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关于“连续性”的基本含义,亚里士多德有三种不同的论述,探究西方环境美学中的连续性问题正是基于其中的第三种.西方环境美学有其自身生成的历史语境及理论趋向,由此包括卡尔松在内的许多美学家都排斥形而上学,但伯林特却把连续性上升到了一种“形而上学”的高度,以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的思维方式把握世界,更多地认识到事物间的联系而不是差别,连续而不是分离.其次,在环境的建构中,伯林特从美学之外到环境美学,全面呈现了人与环境的过程性的连续与审美的“环境”的生成.而卡尔松对一般环境的认识表明了人与环境“弱版本”的连续性以及自然史意义上环境本身的连续性,作为审美对象的“环境”的动态变化同样体现了人与“环境”的过程性的连续.再次,在环境审美中,人与环境在物质实体意义上的连续性直接促成了环境审美的过程性.而无论是伯林特的“参与模式”,卡尔松的“自然环境模式”与“生态学方法”,还是罗尔斯顿融合认知与非认知因素的审美模式,它们虽有其各自的理论基础,但都要以人(身体)与环境在物质实体意义上的连续性为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