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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文化”是时下中国最“热门”的词汇之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各级政府纷纷以大投入打造各种“文化工程”。不可否认，“文化工程热”迅速升温，与当年各地一轰而起的“开发区热”颇有类似之处，政府仍是以搞工业建设、发展¾¬济的方法和习惯发展“文化产业”。当然，虽有种种不足和缺欠，但从只注重¾¬济、文化只是为¾¬济“搭台”到开始重视文化，毕竟是值得称道的进步。
一
但对“文化”来说，宽松的环境比金钱更重要。文化史早已证明，文化繁荣的核心是个人的创造、技巧和才华的发挥，是艺术家艺术灵感的迸发和个性的张扬。只有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艺术家才能真正有所创造，施展艺术才华；哪里的环境宽松自由，艺术家自然趋之若鹜。法国巴黎之所以能成为文化意义上“19世纪的世界首都”（瓦尔特·本雅明语），即因长期以来巴黎为各地艺术家生存提供了最为无拘无束的环境。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世界各地的作家、诗人、艺术家无不向往巴黎；巴黎不能保证成功，却为成功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艺术家”甚至成为巴黎的一景，任那些服饰装扮奇特、举止怪异的艺术家自生自灭。对这些“艺术盲流”必然会带来的种种负面因素，巴黎也以“恶之花”待之。上世纪20年代留学巴黎的我国艺术大师庞薰琹回忆：巴黎的“À¬丁区”有开设在地下室的咖啡馆，成为生活极端穷困的艺术家聚会场所，有人朗诵自己的诗歌，有人廉价出卖自己的油»¬，有人À¬琴卖唱，更多的是在此以劣质咖啡打发时光或饮酒买醉。“巴黎为一些无名的、穷困的艺术家，创造了不少有利条件。在世界上大概再也找不到同样的地方”。“法国政府为艺术家造了不少工作室，有很讲究的，也有租价很便宜的”，还有专门为学生和贫穷艺术家开设的小»¬店。“巴黎大歌剧院规定非穿礼服不能进戏院看戏，但是对于»¬家，虽穿的破旧，允许他们楼上请坐”。一些艺术家为了迅速成名，则耍尽噱头，千方百计Ó¬合、取悦大众，庸俗不堪，然而，正是这种斑驳混杂的“混沌”状态，成就了巴黎的文化繁荣，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吸引力、影响力，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具有强大的“软力量”。
相反，如果把文化视为必须“严防死守”、时刻面对严峻“敌情”的“阵地”，要求所有作品都是“纯而又纯”、“完全正确”，要求所有艺术家都成为一架精密机器上的一个毫无个性的零件，结果必然是多年来全国只有几出“样板戏”，只有几张“样板»¬”。文化，终将完全萎缩、凋敝。几十年前“抒情歌曲”的命运，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歌颂祖国、领袖和革命战争为主题的抒情歌曲大量涌现。不过，这种感情的表达、抒发必须是以“集体”为主体，风格必须豪迈、昂扬，而以婉转、细腻风格表达“个人”情感以及对祖国、党、领袖情感的抒情歌曲，则遭到批判。
在这种情势下，那些真正抒发自我内心世界个性情感的歌曲屈指可数。但只要“气候合适”，总有艺术家要表现自己的艺术个性、才华，创作出广受听众喜爱的抒情歌曲。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初短暂“宽松”时期的《克À¬玛依之歌》、《草Ô¬之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马儿啊，你慢些走》、《送别》等堪称代表。
但顷刻之间，风向突变。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传达下来，从1964年开始，在歌曲领域展开了对“抒情”歌曲的批判。批判者认为“没有超阶级的抒情”，“世界上绝没有一支歌曲，能打动各阶级的人，能唤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共同感情。”“无产阶级认为有害的，资产阶级把它当做‘宝贝’，无产阶级认为优秀的，资产阶级都要千方百计地消灭它。因此，凡是抒资产阶级之情的，凡是资产阶级所欣赏的艺术趣味，我们革命青年就应加以排斥，并与之斗争到底。”一大批受到群众欢Ó¬的抒情歌曲都遭到点名批判。在这种背景下，甚至连《马儿呀，你慢些走》都被认为“内容是歌颂祖国的伟大变化，它们的基本情调是健康的，只是歌词或曲调方面有某些缺点”。
《马儿啊，你慢些走》能一时幸免于难，不知与周恩来总理甚爱此歌有无关系，因他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赞扬此歌的调子是“集南北之大成”，多次点唱这首歌。或许正因如此，所以对歌曲缺点的“改正”就完全集中于歌词。1965年第4期《歌曲》刊登了集体改写的“政治正确”的“定本”。将新旧两个版本详加对照，便可体会出当时“政治标准”越来越教条、文艺管制越来越严酷的倾向。旧版“我要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改为“我要把这壮丽的景色看个够”，“肥沃的大地好像是浸透的油”改为“社会主义建设改换了天地”，“良田万亩好像是用黄金铺就”改成“劳动的歌声响遍了田野山头”，“没见过青山滴翠美如»¬”改为“没见过一队队汽车云中走”，“没见过人在»¬中闹丰收”改为“没见过千里平川跑铁牛”。“没见过绿草茵茵如丝毯”改为“没见过渠水滚滚山上绕”，“没见过绿丝毯上放马牛”改为“没见过田旱水涝保丰收”，“没见过万绿丛中有新村”改为“没见过深山密林修工厂”，“没见过槟榔树下有竹楼,有竹楼”改为“没见过公路通到深山沟，深山沟”，“这一条林荫小道多清幽”改为“我要把这大好的风光看个够”，“别让马铃敲碎林中的寂静”改为“风吹那稻麦卷起了千重浪”。“你看那姑娘正啊在楼前刺绣”改为“漫山遍野沉甸甸果实压弯了枝头”，“路旁的小溪拨动了琴弦, 好像是为姑娘的歌声伴奏”改为“碧绿的草地上牛羊成群走 ，新修的水库中鱼儿尽情游”，“晚风扬起了温柔的翅膀, 永远随我的马儿走” 改为“场院上男女民兵练武艺，田野里干部社员同挥锄头”。
“文革”确已呼之欲出了。不过，改词后尽量“突出政治”的《马儿啊，你慢些走》在“文革”中依然未能幸免于难。也难怪，当时连《红珊瑚》、《红梅赞》、《十送红军》¡¬¡¬都被批被禁，此歌被禁实属自然。以“语录歌”、“造反歌”为代表的“高、快、硬、响”，一时成为歌曲的“标准”。
贫乏、枯燥、单调，就是当时的文化标志。
三
改革开放后，文艺环境较前大为宽松。但歌曲的“抒情”，依然风风雨雨。
1979年底，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乡恋》大受欢Ó¬，但她采用的“气声”唱法招来激烈的指责、批判，被批判者指为“不符合社会主义艺术规律”的靡靡之音。李谷一甚至被说成“黄色歌女”，本人还险些丢了“饭碗”，甚至有“大人物”说：“台湾有个邓丽君，大陆有个李丽君。”不过，时代毕竟在进步，虽然她的歌声在“官媒”上被批被禁，但在民间依然“红火”：盒式录音机的普及使大街小巷响遍《乡恋》；李谷一参加演出时，不唱《乡恋》就下不了台，听众一遍遍高喊“乡恋”¡¬¡¬
1980年中秋节，海政文工团歌唱演员苏小明的《军港之夜》大获成功，成为传唱一时的热门歌曲。然而，由于《军港之夜》与传统军旅歌曲大不相同，词、曲充满抒情意味，并带流行歌曲风格，遭到一些领导、权威的严厉批评。海军某基地俱乐部一名战士因无意间在有线广播中播放了苏小明唱的《军港之夜》而受到处分，被关了禁闭。
然而，不论有关部门如何严厉批判、谆谆教导，大众还是喜欢这些抒情歌曲，传入中国大陆不久的“新技术”——盒式录音机使禁止这些歌曲的传播成为不可能。而且，一些媒体也表现出了难得的勇气，使这些歌曲获得“合法性”。1980年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主办的“听众最喜爱的15首广播歌曲”揭晓。这次评选活动共收到了25万封群众来信，入选的都是当时传唱一时的抒情歌曲，俗称“15首”。包括《祝酒歌》、《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再见吧，妈妈》、《泉水叮咚》、《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洁白的羽毛寄深情》、《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永远和你在一起》等。然而在当时，这个评选仍引发了争议，被视为集中反映了不健康思潮。由于有领导认为这个评选倾向不健康，入选歌曲思想性、艺术性不高，不同意对外发布，于是有人提出一个“平衡”办法，把排在第20位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排到第一。但一位工作人员大声说：“你们这是强奸民意！”此议遂罢。当时《周总理，你在哪里》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分别排在18和20位，音Ь领导于是提出将评15首改为20首评选，或者将这两首歌与《绒花》、《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替换。但《歌曲》的主编时乐蒙等人坚持应按Ô¬方案公布，中央广播电台方面也坚持Ô¬样发布，特别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全力支持，表示“就按群众的意见来”，最后15首广播歌曲才如实公布，但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副主任因此被某领导大会点名批评。（《老艺术家李谷一曾被指为“黄色歌女”》，《南方都市报 》2008年10月1日）
直到1981年春节晚会，《乡恋》才解禁。这年“春晚”，观众电话点播节目在春晚首度亮相，没想到点播量最大的竟是“禁歌”《乡恋》。面对如此强烈的民意压力，坐镇现场的广电部长吴冷西决心难下，最终还是下达了“播”的命令。央视“春晚”的播出，终使被禁几年的《乡恋》及“气声唱法”解禁。
苏小明与《军港之夜》的被禁，惊动了正在住院的海军司令员叶飞，他认为此歌很好，坚决表示支持，并在病房里接见了海政文工团的领导和苏小明。以叶飞将军的威望，苏小明与《军港之夜》终于解禁。
现在，一提起“新时期”，作为标志的不正是《妹妹找哥泪花流》、《太阳岛上》这类歌曲吗？还有几人会唱，或者想得起《打桩机在歌唱》、《姑娘驾起插秧船》、《我们的锻工班》呢？人们不应从中得到怎样才能真正繁荣文化的启示么？
四
不少文艺作品，都是有关领导一句话或“权威媒体”一篇文章就被禁；又都是有关领导一句话或“权威媒体”一播放，就被解禁。“禁”没有¾¬过任何必要的法律、法规程序，“解禁”自然也不可能¾¬过。当然，在三十多年前，拨乱反正正在进行，“人治”色彩仍重，必要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这种以权“禁止”、以权“解禁”的现象乍一下确难避免。但这毕竟不应是文化、艺术管理的常态。如果说三十几年前如此“人治”还有情可Ô¬，今天若仍靠人治而不是法治，则不能不令人遗憾和愤Ŭ。
法治是¾¬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而文化、艺术的发展繁荣，更需要法治的保护。因为文化、艺术是艺术家具有高度个性的精神产品，同时，每个“受众”都有个人的喜恶，领导也必然会有自己的喜恶、自己的政治和艺术标准。如果没有法治，就有可能发生领导将个人喜恶当作艺术家甚至社会应当接受的标准的情况，这无疑不利于文化、艺术的发展繁荣。在文化艺术方面，政府要禁止什么，一定要¾¬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并应公开被禁项目和Ô¬因。
文化繁荣最重要的是政策的宽松，允许新观念、新形式的表达探索。其实，不仅文学艺术如此，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同样如此。如果没有不同观念的表达，彼此碰撞、批评、驳难，学术界就会因Ѭ守旧，种种旧观念不能突破，根本无法创新，结果是全民族创造力的萎缩。如果没有全民族文化、知识、学术自由的探索、创新，文化就不可能繁荣。只有法治，才能保障这种宽松。
简言之，繁荣文化需要宽松的环境，宽松的环境需要法律的保障。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一
但对“文化”来说，宽松的环境比金钱更重要。文化史早已证明，文化繁荣的核心是个人的创造、技巧和才华的发挥，是艺术家艺术灵感的迸发和个性的张扬。只有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艺术家才能真正有所创造，施展艺术才华；哪里的环境宽松自由，艺术家自然趋之若鹜。法国巴黎之所以能成为文化意义上“19世纪的世界首都”（瓦尔特·本雅明语），即因长期以来巴黎为各地艺术家生存提供了最为无拘无束的环境。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世界各地的作家、诗人、艺术家无不向往巴黎；巴黎不能保证成功，却为成功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艺术家”甚至成为巴黎的一景，任那些服饰装扮奇特、举止怪异的艺术家自生自灭。对这些“艺术盲流”必然会带来的种种负面因素，巴黎也以“恶之花”待之。上世纪20年代留学巴黎的我国艺术大师庞薰琹回忆：巴黎的“À¬丁区”有开设在地下室的咖啡馆，成为生活极端穷困的艺术家聚会场所，有人朗诵自己的诗歌，有人廉价出卖自己的油»¬，有人À¬琴卖唱，更多的是在此以劣质咖啡打发时光或饮酒买醉。“巴黎为一些无名的、穷困的艺术家，创造了不少有利条件。在世界上大概再也找不到同样的地方”。“法国政府为艺术家造了不少工作室，有很讲究的，也有租价很便宜的”，还有专门为学生和贫穷艺术家开设的小»¬店。“巴黎大歌剧院规定非穿礼服不能进戏院看戏，但是对于»¬家，虽穿的破旧，允许他们楼上请坐”。一些艺术家为了迅速成名，则耍尽噱头，千方百计Ó¬合、取悦大众，庸俗不堪，然而，正是这种斑驳混杂的“混沌”状态，成就了巴黎的文化繁荣，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吸引力、影响力，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具有强大的“软力量”。
相反，如果把文化视为必须“严防死守”、时刻面对严峻“敌情”的“阵地”，要求所有作品都是“纯而又纯”、“完全正确”，要求所有艺术家都成为一架精密机器上的一个毫无个性的零件，结果必然是多年来全国只有几出“样板戏”，只有几张“样板»¬”。文化，终将完全萎缩、凋敝。几十年前“抒情歌曲”的命运，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歌颂祖国、领袖和革命战争为主题的抒情歌曲大量涌现。不过，这种感情的表达、抒发必须是以“集体”为主体，风格必须豪迈、昂扬，而以婉转、细腻风格表达“个人”情感以及对祖国、党、领袖情感的抒情歌曲，则遭到批判。
在这种情势下，那些真正抒发自我内心世界个性情感的歌曲屈指可数。但只要“气候合适”，总有艺术家要表现自己的艺术个性、才华，创作出广受听众喜爱的抒情歌曲。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初短暂“宽松”时期的《克À¬玛依之歌》、《草Ô¬之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马儿啊，你慢些走》、《送别》等堪称代表。
但顷刻之间，风向突变。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传达下来，从1964年开始，在歌曲领域展开了对“抒情”歌曲的批判。批判者认为“没有超阶级的抒情”，“世界上绝没有一支歌曲，能打动各阶级的人，能唤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共同感情。”“无产阶级认为有害的，资产阶级把它当做‘宝贝’，无产阶级认为优秀的，资产阶级都要千方百计地消灭它。因此，凡是抒资产阶级之情的，凡是资产阶级所欣赏的艺术趣味，我们革命青年就应加以排斥，并与之斗争到底。”一大批受到群众欢Ó¬的抒情歌曲都遭到点名批判。在这种背景下，甚至连《马儿呀，你慢些走》都被认为“内容是歌颂祖国的伟大变化，它们的基本情调是健康的，只是歌词或曲调方面有某些缺点”。
《马儿啊，你慢些走》能一时幸免于难，不知与周恩来总理甚爱此歌有无关系，因他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赞扬此歌的调子是“集南北之大成”，多次点唱这首歌。或许正因如此，所以对歌曲缺点的“改正”就完全集中于歌词。1965年第4期《歌曲》刊登了集体改写的“政治正确”的“定本”。将新旧两个版本详加对照，便可体会出当时“政治标准”越来越教条、文艺管制越来越严酷的倾向。旧版“我要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改为“我要把这壮丽的景色看个够”，“肥沃的大地好像是浸透的油”改为“社会主义建设改换了天地”，“良田万亩好像是用黄金铺就”改成“劳动的歌声响遍了田野山头”，“没见过青山滴翠美如»¬”改为“没见过一队队汽车云中走”，“没见过人在»¬中闹丰收”改为“没见过千里平川跑铁牛”。“没见过绿草茵茵如丝毯”改为“没见过渠水滚滚山上绕”，“没见过绿丝毯上放马牛”改为“没见过田旱水涝保丰收”，“没见过万绿丛中有新村”改为“没见过深山密林修工厂”，“没见过槟榔树下有竹楼,有竹楼”改为“没见过公路通到深山沟，深山沟”，“这一条林荫小道多清幽”改为“我要把这大好的风光看个够”，“别让马铃敲碎林中的寂静”改为“风吹那稻麦卷起了千重浪”。“你看那姑娘正啊在楼前刺绣”改为“漫山遍野沉甸甸果实压弯了枝头”，“路旁的小溪拨动了琴弦, 好像是为姑娘的歌声伴奏”改为“碧绿的草地上牛羊成群走 ，新修的水库中鱼儿尽情游”，“晚风扬起了温柔的翅膀, 永远随我的马儿走” 改为“场院上男女民兵练武艺，田野里干部社员同挥锄头”。
“文革”确已呼之欲出了。不过，改词后尽量“突出政治”的《马儿啊，你慢些走》在“文革”中依然未能幸免于难。也难怪，当时连《红珊瑚》、《红梅赞》、《十送红军》¡¬¡¬都被批被禁，此歌被禁实属自然。以“语录歌”、“造反歌”为代表的“高、快、硬、响”，一时成为歌曲的“标准”。
贫乏、枯燥、单调，就是当时的文化标志。
三
改革开放后，文艺环境较前大为宽松。但歌曲的“抒情”，依然风风雨雨。
1979年底，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乡恋》大受欢Ó¬，但她采用的“气声”唱法招来激烈的指责、批判，被批判者指为“不符合社会主义艺术规律”的靡靡之音。李谷一甚至被说成“黄色歌女”，本人还险些丢了“饭碗”，甚至有“大人物”说：“台湾有个邓丽君，大陆有个李丽君。”不过，时代毕竟在进步，虽然她的歌声在“官媒”上被批被禁，但在民间依然“红火”：盒式录音机的普及使大街小巷响遍《乡恋》；李谷一参加演出时，不唱《乡恋》就下不了台，听众一遍遍高喊“乡恋”¡¬¡¬
1980年中秋节，海政文工团歌唱演员苏小明的《军港之夜》大获成功，成为传唱一时的热门歌曲。然而，由于《军港之夜》与传统军旅歌曲大不相同，词、曲充满抒情意味，并带流行歌曲风格，遭到一些领导、权威的严厉批评。海军某基地俱乐部一名战士因无意间在有线广播中播放了苏小明唱的《军港之夜》而受到处分，被关了禁闭。
然而，不论有关部门如何严厉批判、谆谆教导，大众还是喜欢这些抒情歌曲，传入中国大陆不久的“新技术”——盒式录音机使禁止这些歌曲的传播成为不可能。而且，一些媒体也表现出了难得的勇气，使这些歌曲获得“合法性”。1980年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主办的“听众最喜爱的15首广播歌曲”揭晓。这次评选活动共收到了25万封群众来信，入选的都是当时传唱一时的抒情歌曲，俗称“15首”。包括《祝酒歌》、《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再见吧，妈妈》、《泉水叮咚》、《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洁白的羽毛寄深情》、《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永远和你在一起》等。然而在当时，这个评选仍引发了争议，被视为集中反映了不健康思潮。由于有领导认为这个评选倾向不健康，入选歌曲思想性、艺术性不高，不同意对外发布，于是有人提出一个“平衡”办法，把排在第20位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排到第一。但一位工作人员大声说：“你们这是强奸民意！”此议遂罢。当时《周总理，你在哪里》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分别排在18和20位，音Ь领导于是提出将评15首改为20首评选，或者将这两首歌与《绒花》、《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替换。但《歌曲》的主编时乐蒙等人坚持应按Ô¬方案公布，中央广播电台方面也坚持Ô¬样发布，特别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全力支持，表示“就按群众的意见来”，最后15首广播歌曲才如实公布，但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副主任因此被某领导大会点名批评。（《老艺术家李谷一曾被指为“黄色歌女”》，《南方都市报 》2008年10月1日）
直到1981年春节晚会，《乡恋》才解禁。这年“春晚”，观众电话点播节目在春晚首度亮相，没想到点播量最大的竟是“禁歌”《乡恋》。面对如此强烈的民意压力，坐镇现场的广电部长吴冷西决心难下，最终还是下达了“播”的命令。央视“春晚”的播出，终使被禁几年的《乡恋》及“气声唱法”解禁。
苏小明与《军港之夜》的被禁，惊动了正在住院的海军司令员叶飞，他认为此歌很好，坚决表示支持，并在病房里接见了海政文工团的领导和苏小明。以叶飞将军的威望，苏小明与《军港之夜》终于解禁。
现在，一提起“新时期”，作为标志的不正是《妹妹找哥泪花流》、《太阳岛上》这类歌曲吗？还有几人会唱，或者想得起《打桩机在歌唱》、《姑娘驾起插秧船》、《我们的锻工班》呢？人们不应从中得到怎样才能真正繁荣文化的启示么？
四
不少文艺作品，都是有关领导一句话或“权威媒体”一篇文章就被禁；又都是有关领导一句话或“权威媒体”一播放，就被解禁。“禁”没有¾¬过任何必要的法律、法规程序，“解禁”自然也不可能¾¬过。当然，在三十多年前，拨乱反正正在进行，“人治”色彩仍重，必要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这种以权“禁止”、以权“解禁”的现象乍一下确难避免。但这毕竟不应是文化、艺术管理的常态。如果说三十几年前如此“人治”还有情可Ô¬，今天若仍靠人治而不是法治，则不能不令人遗憾和愤Ŭ。
法治是¾¬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而文化、艺术的发展繁荣，更需要法治的保护。因为文化、艺术是艺术家具有高度个性的精神产品，同时，每个“受众”都有个人的喜恶，领导也必然会有自己的喜恶、自己的政治和艺术标准。如果没有法治，就有可能发生领导将个人喜恶当作艺术家甚至社会应当接受的标准的情况，这无疑不利于文化、艺术的发展繁荣。在文化艺术方面，政府要禁止什么，一定要¾¬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并应公开被禁项目和Ô¬因。
文化繁荣最重要的是政策的宽松，允许新观念、新形式的表达探索。其实，不仅文学艺术如此，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同样如此。如果没有不同观念的表达，彼此碰撞、批评、驳难，学术界就会因Ѭ守旧，种种旧观念不能突破，根本无法创新，结果是全民族创造力的萎缩。如果没有全民族文化、知识、学术自由的探索、创新，文化就不可能繁荣。只有法治，才能保障这种宽松。
简言之，繁荣文化需要宽松的环境，宽松的环境需要法律的保障。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