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果以长线的眼光看大历史，其运行轨迹，常常是既不沉迷于过去，也不超脱于现在，既不完全偏向左边，也不绝对倒向右边，它的轨迹总是运行在由过去、未来、左边、右边构成的常常是不等边不均衡的四边形的中间。《影子里的中国》的编者，可能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书中的几十位作者，分属中外语境主流舆论中的所谓左派、右派、中间派。编者的用意很明显，真金需要锤炼，真理需要辩论，把左派之计划观、民族观、国情观，右派之市场观、民主观、普世观，中间派之实用观、现实观等等各派不同的观点熔于一炉，也许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
本书第一篇是吴敬琏老先生的《重新反思中国改革之得失》，吴先生说：“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症结在于政府自身。由于改革涉及每一个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吴先生诊断对了病灶，但药方恐怕还须再思。人性假设堪称经济学第一假设，由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其一大假设就是认定人都是理性自利的经济人，人群中固然存在道德行为，但不存在道德人，一个人做一点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说的正是这个意思，世上不存在专门利人的人，不存在专向别人提供无偿服务的人或机构，人们的社会分工固有不同，但为己谋利的动机总是相同。当然，人与人的私心私利，也不是对立的，个人的为己谋利行为完全可以成为利他的社会经济行为。所以依笔者之见，我们既无法奢望政府官员出以公心，也不应该把政府中人视为“公仆”，政府中人也是世俗之人，不必也不应给他们施加道德釉彩；应该承认政府官员也有私心，应该认识到人们进入政府，也是社会劳动分工的结果。而要推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真正遵守市场的逻辑，承认政府官员也是人，其利益追求有天然的正当性，在制度的设计安排上，力争使官员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相兼容，使政府官员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能体现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人们不能凌空蹈虚一厢情愿地把政府中人当成道德人，而只能把他们当成有血有肉有欲望有私心有追求有小算盘的经济人。
关于中国模式，近年来，争议纷纭。在《中国的巨大成本：国富民穷》一文中，丁学良认为：中国模式取得了一些很重要的成就，但其代价和成本非常大，这些代价和成本共有四大类：一是对中国的相对弱势群体、相对弱势地区、相对弱势领域进行持续不断的剥夺。二是对中国人深层的环境生态系统进行持续的剥夺、掠夺和损伤。三是在掌握公共资源的部门内发生着越来越广泛和细腻、精致化的不规则行为，以及范围更广泛的腐败。四是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里，在整个中国模式推出和不断贯彻执行的时间里，中国公共政策领域受到的限制越来越严格、范围越来越广，使得在一连串非常重大的公共政策上无法进行公开的、持续的和富有前瞻性的、开创性的讨论。
张维迎思想中的市场的逻辑，有事实，有价值，层次分明。在《特权盛行仍是市场经济的“拦路虎”》一文中，他说：市场的基础就三点，第一是自由，第二是产权，第三是企业家精神。自由是我们人类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从积极的方面讲，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知识、技能、劳动自主地决策、改善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梦想；从消极的方面讲，每一个人都不受他人的奴役，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只有自由才有平等的合作，才有等价的交易，才有竞争，才有创新，才有真正的进步。产权是一种人权，是对自由的保障，产权也是道德的基础。企业家精神就是进取、创造、创新精神。有人把厂长经理混同于企业家，这显然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企业家的本质内涵是进取、创造、创新、创富。
在全球化时代，身处世界之中国，谈论中国的问题不能没有全球视野，不能不涉及周边境外。黄亚生《二十一世纪，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印度》一文中说，印度的优势很明显，一是印度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私营企业，这是其受美欧贷债金融危机最小的原因，二是印度的民主政体。每一个东亚威权体制成功的故事都有一个对应的失败的故事：台湾地区变得富裕，而独裁的缅甸没有。韩国发展迅速，而朝鲜停滞不前。新加坡的“强人统治”成功了，但是采取自由放任的香港地区也成功了。如果把视野越过东亚，可以看到在经济发展上，一些民主政权成功了，而另一些民主政权失败了。对于威权政权也是这样。这正是社会科学研究所揭示的：威权政体并不比民主政体在经济上更成功。
展望未来中国世纪前景，不能不对当今全球大棋局有一个概要了解。在《西方世界在普遍变懒》一文中，作者程亚文指出：当前世界政治场域中的游戏参与者，乃是一头老虎、三只狮子、五匹豹子共存。一头老虎是美国，它的力量虽然比狮子、豹子都强大，但却在狮群、豹群的围攻下，日益显得势单力薄。三只狮子是中国、俄罗斯、欧盟，它们与美国共同构成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世界大国政治结构。五匹豹子是印度、巴西、土耳其、南非、伊朗，这些中等强国各有其自身意志，并且印度正由豹子向狮子演变。程还指出，在不过一代人的时间内，率先完成工业化的西方世界，已经一扫之前辛勤创业的劳模形象，转而养尊处优，靠从后发国家借债或耍弄金融诡计骗取钱财为生。西方国家实际上已经普遍性地蜕化为世界体系中的懒惰国家。
郑永年在新加坡，坐在旋转椅上，时而环顾全球，时而直面中国。他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权力来自哪里？》中说：只有在把世界解释好之后，才能把世界改造得更好。本书选集了左、右、中三派不同的观点，那么，谁对世界的解释好，谁的观点有助于把世界改造得更好呢？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此书细读一下。
（《影子里的中国》，吴敬琏、郑永年、亨利·基辛格等著，江苏文艺出版社二零一三年五月版）
本书第一篇是吴敬琏老先生的《重新反思中国改革之得失》，吴先生说：“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症结在于政府自身。由于改革涉及每一个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吴先生诊断对了病灶，但药方恐怕还须再思。人性假设堪称经济学第一假设，由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其一大假设就是认定人都是理性自利的经济人，人群中固然存在道德行为，但不存在道德人，一个人做一点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说的正是这个意思，世上不存在专门利人的人，不存在专向别人提供无偿服务的人或机构，人们的社会分工固有不同，但为己谋利的动机总是相同。当然，人与人的私心私利，也不是对立的，个人的为己谋利行为完全可以成为利他的社会经济行为。所以依笔者之见，我们既无法奢望政府官员出以公心，也不应该把政府中人视为“公仆”，政府中人也是世俗之人，不必也不应给他们施加道德釉彩；应该承认政府官员也有私心，应该认识到人们进入政府，也是社会劳动分工的结果。而要推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真正遵守市场的逻辑，承认政府官员也是人，其利益追求有天然的正当性，在制度的设计安排上，力争使官员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相兼容，使政府官员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能体现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人们不能凌空蹈虚一厢情愿地把政府中人当成道德人，而只能把他们当成有血有肉有欲望有私心有追求有小算盘的经济人。
关于中国模式，近年来，争议纷纭。在《中国的巨大成本：国富民穷》一文中，丁学良认为：中国模式取得了一些很重要的成就，但其代价和成本非常大，这些代价和成本共有四大类：一是对中国的相对弱势群体、相对弱势地区、相对弱势领域进行持续不断的剥夺。二是对中国人深层的环境生态系统进行持续的剥夺、掠夺和损伤。三是在掌握公共资源的部门内发生着越来越广泛和细腻、精致化的不规则行为，以及范围更广泛的腐败。四是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里，在整个中国模式推出和不断贯彻执行的时间里，中国公共政策领域受到的限制越来越严格、范围越来越广，使得在一连串非常重大的公共政策上无法进行公开的、持续的和富有前瞻性的、开创性的讨论。
张维迎思想中的市场的逻辑，有事实，有价值，层次分明。在《特权盛行仍是市场经济的“拦路虎”》一文中，他说：市场的基础就三点，第一是自由，第二是产权，第三是企业家精神。自由是我们人类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从积极的方面讲，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知识、技能、劳动自主地决策、改善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梦想；从消极的方面讲，每一个人都不受他人的奴役，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只有自由才有平等的合作，才有等价的交易，才有竞争，才有创新，才有真正的进步。产权是一种人权，是对自由的保障，产权也是道德的基础。企业家精神就是进取、创造、创新精神。有人把厂长经理混同于企业家，这显然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企业家的本质内涵是进取、创造、创新、创富。
在全球化时代，身处世界之中国，谈论中国的问题不能没有全球视野，不能不涉及周边境外。黄亚生《二十一世纪，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印度》一文中说，印度的优势很明显，一是印度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私营企业，这是其受美欧贷债金融危机最小的原因，二是印度的民主政体。每一个东亚威权体制成功的故事都有一个对应的失败的故事：台湾地区变得富裕，而独裁的缅甸没有。韩国发展迅速，而朝鲜停滞不前。新加坡的“强人统治”成功了，但是采取自由放任的香港地区也成功了。如果把视野越过东亚，可以看到在经济发展上，一些民主政权成功了，而另一些民主政权失败了。对于威权政权也是这样。这正是社会科学研究所揭示的：威权政体并不比民主政体在经济上更成功。
展望未来中国世纪前景，不能不对当今全球大棋局有一个概要了解。在《西方世界在普遍变懒》一文中，作者程亚文指出：当前世界政治场域中的游戏参与者，乃是一头老虎、三只狮子、五匹豹子共存。一头老虎是美国，它的力量虽然比狮子、豹子都强大，但却在狮群、豹群的围攻下，日益显得势单力薄。三只狮子是中国、俄罗斯、欧盟，它们与美国共同构成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世界大国政治结构。五匹豹子是印度、巴西、土耳其、南非、伊朗，这些中等强国各有其自身意志，并且印度正由豹子向狮子演变。程还指出，在不过一代人的时间内，率先完成工业化的西方世界，已经一扫之前辛勤创业的劳模形象，转而养尊处优，靠从后发国家借债或耍弄金融诡计骗取钱财为生。西方国家实际上已经普遍性地蜕化为世界体系中的懒惰国家。
郑永年在新加坡，坐在旋转椅上，时而环顾全球，时而直面中国。他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权力来自哪里？》中说：只有在把世界解释好之后，才能把世界改造得更好。本书选集了左、右、中三派不同的观点，那么，谁对世界的解释好，谁的观点有助于把世界改造得更好呢？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此书细读一下。
（《影子里的中国》，吴敬琏、郑永年、亨利·基辛格等著，江苏文艺出版社二零一三年五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