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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泡
洪水慢慢退去之后，人们下楼检查房屋各处，吊扇、门被泡坏了要换，墙需要重新粉刷一遍，摩托车在水里浸泡得生锈当废铁能卖几百块钱。插座意外地还能通电，一按开关灯泡亮起来，余时发拧下自己家的灯泡，里面盛了大半肚子浑浊的洪水。
他承包的180亩农田和狭长鱼塘渐渐露了出来，水抽干之后，田野一片平坦，没有想象中的垃圾、稻梗或是动物尸体，连田与田之间的界限也没有了。街上开蔬菜批发市场的张伟说，一切都平静了。过了半个月，草重新长出来，绿茵茵一片，再过几天气温下降，田野又转成枯黄。到处都没有食物，两只松鼠就跑到余时发家偷鸡蛋。
站在他家三楼露台上，能看到那两只松鼠在枯树上睡觉，往远处能望见圩堤决口处，六个月前，水就是从那里流过来的，再仔细看已经有一栋房屋开始新建。
决口处遭冲毁的五栋房子也露出水面，修农机的黄来援家的房子原本没被洪水冲走，他叫来挖机把房子敲碎，搬出一些显然已经失去功用的机器堆在路边。回收废品的黄紫益家的房子被冲散，两片屋顶落在百米开外，他从屋顶的圆边认出了它们，以及一层完整的水泥板。有段时间，她的妻子常常吃了午饭就到荒地里去找东西，起先要划小船，然后是在小腿肚深的泥里走，淤泥发臭。她在找当时没有带出来的五万块钱，还有女儿过年攒下的几百块压岁钱，“她的钱舍不得花，存在我的口袋里”。天气很热，有一回她差点要晕倒，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她蹲在地上好久才恢复力气，然后一个人走回家。每次都好像是不得不去找，“心里觉得很难受很难受，转来转去转不到”。再后来黄紫益说别找了，找不到了。
我和摄影记者大食去的那天，余时发中午煮了一大锅火锅呼噜呼噜吃，“我管他怎么样。”这是他的口头禅，他总是一副乐呵呵没什么担心的样子，“钱反正是没有了，吃的要管好。”粮田绝收，他花一千块钱买了谷子碾成米，又花两千块钱做腊肉，他说三个女儿爱吃。但今年过年她们都不回家了，一个在济南，一个在厦门，还有一个在景德镇，疫情加重，来去都可能面临长时间的隔离。他想那就把这些腊肉寄给女儿们吧，“她们以前回家，都想带点腊肉出去。”半年来他几乎都是一个人住，去景德镇避洪水的妻子在9月洪水开始退去时回来过一次，清理房屋、整理鱼塘，很快又去景德镇帮大女儿带孩子了。
冬天天气好的话，他和嫂子、侄女，以及孩子们坐在门口的空地上晒太阳。每天喂食了十几只鸡，他就去打牌，“我管他怎么样，没什么难过的，就是玩。”这个“玩”有点游手好闲的意思，说人不干正经事，用在当下多少有点迫不得已。生活的重建陷入一种缓慢而被动的境况。人像田野里那排被洪水浸泡但又没有淹死的树一样，百无聊赖地抽出新的绿叶子。
其实7月份洪水还没退的时候余时发和我说过，如果来得及，他要抢种油菜，但后来镇上打电话来说要建设高标准农田，修沟渠、铺道路，水泥搅拌机在田里突突突地运行着，田地也就一直闲置着。我们过去那边看，走在加宽的田埂上，他忽然说：“要是能留在年里（时间停留在这一年）就好了。”不过年，春天就不用来了，他也不必为十几万块的种子和化肥开销发愁。村里的另一个老头听了说，好啊不过年好啊，也不用老一岁。
债
决口处新建的那栋房屋屋主是黄来援，一张黝黑的脸，眉头不自觉地皱着。他妻子余国员手机里保存着一段原来房子被洪水冲倒的视频，她很少去看，“我心里发慌，房子倒的时候手脚都冰凉，我想，不看了，然后就这样走了。”后来有记者来问，她才翻出来。黄来援有些埋怨，你拍这些做什么啊。她说，这是我们的房子啊。
“没有意义了，都没有意义了。”黄来援老这么讲。很多事情失去了意义，洪水来的那天因为停电无法用起重机吊上二楼的那片履带没有意义，圩堤合龙那天人们放的几串红鞭炮没有意义，除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重新投入生产。“他（政府）不理解我们的心情，就说你急什么，水还没有退。我当然急了，我要搞生活费，我没有钱，我不急怎么行。他要是说，住在这里（安置点）一个月给你多少钱，那样我就不急了，是吧？”黄来援今年50岁，修了很多年农机配件，“我们也不是整天吃喝玩乐的人，我们是干活的人，就要干活，不干活就死掉了，什么都没有了。”
在江西省，2020年夏天的洪涝灾害造成倒塌房屋共937户1847间。鄱阳县政府给当地符合规定的因灾倒塌独栋楼房的村民，提供了10万元补助，加上2.4万元农房保险和2.6万元社会救助，总计15万元。实际上这笔钱对于建房来说远远不够。黄来援打算去银行贷款，银行说要有抵押物，他什么也拿不出来，“银行门口有个电子屏，写了灾后重建贷款，但是他们的利息太高，要7厘的利，本身我就没收益，更不行了。”他于是开口向亲戚朋友借了二十来万元，建房材料全是赊账买的。
黄来援说起刚倒房那会儿和妻子去上海就医，余国员患子宫肌瘤需要手术，心情很坏，甚至不想去看病了，可好不容易挂上的号又不舍得放弃，哪里懂和医生去求情，“反正我们遇到困难，真的是孤单得很了。”
镇长方续平跑了一两个月，给五家倒房户找了两块可供选择的建房地，可是因为本村土地紧张，两块都在其他村，偏远又靠近坟墓，大家都不愿意去。
如今盖了一层的房子孤零零立在冲坑中央，周围都还没填平，落差四五米高。房子和圩堤中间仍然残留着一个小水坑。黄来援唯一担心的是，年后雨水一来河水又要上涨。这条圩堤将是整个鄱阳县最迟动工的，承接此处水利设计的上饶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同时承担了规划另一条更大规格圩堤的任务，它被往后放了放。终于设计好，又因为设计方案中一处水闸的设计不利于行洪而再次修改，等到项目开标、设备运送上堤，将临近农历年底。
天晴后，黄来援买了电焊机摆到不远处的沙地上，慢慢重拾修农机的老本行，赚钱还债。他去问了镇长好多次，什么时候才能填好冲坑、修好圩堤，得到的答案总是汛期之前，“可是谁知道汛期什么时候来呢？”
80亿
举债不仅是村民个人面临的尴尬状况，县政府同样如此。
鄱阳县是2020年洪灾的重灾县，33条堤溃了70个口，洪水翻滚形成巨大冲坑。最大的一个在莲北圩，王能耕站在圩堤上，看到一个深十来米、宽百来米的大坑，底部勘测估计已经冲刷到了岩石，填这个坑要用掉46万立方米沙，“如果按照100块钱一方沙计算，那就是4600万。所以确实一个口子都倒不起。”
王能耕1998年毕业后回到江西工作，当年他第一次遇上大洪水，坐一段船，坐一段车，又坐一段船，回到家已经是好几天后。2020年第二次遇上大洪水，他已经担任鄱阳县水利局总工程师，也是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王能耕告诉我，目前水利方面水毁修复所花费的3亿元资金全由当地政府自己筹措，全部修复预计需要4.8亿元。“其他的口子上都来了资金，用于损毁修复，灾后重建。我们水利口上一直没有资金安排，可能上面也正在衔接。我们上次跟厅里（省水利厅）咨询了一下，他们也是在积极跟水利部争取。”过去四五年，鄱阳县每年投入数亿元用于圩堤建设，大部分依靠上级拨款。比如，今年决口的中洲圩，已经施行了三年的除险加固工程，投入8000万元用于圩堤加宽加厚，护坡填塘，修堤顶公路。“我们从2017年到现在也只做了7公里，但这条堤有33.7公里长，全县一共有435公里圩堤。国家每年也就是给这么多钱，给点钱，我们就做一点，但是始终就形成不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要全部能够担得起这么大的洪水，还要经历一个过程。”王能耕说。
圩堤是按照圩内耕地保护面积分等级的，5万亩以上的大中型圩堤有来自国家的维修养护经费，小圩堤的责任则落到县乃至乡镇自己头上。“这个堤国家不怎么管的，它是当地政府来管的，当地政府哪有钱呢，管不起。”油墩街镇镇长方续平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他说的是镇上决口倒房的崇复圩。2020年7月，我每天都能在村里见到他，穿着一身迷彩军装跑来跑去，把仍然住在洪水里的几户人家劝导出来，又防止安置点的居民返回洪水中，防止哄抬船只物价，还要在街上做消杀防疫病。他的祖辈从浙江金华迁来，那时候江西富足而浙江贫瘠，改革开放之后，浙江依靠民营企业迅速发展，江西仍然守着农业，如今油墩街镇也没有一家工厂。“重视程度不够，我讲白了。万亩以上是确保绝对不能倒的，倒了一定要问责，可是我们崇复圩（千亩圩堤）里面保护的人口也不少，一万五六千人口的。”
鄱阳的圩堤大多“老、弱且分散”，“你知道县城外面的昌河吧。”王能耕在草稿纸上画了河边两段接在一起的圩堤，靠北那段是昌江圩，靠南是沿河圩。1998年洪水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与自然相处的关系，人类后退一步，实施退田还湖工程，其中包括划定单退圩和双退圩。双退圩内既不允许居住也不允许耕种，单退圩则要求民众搬出圩区，土地仍可耕种，当水位达到一定高度后，开闸进水分洪，泄洪职能使得单退圩只可加固，不可加高。昌江圩便是在那时候被划为单退圩。当洪水来临、城市防洪工程要求加高河堤时，沿河圩无法封闭，最后形成了一个“假的城市防洪工程”。
采访结束后我去昌河边看，武警官兵2020年7月夜以继日垒起的沙袋已经被全部清理，沿河圩新筑起了近两米高的水泥墙，但昌河圩仍保持原来高度，交接处好像陡然断掉的城墙。王能耕称，早前规划得不合理，导致“该退的没退，不该退的又退了”。
王能耕认为理想的圩堤状态是5万亩以上的圩堤达到5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1万亩到5万亩之间要达到20年一遇，万亩以下的至少达到10年一遇。完成这样的设想，费用是80亿。
可是钱从哪里来呢？“首先政府举债，按照我们县政府的举债额度，可能有25个亿，可以把大中型圩堤全面提升，再就是把县里面一些盈利性的项目，比如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打包给一个集团经营，收入都归它，可以再借35个亿。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借款、借贷，把整个地方的圩堤全部提升一个档次。”这是一个财政并不富裕的县“痛定思痛”后下的决定。
大户
如果人们要继续在鄱阳湖区生活，水灾将成为心腹之患。“水患不解决，农业就无法得到发展。”鄱阳县农村农业局局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鹏说。周六我们在他办公室见面，他走路快，语速也快，给人一种雷厉风行的感觉，“今年（2020年）这么大的水，人的影响很小，房子也淹得很少，但是最大的损失是农业。当然原来农业损失更大，现在的农业损失是小了，只不过从比重来讲上升了。”
根据江西省應急管理厅提供的数据，截至2020年8月11日17时，洪涝灾害使全省740.5千公顷农作物受灾，191.6千公顷绝收。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则显示，农业直接经济损失达100.7亿元。为了减少损失，湖区灾前抢收，灾后抢种。其中，鄱阳县准备了300万斤种子，集中育秧，又从河南调来200台插秧机插秧;鼓励农业公司租用土地种植经济作物，与农户分成;甚至可以放些龙虾苗。 可是农业的损失无法依靠这些经验完全解决。
2020年7月10日，根据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印发各地的《关于切实做好单退圩堤运用的通知》，单退圩堤在达到进洪水位的条件下必须进洪，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拦。中午消息传到了鄱阳县柘港乡，“凭良心说开始对这个事是很犹豫的，因为老百姓那么多稻子在那里面，我们在圩堤上开了一个村委干部会，村委会干部也是有异议的，但是没有办法。退耕还湖、平垸行洪那个条例是明确规定了低水种养、高水防洪，其实已经跟老表（江西人对同省老乡的称呼，带有一定亲昵性）讲清楚了，所以已经达到了条件，第一次，正儿八经按照这个条例泄洪。”柘港乡党委副书记张斌说。
下午泄洪闸打开，一个闸只有一个两米多宽的泄洪口，洪水很快漫過了圩堤顶部。晚上，潼丰圩上出现两处决口，直到第二天上午水才打平。
水一平，就有人开始跑到乡政府问稻子怎么办。
谁也不知道怎么办。所有人都提到这是江西第一次大规模启用单退圩，185座圩堤分蓄了24亿立方米洪水，降低湖区水位25厘米，缓解了长江下游城市的压力，与此同时，六七十万亩农田被淹没，等到水位自然下降，最后一部分洪水流出，那已经是10月乃至11月的事情。所有人也都提到，这些农田和农户是做出了牺牲和贡献的，大多数时候这些牺牲落到个人头上时，他们表现得温和而懂事。
当然也有不满。有一天下午我们到柘港乡潼丰圩上去，泄洪闸已经安静地关闭，决口处正在用六角砖加固，受淹之后的农田没有再耕种，一片萧瑟。六七户承包大户跑来诉苦，一个穿着棕色棉睡衣的会计，一个右耳别着一支烟的大嗓门，还有一个瘦得可以看见头骨形状的农户，他戴上眼镜，又从口袋里拿出了三张纸，是一封联名信，上面写着：“今年7月我们所有种粮大户，同乡、村干部一起为了保住圩堤，日夜奋战在大堤上，由于洪水来势凶猛，7月10日政府下令停止保圩，开闸泄洪。一切作物颗粒无收，这样代价作为一个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说，很难承受。在我们当中有承包600亩以上的，少的也有五十多亩。由于我们缺资金，大部分都没有参加保险。每亩损失一千多元（附每亩租金400元，种子、化肥、农药300元，插秧工资200元，农机耕作120元）。”对于大户来说，损失往往以万计。
大家围在一起情绪激动地讲了很久，如何辛勤劳作，如何觉得不公，一直讲到太阳落山，田野与河谷里雾气升起来，那是白日热气在骤降的温度下凝结的水汽。
问号
关于灾后补偿，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李明提供了一些数据，灾后省级下拨两批总计1.28亿元救灾资金，其中1亿元主要用于粮食作物，鄱阳县获得的补助是最多的，有700万，具体分配由县里决定。
到县一级，张鹏告诉我说，先是由4家保险公司承担了约1.6亿赔偿，针对灾前买了农业保险的农户。2020年是鄱阳县政府打包为所有散户买保险的第一年，但因为觉得大户有更强的风险承受能力，由他们自己决定是否购买保险。6月买保险，7月遇洪灾，有些大户并未购买保险，也难得到赔偿。这是出现问题的原因。
农业保险虽然已经推行10年以上，但仍未建立完整的体系，散户参保意识不强，水稻以外的农业保险普及率更低。保险之外，鄱阳县政府又支出2500万元，按早前的标准补助给圩内未参保的种粮大户和水产养殖户。
实际上，当地并未制定针对单退圩堤的政策性补偿细则。补偿标准最初设立是为了给农户免除农业税，但2006年1月1日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此后鄱阳县并未出台新的政策。在那些手写的田地租赁合同中，唯一涉及到受淹补偿措施的，只是将租赁期限增加一年而已。
面对单退圩堤受灾群众，江西省应急管理厅主动联合省财政厅向省政府提出，将农作物受灾面积纳入灾害救助资金分配因素法，在第一批中央下达江西省的2亿元灾害救助资金中，列支四千余万元补助单退圩堤受灾群众。同时，在近期下发冬春救助资金当中，将单退圩堤受灾群众作为重点关注对象，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原则上补助标准就高不就低”，并积极筹措救灾物资，加大对这些受灾群众的衣被救助力度。
鄱阳县2020年水稻减产10万吨，最终产量为100.5万吨左右。“我们从历史上到现在都是一个粮食输出县，在江西是第一个（粮产量）超过20 亿斤的县。我们省里领导讲，鄱阳为粮食生产做了巨大的贡献，能在这种大灾之年保持20亿斤的总量。”张鹏说。
实际上，务农的收入并不乐观。2015年至2019年，粮价逐步走低，国标三等早稻价格从一斤1.32元跌到1.2元，而用人成本逐年增加，收益被挤压，“都靠国家在大量补贴，提倡工业反哺农业。”用张鹏的话说，农业是稳而不是富的标志。
几位村支部、农业部门领导都认为要减少农村务农人员，使农业往更机械化和集约化的方向发展，剩余的人往城市流动，“农民不断减少，农田达到规模化的要求，人口城市化，这都是需要的，这就是一个发展路子，发达国家肯定是这样。”张鹏称。
鄱阳县的人大多都曾去外地务工，只是在社会保障机制等并未完善的状况下，人口流动会带来医疗、教育、住房等各种民生问题。“其实在外面打工的，即使赚了点钱，生活条件还是不好，不能进入主流的社会。”张斌说，“有些打工的地方我也去看过，住得非常艰苦的，一个小小房子住好几个人，一人一个铺，中间帘子拉一下。上一辈打工的大部分都回来了。但是后面的年轻人，90后或者00后，在外面打工能不能回来，要看社会发展程度，那是个问号了。”
桂花树
我的好几位采访对象惯常用保守、小富即安甚至懒散来形容当地人，但他们也承认，有时候不离开此地，并非出于不愿，而是不能。黄紫益的妻子黄立妹没上过学，不识字，她经常对小女儿黄芯琪说，“我三个孩子一个都没读书出来的，就靠你了。”她带着孩子暂时住在母亲简陋又阴冷的小平房里，每天做点廉价手工补贴家用。她和黄紫益又时常感到愧疚，他们知道小女儿喜欢跳舞，但培训班学费昂贵，也没有人每天接送她去镇上，“家里穷了一点，穷了没有资格来培养她。”
黄紫益在接受我电话采访时叹气，希望小女儿别怨他。那天晚上挂了电话没多久，他把自己的微信头像换成了小女儿的照片：黄芯琪穿着一件鲜艳的黄色外套，看起来是春天，背后油菜花已经开了，再远处是那幢新建好的房子。
2020年7月房子倒塌一贫如洗后，他再次筹钱贷款买了一辆货运车，没日没夜开了一个月，赚了差不多3万块钱，但也渐渐没有活了。
2021年1月1日，黄紫益在家赋闲一个月后又出门打工，他给弟弟打电话，找到了一份在建筑工地管理工人的工作。这份工作究竟能带来多少收益还不好说，因为即使做到春节前停工，他工作时间也未满一个月，不一定能拿到工资。年底疫情加重，江西省发布的第23号令要求所有来（返）赣人员必须持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如果不是需要钱，他并不愿意在这样的节点跑出去。
他每个月需要还两笔贷款，总计4800余元，加上一家人生活开支，需要有7000元左右的收入才可维持，“愁死了。”我也因此没有在年底回访时见到他，只有一次在他家吃饭时，他刚好趁走夜路回家的幾分钟给妻子打来视频电话，信号很不好，可以从卡顿的画面里看到他还是像以往一样满脸笑。我们每次见面或通话，黄紫益总是笑着说一些乐观的话，“慢慢来”“总会好的。”但我最近一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他的压力。当天晚上将近11点，他发消息给我，向我咨询他的儿子学什么专业好。他17岁的儿子去年就不上学了，“我还是想他学个专业，以后也别像我这样累。”
牺牲现有的生活质量、空间为下一代争取一个有选择余地的未来，在鄱阳县乃至全中国都十分常见。黄来援的侄媳妇吴七春陪她两个孩子在县城念高中，租了一间十来平的房子，放两张上下铺，三个人每人睡一个床铺。她儿子明年就要高考，“（学习上）我对他们没什么要求。我说只要你们尽力了就可以。但希望他们到城市里面去生活，这里不好，我们农村没什么出路，什么都没有，是吧？”
如果到了城市，甚至不必担心洪水。在鄱阳县城，出租车司机和大巴车的接驳人员用轻松的语气谈起，一点也不担心县城会被淹没，“行政、教育的中心都在这里啊。”2020年7月我刚抵达鄱阳的时候，县城正在加紧堆筑第二道防线，如果洪水仍然无法控制，那么外围的村庄将主动进洪，保护县城。
无论如何，2020年的洪水都已慢慢退场。
黄立妹带我去过两次他们只建了底下一层（架空用作储物）的新家，第二次去看的时候，底下一层已被分割成了大大小小四个房间，用绿色模板草草隔开。政府希望他们春节前搬进新房。虽然一直开着窗，水泥和胶水的气味仍然很重，但是她说，在外面打工都没这样的房子住。
她问我，你觉得这里好还是那里好？“那里”当然是指原先被洪水冲毁房子的地方。我就问黄芯琪，你喜欢这里还是喜欢那里？“喜欢这里，这还用说嘛，一出来好像能看到全世界。”她想也不想地回答。我们刚好从新家里出来，准备往回走，前面是河流，河流对面是田地。那天晚上正好有一钩新月，满天星星，夜风暖得像春风一样，路上一户人家正在把新的桂花树种到花坛中。黄芯琪支支吾吾了一会儿又带点不确定地问我：“你说，下次涨水的时候这里还会被冲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