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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一个来自圣多明各的女孩，15岁时去了巴黎，读了书，开了眼界，结识了不少人。她长相漂亮，生性浪漫，自然，人缘很好，追求者众。那时，她经常出入某将军夫人的沙龙，偶遇了一个法国作家。此人身材矮小，四十开外，有些发福，颇显寒酸，爱发牢骚，写了些无人想读的垃圾，诸如传记和旅游小册子之类的东西。
女孩学成回岛，作家的情书也如雪花般飘然而至。相比于做爱，他似乎更擅长谈爱。1831年的一天，他从巴黎寄来了一部小说，扉页特意标了一个页码。女孩心领神会，翻到那一页，果然发现两段话，做了记号。她读完后，立即将珍藏的所有情书找出来，连同这部小说，付之一炬。一段浪漫的异国情缘就此烟灭。
这位作家的本名叫亨利·贝尔，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司汤达。他送的那部小说名叫《红与黑》。
司汤达写了怎样两段话，杀伤力如此巨大，令心上人立刻恩断义绝？这两段话正好发生在情节的高潮部分，于连在“深夜一点钟”爬进了玛蒂尔德小姐的闺房。为了免得人生疑，玛蒂尔德小姐吩咐于连将绳梯抛在墙外的花床中。于连为退路而担心，“我的怎么出去？”于连学着克里奥尔语，开玩笑地说。（家里有一个侍女出生在圣多明各。）
“您得从门口出去，”玛蒂尔德说，对这个主意感到很满意。
原来，司汤达将自己和情人在将军府的对话移花接木，安插在了小说里。但他没有简单地袭用对话，而是采取了旁白“学着克里奥尔语”和插注“家里有一个侍女出生在圣多明各”的形式，显明了情人的身份和地位。
这段异国情缘不是平等的。它摆脱不了语言、文化、政治的差异属性。纵然貌美如花，这个圣多明各的女孩，在其貌不扬的司汤达眼中，依然是爱情的“侍女”。在他的风流史中，她不过是用来“开玩笑”的过客。哪怕她倾注全部真情，在他的笔下，也不过是一点旁白和插注。只不过让人觉得反讽的是，当司汤达在文本中用意淫的笔法“对这个主意感到很满意”，幻想心上人随后说出“啊！这个人多么配得上我的全部爱情啊！”在文本之外，在千里之外，却遭到了无言的强力反击。
上面这则轶事见于奈保尔的小说《模仿人》。小说的主人公辛格同样来自圣多明各地区的伊萨贝拉岛。他在决定留学英伦前，前去拜望了岛上一家具有法国血统的望族。轶事中的女孩是这家望族的先辈。听到这则轶事，辛格的第一反应是，我们岛上的历史居然与世界的历史如此“切近”。因为年轻，他毕竟还没有听出这故事的弦外之音：伊萨贝拉岛的历史，如那个美丽的女孩一样，不也是这世界历史的旁白和插注？
二
当辛格明白这个道理时，他已年过四十。这年岁正是叙事的始发点。《模仿人》采取了回忆的视角，书写了个人的命运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伊萨贝拉岛的历史。
小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主人公在英留学、娶妻、回岛、创业、离婚；第二部分写童年，中小学教育直到出发留学；第三部分写离婚后投身政坛到主动引退、寓居英伦进行写作。从英伦始，到英伦终，文本框架构成了一个大圆，而在这大圆中，又有无数的小圆，如结婚到离婚，从政与退隐，环环相扣，既见出了作者叙事技巧的高超既凸显出了作者叙事技巧的高超，也暗喻了生命的无穷轮回。
与奈保尔一样，辛格的祖辈是从印度移民到这个种植园殖民地。他的父亲是一个穷教书先生，母亲家则是岛上屈指可数的“百万富翁”。由于当时岛上“嫌贫爱富”的风气，辛格从小就刻意隐讳父亲的血统，处处炫耀母亲的家世。这令他和父亲的关系十分紧张。在婚前，老辛格原本是前途十分看好的传教士，但自娶妻生子后，事业一落千丈，只能在清水衙门的教育部门谋个差事，这令他在丈人面前始终抬不起头。由于倍受羞辱，他一怒之下，断了与这门亲戚的往来。
父母的婚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年幼主人公性格的发展。他变得敏感而内向。童年，在他的记忆中，充满了“挫败、迷惘和孤单”，由于无人倾诉，他只好将秘密埋在心头，为此，滋生出了沉重的“罪孽感”。他最不敢说出口的秘密，是觉得自己被上天“选中”，受到眷顾，而上天如隐蔽的镜头，在时刻记录他的一切所作所为。这些秘密滋生了他的幻想，他觉得所生活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幻影；他要追求的真实世界，在别处。他渴望长大，在成年后没有秘密的“透明空气”中自由呼吸。他想到的是逃离，是永远与这岛屿说再见，开始全新的生活。伦敦成了他的首选之地，因为这是“伟大的城市、世界的中心”。
正如所有来到帝国中心的海外游子，经历了最初的兴奋之后，终究会直面冰冷的现实：“简陋的租屋，紧闭的门窗，肮脏的天花，破烂的窗帘，疲惫的旅行”。
辛格原本以为在这里能够找到他所寻觅的安定生活，结果体验到的是这座城市给他的伤害、痛苦和迷惘，“在其中，我只是幽灵、崩溃、盲目的流体”。他无心向学，于是选择了纨绔子弟形象，期望在声色犬马的岁月中，努力给自己一个身份。他没有灵魂的身躯漂流在一间间陌生的屋里，与妓女交媾。直到有一天，他碰到了同病相怜的英国同学桑德拉。他们迅速结合。
获得学位后，辛格带着新婚妻子，离开了“地狱般”的伦敦，回到他原以为已经永远离开的故土。此时，二战已经结束。战争改变了岛上的经济生态。英国势力大规模地退出，美国势力顺势而入。辛格抓住商机，投身房地产业，短短五年间，就跻身岛上富人阶层行列。
辛格在回首人生、盘点这段创业之时，总结说，他的成功靠的不是野心、不是图谋，而是天意。胜，不足喜，败，也不可悲。婚姻亦然。事业的火花，没有照亮婚姻的前途。文化的差异，最终导致这段长达五六年的婚姻黯然收场。桑德拉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次漂流。而辛格也把这段婚姻当成是“人生的插曲”。他要迈出家庭的小空间，走向社会政治的大舞台。
三
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将“民族主义”运动史分成了四波。第一波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美洲出现的新兴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称为“美洲模式”；第二波是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群众性的语言民族主义，简称“欧洲模式”；第三波是19世纪下半叶的官方民族主义，简称“俄罗斯模式”；第四波是20世纪以来的亚非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简称“亚非模式”。这四波前后相续，有共性，也有差异性；由于有前车可鉴，新一波民族主义运动都可谓是前一波民族主义运动的“盗版”或“拷贝”。 奈保尔笔下的伊萨贝拉岛是以其出生地特立尼达为蓝本。伊萨贝拉岛上的政治风云自然也是特立尼达的折射。尽管伊萨贝拉岛处于中美洲，但从民族主义运动史的角度来说，属于第四波。照此说来，小说标题中的“模仿人”，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在“盗版”前几波民族主义运动的经验。
伊萨贝拉岛是个由八方汇聚的移民岛，岛上有非洲来的黑人、欧洲来的白人、亚洲来的黄色人种，还有混血人种。在殖民时期，由于有宗主国的武力压制或善意庇护，加上殖民地政府的“怀柔政策”，一时倒也相安无事。尽管辛格一心想逃离，他也只是从个人生活而言，觉得无聊而已；谈到殖民时期的政治，还是承认，那时可说是“善治”。在岛上一些望族看来，殖民时期的伊萨贝拉岛，非但不是“沉舟”，相反却近乎“天堂”。
为了殖民的需要，宗主国自然是要选择削弱岛民政治能力的策略。因此，老辛格的反抗，只是潜意识的发作，并非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觉醒。岛上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必然要寄希望于辛格这样的年轻一代。他们精通双语，是殖民地的精英，有在宗主国受教育的经历，有机会接触欧洲历史与文化，接触百年来民族主义的思想、语汇和行动模式。另一方面，歧视性的殖民地行政体系和教育体系，使他们难以在宗主国立足、晋升。他们的“朝圣之旅”受到种种因素的宰制。正如辛格在伦敦留学期间，尝到的“挫败和压抑”。这样，他们的社会政治流动空间也就局限于殖民地的范围之内。这殖民地也就成了“想象的共同体”的边界。共同的殖民语言、共同的情感经历、共同的殖民地域，为这些殖民地精英打造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提供了历史机遇。
辛格等人也的确抓住了历史机遇。他甚至认为，不是英雄创造了历史，而是历史成就了英雄。然而，新政权的建立，并不自动意味着新生活、新时代的到来。破易，立难；打江山易，坐江山难。他们做好了准备吗？
奈保尔断然否认。祸根早就埋下。柏拉图勾勒出了从民主到独裁的堕落路径。他重点考察了民主领袖的心理变化轨迹。先是投民众所欲，靠蛊惑之力弄权；接下来是巧取豪夺，大兴杀戮；最后是成为欲望之奴，无路可走，只有在暴力的血泊中前行。《模仿人》中伊萨贝拉岛的建国历程，基本就遵循了这样的演变。
辛格在谈及政客时说，他们是一帮善于“无中生有”的人，做的是投机倒把的生意。当然，最一本万利的是，用言词来煽动群众。他后来意识到，为了夺取政权，他们许下了许多“不诚实”的诺言。然而，真正的治国之术，不仅是深谙群众心理学这么简单。在承诺破灭之日，也就是民怨滋生之时。如今，攻守易位。掌握到权力甜头的新贵，岂肯轻易罢手？他们要为诺言的破产寻找替罪羊。于是借机制造国内外的敌人，转移民众的视线。最容易的策略就是捏造各类敌人，图谋颠覆新生政权，接着大量举发人民的敌人，开展一连串的叛国审判。在这过程中，民众领袖开始尝到杀戮的腥甜。而捏造阴谋，是把双刃剑，可以催生各种真正的国内外敌人。倒台的阶级、实势的政客、被抄家的资本家，要么逃亡，要么蛰伏，里应外合，一旦形成气候，国内政局就将风声鹤唳。
随着国内政局的紧张，民主领袖不得不采取更高压的政策，他举目所见，都是真实或潜在的敌人，在此心态下，更加杯弓蛇影，弄得道路以目，人人自危。辛格虽然与新政权的领袖布朗有同窗之谊，但在建政之后，依然避免不了渐行渐远。亲密战友，很可能转化为最致命的敌人。民贼独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辛格深谙进退之道。他选择了激流勇退。
在伊萨贝拉这样的岛国，在后殖民的语境中，注定要走很长一段弯路。不是一个政治成熟的单一民族国家，而是一个由语言、信仰、习俗、文化混杂的多民族构成的国家，新生的政权既无深厚的民意支持，也无强壮的武力拱卫境内和平和境外冲突，难免给人“回天乏术”之感。难怪，悲观的辛格悲叹：“我们摧毁了过去，却没有创造出未来。”许多论者可能会因此指责辛格（甚至奈保尔）的短视，但正如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公正地指出，奈保尔至少“迫使我们更加正视世界上那些受压抑的历史”。
四
奈保尔擅长描写后殖民的困境。旧的世界已经毁灭，新的世界却没有建立。在如此尴尬的时间里，社会、伦理和政治的生活都极不确定。尤其是生活在一个伊萨贝拉这样狭小、荒凉的岛国，人物在摸索自己的身份时，更容易陷入政治的冲突和纠葛，从而加剧了命运的险境，使人物的行为变得更不可测。
辛格摆脱不了大祸临头的“末世”心态。小说中，他多次将伊萨贝拉岛比喻为“沉舟”。他在现世的生命，不过是暂时的苟延残喘，得过且过的“漂流”。无论是“漂流”到世界的中心，还是“漂流”在世界的边缘，他都无法找到安顿身心之所。天下之大，对于栖遑的浪子，竟然无立锥之地。
最后，他只好求助于写作。既然他说自己是“动荡”的牺牲品，自然，“动荡”成为他写作的主题。写作提供了凝神静思的可能，可以重新编织漂泊破碎人生的经纬，将动荡的生活凝固成一张张可以审视细察的切片。所以，写作既提供了奢侈的“宁静”，也提供了“反思”的良机。在人生的切片上，他看到一个个孤立的意象：迷惘少年、纨绔浪子、财富新贵、民主斗士、失意政客、憔悴骚人……这种疯狂的“自我重塑”，正是“异化的特殊形式”。
辛格在政治的光荣时刻，选择了全“身”而退。先前，在心灵迷惑之时，他还能从身体最原始的性兴奋中找到刺激和安慰，而如今，连情欲也寂灭，身心算是彻底地孤独了。整部小说，弥漫了浓厚忧伤。辛格在反思来路时，曾经提到古希腊的一句格言，“幸福人生的首要条件，是生在一个著名的城邦。”经过漫长的漂流，他悟出了这句格言自身的逻辑和真理。他感叹“希腊人是明智的”。而他，由于生在一个无名的岛屿，一个蛮荒的殖民地，也就注定了漂泊动荡。
德国哲人赫尔德说，“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辛格的所有痛苦，归根结底，最终还是“乡愁”所染 。归途无计。乡心无寄。即便归去，依然是“恐惧”，是“双重的挫败”和“孪生的威胁”，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人生如寄，多忧何为？”既然我的世界不在此世，那也就铲除了“乡土”的观念，不再执著于“乡愁”。奈保尔可能因此而解脱。但他笔下的人物，包括辛格，却没有。读他小说的今日读者，在全球化的浪潮日高，在流亡与漂泊的阅历日多，美丽而高贵的“乡愁”怎会轻易释怀？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实习编辑 李楠）
有一个来自圣多明各的女孩，15岁时去了巴黎，读了书，开了眼界，结识了不少人。她长相漂亮，生性浪漫，自然，人缘很好，追求者众。那时，她经常出入某将军夫人的沙龙，偶遇了一个法国作家。此人身材矮小，四十开外，有些发福，颇显寒酸，爱发牢骚，写了些无人想读的垃圾，诸如传记和旅游小册子之类的东西。
女孩学成回岛，作家的情书也如雪花般飘然而至。相比于做爱，他似乎更擅长谈爱。1831年的一天，他从巴黎寄来了一部小说，扉页特意标了一个页码。女孩心领神会，翻到那一页，果然发现两段话，做了记号。她读完后，立即将珍藏的所有情书找出来，连同这部小说，付之一炬。一段浪漫的异国情缘就此烟灭。
这位作家的本名叫亨利·贝尔，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司汤达。他送的那部小说名叫《红与黑》。
司汤达写了怎样两段话，杀伤力如此巨大，令心上人立刻恩断义绝？这两段话正好发生在情节的高潮部分，于连在“深夜一点钟”爬进了玛蒂尔德小姐的闺房。为了免得人生疑，玛蒂尔德小姐吩咐于连将绳梯抛在墙外的花床中。于连为退路而担心，“我的怎么出去？”于连学着克里奥尔语，开玩笑地说。（家里有一个侍女出生在圣多明各。）
“您得从门口出去，”玛蒂尔德说，对这个主意感到很满意。
原来，司汤达将自己和情人在将军府的对话移花接木，安插在了小说里。但他没有简单地袭用对话，而是采取了旁白“学着克里奥尔语”和插注“家里有一个侍女出生在圣多明各”的形式，显明了情人的身份和地位。
这段异国情缘不是平等的。它摆脱不了语言、文化、政治的差异属性。纵然貌美如花，这个圣多明各的女孩，在其貌不扬的司汤达眼中，依然是爱情的“侍女”。在他的风流史中，她不过是用来“开玩笑”的过客。哪怕她倾注全部真情，在他的笔下，也不过是一点旁白和插注。只不过让人觉得反讽的是，当司汤达在文本中用意淫的笔法“对这个主意感到很满意”，幻想心上人随后说出“啊！这个人多么配得上我的全部爱情啊！”在文本之外，在千里之外，却遭到了无言的强力反击。
上面这则轶事见于奈保尔的小说《模仿人》。小说的主人公辛格同样来自圣多明各地区的伊萨贝拉岛。他在决定留学英伦前，前去拜望了岛上一家具有法国血统的望族。轶事中的女孩是这家望族的先辈。听到这则轶事，辛格的第一反应是，我们岛上的历史居然与世界的历史如此“切近”。因为年轻，他毕竟还没有听出这故事的弦外之音：伊萨贝拉岛的历史，如那个美丽的女孩一样，不也是这世界历史的旁白和插注？
二
当辛格明白这个道理时，他已年过四十。这年岁正是叙事的始发点。《模仿人》采取了回忆的视角，书写了个人的命运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伊萨贝拉岛的历史。
小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主人公在英留学、娶妻、回岛、创业、离婚；第二部分写童年，中小学教育直到出发留学；第三部分写离婚后投身政坛到主动引退、寓居英伦进行写作。从英伦始，到英伦终，文本框架构成了一个大圆，而在这大圆中，又有无数的小圆，如结婚到离婚，从政与退隐，环环相扣，既见出了作者叙事技巧的高超既凸显出了作者叙事技巧的高超，也暗喻了生命的无穷轮回。
与奈保尔一样，辛格的祖辈是从印度移民到这个种植园殖民地。他的父亲是一个穷教书先生，母亲家则是岛上屈指可数的“百万富翁”。由于当时岛上“嫌贫爱富”的风气，辛格从小就刻意隐讳父亲的血统，处处炫耀母亲的家世。这令他和父亲的关系十分紧张。在婚前，老辛格原本是前途十分看好的传教士，但自娶妻生子后，事业一落千丈，只能在清水衙门的教育部门谋个差事，这令他在丈人面前始终抬不起头。由于倍受羞辱，他一怒之下，断了与这门亲戚的往来。
父母的婚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年幼主人公性格的发展。他变得敏感而内向。童年，在他的记忆中，充满了“挫败、迷惘和孤单”，由于无人倾诉，他只好将秘密埋在心头，为此，滋生出了沉重的“罪孽感”。他最不敢说出口的秘密，是觉得自己被上天“选中”，受到眷顾，而上天如隐蔽的镜头，在时刻记录他的一切所作所为。这些秘密滋生了他的幻想，他觉得所生活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幻影；他要追求的真实世界，在别处。他渴望长大，在成年后没有秘密的“透明空气”中自由呼吸。他想到的是逃离，是永远与这岛屿说再见，开始全新的生活。伦敦成了他的首选之地，因为这是“伟大的城市、世界的中心”。
正如所有来到帝国中心的海外游子，经历了最初的兴奋之后，终究会直面冰冷的现实：“简陋的租屋，紧闭的门窗，肮脏的天花，破烂的窗帘，疲惫的旅行”。
辛格原本以为在这里能够找到他所寻觅的安定生活，结果体验到的是这座城市给他的伤害、痛苦和迷惘，“在其中，我只是幽灵、崩溃、盲目的流体”。他无心向学，于是选择了纨绔子弟形象，期望在声色犬马的岁月中，努力给自己一个身份。他没有灵魂的身躯漂流在一间间陌生的屋里，与妓女交媾。直到有一天，他碰到了同病相怜的英国同学桑德拉。他们迅速结合。
获得学位后，辛格带着新婚妻子，离开了“地狱般”的伦敦，回到他原以为已经永远离开的故土。此时，二战已经结束。战争改变了岛上的经济生态。英国势力大规模地退出，美国势力顺势而入。辛格抓住商机，投身房地产业，短短五年间，就跻身岛上富人阶层行列。
辛格在回首人生、盘点这段创业之时，总结说，他的成功靠的不是野心、不是图谋，而是天意。胜，不足喜，败，也不可悲。婚姻亦然。事业的火花，没有照亮婚姻的前途。文化的差异，最终导致这段长达五六年的婚姻黯然收场。桑德拉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次漂流。而辛格也把这段婚姻当成是“人生的插曲”。他要迈出家庭的小空间，走向社会政治的大舞台。
三
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将“民族主义”运动史分成了四波。第一波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美洲出现的新兴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称为“美洲模式”；第二波是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群众性的语言民族主义，简称“欧洲模式”；第三波是19世纪下半叶的官方民族主义，简称“俄罗斯模式”；第四波是20世纪以来的亚非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简称“亚非模式”。这四波前后相续，有共性，也有差异性；由于有前车可鉴，新一波民族主义运动都可谓是前一波民族主义运动的“盗版”或“拷贝”。 奈保尔笔下的伊萨贝拉岛是以其出生地特立尼达为蓝本。伊萨贝拉岛上的政治风云自然也是特立尼达的折射。尽管伊萨贝拉岛处于中美洲，但从民族主义运动史的角度来说，属于第四波。照此说来，小说标题中的“模仿人”，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在“盗版”前几波民族主义运动的经验。
伊萨贝拉岛是个由八方汇聚的移民岛，岛上有非洲来的黑人、欧洲来的白人、亚洲来的黄色人种，还有混血人种。在殖民时期，由于有宗主国的武力压制或善意庇护，加上殖民地政府的“怀柔政策”，一时倒也相安无事。尽管辛格一心想逃离，他也只是从个人生活而言，觉得无聊而已；谈到殖民时期的政治，还是承认，那时可说是“善治”。在岛上一些望族看来，殖民时期的伊萨贝拉岛，非但不是“沉舟”，相反却近乎“天堂”。
为了殖民的需要，宗主国自然是要选择削弱岛民政治能力的策略。因此，老辛格的反抗，只是潜意识的发作，并非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觉醒。岛上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必然要寄希望于辛格这样的年轻一代。他们精通双语，是殖民地的精英，有在宗主国受教育的经历，有机会接触欧洲历史与文化，接触百年来民族主义的思想、语汇和行动模式。另一方面，歧视性的殖民地行政体系和教育体系，使他们难以在宗主国立足、晋升。他们的“朝圣之旅”受到种种因素的宰制。正如辛格在伦敦留学期间，尝到的“挫败和压抑”。这样，他们的社会政治流动空间也就局限于殖民地的范围之内。这殖民地也就成了“想象的共同体”的边界。共同的殖民语言、共同的情感经历、共同的殖民地域，为这些殖民地精英打造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提供了历史机遇。
辛格等人也的确抓住了历史机遇。他甚至认为，不是英雄创造了历史，而是历史成就了英雄。然而，新政权的建立，并不自动意味着新生活、新时代的到来。破易，立难；打江山易，坐江山难。他们做好了准备吗？
奈保尔断然否认。祸根早就埋下。柏拉图勾勒出了从民主到独裁的堕落路径。他重点考察了民主领袖的心理变化轨迹。先是投民众所欲，靠蛊惑之力弄权；接下来是巧取豪夺，大兴杀戮；最后是成为欲望之奴，无路可走，只有在暴力的血泊中前行。《模仿人》中伊萨贝拉岛的建国历程，基本就遵循了这样的演变。
辛格在谈及政客时说，他们是一帮善于“无中生有”的人，做的是投机倒把的生意。当然，最一本万利的是，用言词来煽动群众。他后来意识到，为了夺取政权，他们许下了许多“不诚实”的诺言。然而，真正的治国之术，不仅是深谙群众心理学这么简单。在承诺破灭之日，也就是民怨滋生之时。如今，攻守易位。掌握到权力甜头的新贵，岂肯轻易罢手？他们要为诺言的破产寻找替罪羊。于是借机制造国内外的敌人，转移民众的视线。最容易的策略就是捏造各类敌人，图谋颠覆新生政权，接着大量举发人民的敌人，开展一连串的叛国审判。在这过程中，民众领袖开始尝到杀戮的腥甜。而捏造阴谋，是把双刃剑，可以催生各种真正的国内外敌人。倒台的阶级、实势的政客、被抄家的资本家，要么逃亡，要么蛰伏，里应外合，一旦形成气候，国内政局就将风声鹤唳。
随着国内政局的紧张，民主领袖不得不采取更高压的政策，他举目所见，都是真实或潜在的敌人，在此心态下，更加杯弓蛇影，弄得道路以目，人人自危。辛格虽然与新政权的领袖布朗有同窗之谊，但在建政之后，依然避免不了渐行渐远。亲密战友，很可能转化为最致命的敌人。民贼独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辛格深谙进退之道。他选择了激流勇退。
在伊萨贝拉这样的岛国，在后殖民的语境中，注定要走很长一段弯路。不是一个政治成熟的单一民族国家，而是一个由语言、信仰、习俗、文化混杂的多民族构成的国家，新生的政权既无深厚的民意支持，也无强壮的武力拱卫境内和平和境外冲突，难免给人“回天乏术”之感。难怪，悲观的辛格悲叹：“我们摧毁了过去，却没有创造出未来。”许多论者可能会因此指责辛格（甚至奈保尔）的短视，但正如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公正地指出，奈保尔至少“迫使我们更加正视世界上那些受压抑的历史”。
四
奈保尔擅长描写后殖民的困境。旧的世界已经毁灭，新的世界却没有建立。在如此尴尬的时间里，社会、伦理和政治的生活都极不确定。尤其是生活在一个伊萨贝拉这样狭小、荒凉的岛国，人物在摸索自己的身份时，更容易陷入政治的冲突和纠葛，从而加剧了命运的险境，使人物的行为变得更不可测。
辛格摆脱不了大祸临头的“末世”心态。小说中，他多次将伊萨贝拉岛比喻为“沉舟”。他在现世的生命，不过是暂时的苟延残喘，得过且过的“漂流”。无论是“漂流”到世界的中心，还是“漂流”在世界的边缘，他都无法找到安顿身心之所。天下之大，对于栖遑的浪子，竟然无立锥之地。
最后，他只好求助于写作。既然他说自己是“动荡”的牺牲品，自然，“动荡”成为他写作的主题。写作提供了凝神静思的可能，可以重新编织漂泊破碎人生的经纬，将动荡的生活凝固成一张张可以审视细察的切片。所以，写作既提供了奢侈的“宁静”，也提供了“反思”的良机。在人生的切片上，他看到一个个孤立的意象：迷惘少年、纨绔浪子、财富新贵、民主斗士、失意政客、憔悴骚人……这种疯狂的“自我重塑”，正是“异化的特殊形式”。
辛格在政治的光荣时刻，选择了全“身”而退。先前，在心灵迷惑之时，他还能从身体最原始的性兴奋中找到刺激和安慰，而如今，连情欲也寂灭，身心算是彻底地孤独了。整部小说，弥漫了浓厚忧伤。辛格在反思来路时，曾经提到古希腊的一句格言，“幸福人生的首要条件，是生在一个著名的城邦。”经过漫长的漂流，他悟出了这句格言自身的逻辑和真理。他感叹“希腊人是明智的”。而他，由于生在一个无名的岛屿，一个蛮荒的殖民地，也就注定了漂泊动荡。
德国哲人赫尔德说，“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辛格的所有痛苦，归根结底，最终还是“乡愁”所染 。归途无计。乡心无寄。即便归去，依然是“恐惧”，是“双重的挫败”和“孪生的威胁”，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人生如寄，多忧何为？”既然我的世界不在此世，那也就铲除了“乡土”的观念，不再执著于“乡愁”。奈保尔可能因此而解脱。但他笔下的人物，包括辛格，却没有。读他小说的今日读者，在全球化的浪潮日高，在流亡与漂泊的阅历日多，美丽而高贵的“乡愁”怎会轻易释怀？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实习编辑 李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