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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被西方媒体称为“阿拉伯之春”的运动，2010年11月，由一个突尼斯大学生之死引起， 随后在西亚北非国家引发了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社会运动。这场运动如狂潮风暴，裹挟着整个阿拉伯世界，更令数个国家政权更迭。然而，旧政权虽被推翻，几十年累积下的社会痼疾却并未离开；预想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革新并未实现，各种矛盾反而进一步激化、爆发；地区伊斯兰力量整体崛起，并逐步走向阿拉伯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反而令美西方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骤然紧张。值此轮阿拉伯地区动荡两周年之际，本刊特约请专家撰写了系列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该问题进行解读，以引发更多思考。
所谓“阿拉伯之春”的性质
自2010年底以来，中东各国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政治浪潮，其中夹杂着程度不同、形式各异的暴力冲突，使局势急剧动荡。国外媒体将其称之为“阿拉伯之春”或“阿拉伯革命”。其实，持续两年多的政治浪潮是中东国家出现的严重“政治危机”，是“原生性”的、以改善民生为起始，带有一定的民主诉求、同时夹带着某些宗教教派和部族冲突的“政治危机”，但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有选择性的干预下”，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有的国家很快平息了危机，但有的国家则出现了政权更迭，实际上被纳入了多年前美国提出的改造中东的“大中东计划”框架内，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其主要依据是：
——中东各国的政治危机或动荡风潮基本上都属于“三无产品”，即“没有一呼百应的政治领袖或领导集体，没有严谨、缜密的政治组织和目标明确、切实可行的政治纲领，也没有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例如，有些国家的反对派领导人此前并无人知晓，常年流亡国外，临时进行“遥控”或匆匆返回国内参与活动；反对派组织往往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派系繁多，内部纷争混乱，其斗争目标和政治纲领也反复更改；卷入到政治危机中的人员也极为复杂，不仅有一般的民众，也有种族主义或教派势力，甚至还有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或基地组织成员。这一切都加剧了政治危机的复杂性。
——中东国家的所谓“民主改革”是在西方国家“有选择性的干预下”进行的，并没有对部分带有封建色彩的君主制国家进行改革。相反，在两年多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的浪潮中，君主制国家的王权并没有受到强力冲击。海湾富有的君主国一方面大幅提高民众的福利待遇，就像西方媒体说的那样，“阿拉伯政府满街撒钱”[1]，破财消灾；另一方面，动用美国提供的先进武器，甚至联手镇压了民众的示威游行（例如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GCC成员国向巴林派出武装部队），巩固了君主制政权。
——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的政权更迭也只是“人去政留”，并不是推翻旧政治体制、建立新政治体制之革命。所谓“新政府”的政策也只是做了某些改良和调整。目前看来，突尼斯的振兴党、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下属的政党自由正义党等先后执政表明，伊斯兰力量不仅迅速崛起，而且部分已掌握了国家政权，但未能使中东国家翻开新的历史篇章。埃及总统穆尔西执政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修改宪法、整顿军队、调整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关系，但实际上是强化总统的权力。因此，招致埃及民众的极大不满，纷纷上街游行，抗议、谴责穆尔西太过专权。对埃及而言，并没有实现两年前推翻穆巴拉克时设定的目标，穆尔西本人也被示威民众称为“新法老”。
考察近现代中东政治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总体而言，中东国家政治发展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传统专制主义阶段、过渡政治阶段、现代民主政治阶段[2]。中东大多数国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独立，并形成了中东独立民族国家体系。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的中东国家，相继进入了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即由传统、落后向现代、发达社会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转型时期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目前，绝大多数中东国家均处于过渡政治阶段，即处在由传统专制主义或集权主义向现代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转型时期，除少数国家属于分权制约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外，大多数中东国家均属于集权主义或半集权主义政治体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东国家相继出现了一系列“政治危机”，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92年开始并持续了七年的阿尔及利亚政治危机，2005年发生的黎巴嫩“雪松革命”和毛里塔尼亚军事政变，2004年和2009年先后在伊朗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期间发生的政治危机等。所以，目前中东出现的社会动荡是其发展进程中一系列政治危机的一部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从其结果来看，也没能给中东国家带来稳定与发展。总体来看，目前中东国家的发展也没有处在民主革命“前夜”的历史变革转折点上。
中东政治危机的后果和影响
尽管中东这场政治危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这场政治危机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代价是十分昂贵的、且负面影响更大。中东政治危机造成的诸多后果和影响远不是这篇短文可以囊括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几点。
——彰显要求改善民生、推进民主的民意。中东国家大规模的民主革命当然不会在一夜之间形成，其孕育、发展必然要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此番政治危机的积极意义就在于：使民众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政治参与热情，为未来的民主革命积蓄能量。
在此次政治危机中，几乎各国都有十多万到几十万人先后走上街头，卷入了示威游行的浪潮中。尽管参加示威游行的民众来自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背景、既没有什么严密组织、诉求也不尽相同，但都表达了要求改善民生、要求变革、反对专制的民意，对各国政府形成了程度不同的冲击。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执政24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执政30年，但当民众走上街头要求变革、要求民主时，他们也被淹没在民众政治诉求的汹涌浪潮中，不得不放弃权杖。尽管突尼斯、埃及发生巨变有多种原因，但民众意愿的冲击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东国家在经历这场政治危机之后，各国民众表现出的民意和对民主政治的诉求，以及在政治生活的作用，是任何统治者都无法忽视的问题。 ——伊斯兰力量乘势崛起有其必然性。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东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仍是比较落后的（少数石油富国也只是靠出口原料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求新求变、期盼更美好的生活是各国民众的普遍心态。由于多种社会历史原因，中东国家的公民社会并不发达，除执政党外，其他政党和政治组织不甚发达；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在中东地区则是无处不在、根深蒂固的。所以，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反政府势力都在借助宗教的力量。也正因为如此，当世俗的民族主义政权被推翻、出现权力真空之后，伊斯兰力量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伊斯兰力量凭借其自身深厚的宗教传统、在民众中的广泛影响和独特的社会组织和动员功能，不仅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政权更迭的国家能够执掌权柄，在其他中东国家也同样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当然，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中东社会发展必须走伊斯兰复兴带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模式，但也反映出中东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加剧了日后教俗之间的矛盾冲突。
——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了新的干预方式。殖民主义似乎是一种早已远离现今社会的国际压迫，但是弱小国家仍在“被卖出买进”，仍在被大国随意操纵、干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影响和在中东国家政治危机中“推波助澜”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西方干预理论的支持下，欧美等西方国家利用中东形势适时推出了新的干预模式，为其所用。先是利用新媒体（手机 互联网）散布消息、鼓动民众走上街头，形成对政府的压力；而后再进行有选择性的干预，以达到自身的目的。到目前为止，西方的这种干预模式对实现欧美等西方国家的目标还是有效的，以较小的代价实现了战略目标，颇似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提出的“巧实力”运用。2011年西方国家发动“利比亚战争”，创立了冷战后干预、颠覆他国的“利比亚模式”。虽然已经推翻了卡扎菲政权，但战后利比亚形势并不乐观，也没能建立起新的有效政府，利比亚已陷入新的动荡之中。在颠覆叙利亚过程中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平衡，留下了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破烂摊子，反对派武装与政府军的冲突、战乱仍在继续。大国粗暴干预破坏了中东国家自身社会发展进程，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其负面影响将长期作用于中东地区。
——政治危机使各国政局动荡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恐怖主义泛滥。目前中东国家处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期”本身也是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而持续两年多的政治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局势动荡。动荡局势不仅使社会不稳定，还直接导致相关国家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早在2011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报告就显示[3]，中东地区安全局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不仅导致国际油价飙升，并给受影响的国家造成至少5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目前为止，就是按照保守的估算，经济损失也要超过上千亿美元，还不包括外资投资、旅游等方面的损失。此外，在局势动荡和战乱的国家还造成了大量人员的死亡，例如叙利亚战乱不仅造成近百万难民流离失所[4]，还使约7万人丧失了生命[5]。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西方国家对中东政治危机“有选择性的干预”还导致流血冲突频仍、暴力肆虐、恐怖主义泛滥。目前中东国家局势动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极端宗教主义、种族和部族势力以及基地组织参与到与相关国家政府对抗的战乱中所导致的。恐怖主义是社会的毒瘤，一旦扩散就将形成比经济停滞等社会问题更难解决的痼疾，形成对中东社会乃至中东以外地区的负面影响。
中东政治危机发展态势
和各国面临的挑战
席卷中东的政治危机已历时两年多，且尚未终结。虽然彰显了民意，但目前的现实距离民众的诉求仍有很大差距。所以在有的国家，民众提出了“二次革命”的口号，而有的国家仍处在战乱之中，中东国家依然面临着诸多严重的挑战。
叙利亚战乱及其外溢效应。叙利亚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叙利亚原本就是一个充满教派纷争、种族和部族矛盾的国家，而阿萨德家族借助组织严密的复兴党、军队等强力机构牢牢掌控着国家，保持了数十年的稳定；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中东政治危机坚持要推翻巴沙尔政权，为此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和反政府武装；反政府势力则派系繁多，既有主张和平斗争的，更有力主暴力夺权的（目前后者占上风），在反政府军事力量中不仅有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甚至还有基地组织成员，各种力量还得到国外势力的支持。虽然战乱已经持续了近两年，但如果没有西方国家的直接军事干预，巴沙尔未必就能倒台。由于2014年叙利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太可能“等不及了”而冒战争的风险。目前，叙利亚已经成为中东政治漩涡的中心，其外溢效应必将影响阿以冲突、黎巴嫩局势、库尔德问题、伊朗核问题、伊拉克局势等重大问题。
埃及局势与教俗势力之争。埃及总统穆尔西执政后，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却多次引发民众和司法系统的抗议。2013年以来示威游行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示威民众称穆尔西为“新法老”也只反映出一面，而另一面是“伊斯兰长老”。穆尔西与埃及民众的冲突不仅仅是政治诉求的差异，它折射出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在国家治理观念上的冲突。实际上，埃及的冲突也是中东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冲突的缩影，在中东颇具代表性。伊斯兰教承载了太多的非宗教功能，即宗教与非宗教功能尚未分离[6]。 实现政教分离不仅是一般宗教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世界各国发展进程中的必由之路，当然也是中东国家步入现代化必须解决的历史命题。目前中东各国伊斯兰力量的发展则预示着中东教俗势力博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君主制国家可能成为下一轮政治危机冲击的目标。与共和制国家相比较，君主制无疑是相对落后的政治体制。此次中东君主国能够幸免，原因是多样的：石油高收入国家采取高福利政策；“食利国”（Rent State）对大批外来劳工实行严格监管政策和定期“轮换”政策；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并得到这些国家“有选择性干预”的保护。海湾石油富国甚至还向巴林派出了军队与巴林政府联手镇压了游行的民众，保卫了海湾地区的君主制国家。但这些都无法改变其政治制度的落后性。如果君主制国家不采取相应的政治变革、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那就不可能永远这样幸运了。 中东各国面临的严峻挑战。首先，解决社会财富合理分配问题和监管机制缺乏及腐败问题。中东国家的基尼系数并不算太高，但也存在如何合理分配财富的问题。而缺乏监管、滥用公权和腐败问题是中东国家的普遍现象。[7]这不仅是引发中东政治危机的动因，更是各国在制度建设层面的长期、艰巨任务。其次，加强民族国家认同与民族国家建设。消除中东国家普遍存在的教派纷争与种族和部族矛盾，避免由于“认同差异”引发冲突和产生“离心力”，成为分裂主义和动荡的策源地。黎巴嫩“教派分权”、困扰多国的库尔德民族问题等表明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仍很艰巨。再次，政治合法性与继承危机问题。这绝不是政治领袖个人的去留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即如何从制度层面保持权力平稳过渡和政策的连续性。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多数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都将逐步由传统向现代化过渡，最终建立现代法律体系。
结 语
“和平、发展、民主”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也是绝大多数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政治、社会、经济循序渐进、递次发展的基本规律。民主的大厦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有坚实的经济发展基础，而和平与稳定则是前提条件。简言之，没有和平与发展，民主就只能是虚幻的海市蜃楼。毫无疑问，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绝不是仅靠热情与冲动和上街游行几次就能实现的。中东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建设有赖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和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所以，中东国家距离建立起现代民主政治体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系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丹丹）
[1] See "Throwing Money at the Street"，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332638.
[2] 王京烈.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东[M]. 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 7.
[3] 引自商业部网站消息，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k/201110/20111007793348.html.
[4] 新华社据联合国难民署消息，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2/17/c_124351218.htm.
[5] 据俄罗斯网站消息， http：//rusnews.cn/guojiyaowen/guoji_shehui/20130213/43690484-print.html.
[6] 王京烈.伊斯兰世界的命运与前途[J].国际问题研究，2004 （1）.
[7] 即便在法制程度较高的以色列也时而爆出从总统到总理和部长等高官滥用公权和腐败的丑闻，而其他国家情况更糟。
所谓“阿拉伯之春”的性质
自2010年底以来，中东各国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政治浪潮，其中夹杂着程度不同、形式各异的暴力冲突，使局势急剧动荡。国外媒体将其称之为“阿拉伯之春”或“阿拉伯革命”。其实，持续两年多的政治浪潮是中东国家出现的严重“政治危机”，是“原生性”的、以改善民生为起始，带有一定的民主诉求、同时夹带着某些宗教教派和部族冲突的“政治危机”，但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有选择性的干预下”，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有的国家很快平息了危机，但有的国家则出现了政权更迭，实际上被纳入了多年前美国提出的改造中东的“大中东计划”框架内，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其主要依据是：
——中东各国的政治危机或动荡风潮基本上都属于“三无产品”，即“没有一呼百应的政治领袖或领导集体，没有严谨、缜密的政治组织和目标明确、切实可行的政治纲领，也没有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例如，有些国家的反对派领导人此前并无人知晓，常年流亡国外，临时进行“遥控”或匆匆返回国内参与活动；反对派组织往往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派系繁多，内部纷争混乱，其斗争目标和政治纲领也反复更改；卷入到政治危机中的人员也极为复杂，不仅有一般的民众，也有种族主义或教派势力，甚至还有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或基地组织成员。这一切都加剧了政治危机的复杂性。
——中东国家的所谓“民主改革”是在西方国家“有选择性的干预下”进行的，并没有对部分带有封建色彩的君主制国家进行改革。相反，在两年多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的浪潮中，君主制国家的王权并没有受到强力冲击。海湾富有的君主国一方面大幅提高民众的福利待遇，就像西方媒体说的那样，“阿拉伯政府满街撒钱”[1]，破财消灾；另一方面，动用美国提供的先进武器，甚至联手镇压了民众的示威游行（例如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GCC成员国向巴林派出武装部队），巩固了君主制政权。
——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的政权更迭也只是“人去政留”，并不是推翻旧政治体制、建立新政治体制之革命。所谓“新政府”的政策也只是做了某些改良和调整。目前看来，突尼斯的振兴党、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下属的政党自由正义党等先后执政表明，伊斯兰力量不仅迅速崛起，而且部分已掌握了国家政权，但未能使中东国家翻开新的历史篇章。埃及总统穆尔西执政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修改宪法、整顿军队、调整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关系，但实际上是强化总统的权力。因此，招致埃及民众的极大不满，纷纷上街游行，抗议、谴责穆尔西太过专权。对埃及而言，并没有实现两年前推翻穆巴拉克时设定的目标，穆尔西本人也被示威民众称为“新法老”。
考察近现代中东政治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总体而言，中东国家政治发展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传统专制主义阶段、过渡政治阶段、现代民主政治阶段[2]。中东大多数国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独立，并形成了中东独立民族国家体系。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的中东国家，相继进入了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即由传统、落后向现代、发达社会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转型时期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目前，绝大多数中东国家均处于过渡政治阶段，即处在由传统专制主义或集权主义向现代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转型时期，除少数国家属于分权制约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外，大多数中东国家均属于集权主义或半集权主义政治体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东国家相继出现了一系列“政治危机”，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92年开始并持续了七年的阿尔及利亚政治危机，2005年发生的黎巴嫩“雪松革命”和毛里塔尼亚军事政变，2004年和2009年先后在伊朗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期间发生的政治危机等。所以，目前中东出现的社会动荡是其发展进程中一系列政治危机的一部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从其结果来看，也没能给中东国家带来稳定与发展。总体来看，目前中东国家的发展也没有处在民主革命“前夜”的历史变革转折点上。
中东政治危机的后果和影响
尽管中东这场政治危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这场政治危机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代价是十分昂贵的、且负面影响更大。中东政治危机造成的诸多后果和影响远不是这篇短文可以囊括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几点。
——彰显要求改善民生、推进民主的民意。中东国家大规模的民主革命当然不会在一夜之间形成，其孕育、发展必然要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此番政治危机的积极意义就在于：使民众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政治参与热情，为未来的民主革命积蓄能量。
在此次政治危机中，几乎各国都有十多万到几十万人先后走上街头，卷入了示威游行的浪潮中。尽管参加示威游行的民众来自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背景、既没有什么严密组织、诉求也不尽相同，但都表达了要求改善民生、要求变革、反对专制的民意，对各国政府形成了程度不同的冲击。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执政24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执政30年，但当民众走上街头要求变革、要求民主时，他们也被淹没在民众政治诉求的汹涌浪潮中，不得不放弃权杖。尽管突尼斯、埃及发生巨变有多种原因，但民众意愿的冲击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东国家在经历这场政治危机之后，各国民众表现出的民意和对民主政治的诉求，以及在政治生活的作用，是任何统治者都无法忽视的问题。 ——伊斯兰力量乘势崛起有其必然性。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东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仍是比较落后的（少数石油富国也只是靠出口原料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求新求变、期盼更美好的生活是各国民众的普遍心态。由于多种社会历史原因，中东国家的公民社会并不发达，除执政党外，其他政党和政治组织不甚发达；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在中东地区则是无处不在、根深蒂固的。所以，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反政府势力都在借助宗教的力量。也正因为如此，当世俗的民族主义政权被推翻、出现权力真空之后，伊斯兰力量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伊斯兰力量凭借其自身深厚的宗教传统、在民众中的广泛影响和独特的社会组织和动员功能，不仅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政权更迭的国家能够执掌权柄，在其他中东国家也同样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当然，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中东社会发展必须走伊斯兰复兴带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模式，但也反映出中东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加剧了日后教俗之间的矛盾冲突。
——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了新的干预方式。殖民主义似乎是一种早已远离现今社会的国际压迫，但是弱小国家仍在“被卖出买进”，仍在被大国随意操纵、干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影响和在中东国家政治危机中“推波助澜”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西方干预理论的支持下，欧美等西方国家利用中东形势适时推出了新的干预模式，为其所用。先是利用新媒体（手机 互联网）散布消息、鼓动民众走上街头，形成对政府的压力；而后再进行有选择性的干预，以达到自身的目的。到目前为止，西方的这种干预模式对实现欧美等西方国家的目标还是有效的，以较小的代价实现了战略目标，颇似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提出的“巧实力”运用。2011年西方国家发动“利比亚战争”，创立了冷战后干预、颠覆他国的“利比亚模式”。虽然已经推翻了卡扎菲政权，但战后利比亚形势并不乐观，也没能建立起新的有效政府，利比亚已陷入新的动荡之中。在颠覆叙利亚过程中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平衡，留下了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破烂摊子，反对派武装与政府军的冲突、战乱仍在继续。大国粗暴干预破坏了中东国家自身社会发展进程，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其负面影响将长期作用于中东地区。
——政治危机使各国政局动荡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恐怖主义泛滥。目前中东国家处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期”本身也是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而持续两年多的政治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局势动荡。动荡局势不仅使社会不稳定，还直接导致相关国家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早在2011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报告就显示[3]，中东地区安全局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不仅导致国际油价飙升，并给受影响的国家造成至少5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目前为止，就是按照保守的估算，经济损失也要超过上千亿美元，还不包括外资投资、旅游等方面的损失。此外，在局势动荡和战乱的国家还造成了大量人员的死亡，例如叙利亚战乱不仅造成近百万难民流离失所[4]，还使约7万人丧失了生命[5]。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西方国家对中东政治危机“有选择性的干预”还导致流血冲突频仍、暴力肆虐、恐怖主义泛滥。目前中东国家局势动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极端宗教主义、种族和部族势力以及基地组织参与到与相关国家政府对抗的战乱中所导致的。恐怖主义是社会的毒瘤，一旦扩散就将形成比经济停滞等社会问题更难解决的痼疾，形成对中东社会乃至中东以外地区的负面影响。
中东政治危机发展态势
和各国面临的挑战
席卷中东的政治危机已历时两年多，且尚未终结。虽然彰显了民意，但目前的现实距离民众的诉求仍有很大差距。所以在有的国家，民众提出了“二次革命”的口号，而有的国家仍处在战乱之中，中东国家依然面临着诸多严重的挑战。
叙利亚战乱及其外溢效应。叙利亚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叙利亚原本就是一个充满教派纷争、种族和部族矛盾的国家，而阿萨德家族借助组织严密的复兴党、军队等强力机构牢牢掌控着国家，保持了数十年的稳定；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中东政治危机坚持要推翻巴沙尔政权，为此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和反政府武装；反政府势力则派系繁多，既有主张和平斗争的，更有力主暴力夺权的（目前后者占上风），在反政府军事力量中不仅有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甚至还有基地组织成员，各种力量还得到国外势力的支持。虽然战乱已经持续了近两年，但如果没有西方国家的直接军事干预，巴沙尔未必就能倒台。由于2014年叙利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太可能“等不及了”而冒战争的风险。目前，叙利亚已经成为中东政治漩涡的中心，其外溢效应必将影响阿以冲突、黎巴嫩局势、库尔德问题、伊朗核问题、伊拉克局势等重大问题。
埃及局势与教俗势力之争。埃及总统穆尔西执政后，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却多次引发民众和司法系统的抗议。2013年以来示威游行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示威民众称穆尔西为“新法老”也只反映出一面，而另一面是“伊斯兰长老”。穆尔西与埃及民众的冲突不仅仅是政治诉求的差异，它折射出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在国家治理观念上的冲突。实际上，埃及的冲突也是中东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冲突的缩影，在中东颇具代表性。伊斯兰教承载了太多的非宗教功能，即宗教与非宗教功能尚未分离[6]。 实现政教分离不仅是一般宗教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世界各国发展进程中的必由之路，当然也是中东国家步入现代化必须解决的历史命题。目前中东各国伊斯兰力量的发展则预示着中东教俗势力博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君主制国家可能成为下一轮政治危机冲击的目标。与共和制国家相比较，君主制无疑是相对落后的政治体制。此次中东君主国能够幸免，原因是多样的：石油高收入国家采取高福利政策；“食利国”（Rent State）对大批外来劳工实行严格监管政策和定期“轮换”政策；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并得到这些国家“有选择性干预”的保护。海湾石油富国甚至还向巴林派出了军队与巴林政府联手镇压了游行的民众，保卫了海湾地区的君主制国家。但这些都无法改变其政治制度的落后性。如果君主制国家不采取相应的政治变革、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那就不可能永远这样幸运了。 中东各国面临的严峻挑战。首先，解决社会财富合理分配问题和监管机制缺乏及腐败问题。中东国家的基尼系数并不算太高，但也存在如何合理分配财富的问题。而缺乏监管、滥用公权和腐败问题是中东国家的普遍现象。[7]这不仅是引发中东政治危机的动因，更是各国在制度建设层面的长期、艰巨任务。其次，加强民族国家认同与民族国家建设。消除中东国家普遍存在的教派纷争与种族和部族矛盾，避免由于“认同差异”引发冲突和产生“离心力”，成为分裂主义和动荡的策源地。黎巴嫩“教派分权”、困扰多国的库尔德民族问题等表明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仍很艰巨。再次，政治合法性与继承危机问题。这绝不是政治领袖个人的去留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即如何从制度层面保持权力平稳过渡和政策的连续性。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多数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都将逐步由传统向现代化过渡，最终建立现代法律体系。
结 语
“和平、发展、民主”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也是绝大多数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政治、社会、经济循序渐进、递次发展的基本规律。民主的大厦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有坚实的经济发展基础，而和平与稳定则是前提条件。简言之，没有和平与发展，民主就只能是虚幻的海市蜃楼。毫无疑问，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绝不是仅靠热情与冲动和上街游行几次就能实现的。中东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建设有赖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和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所以，中东国家距离建立起现代民主政治体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系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丹丹）
[1] See "Throwing Money at the Street"，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332638.
[2] 王京烈.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东[M]. 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 7.
[3] 引自商业部网站消息，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k/201110/20111007793348.html.
[4] 新华社据联合国难民署消息，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2/17/c_124351218.htm.
[5] 据俄罗斯网站消息， http：//rusnews.cn/guojiyaowen/guoji_shehui/20130213/43690484-print.html.
[6] 王京烈.伊斯兰世界的命运与前途[J].国际问题研究，2004 （1）.
[7] 即便在法制程度较高的以色列也时而爆出从总统到总理和部长等高官滥用公权和腐败的丑闻，而其他国家情况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