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岁的徐才老人看上去面色红润。以为这位担任着亚洲武术联合会名誉主席的他一定从小习武、身手不凡。徐才却笑容可掬地说，他是个纯武盲。
　　不管老人是否在开玩笑，但他真的不是从小就习武之人，准确地说，他是一位老新闻工作者。他从事新闻工作30年，是建国之初《天津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报》的创刊人之一。之后任国家体委中国体育报社长。任职国家体委副主任期间，他对武术有着杰出的贡献，他和同事们将中国武术推向了世界……青年工作、新闻工作、体育工作都让他眷恋不已，当然，还有年轻时从事地下党工作的艰苦岁月更是激励他一生。
　　
　　在中国大学，他与地下党有了第一次接触
　　
　　1926年，原名韩文才的徐才出生在山东邹县。那个年代，兵荒马乱，徐才的父母亲一路逃荒到了大连。已被日本人占领的大连，到处充斥着屈辱。那时的徐才还很小，亲眼见到日本人闯进他母亲开的小杂货店查户口时，对他母亲又打又骂。
　　在大连的九年时间里，徐才在心里埋下了对侵略者仇恨的种子。1941年，少年徐才到了北京，当时的北京也是沦陷区，随处可见荷枪实弹的日本军人行走在街头。他求学心切，就前往位于北京大木仓胡同的中国大学去读书。中国大学是一所久负盛名的私立学校，由孙中山先生于1913年创办。吸引徐才的是这所学校的爱国传统。1919年“五四”运动，中大学生率先列队参加。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中大学生队伍涌上街头游行，最早来到新华门请愿。
　　当时在北平，共产党有秘密工作，国民党也在频繁活动。由于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大学里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人：共产党、国民党、汪精卫伪政权、日本特务，总之，藏龙卧虎、鱼龙混杂。但是，爱国的人在学校里占大多数。
　　读书期间，徐才认识了中大和北大的进步同学，还读到了之前从未见过的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陈唯实的《唯物史观》及一些进步的文艺书籍。这让他开阔了眼界，由过去朴素的抗战思想升华为一种革命的信念和理想。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指引下，徐才想前往抗战大后方重庆。当时有许多爱国青年都到了重庆，只是由于当时黄河决堤，通往重庆的交通瘫痪，徐才不得不在遗憾中放弃了去重庆的想法。后来，他认识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黎光（我党在1924年就在中国大学建立了地下党组织，而黎光便是地下党组织中的一员。解放后，黎光曾任北京市委组织部长）。黎光成为徐才最初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徐才和黎光常常约在中南海或景山见面。自从与黎光联系上后，徐才仍希望到一线去抗战，认为那才叫抗战，却没想到从此与地下革命工作结缘。1945年，学校放暑假时，徐才在同学韩恩甲的介绍下，一起前往冀察晋解放区接受秘密工作的培训。
　　
　　


　　接受秘密工作培训的人都必须蒙上脸，只在眼睛处留一点缝便于看路
　　
　　1945年7月，徐才和同学韩恩甲（曾任天津市政府顾问）怀着兴奋的心情从北京乘火车前往河北保定。
　　到保定后，两人前往火车站旁边的集市上去和地下党的一名同志接头。按事前约定，他们要寻找一位手中拿着三炷香的人接头。由于当时集市上人太多，两人绕了几圈也没找到接头的人，就又步行去了第二个接头点满城县。在满城一个伪政权的乡公所里，他们和在那里工作的一位地下工作者接上了头，随后就去了这位同志家中。这位同志在家中热情地给他们做饭吃，家中还有一位三四岁可爱的小男孩，用稚嫩的声音叫着他们“叔叔”，温馨的环境让一路疲惫的徐才、韩恩甲备感亲切。当时在那个地区，日伪部队随时都会大扫荡，这位地下工作者就让两人赶紧上路。那天晚上，皓月当空，因怕遭遇敌人袭击，两人就绕着山路走。四天后，终于到达河北阜平县的白峪甸，这里是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的培训班所在地。两人在这里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四菜一汤。徐才一看这么丰富的饭菜就生气了，他说，我们是来打小日本的，是来吃苦的，怎么这样款待我们呢？一旁接待的同志笑着解释，你们别着急，就这么一顿，明天就不会这样了。果然，第二天，两人就和所有的同志一样，吃水泡小米饭和咸菜。
　　徐才记得当时在那里接受培训的人中，大多数是大学生，也有少数是工人。大家被两人一间地分配居住，徐才和韩恩甲同住一屋。除了同住一屋的人能看清对方真实的面孔外，大家出门上课或吃饭都要用手巾蒙上脸，只在眼睛处留点缝便于看路。他们被要求，不能随意打听对方的姓名和情况，彼此间不能发生横向联系。他们当时还听了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姚依林（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课。受训的内容是抗战形势和秘密工作的纪律、品格及方法。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喜讯传到了晋察冀解放区，大家高兴地举着火把在河边游行。由于战后国共两党日趋严峻复杂的形势，徐才和韩恩甲接受党组织的指示从河北步行回到北京开展工作。
　　尽管受训秘密工作只有短短的20多天，但徐才的革命理念更为成熟，他不再认为只有到一线去抗战才是革命的，秘密工作同样也肩负着不寻常的使命。8月中旬，他又回到中国大学，边上学边开展地下工作。几天后，他正式成为中共党员。
　　
　　党组织通知他立即撤回解放区，国民党将发出逮捕令
　　
　　徐才还记得他从解放区回到北京后，和同志们去贴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布告。当时，国民党已掌握部分政权，国民党和敌伪的特务遍及各处。按照地下党的指示，徐才和两个同学分工合作，一人抹糨糊，一人放哨，一个贴布告。
　　徐才的地下党身份一直未暴露，直到1946年初发生了一件事。
　　当时，一名国民党特务殴打了中国大学的一名进步学生，中国大学的一千多人在愤怒之下前往中南海请愿。李宗仁（时任国民政府北平行辕主任，是当时南京政府驻北京的最高长官）和中国大学的学生代表见面，答应要处理这个特务。在这次成功的游行请愿中，中大的地下党员们展示出了出色的组织才干。当时有一个中共机关办的《解放报》称这次运动是北京学运的“第一声春雷”。中国大学内部也因这次活动震撼了大部分学生，于是在学生会的改选中，多个地下党员被当选为学生会干部，徐才任学生会的学艺部部长，主管宣传，韩恩甲当选为联络部长。
　　地下党入主学生会后，开展了许多活动。这时，地下党通知包括徐才在内的几个已暴露身份的党员立即撤回解放区，因为国民党将对他们发出逮捕令。在紧急的情势下，徐才和韩恩甲、中大的学生会主席陈山（曾任北京市崇文区委副书记，已逝）等人穿上大褂，化装成皮货商，越过国民党的道道关卡，到了已迁址到张家口的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谁知城工部长刘仁（曾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在接见他们时说，你们干得很好，很有群众基础，还是应该回去继续斗争。就这样，徐才等人第二天又回到了北京。
　　


　　从解放区返回后，徐才悄悄到中国大学了解了一下情况，感觉还不算很紧张，于是又返回学校上课。一天，他到南苑去见陈山，约他第二天到天坛公园接受组织谈话。第二天，徐才和在同仁医院工作的地下党崔月犁（曾担任卫生部长）前往天坛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未见到人，之后才听说陈山被捕了。原来是潜藏在中国大学一名国民党特务在南苑发现了陈山，并将他逮捕。崔月犁通知徐才赶紧转移，于是徐才前往天津。幸运的是，陈山被抓去后，国民党审了他一个多月也没有结果，之后就被保释出来，他也到了天津。韩恩甲家在天津，一直未回学校，于是他们三人就编成一个小组，由崔月犁领导。
　　徐才在天津的两年多里，党的关系一直在北京。崔月犁不时地来天津指导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宣传革命，广泛搜集各个领域的情报资料，为解放平津作准备。徐才曾联系天津美国新闻处的一个地下党员，通过他转移一些资料。他还将一些资料亲自送到北京地下党的手中。
　　徐才说，他年轻时十分天真幼稚，以为地下工作就是到地下去工作。后来参加革命后，经历了北京、天津的地下工作，他深深地体会到地下工作对自己的思想锤炼一生都用之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