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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时刻,有那么一群人,他们不像前方的战士一样能够明刀明枪地奋勇杀敌,他们只有手中的纸笔和满腔的爱国热情,但是他们却用自己的方式举起了战斗的旗帜,用文化和艺术的感召力、凝聚力去激发民众的抗日激情,为战争提供精神食粮,在桂林这片土地上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开辟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关键词:抗战;桂林;戏剧
中国的戏剧包括戏曲和话剧,最早记录见于秦汉时期,虽然并非中国独有,但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戏剧。中国的戏剧带有自己的政治观、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得以流传千年不衰是因为它凝聚着人民群众对生活的希冀,戏剧精神就是人的精神。抗战时期,桂林的戏剧事业十分活跃,戏剧艺术家及演出团体用艺术点燃抗战的激情,在桂林抗战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为什么在桂林
自1938年起,北平、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相继沦陷,桂林这个在地理上连接东南、西南、华中、华南,既有铁路又有公路、水路的交通枢纽城市引起了广泛关注,再加上桂林多山,又有着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形成的大量山洞,造就出天然的防护场所。同时,当时的桂林处于桂系军阀李宗仁的统治之下,桂系与国民党实际上貌合神离,他们选择顺应历史,积极抗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在桂共产党和文化人士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让文化运动得以合法公开地开展,大大振奋和吸引了文化工作者。随着工厂、学校、机关从全国各地迁入桂林,城内人口也由最初的7万人急剧增长,到了1944年已达到了50余万人,其中包含了大量文化界的泰山北斗,如郭沫若、徐悲鸿、欧阳予倩、田汉、巴金等。桂林这座南方小城作为一个理想的聚集地,以最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人士。他们在桂林以笔代枪、以文代刀,用文化做武器加入了救国的战场。因此,那个时候的桂林被人们誉为“抗战文化城”。在战火纷飞、山河变色的岁月里,桂林的抗战戏剧运动是国统区抗日进步戏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抗日救亡文艺运动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2 戏剧与桂林
2.1 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
自抗战以来,正面战场上的失败多过胜利,面对战场上的节节失利,继续调动人们的抗战情绪尤为重要,这需要文化工作者们对战争进行宣传、鼓舞、动员,在之前的几个文化中心相继沦陷后,时局紧迫,桂林便作为新的文化中心而发展起来。当时,赴桂的文化工作者人数众多,涉及的领域也很宽泛,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力量战斗着。其中戏剧领域在桂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打造了当时闻名遐迩的戏剧盛会——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由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等35名剧作家筹备并主持的西南剧展于1944年2月在广西省立艺术馆开幕,在2月至5月的三个月期间,来自西南八省的戏剧工作者参加并演出了23部话剧共170余场、29部评剧共130余场。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对桂剧进行了改良,摒弃了之前庸俗、昏淫、商业性的陋习,推出贴近抗战时局的《木兰从军》《梁红玉》《胜利年》《广西娘子军》等剧。著名戏剧家田汉率先在桂林上演他创作的爱国历史评剧《岳飞》《江汉渔歌》《新儿女英雄传》《双忠记》。这些剧目的内容贴近时局,宣扬抗敌爱国,深受观众喜欢,演出时几乎场场爆满,创造了“戏剧史上的空前壮举”。
2.2 演了什么剧
《木兰从军》是剧作家欧阳予倩在桂林期间编剧的作品。花木兰作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被一代又一代人传唱,剧中讲述她本是女娇娥却扮身男儿替父从军。军旅生活对男子来说都很艰苦,何况一个女子,但是花木兰克服了训练的辛苦、战争的危险,隐瞒身份与战友们并肩作战,度过了十几年抗敌救国的日子,并屡建功勋,战争胜利后荣归故里。《木兰从军》作为首场演出,拉开了西南剧展的序幕,随后又演出了一系列优秀的剧作,最值得一提的戏剧作品是《梁红玉》。
《梁红玉》是欧阳予倩以清代小说家钱彩所著《精忠岳传》、张午山杂剧《双烈记》的故事为蓝本,创作出的一部改良评剧。整剧讲述了南宋初期金兵入侵,宋将韩世忠梁红玉夫妇不惧艰难、不畏生死,与众军同仇敌忾共同抗击并击退金兵的故事。同时借古喻今抨击汉奸走狗的卖国行径,抒发救亡图存与祖国同进退的爱国情怀。剧本删除了小说中的若干情节,着重突出南宋军民积极对抗金兵的正面形象,全剧的高潮是梁红玉在黄天荡一役中冒着箭雨亲执桴鼓,激励将士,奋勇杀敌。在这场戏中,梁红玉唱到:
“恼恨那狠毒金邦,跨过了万里长城又逼长江,这仇恨记在心房,领兵马抵抗强梁,弟兄们心高志广,要征服强寇猖狂。耀眼刀枪,照水帆樯,全凭着同心同德,挽回这国运颓唐。”
这一场戏场面激昂悲壮,气势磅礴,对于正处于抗战高潮中的桂林观众,就像在他们的心头点起了一把熊熊烈火,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激情[1]。全剧的序幕是以声势浩大的人民群众集结在一起,表示不愿做亡国奴要奋起战斗为结尾。
这两部剧的背景都是在国家陷入危难的时刻,以女性作为主要角色进行塑造,剧中的巾帼英雄都有相同的特性,她们爱国、勇敢、不畏艰险。剧作家们在用戏剧去鼓动广大女性,在救亡期间女子要和男子一样地勇敢地上前线,女性在战斗中也能起到巨大的作用。
还有《江汉渔歌》《岳飞》《人面桃花》等剧,都以历史上抗击外敌侵略的英雄人物故事为背景,宣扬爱国主义,鼓舞大家团结起来,反抗强权必然取得胜利。
3 戏剧的力量及贡献
抗战时期的桂林因突然成倍增加的人口变得很拥挤,物质和住房都很紧缺,使得赴桂的文化工作者工作开展得很艰辛,戏剧工作者更甚。他们没有好的地方排戏演戏,还要躲避敌机频繁的轰炸,有时候还会遇到地方当局的阻挠和经济上的窘境。在前路如此坎坷的情况下,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全身心投入到国家的救亡战斗中,用戏剧当武器,用他们的盛会——西南剧展给予民众勇氣、力量和希望,用戏剧的精神将“战斗的宝剑”打磨得更加锋利,它划破了黑暗的天空,让胜利的曙光照亮大地。西南剧展不单是一次戏剧的盛会,也是戏剧工作者们一次最重要的文化救援。■
参考文献
[1]钟毅.桂剧三百年[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
关键词:抗战;桂林;戏剧
中国的戏剧包括戏曲和话剧,最早记录见于秦汉时期,虽然并非中国独有,但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戏剧。中国的戏剧带有自己的政治观、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得以流传千年不衰是因为它凝聚着人民群众对生活的希冀,戏剧精神就是人的精神。抗战时期,桂林的戏剧事业十分活跃,戏剧艺术家及演出团体用艺术点燃抗战的激情,在桂林抗战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为什么在桂林
自1938年起,北平、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相继沦陷,桂林这个在地理上连接东南、西南、华中、华南,既有铁路又有公路、水路的交通枢纽城市引起了广泛关注,再加上桂林多山,又有着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形成的大量山洞,造就出天然的防护场所。同时,当时的桂林处于桂系军阀李宗仁的统治之下,桂系与国民党实际上貌合神离,他们选择顺应历史,积极抗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在桂共产党和文化人士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让文化运动得以合法公开地开展,大大振奋和吸引了文化工作者。随着工厂、学校、机关从全国各地迁入桂林,城内人口也由最初的7万人急剧增长,到了1944年已达到了50余万人,其中包含了大量文化界的泰山北斗,如郭沫若、徐悲鸿、欧阳予倩、田汉、巴金等。桂林这座南方小城作为一个理想的聚集地,以最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人士。他们在桂林以笔代枪、以文代刀,用文化做武器加入了救国的战场。因此,那个时候的桂林被人们誉为“抗战文化城”。在战火纷飞、山河变色的岁月里,桂林的抗战戏剧运动是国统区抗日进步戏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抗日救亡文艺运动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2 戏剧与桂林
2.1 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
自抗战以来,正面战场上的失败多过胜利,面对战场上的节节失利,继续调动人们的抗战情绪尤为重要,这需要文化工作者们对战争进行宣传、鼓舞、动员,在之前的几个文化中心相继沦陷后,时局紧迫,桂林便作为新的文化中心而发展起来。当时,赴桂的文化工作者人数众多,涉及的领域也很宽泛,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力量战斗着。其中戏剧领域在桂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打造了当时闻名遐迩的戏剧盛会——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由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等35名剧作家筹备并主持的西南剧展于1944年2月在广西省立艺术馆开幕,在2月至5月的三个月期间,来自西南八省的戏剧工作者参加并演出了23部话剧共170余场、29部评剧共130余场。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对桂剧进行了改良,摒弃了之前庸俗、昏淫、商业性的陋习,推出贴近抗战时局的《木兰从军》《梁红玉》《胜利年》《广西娘子军》等剧。著名戏剧家田汉率先在桂林上演他创作的爱国历史评剧《岳飞》《江汉渔歌》《新儿女英雄传》《双忠记》。这些剧目的内容贴近时局,宣扬抗敌爱国,深受观众喜欢,演出时几乎场场爆满,创造了“戏剧史上的空前壮举”。
2.2 演了什么剧
《木兰从军》是剧作家欧阳予倩在桂林期间编剧的作品。花木兰作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被一代又一代人传唱,剧中讲述她本是女娇娥却扮身男儿替父从军。军旅生活对男子来说都很艰苦,何况一个女子,但是花木兰克服了训练的辛苦、战争的危险,隐瞒身份与战友们并肩作战,度过了十几年抗敌救国的日子,并屡建功勋,战争胜利后荣归故里。《木兰从军》作为首场演出,拉开了西南剧展的序幕,随后又演出了一系列优秀的剧作,最值得一提的戏剧作品是《梁红玉》。
《梁红玉》是欧阳予倩以清代小说家钱彩所著《精忠岳传》、张午山杂剧《双烈记》的故事为蓝本,创作出的一部改良评剧。整剧讲述了南宋初期金兵入侵,宋将韩世忠梁红玉夫妇不惧艰难、不畏生死,与众军同仇敌忾共同抗击并击退金兵的故事。同时借古喻今抨击汉奸走狗的卖国行径,抒发救亡图存与祖国同进退的爱国情怀。剧本删除了小说中的若干情节,着重突出南宋军民积极对抗金兵的正面形象,全剧的高潮是梁红玉在黄天荡一役中冒着箭雨亲执桴鼓,激励将士,奋勇杀敌。在这场戏中,梁红玉唱到:
“恼恨那狠毒金邦,跨过了万里长城又逼长江,这仇恨记在心房,领兵马抵抗强梁,弟兄们心高志广,要征服强寇猖狂。耀眼刀枪,照水帆樯,全凭着同心同德,挽回这国运颓唐。”
这一场戏场面激昂悲壮,气势磅礴,对于正处于抗战高潮中的桂林观众,就像在他们的心头点起了一把熊熊烈火,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激情[1]。全剧的序幕是以声势浩大的人民群众集结在一起,表示不愿做亡国奴要奋起战斗为结尾。
这两部剧的背景都是在国家陷入危难的时刻,以女性作为主要角色进行塑造,剧中的巾帼英雄都有相同的特性,她们爱国、勇敢、不畏艰险。剧作家们在用戏剧去鼓动广大女性,在救亡期间女子要和男子一样地勇敢地上前线,女性在战斗中也能起到巨大的作用。
还有《江汉渔歌》《岳飞》《人面桃花》等剧,都以历史上抗击外敌侵略的英雄人物故事为背景,宣扬爱国主义,鼓舞大家团结起来,反抗强权必然取得胜利。
3 戏剧的力量及贡献
抗战时期的桂林因突然成倍增加的人口变得很拥挤,物质和住房都很紧缺,使得赴桂的文化工作者工作开展得很艰辛,戏剧工作者更甚。他们没有好的地方排戏演戏,还要躲避敌机频繁的轰炸,有时候还会遇到地方当局的阻挠和经济上的窘境。在前路如此坎坷的情况下,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全身心投入到国家的救亡战斗中,用戏剧当武器,用他们的盛会——西南剧展给予民众勇氣、力量和希望,用戏剧的精神将“战斗的宝剑”打磨得更加锋利,它划破了黑暗的天空,让胜利的曙光照亮大地。西南剧展不单是一次戏剧的盛会,也是戏剧工作者们一次最重要的文化救援。■
参考文献
[1]钟毅.桂剧三百年[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