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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在中央政策的感召下，大批农民工进城务工，顿时民工潮涌，席卷神州。有关专家指出，“民工潮”持续20多年来，这一特殊群体的总数已经超过1.2亿人，且数量还在增长，其流动的范围也在继续扩大。
20多年间，各类媒体以不同的视角，一直持续不断地关注和报道这一庞大的群体。《安徽经济报》作为一家省级财经类报纸，也一直将农民工群体作为报纸的关注和报道重点。在我们关注性报道的实践中，我们发现：20年间农民工群体已经悄然“更新换代”，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以全新的面貌走到历史的前沿。人们发现，肩扛蛇皮袋在城市里东张西望、土里土气的老一代农民工已经被衣着入时、青春洋溢的新一代农民工所取代。变化不仅来自外表，也来自于其内心世界观、价值观的深刻变化。
《安徽经济报》在关注性地报道农民工群体的过程中，曾长期跟踪报道我省阜南县一位陈姓农民工，夫妻俩长期在上海打工，因为夫妻双方都没有多少文化，老陈在建筑工地做搬运工（随着年岁渐大，现在建筑工地夜间安全值班），妻子在社区做保洁工，两个人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收入在2000元上下，虽然挣的不多，比在老家种地的收入已经高出了不少。他们唯一的儿子小陈从老家初中毕业后也来到了城里和父母一起打工，现在在一家超市做水产品装卸工。
在对这两代农民工的跟踪采访中，记者对一次与小陈的谈话印象深刻。小陈说，“从我来到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就下决心，这辈子不再回到农村去当农民。”
我们在长期关注性的报道中，曾就第二代农民工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理解新的变化、新的企盼，以及整个社会如何重新认识新一代农民工等问题采访过“三农”专家。专家认为，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以前开始外出的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除了年轻之外，往往还具有以下群体性特征：一是受教育程度较高，大都具有初中或高中文化程度，有些仍在坚持学习，争取取得更高层次的学历；二是绝大多数没有或者较少家庭负担；三是基本没有务农的经验，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务工的，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四是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为生存而外出务工，更多地将进城务工作为改变生活的方式和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五是他们不但希望在城市里挣钱，更希望在城市里扎根，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的生活中去。
《安徽经济报》在关注和报道农民工群体的整个过程中，由于报道的不断深入，我们的感受也越来越深切：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大多是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都比较重，再加上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缺乏技能，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中的“过客”，他们的归宿仍然是农村。第二代农民工基本上都是学校走出来的，比起他们的父辈，家庭条件也好了很多，很多家庭只有一个或两个孩子。在这种背景下，第二代农民工吃苦耐劳的能力不如第一代，但他们普遍求知欲较强，希望一边打工一边学习，主要是学习一些技能，能够获得在城市里生存下去的本领。进城务工的经历更让他们深深地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因此他们才会发出“再也不回农村务农”的心声。但是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普遍存在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无形的门槛也在不断地撞击着他们的希望。比起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成了既融不进城市也回不了乡下的城市“边缘人”。
随着我们对农民工群体关注性报道的不断深入，我们注意到：当前社会上对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关注缺乏与时俱进的眼光。仅仅将农民工视作同质群体已经远远滞后于形势的发展。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第二代农民工则更接近于市民。如果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不能顺利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城乡的社会稳定。
作为长期关注报道农民工群体的一家媒体，在关注报道的同时，必须自觉地履行媒体的社会责任，体现出一种人文关怀。我们认为：由于社会长期对农民工关注不够，特别是对第二代农民工的新特点和新需求关注不够，使得他们不能充分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当前对农民工群体关心和管理存在的问题首先是重理念、轻措施。虽然各级政府都出台了公平、共享的理念，但具体措施仍然将农民工排除在城市之外；二是重机构轻功能。管理农民工的机构多，但职责不明，出现了“谁都管，最终谁都不管”的现象；三是重短期轻长效。由于不能系统而全面地看待农民工问题，所以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作为长期关注报道农民工群体的媒体，在长期的新闻报道实践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发现把握好农民工群体的巨大变化，不断地调整报道视角，并有责任通过新闻报道，将这一群体的新变化、新问题、新需求展现给社会。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社会共同关注。当前，应切实地加大维权力度，从源头上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其次要尽快建立、强制推行适合农民工流动就业的劳动合同制度；还要创新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适合农民工短期、流动的工作特点。各级政府在出台就业、培训、教育、劳保、社保等诸多民生政策时，也应将农民工纳入统筹考虑的范围。并逐步淡化城乡户籍制度，从根本上解除对农民工的束缚。只有这样，人口城市化、农民工市民化方能有序、稳定、和谐地向前推进。■
（作者单位：安徽经济报社）
20多年间，各类媒体以不同的视角，一直持续不断地关注和报道这一庞大的群体。《安徽经济报》作为一家省级财经类报纸，也一直将农民工群体作为报纸的关注和报道重点。在我们关注性报道的实践中，我们发现：20年间农民工群体已经悄然“更新换代”，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以全新的面貌走到历史的前沿。人们发现，肩扛蛇皮袋在城市里东张西望、土里土气的老一代农民工已经被衣着入时、青春洋溢的新一代农民工所取代。变化不仅来自外表，也来自于其内心世界观、价值观的深刻变化。
《安徽经济报》在关注性地报道农民工群体的过程中，曾长期跟踪报道我省阜南县一位陈姓农民工，夫妻俩长期在上海打工，因为夫妻双方都没有多少文化，老陈在建筑工地做搬运工（随着年岁渐大，现在建筑工地夜间安全值班），妻子在社区做保洁工，两个人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收入在2000元上下，虽然挣的不多，比在老家种地的收入已经高出了不少。他们唯一的儿子小陈从老家初中毕业后也来到了城里和父母一起打工，现在在一家超市做水产品装卸工。
在对这两代农民工的跟踪采访中，记者对一次与小陈的谈话印象深刻。小陈说，“从我来到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就下决心，这辈子不再回到农村去当农民。”
我们在长期关注性的报道中，曾就第二代农民工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理解新的变化、新的企盼，以及整个社会如何重新认识新一代农民工等问题采访过“三农”专家。专家认为，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以前开始外出的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除了年轻之外，往往还具有以下群体性特征：一是受教育程度较高，大都具有初中或高中文化程度，有些仍在坚持学习，争取取得更高层次的学历；二是绝大多数没有或者较少家庭负担；三是基本没有务农的经验，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务工的，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四是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为生存而外出务工，更多地将进城务工作为改变生活的方式和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五是他们不但希望在城市里挣钱，更希望在城市里扎根，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的生活中去。
《安徽经济报》在关注和报道农民工群体的整个过程中，由于报道的不断深入，我们的感受也越来越深切：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大多是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都比较重，再加上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缺乏技能，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中的“过客”，他们的归宿仍然是农村。第二代农民工基本上都是学校走出来的，比起他们的父辈，家庭条件也好了很多，很多家庭只有一个或两个孩子。在这种背景下，第二代农民工吃苦耐劳的能力不如第一代，但他们普遍求知欲较强，希望一边打工一边学习，主要是学习一些技能，能够获得在城市里生存下去的本领。进城务工的经历更让他们深深地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因此他们才会发出“再也不回农村务农”的心声。但是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普遍存在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无形的门槛也在不断地撞击着他们的希望。比起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成了既融不进城市也回不了乡下的城市“边缘人”。
随着我们对农民工群体关注性报道的不断深入，我们注意到：当前社会上对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关注缺乏与时俱进的眼光。仅仅将农民工视作同质群体已经远远滞后于形势的发展。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第二代农民工则更接近于市民。如果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不能顺利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城乡的社会稳定。
作为长期关注报道农民工群体的一家媒体，在关注报道的同时，必须自觉地履行媒体的社会责任，体现出一种人文关怀。我们认为：由于社会长期对农民工关注不够，特别是对第二代农民工的新特点和新需求关注不够，使得他们不能充分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当前对农民工群体关心和管理存在的问题首先是重理念、轻措施。虽然各级政府都出台了公平、共享的理念，但具体措施仍然将农民工排除在城市之外；二是重机构轻功能。管理农民工的机构多，但职责不明，出现了“谁都管，最终谁都不管”的现象；三是重短期轻长效。由于不能系统而全面地看待农民工问题，所以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作为长期关注报道农民工群体的媒体，在长期的新闻报道实践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发现把握好农民工群体的巨大变化，不断地调整报道视角，并有责任通过新闻报道，将这一群体的新变化、新问题、新需求展现给社会。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社会共同关注。当前，应切实地加大维权力度，从源头上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其次要尽快建立、强制推行适合农民工流动就业的劳动合同制度；还要创新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适合农民工短期、流动的工作特点。各级政府在出台就业、培训、教育、劳保、社保等诸多民生政策时，也应将农民工纳入统筹考虑的范围。并逐步淡化城乡户籍制度，从根本上解除对农民工的束缚。只有这样，人口城市化、农民工市民化方能有序、稳定、和谐地向前推进。■
（作者单位：安徽经济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