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之中：“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此处的“中国”取中央之国之意。而“中国”真正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名词，要一直到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建立。后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正式成为中华儿女所属国家的代名词，为世界人民所知。
　　而在此之前，中华民族于何时从原始社会迈入文明时代，开始具备古代国家的性质，一直是考古界和学术界持续探讨的话题。记载于历史文献中的中国最早王朝夏王朝是否真实存在？带着这样的疑问，考古界专家学者开始了探索“夏墟”和夏文化的艰难历程。1959年，二里头遗址被发现、发掘。这一距今3000多年的辉煌文明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进行，逐渐呈现在人们眼前。最早的宫城、最早依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青铜礼乐文化、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和绿松石器作坊……种种“中国之最”引起学术界和大众的关注和惊叹，也引发了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关系的激烈争论。从商朝早期都城到夏朝都城，争论一直未曾停歇，但由于始终没有出土可自证朝代的文字材料，关于二里头文化的朝代归属仍是困扰大众的谜题。
　　然而，无论二里头文化归属夏、商还是我们不曾了解的王朝，二里头遗址作为迄今发现最早的“中华第一王都”的身份却被考古所证实。这座位于伊河、洛河之间洛阳盆地东部高地的遗址，時间跨度约从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是中原文明的权力中心，也是各区域文明交会融合的舞台。北方的黍和粟、南方的水稻、西亚传入的小麦，西北的青铜文化、山东的冶玉技术、江南的印陶工艺……在这里碰撞交融。一方面，二里头王都作为“天下之中”，汲取四方先进文化，另一方面又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影响畿外的方国和少数民族部落。具有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陶器、牙璋等以都邑为起点，向燕山以北、长江流域、岭南一带等地辐射。
　　与此同时，二里头礼器成为贵族宴飨与丧葬的必需品，礼乐制度开始建立，青铜器取代玉器成为礼制的载体。二里头作为政治、文化的集合体，已初步具备了王国的性质—大型城邑的出现、青铜器具的使用、阶级的产生、礼制的初步形成，成为中华民族从原始氏族社会迈向礼乐文明时代的一个关键节点，中华文明开启了从多元到一体的发展进程，早期“中国”正式形成。
　　由二里头始，众多文化支流渐次汇入中华文明干流，自此奔流不息，翻腾出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滚滚浪花，将“中国”的文明因子一脉传续，成就今日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