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6月11日，当我的妹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梅汝鸿把刚刚出版的《中国农业思想史》（以下简称《农思史》）送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一年半的呕心沥血总算得以付梓！
　　打开这本书，折口处有我妹妹、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阎万英的照片和小传；扉页上是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著名植物保护学家沈其益的题词：纪念阎万英教授诞辰五十周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著名植物病理学家裘维蕃为本书写了序言：写史难，写专业史更难，而阎教授知难而上，长期以来孜孜于我国数千年之农业发展史，搜集资料稽阅古籍，不辞辛苦，不顾自身之健康，历年发表论文33篇及生前所编著之《中国农业发展史》一书，概论古今史料，其工作之艰巨可想而知……《中国农业思想史》填补了农史界空白之一。不幸阎教授积劳成疾，英年早谢。临老读此遗著，实不胜惆怅之至，爰书数语代序并志念。
　　我手捧《农思史》，仰望青天，我的心在高声呼唤：妹妹呀，你的书出版了，你的心愿已经完成，愿你的在天之灵因此得到无限的欣慰。
　　抚昔思今，我又怎能忘记《农思史》从起稿到成书那一幕幕艰难的历程呢。
　　1993年春节过后，妹妹把我叫到她的床前说：“大哥，我都知道了，我得了脑癌，部位很不好，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我咬着嘴唇，强忍着泪，却吃惊地发现妹妹的嘴角掠过一道蔑视的微笑。妹妹接着说：“一个人只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完，死就算不了什么。《中国农业发展史》已经出版了，了却了我一个心愿。我还要写一本《中国农业思想史》，可我确实力不从心了。大哥，你帮我写吧。”
　　“我……行吗？”我哽咽地问道。“你当然行！”妹妹坚定地说：“你发表过《耒耜经注释》、《石耜考》，对农业史有一定的研究；你的文学功底扎实，发表过小说和论文，没问题。我知道你要整理你的喜剧剧本，先放放吧，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看见妹妹眼眶里的泪花，使劲儿地点了点头说：“行，我帮你写。”
　　妹妹高兴得就像病好了一大半似的，把她写的章节目录和病中写的约5000余字的手稿，以及整整一大手提包的有关书籍、杂志和资料全部交给了我，我像拖着一座小山似的带回了家。
　　从此以后，我像着了魔似的投入到《农思史》的编写工作中，脑子里全是与之相关的内容，时常半夜三更想起了什么，立刻写上个把小时。每写完一章，不管是酷暑烈日还是寒冬腊月，我马上骑车从中关村到农大，把稿子交给妹妹审阅。妹妹一字一字地看稿，常常因为病痛而大汗淋漓，甚至出现瞬间失明的现象，我看在眼里，多次背着妹妹失声痛哭……
　　1994年7月中旬，当我把27万字的《农思史》完成稿交给正在西苑中医医院住院的妹妹手中时，妹妹泪流满面，紧握着我的手说：“大哥，谢谢你了！”我也淌着泪表示：“咱们是兄妹，何必讲这个。”
　　同年9月17日凌晨3时，妹妹离开了人世。为了《农思史》的出版，我的妹夫梅汝鸿教授付了1萬多元的出版费，我付出了一年半的心血，没有稿酬。但是，我的心中依然感到欣慰，我对得起英年早逝的妹妹，我为国家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