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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说《萧萧》是一个充满了丰富身体话语的独特文本。它不但绘制了主人公萧萧作为具体而独特的女体在特定时空环境中的不同身体形象，同时展现了边地乡民驯服的身体和城里女学生自由、平等的新型身体。本文试图从这些丰富复杂的身体话语来探讨小说文本中存在的支配与被支配、压迫与反压迫、落后保守与进步开放、本能冲动与社会压抑等复杂的关系。
关键词：身体话语；禁锢；放纵；安然；张皇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0)03－0165－06
肉身与灵魂的关系，“形”与“神”的辩证，从古至今让思想家们聚讼不已，对精神或灵魂世界的思考。始终没有离开对肉身的观照。肉身是灵魂的载体，是生命存在的表征，当肉身消亡，生命便随之消失。肉身作为物质基础是第一位的，精神或灵魂凭藉肉身得以生成、丰富和发展。肉身既是精神、灵魂赖以存在的生理基础，是精神、灵魂与大千世界沟通的媒介和桥梁，又是精神、灵魂表演的舞台和背景。人们常从人的身体形象来推测他的精神世界。文学艺术家也往往通过人物的身体及其动作等外在形象来塑造人物，表现人物内在的意志、情感和欲望，进而呈现人在宇宙、社会中的存在状态。人物在文艺作品中的肉身形象、动作和表情，以及一切指向肉身的叙述，就是本文所谓的身体话语。当作家不能直接对人物行为的动机和意义进行阐释时，就只能靠人物的身体意象及相关物来传达他对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体念、感受、情绪、意愿，等等。文本中的身体，既是被谈论，被观照的对象，又是表意的符号和工具。在绝大多数以人物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作品中，身体话语都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可见。身体话语的运用，是文学艺术生产得以有效完成的一种必要的行为和手段，从身体话语的角度去审视、考量文学艺术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审美特征，无疑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必能为文学文本的解读贡献新的视野。
本文试以沈从文小说《萧萧》为个案，探讨在特定时空身体话语呈现身体之“在”的诸多形态。读者可以看出小说如何以主人公萧萧为代表的湘西乡村女性身体存在的不同时空、不同形态和不同遭遇为观照对象，呈现湘西乡民在愚昧、落后、残忍的婚姻制度、封建宗法制度下艰难、痛苦的生存图景。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乡民生活的单纯、质朴、静美，表现出作者悲悯与怀念等复杂的思想情感。
一、身体非我与内心安然
个体身体归属问题。实极为复杂难辨。人是社会动物，它的存在联系着处身的环境，受环境影响和制约，同时自身也构成环境的一部分。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构成系统的任何一部分都具有整个系统的特性，而且是系统特点的具体体现。个体存在于社会中，尤其是与社会和谐相处的个体，他的存在就是所处环境和文化的具体体现。在小说中，人物的行为指向是集体的生活模式，即他是按照环境和文化所形成或准允的生活方式来存在，来决定自己的身体形态，从他的身体形态可以判断他处身的社会文化。可见，个体是他处身的环境的一个毫不起眼的部分，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极少。他很自然地顺从于熟悉的生活安排和节奏，并在与环境的统一中获得心灵的宁帖，没有冲突和焦虑，他对生活的理解甚至期待都毫无例外地消融在心安理得之中。这是“自我”与“主体性”的丧失，但确是人存在的常态。只有少数社会的叛逆者，才能够挣脱环境与习俗的束缚，以一种新的生存姿态呈现于新的生存语境中。
与小说同名的女主人公萧萧生长于偏远、封闭的湘西，长期受到原始的、野蛮的封建宗法文化浸染，其思想和行为早已被禁锢在特定文化之中，其身体自然被塑造成处身环境所能容纳、许可的样态。她“熟悉”当地的生活习俗、规则，“熟悉”生存的环境和乡邻，而环境和乡邻对她也并不“陌生”，因为她只是芸芸众生中毫不起眼的普通一员，是顺民，而非叛逆者，象绝大多数乡民一样，从未想过要违背传统秩序，另辟一条生路，以别样的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在把自己完全交给环境后，她获得了自己身份的确认。
小说的开头就是：“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到了十二月是成天会有的事情。”这句话平淡出之，在叙述者眼里。把乡间悲剧性的生存视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寻常景观。接着，叙述者为读者呈现了迎亲队伍中被铜锁锁在大花轿中的小女人：
轿中人被铜锁锁在里面，虽穿了平时没上过身的体面红绿衣裳，也仍然得嗬嗬大哭。在这些小女人心中，做新娘子，从母亲身边离开，且准备作他人的母亲，从此必然将有许多新事情等待发生。像做梦一样，将同一个陌生男子在一个床上睡觉，做承宗接祖的事情。这些事想起来，当然有些害怕。所以照例觉得要哭哭，于是就哭了。
这就是典型的身体话语。它描述和展现的就是乡村妇女在特定生活情境中的身体意象，于个体而言，是特殊的形态。于乡村妇女整体而言，则是常态。正是人与人、人与物空间关系的变化或者说身体在空间变化中体现出了人生活的意义。被锁在轿中的女体。无疑是一种遭受暴力掠夺或凌辱的身体意象。这就是乡下妇女无法摆脱的“宿命”。暴力的施予者，既有封建宗法制度专制、野蛮的童养媳婚俗，也有群众专制。在这种婚俗中，当事女性身体总是一种被围困的，孤立的，无助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却又是以群众——难以计数的无名或有名的乡民——为背景，并与之相对而存在的，也可以说，萧萧这样的妇女悲苦、畸变的人生形式，是众多同性和异性乡民用有形或无形的习惯的暴力造成的。他们一如既往地组成欢快的婚娶队伍，按照一定的仪程把这些尚未成人的“小女人”打扮得红红绿绿的，装在花轿里，锁着，丝毫不理会她们的哀告和痛哭。结婚的仪式完全可视为多数人对少数人围困或无意识猎杀的仪式。这种仪式实际上就是一种集体表演，它所呈现的就是身体的不同形态，换句话说，是身体的不同情态构成了这一特殊的仪式场。这一仪式场具有喜剧性的原初动机和外在形式——婚娶这一重大的人生事件，但当事人——大媳妇和小丈夫本身尚不具备正常婚娶相应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结婚缘于习俗和家长安排，并非当事人的意愿，这使得结婚本身就失去了合理性、科学性，显示出野蛮性和强制性。可见，热热闹闹的婚庆仪式掩盖着封建家长制和童养媳婚姻制度的愚昧、野蛮和非法性，以及底层妇女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精神自由的悲苦命运。
萧萧“出嫁，只是从这家搬到那家”，这种叙述遮蔽了当事人感情或精神上的冲突与紧张。对她而言，结婚的意义仅仅是一种身体空间位置的变化，目的是解决吃和住等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在通常意义上，萧萧的身体因“结婚”这一特殊仪式而被赋予了更为明确的社会规定性——她的身体归属于某个特定的男人，并以异于男性的特殊性而体现她对于丈夫的存在价值。但她身体的功能、价值和存在方式在小说中却异乎寻常：她和男性丈夫不是通常的夫妻身体关系。而是一种近乎母子的姐弟关系：抱小丈夫，逗小丈 夫玩，洗小丈夫的屎尿布，哄小丈夫睡觉等，扮演着养育小丈夫的母亲的角色，等等。她沉睡的理智使她并不从夫妻名分来思考和生活，因此从身体到内心均无冲突和焦虑。她在一个稳定的生存空间中，不断地转换着身体的样态，而身体不同样态的链接，构成了她作为童养媳的生命流程。她是以“妻子”的身份出现在小丈夫的生活空间的，但却承担着非“妻子”的角色，其身体更多体现为一个年幼的“体力劳动者”，一个被繁重的劳动严密束缚的形象。作为一个严重缺乏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乡下姑娘，萧萧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被剥夺，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也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她早已习惯这种被他人设定好的生活，哪怕这种生活是那样残忍、变态。她的生活是自觉或被动地顺遂既有的成人世界。成为这个世界或社会接纳的对象，而在这个准允、接纳她的世界里，她才能够消除焦虑，心安理得。事实上，不仅是萧萧，几乎所有人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处理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是：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萧萧当然无法超越这一社会法则。她的极其有限的生存经验、生活知识和思考能力，使她根本不具备冲破既有的社会生活秩序以新的姿态生存于这个世界的可能性。小说叙写了萧萧——一个不哭的新媳妇“她是什么事都不知道，就做了别人的新媳妇了”，不过是从这一家转到另一家，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坏，也写到萧萧带着小丈夫玩耍的“姐弟乐”，夏夜闲谈，溪边梳洗，……她的个体生活欲求和当地群体生活准则之间没有任何冲突与摩擦，她的内在精神和心理上也不存在丝毫紧张和焦虑。小说将她遭受压抑的生活描写得富有生趣，即便生活的畸形、残缺乃至恐惧，“也没有在她身心留下什么损害的痕迹”，甚至尽可能地去发掘其中的诗意。但是，这种和谐正说明了萧萧对自己生命的悲剧性缺乏体验和意识，思想上没有能力去超越现实生活，去反思生命的病态。当然，凡是没有进入人的意识和思维范围内的一切，对当事人而言都是没有意义的。她在宗法制下的偏僻乡村中过着扭曲的生活，内心单纯、充实，身体劳碌，并没有产生生命的悲剧意识和反抗意识，如同昏睡于鲁迅所谓的“铁屋子”中。这正是她所代表的乡民的不幸与可悲。
二、身体狂欢与灵魂张皇
为叙述者和读者津津乐道的是萧萧和长工花狗的“野恋”，这也是小说最重要和最精彩的部分。乡村生活的生趣，乡民依然健旺的生命力就体现在这里。这部分身体话语主要集中于萧萧，涉及萧萧渐趋成熟的身体、萧萧被花狗引诱和占有的身体、山歌中让萧萧脸红的身体、萧萧怀孕的身体、萧萧对自己身体的摧残、萧萧被囚禁待沉潭或发卖的身体、被接纳与合法化的身体，等等。在这里，萧萧的身体被置于和各种社会人物和社会关系、社会力量、社会规则的碰撞、挤压之中，在碰撞和冲突之中，呈现她生存和命运的轨迹。
萧萧的身体在无忧无虑中逐渐变为成熟女体，其心理也随之变化，对男女身体的认知和体验变得更具本能化的特征，由懵懂无知到下意识地留心和关注。他开始观察和欣赏花狗年轻强壮的肢体。她说：“花狗大，你膀子真大。”花狗带着挑逗回答说：“我不止膀子大”，“我的全身无处不大。”这个生命和欲望同样蓬勃的年轻长工为了得到萧萧的身体为她唱了很多乡间情歌，旨在催熟萧萧半睡半醒的欲望。萧萧也渐渐开始懂得欣赏乡村赤裸、朴野的山歌。这里传达出一个重要的信息：乡民男欢女爱秉持的基础仍是纯粹的两情相悦，双方自愿。萧萧被花狗吸引除了她身体和心理进入青春期对异性的天然向往外，还因为花狗的生动有趣，萧萧和他在一起是快乐的。这种生活规则。不正是现代婚姻文明的重要基石吗?不正是为作者所留恋赞赏而与现代都市附加种种交换条件的性与爱大相径庭的生命形态吗?萧萧和花狗的心思固然简单得无以复加，但他们之间的性与爱却具有无可比拟的天然的纯粹性。
花狗身上集中体现了乡民健康的人性，尤其是表现出一种未被封建礼教压抑和窒息的狂野的生命力。为了获得萧萧的身体，他付出了极真诚的努力和耐心。譬如，他一有机会就来到萧萧周围，讲各种有趣的事情，做萧萧开心的事，说萧萧开心的话，唱萧萧脸红心跳的歌，……只要昕到萧萧的小丈夫唱歌，他就会翻山越岭，及时出现在萧萧面前。萧萧的行踪似乎全部在花狗的掌控之中，给人的感觉是早有预谋，但在征得萧萧同意之前，花狗并未对萧萧动手动脚，施暴求欢。纵观他的整个追求过程，读者可以分明感受到他涌动的生命激情和勇气。
萧萧和花狗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十分熟悉当地的习俗和禁忌，也应知晓婚外性行为的严重后果，但是生命规律和自然情欲的疯狂使他们把一切可能的苦难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值得注意的是：花狗仅仅是萧萧家雇佣的长工，一个没有家业的无产者，但在生命和情欲的层次他和萧萧站在了一个平台，消灭了阶级差别，达成了平等与和谐，并成为反抗既有生活秩序的同盟。花狗表现出的生命欲望和勇气，显得特别突出，从想法到具体行为都很积极主动，他甚至置长工“哑巴”善意的提醒于不顾，一往无前，毫不退缩地去寻求自己的快乐。作为女性，萧萧毕竟年纪尚幼，虽有刚刚苏醒却朦朦胧胧的性意识，但对男女之事并不通晓，要求也并不如花狗那般强烈，对后果也略有担心和顾虑，因此她在得到花狗的反复发誓保证后才同意把自己的身体给了他。直到丈夫因手被毛毛虫蛰了哭着过来找她，萧萧才猛然觉得自己刚才好像做了一件错事，但并不觉得怎样的恐惧。整个事情并没有让她觉得身心痛苦。这就暗示了萧萧在这件事上是顺遂了自己的内心和生命的欲求。
越轨偷欢在萧萧和花狗的生活中乃至萧萧的整个家庭生活中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它搅乱了二人的生活既定轨道。重塑了他们的生活，同时也改写了自己的生命形象。
毕竟，封建宗法制社会下的礼教纲常并非完全形同虚设，它既存在于社会日常生活，也存在于社会个体的思想观念中，它控制和禁锢着人们的身体存在方式和精神生活空间，形塑着人们的喜怒哀乐，幸福与苦难。它以“道”或“准则”的神圣性存在，长期引导和规范人们的生活，惩治那些“堕落”或“违逆”的生命个体。个体也自觉地将自己纳入这一坚硬的生活轨道，甚至以自己循规蹈矩的生存来注释这一极难破毁的“牢笼”，来维护或增添它的神圣不可动摇性。以遵“道”为荣。以违“道”为耻。凡违逆者，无疑是破坏群体生活。一方面会受到来自群体的攻击。另一方面也会因虑及违背群体生活可能付出的代价和可能遭受的惩罚而倍感惶恐，精神上遭受痛苦。只有那些精神和肉身极为强健且有先进的新的生活理想和信念的人，才能自由、无畏地寻找和享受符合生命规律和顺遂自我心志的大欢娱。
萧萧和花狗显然不具备这样强健的身心和先进的生活理想。作为个体生命，他们的肉身无疑是健康的，生长发育符合生物生长规律，其“出轨”行为，源自生命原始的、本能的呼唤，具有生 命的纯粹性。然而，无论怎样纯粹的生命，都只有纳入社会生活的“正常”轨道，才能存活。它不是被迫地纳入这种“道”，就是自觉纳入那种“道”。萧萧和花狗没有勇气和能力寻找新的生存之“道”和生存空间，只能寻求在既有的生存空间和生活秩序中存在，因此，在激情的控制下冲破“牢笼”得到短暂的自由和欢娱后，便迅速重新堕入“牢笼”之中。
越轨后的身体能否安放，如何安放?狂欢的身体如何回复于平静的日常生活?这是萧萧和花狗都无法预想的。身体给了他们欢乐，也带来焦虑和恐惧。身体是萧萧生活体验的焦点，也是焦虑和恐惧的起点，同时成为被惩罚的对象。当怀孕的身体以不可逆转之势逐渐变形，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恐惧随着肉身的变化牢牢地攫住了她。被隐瞒的“错事”在她身体上慢慢“长”了出来，变成了负累，无计消除。因为这“错事”会导致他们正常生存乃至整个肉体生命的毁灭，如何掩盖和消除“错误”的后果，以逃避毁灭性惩罚，成为萧萧和花狗这两个无知而淳朴的乡民苦苦思忖的问题。萧萧去找曾经给她发过誓要负责的花狗，希望一起逃到城里去。但花狗怯懦了，一个人悄悄逃走。萧萧绝望了，就到庙里吃香灰，到溪边喝冷水，企图通过损害自己肉体的方式消除腹中的胎儿，以貌似无损的纯洁的身体回到原来的生活秩序中来。所以，她一个时期的生活目标就是敌视自己身体的变化以及损害自己的身体，掩盖和消除自己的“越轨”事实，身体成了自我惩罚的对象。总之，对即将到来的惩罚——肉身死亡或驱逐——对于此时此地生存权的剥夺的恐惧，使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受到极度的压抑，产生不知所终的战栗。他们的恐惧和战栗，正是社会生活中个体生命的“非我性”的体现，是生命的合理需求与自由呼吸被窒息的铁证。
在萧萧的想象中。城里人的身体是属于自己的，有着不同于乡下人的活法，特别是男女只要相好就可以在一起睡觉，她自己和花狗做那种事情，在城里定是被准允的，如果把身体转入城里这一特殊的生活空间，就能逃离惩罚。她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城里人的自由对于保护生命的重要意义，而不是一种可笑的下流行径。她偷偷收拾东西打算逃到城里时被家人察觉、阻止了，和花狗做的“错事”也被暴露了。她的身体和精神都被认为是有害的，被锁在了柴房里，被遗弃、隔离，限制了身体自由。乡民对她的惩罚有两种方式：一是“沉潭”，即在水中溺死，彻底取消她身体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二是“发卖”，即身体被当成一种特殊的商品卖给其他人为妻或奴。乡民采取何种方式惩处她，她自己是无法选择的。因为她的身体几乎从来就没有属于过自己。在萧萧身体存废的关键时刻，她的伯父不愿看见萧萧死去，选择了让她的身体存在下来，等待合适的时候发卖，这样也可以使婆家得到一笔补偿。萧萧自己也不愿死，对生命本身的执着，强烈的生命意志，战胜了对封建礼教的服膺与归顺。对现实利益的考虑也使夫家变得宽容，致使封建宗法制度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露出狰狞的面目。
三、二元叙述的矛盾心态
作家或叙述者身体的城乡转换是导致《萧萧》文本二元叙述的根本原因。二元叙述使小说的思想和情感变得复杂与深刻。所谓二元叙述，指的是在叙述中存在对立或相异的双重视角，而这种对立的存在恰恰反映出作者对叙述对象的矛盾心态。小说的叙述是以一个“乡下人”的眼光展开的，这个“乡下人”熟悉而且留恋着萧萧的生存方式，像萧萧等当地乡民一样，对发生在生活中的一切，都抱着熟悉而淡然的态度。他按照自己的视野和价值观，去认真感受和率意评价萧萧的生活，把本已成为常识和习惯了的非正常生活叙述得朴素、自然，略带温情和眷念，生活如潺潺流水，并没有特别的痛苦值得谈论。在叙述者的视野中，萧萧的生活都是符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习俗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和谐”的。哪怕萧萧因与花狗私通怀孕要被“沉潭”，也没有叙述得剑拔弩张，令人紧张不安。就当事人萧萧而言，也没有因自己“做了错事”表现出强烈的负罪感或者有明显的内心折磨，至少文本也未对此做足够的叙述。很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叙述者视为作者，但也不能说叙述者和作者二者之间毫无关系，二者关系是既有重合又有疏离甚至对立。那么，文本中哪些是重合，哪些是疏离或者对立?则需要读者作进一步的体察，分疏。沈从文自幼生活在湘西，青年大部分时间随军队辗转于这片土地，十分熟悉当地的山水风物和世态人情，他的身体和精神长时间地浸淫在这样的特殊的文化和生存空间，使他对这里的风土人物具有天然的感情。湘西秀美的山川，淳朴、自由而富有生机的生活，在他身体离开湘西蛰居现代大都市后，对他的灵魂是一个摆不脱的诱惑。他走出湘西，进入现代都市，从一个寂寂无闻的文学爱好者，逐步成为著名作家、大学教授，开创了自己人生的新境界，其间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了不少世态人情，现代都市文明的好处和缺点，他都得以亲身体察。这为他考察乡村和城市文明提供了可资相互参照的系统，即用乡村的纯净、淳朴、生气对照都市的腐朽、虚伪、孱弱，同时，又用都市现代文明的优长对照封建宗法制农村的弱点，在对照中进行批判，以探寻一种更为合理的生存方式。正是作家身体在城乡的独特经历，造成两种相互纠缠的情感，形成了小说叙述两种视角的转换，增添了小说的复杂性。
叙述者采用萧萧祖父等乡民的转述，以漫画的手法描绘了与萧萧同时存在的城里女学生自由的身体存在样态。毫无疑问，女学生既代表近现代中国西化的现代文明生活与中国广大乡村传统文化形成对照，又以新女性的新的生存方式与萧萧所代表的传统女性的传统生存方式形成对照。他甚至直接议论：
乡下的日子也如世界上一般日子，时时不同。世界上人把日子糟蹋，和萧萧一类人家把日子吝惜是同样的，各有所得，各属分定。许多城市中文明人。把一个夏天完全消磨到软绸衣服、精美饮料以及各种好事情上面。萧萧的一家，因为一个夏天的劳作，却得了十多斤细麻，二三十担南瓜。
可见，作家对所谓的城市现代文明的态度是复杂的。现代文明带来了平等、自由等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实践，但也滋生着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病菌”，人性的异化甚至扭曲同样是不能忽视的。所以有人认为，“沈从文的乡土创作，不是要为现代人构筑‘世外桃源’，不是要为精神上的逃避和单纯的审美愉悦而廉价地使用文字。他试图从乡土中寻找个人和民族的根。以救治现代文明的庸俗和堕落。”在这个意义上，读者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会出现二元叙述的矛盾了。当然，对乡村的诗意观照，脉脉深情，在相当程度上源于作者在对都市生活失望后的一种乡愁。
但是，《萧萧》和《边城》一样，并非是为了提供一种桃花源式的终极的生活理想。乡村生活是有缺陷的，在宁静、和谐的日常生活中隐含了悲剧的因子，而这种因子总是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存在，永不消失。它涉及天灾、人祸、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偶然误会、人性、人格的缺陷，等等，导致乡 民生活的痛苦或毁灭。正是作者对乡村生活的特殊认识和感情，使他在对乡村生活进行诗意描绘的同时，又给予了清醒的反思和批判，在倾诉爱意和眷念的同时，又暗含着深深的遗憾和伤痛。作者对叙述中体现出的欢喜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对叙述者的麻木则明显地不予苟同，因为本文的创作动机不是为乡村唱一首纯美的颂歌，而是要揭示与淳朴并存的社会“病态”——封建宗法制下农村生活的封闭、保守、愚昧、麻木、野蛮和悲惨，以表达自己的爱与忧愁。因此，阅读时“你甚至会觉得作者的态度颇为暧昧，他似乎是在描写单纯、天真和浪漫，却像是在向你暗示麻木、浑噩和野蛮，看上去仍然在画牧歌图，可随着画卷展开，那先前蜷伏在一角的阴影分明正在一点点地在向中央蔓延。”
作者的创作动机并不是要彻底否定萧萧的生活，他只是像一个医生“诊断”出了生活的病态，却不开具治疗的“药方”。事实上，尽管乡村生活有严重弊端，但仍不乏独特的美，反之，现代城市生活作为别样的人生，尽管有符合科学和人性的合理之处，可也有腐朽、虚伪和黑暗。直到小说的结束，作者没有让萧萧逃到城里，而是让她继续留在熟悉的乡村，完全像其他乡村妇女一样，怡然自得，抱着自己刚生三个月的小孩，愉快地看着尚是儿童的牛儿(她和花狗的儿子)结婚，娶一个比自己大得多的童养媳。热热闹闹，一如小说开篇所描写的那样，全然不知悲剧又在下一代身上重演，仿佛“觉得在自然之下，一切事物，就应该这么自然似的。”然而，城市和女学生身体存在的想象，却象种子一样种在了她的身体里。她对着怀抱中自己的新生儿毛毛说：“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她希望自己新生儿长大了讨个女学生媳妇，寄托了一种与女性幸福有关的朦胧的希望。
四、结语
《萧萧》从多方面呈现了主人公萧萧作为具体而独特的女体于特定时空中的存在形态：被锁闭的身体、被围困的身体、被劳动压榨的身体、被贱视的身体、被监管的身体、成熟的身体、受觊觎的身体、被爱欲控制的身体、怀孕而不安的身体、被囚禁的身体、被发卖的身体、因生男孩而重获生机的身体、旁观而愉快的身体，等等，小说同时也以乡民之眼呈现了边地乡民驯服的身体和城里女学生自由、平等的身体。在整个小说中，身体的不同存在方式，正是小说中人物的生命流动的不同形态。同时，在更深的意义上。萧萧的存在仅仅限于生物肉身的存在，它是没有自己思想的缺乏主体意识的人，她的身体几乎都是处于受钳制、受摆布的被动状态，她的命运被先验地掌控在异己力量手中，这正是她的悲剧命运无法改变的根本原因。身体意象的大量运用，毫无疑问增添了作品的感性生命特征。这表明以萧萧为代表的乡民只是按照既定的生活轨道，为了活而艰难地活，对自己存在的意义和存在的悲剧缺乏自省，既便偶有些许生命自然的冲动，也会导致肉身生命的苦痛和磨难。城里女学生的身体无疑具有启蒙和象征意义。似乎只有将肉身移入具有现代民主自由精神的生存空间，萧萧式的悲剧才可能避免。但是女学生的身体形象就像一个传说，用以启蒙难免显得肤浅，其效果在被封建宗法和落后习俗统治千年的偏僻乡村也显得微乎其微。难道身体逃出乡村，栖居现代都市，就能自主继而获得自由、幸福吗?事实上，一个精神不能自主，经济不能独立的人，无论生活在哪里，都无幸福可言。要实现精乡民神自主和经济独立这两方面的目标，断非乡民自己能做到，也不是作者所能为的，由此引发深深的思考。
关键词：身体话语；禁锢；放纵；安然；张皇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0)03－0165－06
肉身与灵魂的关系，“形”与“神”的辩证，从古至今让思想家们聚讼不已，对精神或灵魂世界的思考。始终没有离开对肉身的观照。肉身是灵魂的载体，是生命存在的表征，当肉身消亡，生命便随之消失。肉身作为物质基础是第一位的，精神或灵魂凭藉肉身得以生成、丰富和发展。肉身既是精神、灵魂赖以存在的生理基础，是精神、灵魂与大千世界沟通的媒介和桥梁，又是精神、灵魂表演的舞台和背景。人们常从人的身体形象来推测他的精神世界。文学艺术家也往往通过人物的身体及其动作等外在形象来塑造人物，表现人物内在的意志、情感和欲望，进而呈现人在宇宙、社会中的存在状态。人物在文艺作品中的肉身形象、动作和表情，以及一切指向肉身的叙述，就是本文所谓的身体话语。当作家不能直接对人物行为的动机和意义进行阐释时，就只能靠人物的身体意象及相关物来传达他对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体念、感受、情绪、意愿，等等。文本中的身体，既是被谈论，被观照的对象，又是表意的符号和工具。在绝大多数以人物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作品中，身体话语都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可见。身体话语的运用，是文学艺术生产得以有效完成的一种必要的行为和手段，从身体话语的角度去审视、考量文学艺术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审美特征，无疑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必能为文学文本的解读贡献新的视野。
本文试以沈从文小说《萧萧》为个案，探讨在特定时空身体话语呈现身体之“在”的诸多形态。读者可以看出小说如何以主人公萧萧为代表的湘西乡村女性身体存在的不同时空、不同形态和不同遭遇为观照对象，呈现湘西乡民在愚昧、落后、残忍的婚姻制度、封建宗法制度下艰难、痛苦的生存图景。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乡民生活的单纯、质朴、静美，表现出作者悲悯与怀念等复杂的思想情感。
一、身体非我与内心安然
个体身体归属问题。实极为复杂难辨。人是社会动物，它的存在联系着处身的环境，受环境影响和制约，同时自身也构成环境的一部分。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构成系统的任何一部分都具有整个系统的特性，而且是系统特点的具体体现。个体存在于社会中，尤其是与社会和谐相处的个体，他的存在就是所处环境和文化的具体体现。在小说中，人物的行为指向是集体的生活模式，即他是按照环境和文化所形成或准允的生活方式来存在，来决定自己的身体形态，从他的身体形态可以判断他处身的社会文化。可见，个体是他处身的环境的一个毫不起眼的部分，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极少。他很自然地顺从于熟悉的生活安排和节奏，并在与环境的统一中获得心灵的宁帖，没有冲突和焦虑，他对生活的理解甚至期待都毫无例外地消融在心安理得之中。这是“自我”与“主体性”的丧失，但确是人存在的常态。只有少数社会的叛逆者，才能够挣脱环境与习俗的束缚，以一种新的生存姿态呈现于新的生存语境中。
与小说同名的女主人公萧萧生长于偏远、封闭的湘西，长期受到原始的、野蛮的封建宗法文化浸染，其思想和行为早已被禁锢在特定文化之中，其身体自然被塑造成处身环境所能容纳、许可的样态。她“熟悉”当地的生活习俗、规则，“熟悉”生存的环境和乡邻，而环境和乡邻对她也并不“陌生”，因为她只是芸芸众生中毫不起眼的普通一员，是顺民，而非叛逆者，象绝大多数乡民一样，从未想过要违背传统秩序，另辟一条生路，以别样的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在把自己完全交给环境后，她获得了自己身份的确认。
小说的开头就是：“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到了十二月是成天会有的事情。”这句话平淡出之，在叙述者眼里。把乡间悲剧性的生存视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寻常景观。接着，叙述者为读者呈现了迎亲队伍中被铜锁锁在大花轿中的小女人：
轿中人被铜锁锁在里面，虽穿了平时没上过身的体面红绿衣裳，也仍然得嗬嗬大哭。在这些小女人心中，做新娘子，从母亲身边离开，且准备作他人的母亲，从此必然将有许多新事情等待发生。像做梦一样，将同一个陌生男子在一个床上睡觉，做承宗接祖的事情。这些事想起来，当然有些害怕。所以照例觉得要哭哭，于是就哭了。
这就是典型的身体话语。它描述和展现的就是乡村妇女在特定生活情境中的身体意象，于个体而言，是特殊的形态。于乡村妇女整体而言，则是常态。正是人与人、人与物空间关系的变化或者说身体在空间变化中体现出了人生活的意义。被锁在轿中的女体。无疑是一种遭受暴力掠夺或凌辱的身体意象。这就是乡下妇女无法摆脱的“宿命”。暴力的施予者，既有封建宗法制度专制、野蛮的童养媳婚俗，也有群众专制。在这种婚俗中，当事女性身体总是一种被围困的，孤立的，无助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却又是以群众——难以计数的无名或有名的乡民——为背景，并与之相对而存在的，也可以说，萧萧这样的妇女悲苦、畸变的人生形式，是众多同性和异性乡民用有形或无形的习惯的暴力造成的。他们一如既往地组成欢快的婚娶队伍，按照一定的仪程把这些尚未成人的“小女人”打扮得红红绿绿的，装在花轿里，锁着，丝毫不理会她们的哀告和痛哭。结婚的仪式完全可视为多数人对少数人围困或无意识猎杀的仪式。这种仪式实际上就是一种集体表演，它所呈现的就是身体的不同形态，换句话说，是身体的不同情态构成了这一特殊的仪式场。这一仪式场具有喜剧性的原初动机和外在形式——婚娶这一重大的人生事件，但当事人——大媳妇和小丈夫本身尚不具备正常婚娶相应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结婚缘于习俗和家长安排，并非当事人的意愿，这使得结婚本身就失去了合理性、科学性，显示出野蛮性和强制性。可见，热热闹闹的婚庆仪式掩盖着封建家长制和童养媳婚姻制度的愚昧、野蛮和非法性，以及底层妇女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精神自由的悲苦命运。
萧萧“出嫁，只是从这家搬到那家”，这种叙述遮蔽了当事人感情或精神上的冲突与紧张。对她而言，结婚的意义仅仅是一种身体空间位置的变化，目的是解决吃和住等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在通常意义上，萧萧的身体因“结婚”这一特殊仪式而被赋予了更为明确的社会规定性——她的身体归属于某个特定的男人，并以异于男性的特殊性而体现她对于丈夫的存在价值。但她身体的功能、价值和存在方式在小说中却异乎寻常：她和男性丈夫不是通常的夫妻身体关系。而是一种近乎母子的姐弟关系：抱小丈夫，逗小丈 夫玩，洗小丈夫的屎尿布，哄小丈夫睡觉等，扮演着养育小丈夫的母亲的角色，等等。她沉睡的理智使她并不从夫妻名分来思考和生活，因此从身体到内心均无冲突和焦虑。她在一个稳定的生存空间中，不断地转换着身体的样态，而身体不同样态的链接，构成了她作为童养媳的生命流程。她是以“妻子”的身份出现在小丈夫的生活空间的，但却承担着非“妻子”的角色，其身体更多体现为一个年幼的“体力劳动者”，一个被繁重的劳动严密束缚的形象。作为一个严重缺乏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乡下姑娘，萧萧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被剥夺，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也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她早已习惯这种被他人设定好的生活，哪怕这种生活是那样残忍、变态。她的生活是自觉或被动地顺遂既有的成人世界。成为这个世界或社会接纳的对象，而在这个准允、接纳她的世界里，她才能够消除焦虑，心安理得。事实上，不仅是萧萧，几乎所有人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处理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是：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萧萧当然无法超越这一社会法则。她的极其有限的生存经验、生活知识和思考能力，使她根本不具备冲破既有的社会生活秩序以新的姿态生存于这个世界的可能性。小说叙写了萧萧——一个不哭的新媳妇“她是什么事都不知道，就做了别人的新媳妇了”，不过是从这一家转到另一家，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坏，也写到萧萧带着小丈夫玩耍的“姐弟乐”，夏夜闲谈，溪边梳洗，……她的个体生活欲求和当地群体生活准则之间没有任何冲突与摩擦，她的内在精神和心理上也不存在丝毫紧张和焦虑。小说将她遭受压抑的生活描写得富有生趣，即便生活的畸形、残缺乃至恐惧，“也没有在她身心留下什么损害的痕迹”，甚至尽可能地去发掘其中的诗意。但是，这种和谐正说明了萧萧对自己生命的悲剧性缺乏体验和意识，思想上没有能力去超越现实生活，去反思生命的病态。当然，凡是没有进入人的意识和思维范围内的一切，对当事人而言都是没有意义的。她在宗法制下的偏僻乡村中过着扭曲的生活，内心单纯、充实，身体劳碌，并没有产生生命的悲剧意识和反抗意识，如同昏睡于鲁迅所谓的“铁屋子”中。这正是她所代表的乡民的不幸与可悲。
二、身体狂欢与灵魂张皇
为叙述者和读者津津乐道的是萧萧和长工花狗的“野恋”，这也是小说最重要和最精彩的部分。乡村生活的生趣，乡民依然健旺的生命力就体现在这里。这部分身体话语主要集中于萧萧，涉及萧萧渐趋成熟的身体、萧萧被花狗引诱和占有的身体、山歌中让萧萧脸红的身体、萧萧怀孕的身体、萧萧对自己身体的摧残、萧萧被囚禁待沉潭或发卖的身体、被接纳与合法化的身体，等等。在这里，萧萧的身体被置于和各种社会人物和社会关系、社会力量、社会规则的碰撞、挤压之中，在碰撞和冲突之中，呈现她生存和命运的轨迹。
萧萧的身体在无忧无虑中逐渐变为成熟女体，其心理也随之变化，对男女身体的认知和体验变得更具本能化的特征，由懵懂无知到下意识地留心和关注。他开始观察和欣赏花狗年轻强壮的肢体。她说：“花狗大，你膀子真大。”花狗带着挑逗回答说：“我不止膀子大”，“我的全身无处不大。”这个生命和欲望同样蓬勃的年轻长工为了得到萧萧的身体为她唱了很多乡间情歌，旨在催熟萧萧半睡半醒的欲望。萧萧也渐渐开始懂得欣赏乡村赤裸、朴野的山歌。这里传达出一个重要的信息：乡民男欢女爱秉持的基础仍是纯粹的两情相悦，双方自愿。萧萧被花狗吸引除了她身体和心理进入青春期对异性的天然向往外，还因为花狗的生动有趣，萧萧和他在一起是快乐的。这种生活规则。不正是现代婚姻文明的重要基石吗?不正是为作者所留恋赞赏而与现代都市附加种种交换条件的性与爱大相径庭的生命形态吗?萧萧和花狗的心思固然简单得无以复加，但他们之间的性与爱却具有无可比拟的天然的纯粹性。
花狗身上集中体现了乡民健康的人性，尤其是表现出一种未被封建礼教压抑和窒息的狂野的生命力。为了获得萧萧的身体，他付出了极真诚的努力和耐心。譬如，他一有机会就来到萧萧周围，讲各种有趣的事情，做萧萧开心的事，说萧萧开心的话，唱萧萧脸红心跳的歌，……只要昕到萧萧的小丈夫唱歌，他就会翻山越岭，及时出现在萧萧面前。萧萧的行踪似乎全部在花狗的掌控之中，给人的感觉是早有预谋，但在征得萧萧同意之前，花狗并未对萧萧动手动脚，施暴求欢。纵观他的整个追求过程，读者可以分明感受到他涌动的生命激情和勇气。
萧萧和花狗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十分熟悉当地的习俗和禁忌，也应知晓婚外性行为的严重后果，但是生命规律和自然情欲的疯狂使他们把一切可能的苦难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值得注意的是：花狗仅仅是萧萧家雇佣的长工，一个没有家业的无产者，但在生命和情欲的层次他和萧萧站在了一个平台，消灭了阶级差别，达成了平等与和谐，并成为反抗既有生活秩序的同盟。花狗表现出的生命欲望和勇气，显得特别突出，从想法到具体行为都很积极主动，他甚至置长工“哑巴”善意的提醒于不顾，一往无前，毫不退缩地去寻求自己的快乐。作为女性，萧萧毕竟年纪尚幼，虽有刚刚苏醒却朦朦胧胧的性意识，但对男女之事并不通晓，要求也并不如花狗那般强烈，对后果也略有担心和顾虑，因此她在得到花狗的反复发誓保证后才同意把自己的身体给了他。直到丈夫因手被毛毛虫蛰了哭着过来找她，萧萧才猛然觉得自己刚才好像做了一件错事，但并不觉得怎样的恐惧。整个事情并没有让她觉得身心痛苦。这就暗示了萧萧在这件事上是顺遂了自己的内心和生命的欲求。
越轨偷欢在萧萧和花狗的生活中乃至萧萧的整个家庭生活中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它搅乱了二人的生活既定轨道。重塑了他们的生活，同时也改写了自己的生命形象。
毕竟，封建宗法制社会下的礼教纲常并非完全形同虚设，它既存在于社会日常生活，也存在于社会个体的思想观念中，它控制和禁锢着人们的身体存在方式和精神生活空间，形塑着人们的喜怒哀乐，幸福与苦难。它以“道”或“准则”的神圣性存在，长期引导和规范人们的生活，惩治那些“堕落”或“违逆”的生命个体。个体也自觉地将自己纳入这一坚硬的生活轨道，甚至以自己循规蹈矩的生存来注释这一极难破毁的“牢笼”，来维护或增添它的神圣不可动摇性。以遵“道”为荣。以违“道”为耻。凡违逆者，无疑是破坏群体生活。一方面会受到来自群体的攻击。另一方面也会因虑及违背群体生活可能付出的代价和可能遭受的惩罚而倍感惶恐，精神上遭受痛苦。只有那些精神和肉身极为强健且有先进的新的生活理想和信念的人，才能自由、无畏地寻找和享受符合生命规律和顺遂自我心志的大欢娱。
萧萧和花狗显然不具备这样强健的身心和先进的生活理想。作为个体生命，他们的肉身无疑是健康的，生长发育符合生物生长规律，其“出轨”行为，源自生命原始的、本能的呼唤，具有生 命的纯粹性。然而，无论怎样纯粹的生命，都只有纳入社会生活的“正常”轨道，才能存活。它不是被迫地纳入这种“道”，就是自觉纳入那种“道”。萧萧和花狗没有勇气和能力寻找新的生存之“道”和生存空间，只能寻求在既有的生存空间和生活秩序中存在，因此，在激情的控制下冲破“牢笼”得到短暂的自由和欢娱后，便迅速重新堕入“牢笼”之中。
越轨后的身体能否安放，如何安放?狂欢的身体如何回复于平静的日常生活?这是萧萧和花狗都无法预想的。身体给了他们欢乐，也带来焦虑和恐惧。身体是萧萧生活体验的焦点，也是焦虑和恐惧的起点，同时成为被惩罚的对象。当怀孕的身体以不可逆转之势逐渐变形，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恐惧随着肉身的变化牢牢地攫住了她。被隐瞒的“错事”在她身体上慢慢“长”了出来，变成了负累，无计消除。因为这“错事”会导致他们正常生存乃至整个肉体生命的毁灭，如何掩盖和消除“错误”的后果，以逃避毁灭性惩罚，成为萧萧和花狗这两个无知而淳朴的乡民苦苦思忖的问题。萧萧去找曾经给她发过誓要负责的花狗，希望一起逃到城里去。但花狗怯懦了，一个人悄悄逃走。萧萧绝望了，就到庙里吃香灰，到溪边喝冷水，企图通过损害自己肉体的方式消除腹中的胎儿，以貌似无损的纯洁的身体回到原来的生活秩序中来。所以，她一个时期的生活目标就是敌视自己身体的变化以及损害自己的身体，掩盖和消除自己的“越轨”事实，身体成了自我惩罚的对象。总之，对即将到来的惩罚——肉身死亡或驱逐——对于此时此地生存权的剥夺的恐惧，使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受到极度的压抑，产生不知所终的战栗。他们的恐惧和战栗，正是社会生活中个体生命的“非我性”的体现，是生命的合理需求与自由呼吸被窒息的铁证。
在萧萧的想象中。城里人的身体是属于自己的，有着不同于乡下人的活法，特别是男女只要相好就可以在一起睡觉，她自己和花狗做那种事情，在城里定是被准允的，如果把身体转入城里这一特殊的生活空间，就能逃离惩罚。她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城里人的自由对于保护生命的重要意义，而不是一种可笑的下流行径。她偷偷收拾东西打算逃到城里时被家人察觉、阻止了，和花狗做的“错事”也被暴露了。她的身体和精神都被认为是有害的，被锁在了柴房里，被遗弃、隔离，限制了身体自由。乡民对她的惩罚有两种方式：一是“沉潭”，即在水中溺死，彻底取消她身体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二是“发卖”，即身体被当成一种特殊的商品卖给其他人为妻或奴。乡民采取何种方式惩处她，她自己是无法选择的。因为她的身体几乎从来就没有属于过自己。在萧萧身体存废的关键时刻，她的伯父不愿看见萧萧死去，选择了让她的身体存在下来，等待合适的时候发卖，这样也可以使婆家得到一笔补偿。萧萧自己也不愿死，对生命本身的执着，强烈的生命意志，战胜了对封建礼教的服膺与归顺。对现实利益的考虑也使夫家变得宽容，致使封建宗法制度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露出狰狞的面目。
三、二元叙述的矛盾心态
作家或叙述者身体的城乡转换是导致《萧萧》文本二元叙述的根本原因。二元叙述使小说的思想和情感变得复杂与深刻。所谓二元叙述，指的是在叙述中存在对立或相异的双重视角，而这种对立的存在恰恰反映出作者对叙述对象的矛盾心态。小说的叙述是以一个“乡下人”的眼光展开的，这个“乡下人”熟悉而且留恋着萧萧的生存方式，像萧萧等当地乡民一样，对发生在生活中的一切，都抱着熟悉而淡然的态度。他按照自己的视野和价值观，去认真感受和率意评价萧萧的生活，把本已成为常识和习惯了的非正常生活叙述得朴素、自然，略带温情和眷念，生活如潺潺流水，并没有特别的痛苦值得谈论。在叙述者的视野中，萧萧的生活都是符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习俗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和谐”的。哪怕萧萧因与花狗私通怀孕要被“沉潭”，也没有叙述得剑拔弩张，令人紧张不安。就当事人萧萧而言，也没有因自己“做了错事”表现出强烈的负罪感或者有明显的内心折磨，至少文本也未对此做足够的叙述。很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叙述者视为作者，但也不能说叙述者和作者二者之间毫无关系，二者关系是既有重合又有疏离甚至对立。那么，文本中哪些是重合，哪些是疏离或者对立?则需要读者作进一步的体察，分疏。沈从文自幼生活在湘西，青年大部分时间随军队辗转于这片土地，十分熟悉当地的山水风物和世态人情，他的身体和精神长时间地浸淫在这样的特殊的文化和生存空间，使他对这里的风土人物具有天然的感情。湘西秀美的山川，淳朴、自由而富有生机的生活，在他身体离开湘西蛰居现代大都市后，对他的灵魂是一个摆不脱的诱惑。他走出湘西，进入现代都市，从一个寂寂无闻的文学爱好者，逐步成为著名作家、大学教授，开创了自己人生的新境界，其间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了不少世态人情，现代都市文明的好处和缺点，他都得以亲身体察。这为他考察乡村和城市文明提供了可资相互参照的系统，即用乡村的纯净、淳朴、生气对照都市的腐朽、虚伪、孱弱，同时，又用都市现代文明的优长对照封建宗法制农村的弱点，在对照中进行批判，以探寻一种更为合理的生存方式。正是作家身体在城乡的独特经历，造成两种相互纠缠的情感，形成了小说叙述两种视角的转换，增添了小说的复杂性。
叙述者采用萧萧祖父等乡民的转述，以漫画的手法描绘了与萧萧同时存在的城里女学生自由的身体存在样态。毫无疑问，女学生既代表近现代中国西化的现代文明生活与中国广大乡村传统文化形成对照，又以新女性的新的生存方式与萧萧所代表的传统女性的传统生存方式形成对照。他甚至直接议论：
乡下的日子也如世界上一般日子，时时不同。世界上人把日子糟蹋，和萧萧一类人家把日子吝惜是同样的，各有所得，各属分定。许多城市中文明人。把一个夏天完全消磨到软绸衣服、精美饮料以及各种好事情上面。萧萧的一家，因为一个夏天的劳作，却得了十多斤细麻，二三十担南瓜。
可见，作家对所谓的城市现代文明的态度是复杂的。现代文明带来了平等、自由等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实践，但也滋生着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病菌”，人性的异化甚至扭曲同样是不能忽视的。所以有人认为，“沈从文的乡土创作，不是要为现代人构筑‘世外桃源’，不是要为精神上的逃避和单纯的审美愉悦而廉价地使用文字。他试图从乡土中寻找个人和民族的根。以救治现代文明的庸俗和堕落。”在这个意义上，读者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会出现二元叙述的矛盾了。当然，对乡村的诗意观照，脉脉深情，在相当程度上源于作者在对都市生活失望后的一种乡愁。
但是，《萧萧》和《边城》一样，并非是为了提供一种桃花源式的终极的生活理想。乡村生活是有缺陷的，在宁静、和谐的日常生活中隐含了悲剧的因子，而这种因子总是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存在，永不消失。它涉及天灾、人祸、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偶然误会、人性、人格的缺陷，等等，导致乡 民生活的痛苦或毁灭。正是作者对乡村生活的特殊认识和感情，使他在对乡村生活进行诗意描绘的同时，又给予了清醒的反思和批判，在倾诉爱意和眷念的同时，又暗含着深深的遗憾和伤痛。作者对叙述中体现出的欢喜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对叙述者的麻木则明显地不予苟同，因为本文的创作动机不是为乡村唱一首纯美的颂歌，而是要揭示与淳朴并存的社会“病态”——封建宗法制下农村生活的封闭、保守、愚昧、麻木、野蛮和悲惨，以表达自己的爱与忧愁。因此，阅读时“你甚至会觉得作者的态度颇为暧昧，他似乎是在描写单纯、天真和浪漫，却像是在向你暗示麻木、浑噩和野蛮，看上去仍然在画牧歌图，可随着画卷展开，那先前蜷伏在一角的阴影分明正在一点点地在向中央蔓延。”
作者的创作动机并不是要彻底否定萧萧的生活，他只是像一个医生“诊断”出了生活的病态，却不开具治疗的“药方”。事实上，尽管乡村生活有严重弊端，但仍不乏独特的美，反之，现代城市生活作为别样的人生，尽管有符合科学和人性的合理之处，可也有腐朽、虚伪和黑暗。直到小说的结束，作者没有让萧萧逃到城里，而是让她继续留在熟悉的乡村，完全像其他乡村妇女一样，怡然自得，抱着自己刚生三个月的小孩，愉快地看着尚是儿童的牛儿(她和花狗的儿子)结婚，娶一个比自己大得多的童养媳。热热闹闹，一如小说开篇所描写的那样，全然不知悲剧又在下一代身上重演，仿佛“觉得在自然之下，一切事物，就应该这么自然似的。”然而，城市和女学生身体存在的想象，却象种子一样种在了她的身体里。她对着怀抱中自己的新生儿毛毛说：“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她希望自己新生儿长大了讨个女学生媳妇，寄托了一种与女性幸福有关的朦胧的希望。
四、结语
《萧萧》从多方面呈现了主人公萧萧作为具体而独特的女体于特定时空中的存在形态：被锁闭的身体、被围困的身体、被劳动压榨的身体、被贱视的身体、被监管的身体、成熟的身体、受觊觎的身体、被爱欲控制的身体、怀孕而不安的身体、被囚禁的身体、被发卖的身体、因生男孩而重获生机的身体、旁观而愉快的身体，等等，小说同时也以乡民之眼呈现了边地乡民驯服的身体和城里女学生自由、平等的身体。在整个小说中，身体的不同存在方式，正是小说中人物的生命流动的不同形态。同时，在更深的意义上。萧萧的存在仅仅限于生物肉身的存在，它是没有自己思想的缺乏主体意识的人，她的身体几乎都是处于受钳制、受摆布的被动状态，她的命运被先验地掌控在异己力量手中，这正是她的悲剧命运无法改变的根本原因。身体意象的大量运用，毫无疑问增添了作品的感性生命特征。这表明以萧萧为代表的乡民只是按照既定的生活轨道，为了活而艰难地活，对自己存在的意义和存在的悲剧缺乏自省，既便偶有些许生命自然的冲动，也会导致肉身生命的苦痛和磨难。城里女学生的身体无疑具有启蒙和象征意义。似乎只有将肉身移入具有现代民主自由精神的生存空间，萧萧式的悲剧才可能避免。但是女学生的身体形象就像一个传说，用以启蒙难免显得肤浅，其效果在被封建宗法和落后习俗统治千年的偏僻乡村也显得微乎其微。难道身体逃出乡村，栖居现代都市，就能自主继而获得自由、幸福吗?事实上，一个精神不能自主，经济不能独立的人，无论生活在哪里，都无幸福可言。要实现精乡民神自主和经济独立这两方面的目标，断非乡民自己能做到，也不是作者所能为的，由此引发深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