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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群，也都有自己各自不同的写作立场，这是作家自我选择的结果，没有可比性也无可厚非。我的读者群就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普通通的读者，为他们写作我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检察风云：1981年，您的处女作《祭妻》就获得了《山西文学》杂志一等奖。从《祭妻》开始，您写出了近十篇“家庭苦情”系列小说，当时是怎么会写这个系列的？
张平：那时候整个社会都沉浸在对“文革”的反思之中，所以《祭妻》《姐姐》《公判》这样的作品，也就相等于当时的现实题材作品。小说写完后，我直接寄给了《山西文学》编辑部。那时候写作品还没有走关系走后门一说，寄出去就只能等着编辑部的回信了。当时我正上大学，收信都是在教室里。如果是退稿信，就悄悄藏起来。如果不是退稿信，就会脸红心跳，手抖得连信封都扯不开。
作品寄给《山西文学》编辑部后，因为题材敏感，能不能发表，敢不敢发表，编辑部的几个编辑传看时几乎都掉了眼泪，但都拿不定主意。最后这篇小说到了主编和副主编手里，由他们来做决定。副主编周宗奇，主编叫李国涛，都是山西知名作家、评论家，他们思考商量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略作修改后发表。后来才知道，李国涛在决定发表前，曾对编辑部的编辑们说，发表后如果出了问题，那就由我来担责吧，要撤职免职，就撤我免我吧。《祭妻》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共鸣。那时候，整个社会正处于文学黄金期，处处都呈现着浓郁的文学氛围。一部好作品出来，整个社会都会给予强烈关注，这种现象被称作“文学热”。由于敏感，《祭妻》不是头条，排在第三，但没想到《祭妻》发表后立刻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刊物转载，这在当时几乎是山西文学的重要事件。《祭妻》也成为我收到读者来信最多的短篇小说作品，足有几百封。《祭妻》发表三年后，我的另一篇短篇小说《姐姐》荣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这些作品的创作和发表，对我日后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检察风云：《抉择》聚焦的是国企腐败，《十面埋伏》揭露的则是司法腐败，这样的小说题材比较敏感，在写作的过程中有遇到过什么阻力吗？有没有做一些妥协？
张平：《抉择》是1997年出版的作品。说到《抉择》，就得说起我的另一部作品《凶犯》。《凶犯》写了一个复转军人舍身保卫国家林场的故事。村民们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和村霸一起把新来的刚正不阿的残疾退伍军人打得浑身是伤，多处骨折。这个退伍军人捂着肠子都流出来的伤口，一个人拼死爬回林场，取回那杆老式步枪，又爬回村子里，把恶霸四兄弟三个打死，一个打成重伤。这个复转军人最后也因流血过多而亡。《凶犯》后来改成了一部电影，名字就叫《天狗》。《天狗》这部电影囊括了当年所有的电影大奖。金鸡奖、华表奖、上海国际电影节大奖，至今仍在网上被誉为中国人不能不看的最无法忘却的四部电影之一。
全国十佳女导演斗琪看到我的这部小说《凶犯》后，觉得这部作品可以拍成一部很好的电视剧，但希望能把《凶犯》的背景放在城市里。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不同的是这个复转军人保卫的不是林场，而是工厂。如果能这样，电视剧的故事就会丰富很多。我接受了这个建议，然后就开始采访那些正在转制的，濒临破产的，只剩了一个空壳子的大型企业。我们希望得到的素材是，这些企业在转型或破产期间，工人们纷纷偷盗和抢劫工厂的机械和财产，最终被复转军人以生命的代价给制止了。但采访的结果完全相反，誓死保卫工厂的恰恰是那些在工厂干了一辈子的工人们。企业转制了，濒临破产了，但已经下岗的工人们还在自觉地保护着这些工厂，那些车间里的机器和车窗，一个螺丝钉也不允许任何人私自拿走。而偷走整个工厂的恰恰是那些借转制之名，化公为私，把国家财产转为自己财产的工厂的一些腐败干部。
经常有数以百计的工人围在我们身旁，工人们讲到自己的遭遇和对工厂的感情时，一个个号啕大哭，情不自禁，现场泪流成河。二十多天的采访后，我和导演的思路都彻底改变了，她回去以后自己动笔创作了一部反映下岗职工生活的电视连续剧，我回来以后，就写了这么一部长篇小说《抉择》。我在小说中描写了工人们在腐败处境下的艰难生活。
《十面埋伏》是以一个真实的案件为素材创作的作品。一个让公安通缉多年的特大杀人案的要犯，竟然一直因为另一起案件在监狱里服刑，而且很快就将刑满释放。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一个临时调来值勤的狱警发现了疑点。以此为契机，终于发现了这名案犯身后牵连的黑社会团伙，他们与一些腐败司法官员相勾结，策划了一起起重特大案件。这名在监狱服刑的案犯，就是这一黑团伙的顶级老大，一直在监狱里坐镇指挥监外的团伙作案。《十面埋伏》是我所有作品中印数最高的一部作品，不计盗版，发行量早已超过了百万册。我在作品中着重刻画了几个壮烈牺牲的狱警和公安人员，描写了他们强烈的正义感和临危不惧的牺牲精神，获得了上上下下和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
但不管你写得多么真实多么正面，只要你写的事件涉及了哪个部门，哪个部门的领导确实会不高兴。这部影视因素最为丰富的作品，一直无法拍成电影电视剧。按照我們的影视管理规定，你描写的是哪个部门的人和事，首先得获得他们的批准。不过对这样的事情，我已经习惯了，只要读者认可，只要人民喜欢，我就知足了。如果我对他们妥协了，我也必然会失去这些读者。
检察风云：正如您自己说的：“作家绝不可以远离时代和人民”，“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底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将为他们而写作。”您的这一基本写作立场是从《天网》开始树立的吗？
张平：我觉得从古至今，对文学情有独钟的大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我每次去新华书店，让我感慨万千的就是那些坐在书店角落地板上专心阅读的孩子们。他们无钱买书，就在这里悄悄免费阅读。这些人里也还有很多大学生，甚至成年人。图书管理员从来也不驱赶他们，也许他们知道只有这些读者才是他们最应该保护的读者。一个人被万般宠爱，万众瞩目，时时被媒体和新闻包围时，让他或她生发悲悯愁思的文学情怀应该是件很难的事情。只有那些生活清苦，孤独寂寞，被冷落被无视，几乎被生活遗忘，但仍然对生活抱有希望抱有激情的人，才往往是文学最忠实的受众。
有一年我去一个山区的村庄，看到一本我的小说《天网》，不知让多少人传看过，已经看不到书面，翻卷得就像一颗老白菜。一个40岁开外的中年人一边让我签字，一边说，你这书我们村的人差不多都看了，我都看了好几遍了。在这本书上，我几乎找不到可以签名的地方。我很感动，也很难过。电影电视里，还有那些青春小说里无忧无虑的美满生活，距离他们其实很远很远。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群，也都有自己各自不同的写作立场，这是作家自我选择的结果，没有可比性也无可厚非。我的读者群就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普通通的读者，为他们写作我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检察风云：获得茅盾文学奖时是什么样的感受？今年刚刚推出的这部长篇《重新生活》是阔别文坛14年之后的作品。2004年《国家干部》之后一直没有推出新作品，是什么原因？
张平：获得“茅盾文学奖”，是文学界对你作品的认可，这种荣誉是持久的，深刻的，对自己写作信心的增强是巨大的。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得到民众的认可，最终也必然会得到文学界的认可。
不是不想写，而是没有时间写了，尤其是没有整块的时间来写东西了。2004年年底当选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2007年当选为民盟山西省委主委，2008年当了副省长。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这么多职务，脑子里整天千头万绪，考虑和需要尽快解决的事情那么多，不可能静下心来去构思，去写作。长篇小说创作是需要连续性的，不能今天写一段，过几天再写一段。情绪、感觉、思维、激情凝聚在一起，需要有一个铺垫和延续的过程，任意打断它，都会损害甚至重创文学创作。《重新生活》是在2013年卸任副省长以后写成的，写成后又断断续续修改了几年。其中有些重大的改动，都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但这样理性而冷静的修改，是否对作品更有益，还有待读者的检验。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
检察风云：1981年，您的处女作《祭妻》就获得了《山西文学》杂志一等奖。从《祭妻》开始，您写出了近十篇“家庭苦情”系列小说，当时是怎么会写这个系列的？
张平：那时候整个社会都沉浸在对“文革”的反思之中，所以《祭妻》《姐姐》《公判》这样的作品，也就相等于当时的现实题材作品。小说写完后，我直接寄给了《山西文学》编辑部。那时候写作品还没有走关系走后门一说，寄出去就只能等着编辑部的回信了。当时我正上大学，收信都是在教室里。如果是退稿信，就悄悄藏起来。如果不是退稿信，就会脸红心跳，手抖得连信封都扯不开。
作品寄给《山西文学》编辑部后，因为题材敏感，能不能发表，敢不敢发表，编辑部的几个编辑传看时几乎都掉了眼泪，但都拿不定主意。最后这篇小说到了主编和副主编手里，由他们来做决定。副主编周宗奇，主编叫李国涛，都是山西知名作家、评论家，他们思考商量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略作修改后发表。后来才知道，李国涛在决定发表前，曾对编辑部的编辑们说，发表后如果出了问题，那就由我来担责吧，要撤职免职，就撤我免我吧。《祭妻》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共鸣。那时候，整个社会正处于文学黄金期，处处都呈现着浓郁的文学氛围。一部好作品出来，整个社会都会给予强烈关注，这种现象被称作“文学热”。由于敏感，《祭妻》不是头条，排在第三，但没想到《祭妻》发表后立刻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刊物转载，这在当时几乎是山西文学的重要事件。《祭妻》也成为我收到读者来信最多的短篇小说作品，足有几百封。《祭妻》发表三年后，我的另一篇短篇小说《姐姐》荣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这些作品的创作和发表，对我日后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检察风云：《抉择》聚焦的是国企腐败，《十面埋伏》揭露的则是司法腐败，这样的小说题材比较敏感，在写作的过程中有遇到过什么阻力吗？有没有做一些妥协？
张平：《抉择》是1997年出版的作品。说到《抉择》，就得说起我的另一部作品《凶犯》。《凶犯》写了一个复转军人舍身保卫国家林场的故事。村民们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和村霸一起把新来的刚正不阿的残疾退伍军人打得浑身是伤，多处骨折。这个退伍军人捂着肠子都流出来的伤口，一个人拼死爬回林场，取回那杆老式步枪，又爬回村子里，把恶霸四兄弟三个打死，一个打成重伤。这个复转军人最后也因流血过多而亡。《凶犯》后来改成了一部电影，名字就叫《天狗》。《天狗》这部电影囊括了当年所有的电影大奖。金鸡奖、华表奖、上海国际电影节大奖，至今仍在网上被誉为中国人不能不看的最无法忘却的四部电影之一。
全国十佳女导演斗琪看到我的这部小说《凶犯》后，觉得这部作品可以拍成一部很好的电视剧，但希望能把《凶犯》的背景放在城市里。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不同的是这个复转军人保卫的不是林场，而是工厂。如果能这样，电视剧的故事就会丰富很多。我接受了这个建议，然后就开始采访那些正在转制的，濒临破产的，只剩了一个空壳子的大型企业。我们希望得到的素材是，这些企业在转型或破产期间，工人们纷纷偷盗和抢劫工厂的机械和财产，最终被复转军人以生命的代价给制止了。但采访的结果完全相反，誓死保卫工厂的恰恰是那些在工厂干了一辈子的工人们。企业转制了，濒临破产了，但已经下岗的工人们还在自觉地保护着这些工厂，那些车间里的机器和车窗，一个螺丝钉也不允许任何人私自拿走。而偷走整个工厂的恰恰是那些借转制之名，化公为私，把国家财产转为自己财产的工厂的一些腐败干部。
经常有数以百计的工人围在我们身旁，工人们讲到自己的遭遇和对工厂的感情时，一个个号啕大哭，情不自禁，现场泪流成河。二十多天的采访后，我和导演的思路都彻底改变了，她回去以后自己动笔创作了一部反映下岗职工生活的电视连续剧，我回来以后，就写了这么一部长篇小说《抉择》。我在小说中描写了工人们在腐败处境下的艰难生活。
《十面埋伏》是以一个真实的案件为素材创作的作品。一个让公安通缉多年的特大杀人案的要犯，竟然一直因为另一起案件在监狱里服刑，而且很快就将刑满释放。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一个临时调来值勤的狱警发现了疑点。以此为契机，终于发现了这名案犯身后牵连的黑社会团伙，他们与一些腐败司法官员相勾结，策划了一起起重特大案件。这名在监狱服刑的案犯，就是这一黑团伙的顶级老大，一直在监狱里坐镇指挥监外的团伙作案。《十面埋伏》是我所有作品中印数最高的一部作品，不计盗版，发行量早已超过了百万册。我在作品中着重刻画了几个壮烈牺牲的狱警和公安人员，描写了他们强烈的正义感和临危不惧的牺牲精神，获得了上上下下和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
但不管你写得多么真实多么正面，只要你写的事件涉及了哪个部门，哪个部门的领导确实会不高兴。这部影视因素最为丰富的作品，一直无法拍成电影电视剧。按照我們的影视管理规定，你描写的是哪个部门的人和事，首先得获得他们的批准。不过对这样的事情，我已经习惯了，只要读者认可，只要人民喜欢，我就知足了。如果我对他们妥协了，我也必然会失去这些读者。
检察风云：正如您自己说的：“作家绝不可以远离时代和人民”，“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底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将为他们而写作。”您的这一基本写作立场是从《天网》开始树立的吗？
张平：我觉得从古至今，对文学情有独钟的大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我每次去新华书店，让我感慨万千的就是那些坐在书店角落地板上专心阅读的孩子们。他们无钱买书，就在这里悄悄免费阅读。这些人里也还有很多大学生，甚至成年人。图书管理员从来也不驱赶他们，也许他们知道只有这些读者才是他们最应该保护的读者。一个人被万般宠爱，万众瞩目，时时被媒体和新闻包围时，让他或她生发悲悯愁思的文学情怀应该是件很难的事情。只有那些生活清苦，孤独寂寞，被冷落被无视，几乎被生活遗忘，但仍然对生活抱有希望抱有激情的人，才往往是文学最忠实的受众。
有一年我去一个山区的村庄，看到一本我的小说《天网》，不知让多少人传看过，已经看不到书面，翻卷得就像一颗老白菜。一个40岁开外的中年人一边让我签字，一边说，你这书我们村的人差不多都看了，我都看了好几遍了。在这本书上，我几乎找不到可以签名的地方。我很感动，也很难过。电影电视里，还有那些青春小说里无忧无虑的美满生活，距离他们其实很远很远。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群，也都有自己各自不同的写作立场，这是作家自我选择的结果，没有可比性也无可厚非。我的读者群就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普通通的读者，为他们写作我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检察风云：获得茅盾文学奖时是什么样的感受？今年刚刚推出的这部长篇《重新生活》是阔别文坛14年之后的作品。2004年《国家干部》之后一直没有推出新作品，是什么原因？
张平：获得“茅盾文学奖”，是文学界对你作品的认可，这种荣誉是持久的，深刻的，对自己写作信心的增强是巨大的。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得到民众的认可，最终也必然会得到文学界的认可。
不是不想写，而是没有时间写了，尤其是没有整块的时间来写东西了。2004年年底当选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2007年当选为民盟山西省委主委，2008年当了副省长。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这么多职务，脑子里整天千头万绪，考虑和需要尽快解决的事情那么多，不可能静下心来去构思，去写作。长篇小说创作是需要连续性的，不能今天写一段，过几天再写一段。情绪、感觉、思维、激情凝聚在一起，需要有一个铺垫和延续的过程，任意打断它，都会损害甚至重创文学创作。《重新生活》是在2013年卸任副省长以后写成的，写成后又断断续续修改了几年。其中有些重大的改动，都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但这样理性而冷静的修改，是否对作品更有益，还有待读者的检验。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