛苦年年孰敢当。
留与儿孙做纪念，家贫从不羡豪强。
如今董必武、朱蕴山两位革命先躯已名垂青史，他们之间做为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做朋友的佳话也将流芳千古。
“此后千恳不再寄他物，以重我罪”
董必武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乐意和老百姓交朋友，这是众所周知的。他曾把一封封信、一首首诗，悄悄地从北京寄到海南岛的一位无党派人士——中学教师唐虞政家里。这件事过去却少为人知……
1957年2月，董必武到海南岛各地视察和访问，在海口市参观五公祠时，就题了一首《游五公祠》诗：
苏公祠并五公祠，唐宋人文已在兹。
李赵兴亡千百载，丹心尚有海湖知。
董必武游海南的诗在《南方日报》发表后，唐虞政读了深受感动，便写了一封信给董必武，附和诗二首，其中一首写道：“喜闻董老谒公祠，一片丹心旅到兹。第一楼中添正气，海南世事雅传知。”董必武当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接到信和诗后，便亲自复信，并附一首和诗：
虞政先生：
拙作承和甚感！深情雅韵，见于字里行间。珠玉在前，拙句更乏味矣。再酬一绝，仍乞哂政！
悄然曾谒五公祠，一瓣心香只念兹。何事报端传独句，竟蒙儋耳雅人知。
董必武
七月三十日
唐虞政得信后，读到“珠玉在前，拙句更乏味矣”，深感董必武德高望重还这么谦虚。他细细品味“竟蒙儋耳雅人知”的诗句便自号为“儋耳雅人”（儋耳是儋县古名）。他整夜难以入睡，写信给董必武问好，又附了一首诗。
此后，唐虞政两次致函奉和董必武的诗。1962年4月中旬，唐虞政忽然收到董必武一封厚厚的信，拆开来看，还有董必武一张照片是赠给唐虞政留念的。唐虞政看后就像杜甫说的一样：“漫卷诗书喜欲狂。”董必武的复信写道：
虞政先生：
接您去年十二月三日的信又几个月了，因病休养，诸多废事，甚歉！
承和我《写在辛亥革命回忆录前面》的五绝句甚好，已嘱抄付辛亥革命历史资料委员会以备采录……（略）收信不复，失礼之至，烦向其他几位诗人代致歉意！
您题赠毛主席的诗画未收到复信，因他在外时多，曾否寓目，不得而知。
儋耳雅人的称号，足下当之无愧。看此信后也写了五律一首另纸录陈，并希哂正！
足下精于绘事，真一多才多艺人也！贱影一帧奉上存念，请察收。炭画费事，不敢请也。专复，顺候文安！
董必武
四月十五日
唐君儋耳秀，不愧雅人称。
体脑皆劳动，情怀有爱憎。
读书能得间，习画不逾绳。
非昔黎歌比，余音杳杳应。
董必武因病休养，几个月后还没有忘记复信，而且写得那么详细、恳切;儋县还有几位喜欢写诗的人，董必武也不忘问候，还亲赠照片;信后还附诗一首，亦非一般应酬之作。董必武如此平易近人，毫无官架子，令唐虞政深深感动。
经过这几次通信、和诗以后，两人的友谊和交情，一步步转向深入。唐虞政也将自己的照片和一些海南产品寄赠董必武，这是“礼尚往来”。董必武于1962年7月9日复信道：
……4月27日信早已收到，因本人出京，未即奉复。
尊照奕奕有神，健康活泼，心情愉快，可想而知！鄙人年过七六，精力就衰，今年更不如昔，身居高位，未能为国家多作点事，耿耿于怀，不无渐沮;惟见身强力壮如君辈者各地都有，生龙活虎，正在为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私衷仍抱乐观。……
这不是一般的通信问好，而是真挚的谈心。董必武刚写完这封信，又收到唐虞政寄来的礼物。他不得不再补写一封短信，内容极其精采：
信刚写毕，承寄海南珍品已到，此何敢当！足下工薪所入不丰，支销若此，得毋负累耶？本不应收，然五千里外寄来，却之不恭，只好愧领，并谢！此后千恳不再寄他物，以重我罪！
必武又及
七月九日
唐虞政此时寄给董必武什么礼物呢，据了解原来是他为董必武绘的一幅画像，椰制品一件，“海南风光”5件，苏东坡祠全景和东坡笠屐图各一幅。唐虞政想，董必武是会收下的，因为不是什么鲍参翅肚名贵食物。董必武不收而把它退回，是不近人情，但要郑重声明：“此后千恳不再寄他物，以重我罪”。
收受老百姓敬赠的一些文化纪念品，也感到“有罪”，这就是共产党员的崇高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