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报道说，当年亲眼见到董存瑞炸碉堡的宋兆田、程抟九、肖泽泉3位老战士，联合董存瑞的妹妹董存梅、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隆化董存瑞烈士陵园、隆化中学，以侮辱、诽谤董存瑞英雄形象为由共同将《大众电影》杂志以及播出电视专题片《电影传奇——董存瑞》的央视、电影导演郭维告上法院，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已正式立案审理。
　　虽然被告的杂志和电视台都是各自领域有官方身份的老大哥，但我还是感觉被告一方很弱势。可以肯定，如果是在意识形态禁忌森严的从前，被告受到的就不仅是军报的批驳，而是全民大批判，根本用不着上法庭，他们就被“打倒”了。话说回来，如果在从前，郭维意在表自己塑造英雄典型之功的话，即便他敢说，杂志社和电视台也未必敢放他“出笼”。
　　我是“红色经典”哺育大的一代，即便在认清了江青之类政治骗子的真面目之后，我也认同那些经典表现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内核。但是，这与我们唾弃“高大全”的英雄模式并不矛盾。让英雄有血有肉有个性有人性的缺点，正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凡人学习呀。可是，却有人像某些宗教极端主义者一样，不允许别人对他的偶像说半句“不敬”的话，否则必欲“追杀”之。不仅刘胡兰、董存瑞一定要按原有的方式叙述，连阿庆嫂、杨子荣这类根本就是文学形象的人物也必须按从前的模式改编。如果“怀旧”的舆论不容许对既有的人物形象说三道四，社会大环境如此，法庭又哪有可能保障文学创作、批评与历史研究的自由空间？
　　由此，我想到一个更重大的问题：我们的言说有无至上的原则？
　　有部美国新片《父辈的旗帜》，讲的是二战后期，美军在太平洋上夺取日寇固守的硫磺岛，登陆作战时牺牲惨重。战役结束后，随军记者挑选了6名士兵在山头摆造型，拍出了一幅国旗插上硫磺岛的照片，发表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战后，6人中有3人作为英雄凯旋，受邀到处做演讲。虽然他们不讲自己，只讲这是战友们特别是那些献出生命的伙伴共同浴血奋战取得的胜利和荣誉，但仍觉于心不安，仿佛自己是存心作伪的骗子，其中一个印第安族裔士兵几近精神崩溃。可是，带队的长官却不让他们讲出真相，劝慰他们道：世间没有至上的原则。意思是，为了军队的荣誉、为了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这样更高的政治目标，你们不必较真。这部片子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原来美国也有这种树典型塑英雄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报道。
　　如今那位长官的理论在美国已被抛弃。不然，关于越战的五角大楼文件被公诸报端，就必定会被判处叛国或泄密罪；美军士兵仍在伊拉克苦战，每天面临生命危险，关塔那摩监狱、阿布格来布监狱虐囚以及美国大兵奸杀民女等新闻就不可能被披露。
　　显然，对于言说而论，世间确有一条至上的原则，那就是忠实于真相和追求真相。鲁迅先生说：“……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上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我想，他提出的求“真”就是一条至上的言说原则。
　　他的这段话经受了历史的考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流血政变，同年1月作家郁达夫曾发表《广州事情》一文，根据上一年自己在广州的见闻，揭露这个“革命策源地”的腐败，随后又发表《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呼吁人们警惕新的“英雄”（暗指蒋介石）的个人独裁。郁达夫和鲁迅没有党派政治立场，只忠实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他的文章，却受到郭沫若、成仿吾等创造社老朋友的严厉批评，一度被斥为“反动”。郭、成等人坚持的是“党性立场”，因为那时国共合作尚未破裂。
　　历史经验表明，“政治正确”是一时的，而“忘掉了一切利害”求得的“真”，才是“善”和“美”的根基。“真”就是人间至上的原则。
　　
　　（作者系杂文家、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