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游历均与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有关，分别是普拉斯结婚的教堂、洞房以及她自杀的住所，还会路过她签约出版第一部诗集时的小酒馆。这些地点彼此之间的行走距离并不算远，但也跨越了布卢姆茨伯里、普利姆罗斯坡区以及索霍等几个重要的伦敦街区。
　　1932年，普拉斯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8岁那年经历了父亲去世，这被认为是她一生的重大转折点。评论家们相信普拉斯所具有的极端个人化情绪与行为，可能与她父亲的死亡和身份（德国血统）有关。她始终怀有强烈的伊莱克特拉（恋父）情结，如成名作《巨像》中对父亲圣神似的塑造，显现出诗人精神上难以超越的伤痛感。“世界伤害我/就像上帝伤害着我的身体”，从痛感中汲取营养，追求极端与暴力之美，育成普拉斯极富感染力和充满魔性的文本风格。
　　从留存的影像中可以看出，普拉斯的长相既契合了西方人的审美眼光，也完全符合东方人对于西方美女的想象：金发碧眼，玉腿修长。对于容貌，普拉斯向来是自信的，而她学霸般的课程表现，更成为她自傲之资本。1955年，23岁的普拉斯从美国斯密斯学院毕业后，得到富布莱特法案基金奖学金的支持来到剑桥，在那里遇到了同样是天才诗人的特德·休斯（Ted Hughes），由此开始了她与休斯短暂却不平凡的婚姻历程。
　　从位于布卢姆茨伯里地区的地标罗素广场沿南安普顿路南行500米，在与之交口的科斯莫短街东行几步，便能看到一座并不算显眼的教堂。穿过这座名为“殉道者圣乔治”的教堂，眼前就是王后广场。这时转身朝向教堂的方向，它的尖顶经常没入高耸的树枝中，如果不保持向上观望的姿态，很难意识到这座和周边建筑联结一体的教堂的存在。

　　结婚后两年可能是普拉斯最幸福安逸的一段时光，她回美国教书写作，1959年又搬回伦敦，女儿弗里达与儿子尼古拉斯先后出生。文学界的金童玉女，家庭中有一儿一女，看似无欲无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60年2月，普拉斯夫妇搬入普利姆罗斯地区，这里地势较高，离摄政公园颇近，今天已经成为伦敦地理位置最优越的地区之一。不过在当时，这里尚未开发，处处流露着破败之气。
　　我从普利姆罗斯那个高高的、可以看见伦敦全景的山坡上向东北徐行不到一公里，在查柯特广场找到了这里的3号宅子，蓝徽章准确无疑地提示我，这就是普拉斯和休斯度过婚姻尾声的地方。这座联排别墅的外立面按照不同的院落涂上了各类颜色，普拉斯的家是粉红色的，前院有着一个植物类别与造型颇有层次感的小花园。时近午后，院落与广场空无一人，分外静谧，这不由得让我开始相信普拉斯告诉她妈妈的话，当时她听这里的住户讲过，夏天推开公寓的窗子，可以清晰听得伦敦动物园（步行到普拉斯家约半小时路程）里的狮子和鸟类叫声。

　　随着休斯的移情别恋，普拉斯的婚姻结束了，她和孩子们搬到离原住所只有寥寥数步的菲茨洛路23号，就在查柯特广场的东南方。但房子上的蓝徽章却仅写着：“爱尔兰诗人叶芝曾在此居住。”叶芝9岁前确实居住在这栋房屋里，普拉斯也知晓这个故事，并为此激动不已。 　　发生悲剧的时间是1963年2月11日星期一，一个非常寒冷的早上。寒冷和周一，都极易激发抑郁症患者滑向深渊，恰恰那又是有史以来伦敦温度最低的一段时间。普拉斯曾在《雪的闪电战》里写道：“我的孩子们长大后，会成为果敢、独立和坚强的人，在我打着寒战的老年时，辛苦排队为我买蜡烛……”然而她没有等到这一天。周一早上6点，她轻轻走进两个孩子的房间，为他们留下了妈妈最后一次做的早餐：奶油面包和牛奶，然后敞开窗户，关上房门并用胶带封上门缝，在缝隙处塞满毛巾和衣物。显然，这是母亲对孩子最后的爱与照顾。随后她走进厨房，服下过量的安眠药，打开煤气，躺进了炉门……她以死亡将那个时代伦敦人最为盼望的下一次春天挡在门外。
　　我在普拉斯自杀的寓所前站了很久，不断向里张望，试图去寻找照片上的那个壁炉，但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窥见房中面貌，只见得房中墙壁上内嵌有木制的古典书格，涂上了一层厚重的白漆，书籍寥寥，小小的镜框倒是有几面，可惜离得远，无法看得仔细。“一如乌云洒下一面镜子去映照自己缓缓/消逝于风的摆布”。她在诗歌中曾经这样暗示着死亡，而她的那句 “死亡是一門艺术”更让人瞬间联想起海子那“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的诗句。从20岁开始，普拉斯先后四次自杀，哥特式的建筑、罂粟花、坟墓构成死亡的象征，在她笔下诗化为精神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