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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复杂而多面的，但因后人知识结构、人生阅历、理解角度的不同，对历史的理解有时则与历史本身有些距离。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对历史缺乏理解之同情是不可轻易忽略的一面。历史事件所处时代的整体氛围、社会心理、风俗习尚，这些因普遍存在而被人们习以为常的内容，往往在历史记载中着墨不多，甚或根本不予提及。今人回顾历史，自然地以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心理来体察过去，当下环境就“随风潜入夜”般地替换了历史环境，难免出现偏差或错误。
当人们阅读清末新政的文本，看到民初国会的组织章程，就将其理解为历史本身，这种现象并不鲜见。甚至有人据此认为，如果没有辛亥以降的历次革命，中国或许会别有一番景象。当人们谈起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曲折历程时，也有些人颇不以中国共产党的探索为然。作为历史研究者，应时时警惕这种不经意的自以为是和所谓的“后见之明”。
《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金冲及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0一六年版）一书，围绕中国共产党面对重要历史关头时如何抉择自己的道路这一主题，重点考察了诸如党的成立、遵义会议、长征、抗日战争、三大战役、社会主义改造、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的思考和探索，自始至终贯穿了作者对历史的同情之理解，既有宏大叙事的清晰脉络，又有丰满的历史细节。这本书引用的文献材料有一百八十四种，这还不包括中央档案馆所藏各种会议记录、电报、谈话记录、简报、手稿等。所引不仅有中国共产党方面材料，也有秦孝仪、万耀煌、陈立夫、蒋经国、郝柏村所著的图书，以及蒋介石、王世杰、陈诚、胡宗南等人的日记，还有海外记者当时的采访记录，十分有说服力。
本书虽是相对专业的史学论著，但并不晦涩难懂，也没有故作高深的概念堆砌，而是使人读来有真实感，语言平实而有情感，叙事精炼而不拖沓。这与作者本人的经历想必有不小关系，作者青少年时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度过，旧中国新中国两个时代的比较唯有亲身经历过才会如此刻骨铭心，书中多处可见这种亲历亲闻亲忆与书斋研究相结合的特点。本书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娓娓道来，引人入胜。笔者不揣浅陋，试结合书中几例与大家分享。
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变革以使国富民强是最大的主题。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最后成为时代的选择？书中梳理了五四运动前后青年人的思想变化，让读者仿佛也置身于那样一个新旧思潮大激战的年代。关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历程，书中没有一上来就给予否定，而是客观地记录：“人们带着惊异的目光，看到外部世界竟有那么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新道理和新事物。”“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定：一定要以西方国家为榜样，才能找到拯救祖国的出路，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这样的记录真实反映了当时青年人的普遍心理，符合历史事实。正是由于探索的艰辛和代价的巨大，最终的成功才弥足珍贵。在描述完青年人的普遍心理之后，作者写道，在革命取得暂时成功后，议会制、多党制、普选这些西方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活动程序却全走了样：“普选徒具形式；多党制成了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议会里只有一批政客在吵吵嚷嚷；国民党在国会竞选中果然取得了多数，但对国民的实际利益却一无所补。”阅读至此，不由得让人在迷惘、彷徨后进一步深思：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又究竟如何才能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的道路？随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在革命时期就曾经历过三次大的“左”倾错误。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没有错，为什么在中国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又会出现如此反复呢？书中对于几次“左”倾错误中在今天看来十分荒唐可笑的事物，并没有对当事人给予简单的批判，而是提出了更深一层的问题：他们在那时为什么对此十分认真地对待，似乎充满着信心？经过层层抽丝剥茧，本书分析了三次“左”倾各自不同的情况：第一次“左”倾时中国共产党还比较幼稚，在大革命失败后急于改变现状，导致近乎拼命的盲目蛮干；第二次“左”倾时，经过党的“六大”，革命出现复兴，使领导者刚冷静下的头脑又开始发热；第三次“左”倾则更多地由于党内教条主义者打着“国际路线”旗号，对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分析三次“左”倾各自不同的基础上，本书再进一步，认为它们也有前后一贯的地方，那就是没有做到实事求是，没能保证党内正常的集體领导和群众路线，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或照搬俄国经验。这样，也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极端重要性，也就能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发挥真理的力量。
革命时期有“左”倾错误的教训，但建设时期又出现了“大跃进”。这同样值得深思。本书首先否定了“毛泽东个人在那里胡来，干部都没有头脑，都跟着起哄”这种简单粗暴的说法。因为这样的认识既无益于认清历史，也缺少对未来该有的担当。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道：“我周围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很清楚当时高级知识分子在‘大跃进’开始的时候，绝大多数人是兴奋的。”可见，头脑发热是当时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既然如此，就一定还有更深的原因存在。作者认为，当时，经济建设本来就没有经验，整个中国的民族心理又希望尽快摆脱落后的局面，再加上此前几年许多原来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很快做到了，人们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和心态，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大跃进”的发生。这样才真正找到了病根，既给了历史一个交待，也为现实的探索敲了警钟。
上述理解之同情，并没有因为一味地强调其必然性而变成为错误辩护。全书贯穿着辩证的观点，在说明了事物的一个方面后，再说明事物的另一方面，唯其如此，才能更为全面地认识历史的全部复杂性，才能对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有更为深切的体会。
当人们阅读清末新政的文本，看到民初国会的组织章程，就将其理解为历史本身，这种现象并不鲜见。甚至有人据此认为，如果没有辛亥以降的历次革命，中国或许会别有一番景象。当人们谈起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曲折历程时，也有些人颇不以中国共产党的探索为然。作为历史研究者，应时时警惕这种不经意的自以为是和所谓的“后见之明”。
《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金冲及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0一六年版）一书，围绕中国共产党面对重要历史关头时如何抉择自己的道路这一主题，重点考察了诸如党的成立、遵义会议、长征、抗日战争、三大战役、社会主义改造、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的思考和探索，自始至终贯穿了作者对历史的同情之理解，既有宏大叙事的清晰脉络，又有丰满的历史细节。这本书引用的文献材料有一百八十四种，这还不包括中央档案馆所藏各种会议记录、电报、谈话记录、简报、手稿等。所引不仅有中国共产党方面材料，也有秦孝仪、万耀煌、陈立夫、蒋经国、郝柏村所著的图书，以及蒋介石、王世杰、陈诚、胡宗南等人的日记，还有海外记者当时的采访记录，十分有说服力。
本书虽是相对专业的史学论著，但并不晦涩难懂，也没有故作高深的概念堆砌，而是使人读来有真实感，语言平实而有情感，叙事精炼而不拖沓。这与作者本人的经历想必有不小关系，作者青少年时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度过，旧中国新中国两个时代的比较唯有亲身经历过才会如此刻骨铭心，书中多处可见这种亲历亲闻亲忆与书斋研究相结合的特点。本书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娓娓道来，引人入胜。笔者不揣浅陋，试结合书中几例与大家分享。
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变革以使国富民强是最大的主题。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最后成为时代的选择？书中梳理了五四运动前后青年人的思想变化，让读者仿佛也置身于那样一个新旧思潮大激战的年代。关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历程，书中没有一上来就给予否定，而是客观地记录：“人们带着惊异的目光，看到外部世界竟有那么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新道理和新事物。”“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定：一定要以西方国家为榜样，才能找到拯救祖国的出路，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这样的记录真实反映了当时青年人的普遍心理，符合历史事实。正是由于探索的艰辛和代价的巨大，最终的成功才弥足珍贵。在描述完青年人的普遍心理之后，作者写道，在革命取得暂时成功后，议会制、多党制、普选这些西方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活动程序却全走了样：“普选徒具形式；多党制成了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议会里只有一批政客在吵吵嚷嚷；国民党在国会竞选中果然取得了多数，但对国民的实际利益却一无所补。”阅读至此，不由得让人在迷惘、彷徨后进一步深思：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又究竟如何才能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的道路？随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在革命时期就曾经历过三次大的“左”倾错误。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没有错，为什么在中国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又会出现如此反复呢？书中对于几次“左”倾错误中在今天看来十分荒唐可笑的事物，并没有对当事人给予简单的批判，而是提出了更深一层的问题：他们在那时为什么对此十分认真地对待，似乎充满着信心？经过层层抽丝剥茧，本书分析了三次“左”倾各自不同的情况：第一次“左”倾时中国共产党还比较幼稚，在大革命失败后急于改变现状，导致近乎拼命的盲目蛮干；第二次“左”倾时，经过党的“六大”，革命出现复兴，使领导者刚冷静下的头脑又开始发热；第三次“左”倾则更多地由于党内教条主义者打着“国际路线”旗号，对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分析三次“左”倾各自不同的基础上，本书再进一步，认为它们也有前后一贯的地方，那就是没有做到实事求是，没能保证党内正常的集體领导和群众路线，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或照搬俄国经验。这样，也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极端重要性，也就能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发挥真理的力量。
革命时期有“左”倾错误的教训，但建设时期又出现了“大跃进”。这同样值得深思。本书首先否定了“毛泽东个人在那里胡来，干部都没有头脑，都跟着起哄”这种简单粗暴的说法。因为这样的认识既无益于认清历史，也缺少对未来该有的担当。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道：“我周围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很清楚当时高级知识分子在‘大跃进’开始的时候，绝大多数人是兴奋的。”可见，头脑发热是当时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既然如此，就一定还有更深的原因存在。作者认为，当时，经济建设本来就没有经验，整个中国的民族心理又希望尽快摆脱落后的局面，再加上此前几年许多原来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很快做到了，人们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和心态，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大跃进”的发生。这样才真正找到了病根，既给了历史一个交待，也为现实的探索敲了警钟。
上述理解之同情，并没有因为一味地强调其必然性而变成为错误辩护。全书贯穿着辩证的观点，在说明了事物的一个方面后，再说明事物的另一方面，唯其如此，才能更为全面地认识历史的全部复杂性，才能对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有更为深切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