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1年圣诞节，我在俄亥俄州的一座小城里教书，我的二十七名三年级学生正期盼那互赠礼物的美好日子。
　　教室里的一角，被一棵枝桠上缀着亮晶晶的锡纸和鲜艳的拉花的圣诞树点亮了。另一角是装扮成耶稣诞生在马槽里的布景，是孩子们那胖乎乎、脏兮兮的小手用硬纸板和海报油漆制作的。有孩子拿来布娃娃，把它放到充当马槽的一只硬纸盒里的稻草上。拉一下上面的绳子，会听到蓝眼睛、金头发的布娃娃说：“我叫苏茜。”“可是耶稣是个小男孩！” 一个男孩子立刻声明道。
　　可是，苏茜仍然被放在那儿。
　　每一天，孩子们都创造出新的惊喜——爆米花串儿、手工制作的小纪念品、用壁纸做的德国小铃铛，我们把它垂挂在了天花板上。
　　整个时间里，一个小女孩都显出淡漠的神情，远远地旁观，仿佛隔了几里远。我同情这个安静的孩子身上发生的不幸，曾经是那样的快乐，现在猛然间变得如此孤僻了。我希望节日的气氛会感染她，可是毫无效果。
　　我们制作贺卡，制作各种礼物给妈妈，给爸爸，给兄弟姐妹，给爷爷奶奶，给彼此之间。回到家里，同学们在火炉里制作当时很流行的彩色玻璃球，把做得最好的拿到学校来，相互比看谁做得最漂亮。“你把玻璃球放在烧红的炸锅里，老师，你得让它们烧得烫烫的，然后仔细瞧着，看看它是否变成色彩斑斓了。你可别烧得太久，不然会炸开的。”因此我给每位孩子都做了装玻璃球的小袋子，作为礼物送给他们。我晓得他们每个人也做了东西给我：美丽的书签，细心地裁剪好，涂上颜色，有时还把几片帖在一块；当然，还有贺卡呀、别致的图画呀、柔软的剌绣桌布呀、手工流苏呀。
　　互赠礼物的日子终于来了。我们欣喜地惊叹着我们的手工艺品。这期间，她坐在那里，安静地瞧着周围。我送给她一个特别的礼物：一只带花边红绿相间的袋子。我多想看到她脸上的微笑。她缓缓地、细心在意地打开袋子。但不等我开口，她忽然转过身去。我感到无法穿透在她四周筑起的孤独的墙。
　　后来学校放学了，同学们三五成群地离开了教室，一边谈论着就要到来的圣诞节，经过长久的期待，在家里的圣诞树下谁将会得到自行车呀，谁将会得到亮晶晶的雪橇呀，她好像不经意地在那里徘徊着，看着他们穿好外衣，走出了门。
　　我坐在课桌前，屏住呼吸，似乎意识到什么事情要发生：她向我走来，伸出双手，捧着一只白色的小盒子，包装纸打开着，上面有轻微的污迹，仿佛那双童稚的小手长时间地握过它。她没说什么。“是——给我的吗？”我迟疑地微微一笑，问道。她只是点了点头，不曾讲话。
　　我拿着小盒子，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里面，闪着柔和的绿光，一条金链子上面系着一枚美丽的玻璃珠。我抬起头，探询地望望这个八岁孩子的脸颊，那眼神是深沉的。刹那间，我明白了——这礼物是她为妈妈准备的，而她妈妈永远看不到它了，再不能搂住她，给她梳头发讲故事，也再不能听到她那稚气的欢乐与悲伤了。就在三周前，她的妈妈自杀了。
　　我取出链子，她双手接过，绕到我身后，把它系在我的项上，随后转过来细细打量了一番。我低下头，看了看这枚发亮的透明体和有点陈旧的金链子，又抬起头看了看这个孩子，我被触动了，悄悄地说道：“哦，玛丽，太美了！她会非常喜欢的。”我们都无法忍住泪水，她扑进了我的怀中，我们相拥而泣。
　　在那一刻，我成为了她的妈妈，因为，她将自己当作最珍贵的礼物，献给了我。
　　王容摘自《家庭主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