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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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是人类的基本认知活动。作为社会科学预测性研究的重要领域,选举预测是促进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创新的动力。选举预测不仅限于民调,科学的选举预测可以划分为四类范式:意见聚合范式;模型范式;混合范式;大数据范式。每类范式包含若干种预测方法,不同预测方法在准确性、超前性、解释力、可重复性、中立性和预测成本等评判标准上各具优势,预测方法的选择是基于预测目标和应用场景的综合权衡。目前,选举预测领域呈现多元化、交叉互补、跨学科的发展趋势;其未来发展方向是“理论驱动”与“数据驱动”相结合、微观预测变量与宏观预测变量相结合、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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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上海市200433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市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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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是人类的基本认知活动。作为社会科学预测性研究的重要领域,选举预测是促进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创新的动力。选举预测不仅限于民调,科学的选举预测可以划分为四类范式:意见聚合范式;模型范式;混合范式;大数据范式。每类范式包含若干种预测方法,不同预测方法在准确性、超前性、解释力、可重复性、中立性和预测成本等评判标准上各具优势,预测方法的选择是基于预测目标和应用场景的综合权衡。目前,选举预测领域呈现多元化、交叉互补、跨学科的发展趋势;其未来发展方向是“理论驱动”与“数据驱动”相结合、微观预测变量与宏观预测变量相结合、预测与解释相结合,以政治科学为基础,通过跨学科合作和前沿技术手段推进预测范式的创新,并在预测实践中不断更新升级。预测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可以构成“双螺旋”的共生互补关系,共同致力于增进人类对复杂政治活动的理解和研判,提升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水平和政策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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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制度的设计是现代代议制民主运行的起点,其主要功能是将选民的选票转化为立法机构中的席位以实现代议民主。本文分析美国选举制度设计下选民的政党投票与政党在国会席位分配之间形成的结构性差异,即选举制度的“非比例代表性”(Disproportionality)问题,展示美国“单一选区多数制”体制下非比例代表性的独特结构。二战以来美国36次选举(1946~2016)以及2016年大选的州级数据表明,各州设置的选区数量以及选民投给两党之外的选票数均会影响非比例代表性,但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之间的势力均衡是解释美国超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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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政治学是中国学者提出的研究政治学之全新范式,但当然不是从零开始,而有众多可资利用之知识资源,本文探讨其与历史政治学之关系。历史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均致力于带回历史、带回国家,并共享众多方法;但后者有西方中心论偏见,奉行价值无涉原则,止于理解或解释;历史政治学则破除西方中心论,公正对待中国等非西方国家、文明丰富的政治实践,且有明确价值追求,致力于从历史中探究善治之道。历史政治学呼吁历史学再度重视政治史,并使之有政治学想象力。历史政治学可为比较政治学带入大历史视野,以矫正其以西式政治制度为标准的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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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代表研究领域,意志论代表观与利益论代表观的分野存在已久,而一些试图调和二者之间矛盾的尝试则力有未逮。部分学者转向寻求民事代表研究中处理这一经典冲突的成功经验,包括代表行为前的契约、代表行为中的重复博弈与代表行为后的司法审判这三种成熟的策略。但将这些方法引入政治代表行为研究时却面对着种种无法逾越的障碍。通过对比民事活动与政治活动,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障碍的根源:以往的政治代表研究者忽略了“公共”这一政治行为独有的抽象主体。公共的再发现使得政治代表的结构由二元主体转向三元主体,由一重代表转向三重代表,这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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