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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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2月2日,《尤利西斯》在莎士比亚书屋(Shakespeare Company)出版,第一版限量发行1000册.令人惊讶的是,该书屋居然接到一笔来自中国的订单.据记载,乔伊斯曾兴奋地将这一消息告诉其资助人,《自我主义者》杂志编辑哈里特·肖·韦弗(Harriet Shaw Weaver)女士.①而这也引出《尤利西斯》所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学进入中国的一段佳话,其中徐志摩对乔伊斯的评价及其影响,可能特别值得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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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2月2日,《尤利西斯》在莎士比亚书屋(Shakespeare Company)出版,第一版限量发行1000册.令人惊讶的是,该书屋居然接到一笔来自中国的订单.据记载,乔伊斯曾兴奋地将这一消息告诉其资助人,《自我主义者》杂志编辑哈里特·肖·韦弗(Harriet Shaw Weaver)女士.①而这也引出《尤利西斯》所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学进入中国的一段佳话,其中徐志摩对乔伊斯的评价及其影响,可能特别值得回味.
其他文献
1992年版《郭沫若书信集》下册所收“1955年3月18日”致尹达信认定的写作年份有误--2017年出版的《郭沫若年谱长编》(5卷本)认可该写作年份①,本文拟对此进行考证并对古籍诠译馆的筹备情况略加梳理.
是谁或什么决定了未来一年或更远的将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艺术家、策展人、画廊艺术家、博物馆馆长、拍卖专家、社会和政治活动家们.这些艺术界活跃的参与者的阵容是兼容并蓄与多样化的.此外,还有一些机构也帮助铸造了这个舞台.在这一期文章《决断者》中,《艺术新闻》的编辑们着眼于现在,试图预见未来一年将会发生些什么.
宋代以降,《王会图》的记载、题跋从未间断.徐邦达先生曾说《职贡图》即《王会图》[1],此说并不准确,因为徐先生所说的《王会图》,实际上是一件名称误植的梁《职贡图》摹本.梁《职贡图》与唐《王会图》两种职贡图绘常为人混淆.自20世纪60年代金维诺先生《“职贡图”的时代与作者——读画札记》,揭示梁元帝《职贡图》的传世摹本后[2],讨论者众.拙文《梁元帝与唐阎立本》已明确梁元帝《职贡图》与其诸多摹本记载,见有误冠“王会图”之名者[3],本文则进一步厘清唐《王会图》的面貌.
托名王羲之所作的《笔势论》,是一篇著名的书法技法类文献.此文出现于初唐时期,经过后世学者的改编整理,产生了众多不同的版本,又被多种书学丛辑著作收录,从而广泛流传,影响书坛至巨.这篇“文鄙理疏,意乖言拙”(孙过庭语)的书学文献,其真实性从孙过庭时代开始就受到质疑,但囿于文献不足和视野所限,其版本真伪、流传轨迹、文字增饰过程、书法史价值均留下了较大的研究空间,以下略作探讨.
目前,学界关于胡风在日本时期的研究稍显薄弱,而这一时期对其文艺创作以及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极为重要.徐霖恩认为:“在胡风数十年的文学生涯中,30年代留学日本是其重理思想、告别旧我、确立新的文艺观的转折.参与日本普罗文化学术研究机构,使他有机会较系统的接触马克思主义,人生观艺术观发生变化的时期”①.
近来笔者整理抗战时期香港话剧运动史料,发现在1939年4-7月间,夏衍频繁地在香港参加社会活动,并且在《申报(香港版)》①发表了若干文章.这些活动与文章在夏衍生前出版的《懒寻旧梦录》《夏衍生平年表(初稿):1900--》《夏衍著译系年》等文献中未体现,2005年出版的《夏衍全集(1-16卷)》对这些文章的一部分也是失收的.
《广川书跋》传世版本主要有国家图书馆藏传文氏玉兰堂明钞本(以下简称“文钞”)、明吴宽丛书堂钞本(以下简称“丛书堂本”)、钤归有光“世美堂”印明钞本(以下简称“世美堂本”)、湖南图书馆藏明秦氏雁里草堂钞本(以下简称“秦钞”)、《王氏书苑》本及《津逮秘书》本;清代何焯校本、卢文弨钞校本、《四库全书》本、上海图书馆藏钞本、辽宁图书馆藏张力臣钞本,以及上海师大图书馆藏民国《徐氏初学堂群书辑录》本等.
在消费文化语境下,大众消费的兴起带来家具品牌创新的文化转向,文化创意产业由此成为当代家具品牌创新系统最大驱动因素.当代家具品牌需要形成有助于准确把握自我发展方向的文化立场和眼光,需要形成切合文化创新和审美情怀的形象,需要形成创新的品牌文化意识和产业形态,也即通过品牌创意研发与创新设计要遵循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不断提升品牌文化、品牌形象和品牌产品的竞争力,提升品牌的市场地位,为当代家具品牌的系统创新提供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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