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个人心灵史上，1949年是极为苦痛的一章。当年3月，他两度自杀。
　　先是长子沈龙朱看到他将手伸到电线插头上，慌乱中沈龙朱拔掉电源将父亲蹬开；再是将自己反锁在房内，用刀片割开手腕动脉及颈上血管，并喝了些煤油。及至有人破窗而入，已是鲜血四溅。获救后，沈从文一度“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疗养”。
　　“北平城是和平解放的……我却在自己做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了。”两年后沈从文公开检讨说。
　　在沈从文的学生、作家汪曾棋看来，沈从文受到“致命的一擊”，是1948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文中斥道：“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时代突变，“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得在变动下重新安排”，沈从文发现“我搞的全错了。一切工作信心全崩溃了”。
　　及至1949年元月，他的内心发出这样的呻吟：“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
　　即使在家人朋友间，他亦陷入孤独。“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40多年后夫人张兆和回忆说。而在次子沈虎雏的回忆中，“(当时)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
　　“外有窘迫，内多矛盾”，沈从文“神经在过分疲乏中，终于逐渐失去常度”。
　　1949年的两次自杀，虽都获救，然而当他由“疯”恢复“正常”，作为一名作家，沈从文便“死”了。
　　至1948年，此前的20余年间，沈从文写下小说近300万字。此后，他再未写过小说。学生辈作家林斤澜见他太过冷落，拉他参加一个会议，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先生说话，他只道：“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对命运如此的捉弄，沈从文似乎早有预料。1949年元旦前夕，他即意识到自己前二三十年来的用笔方式“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的必然结果。”
　　1961年沈从文也曾有机会再行创作。据沈虎雏说：“他封笔以后，党的高层一直希望他能够写东西，包括总理、主席都当面说过这些话。胡乔木写信给他，愿意为他重返文坛作安排。”他原拟以张兆和的堂兄——牺牲于1936年的共产党员张鼎和——一生斗争事迹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却最终放弃。张兆和回忆说：“1961年热闹，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没有多大把握，写了也写不好。”
　　沈从文本人则在1969年写道：“给我机会再去人民大学教书，怕犯错误，不敢去。勉励我再去写小说，缺少新生活经验，不敢去……我生命是党所给我的，能少做错事就好了。”
　　沈从文一生“不懂政治”。1949年前，他坚持“作家不介入分合不定的政治”，不加入“反动”或“进步”的文学集团；“解放后他一心一意只想做一条不太让人翻动的被文火慢慢煎的味道过得去的小鱼，有朝一日以便‘对人类有所贡献’”。
　　但诡异的是，1953年，开明书店通知他，由于“内容过时”，他的书尽数销毁；而1954年，从香港传来消息，他“所有作品，在台湾均禁止”。
　　沈从文“躲”进历史博物馆里鉴定、收藏文物去了。他还常去午门楼上的展览会上自愿当解说员。
　　1949年底，沈从文的精神危机已然舒解，父子间当时留下这样一段对话：
　　“……我那么二面工作，一面学习，正是为人民服务!”
　　“既然为人民服务，就应该快快乐乐去做!”
　　“照我个人说来，快乐也要学习的。我在努力学习……”
　　不知道沈先生在其后的岁月中是否学会快乐。只知，1985年有数人一起访问沈从文，说起“文革”中他打扫女厕所，在场一位女记者动情地拥住他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不想，83岁的老人当下抱着她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
　　所有人都惊呆了。
　　(张柯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