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一种“以俄为师”:民国基督建苏俄现的转变(1918—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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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的爆发将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使苏俄成为在华中外基督徒关注的焦点。在20世纪20年代,少数基督徒已认可苏俄革命的积极意义,但真正给基督徒的苏俄观带来巨大转折的是30年代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促使基督徒对苏联的赞美达到一个高潮,并积极呼吁中国向苏联学习,借以改造基督教,将苏联视为思考“中国向何处去”及基督教身份重构的参照,以至最终影响到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迎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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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历史,2014年既是新中国成立65周年、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又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广大党史工作者秉承求真求实、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理念,在文献编辑、论著出版、成果发表、专题研究、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许多新的成就。本文以2014年中国大陆地区公开出版物为评述对象,回顾中共党史研究的概况和成就,总结其研究特点和发展趋势,以有助于学界对于其研究进展的了解。
2015年10月19日至23日,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和宣教局举办了全国党史期刊编辑培训班,共有来自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副省级城市党史报刊的55位学员参加了培训。
作为一名治中国当代史的海外同行,我与王海光教授就国内外研究历史的方法问题有过多次深入交流,有很多共同的认识。所以,读到王海光教授的《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采薇》一书,我很有些会心之处。这本书包括了撷史、评史、治史三个部分,分别讲的是史料处理、史书写作和治史方法,史学的三要素都在其中了。书中有许多作者治史的经验之谈,不乏认识上的真知灼见,无论是学界的权威人士,还是有兴趣的爱好者,开卷均可获益。我在此想从两个方面谈一下这本书:一是技术层面的,即史料处理和史书写作的问题;
北京辅仁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正式接办的第一所教会大学。有学者认为,辅仁大学事件是新中国“轰轰烈烈的收回接受外国津贴学校运动”的起点。但事实并非如此,辅仁大学事件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教会大学的政策出现变化的结果,而是教会撤资后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北平解放后,辅仁大学的天主教办学精神逐渐褪去。为维系辅仁的天主教办学精神,教会方面选择以停止提供办学经费向学校和政府施压,最终酿成事端。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①这个论断促进了对新中国60多年经济史的研究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开辟专栏从前后两个三十年的角度纪念改革开放35年。
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习仲勋诞辰100周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本年度的党史研究以这些纪念活动为重点展开,公开发表了不少颇有特点和学术价值的党史论著,在多个方面取得了进展。
学习理论,学习领导讲话,学习会议精神,不外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是什么”,也就是掌握主要内容,领会精神实质;第二个是“为什么”,也就是重要性、必要性,意义、作用;第三个是“怎么做”,也就是学以致用,用科学理论来武装头脑、统一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的实际效果。在此,我仅就党史工作者应该怎么做,谈几点认识。
聂荣臻元帅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的有关指示仍然言犹在耳。忆当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后所历经的种种坎坷,最终打开了军工产品国产化的大门,走上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我们可以说,没有聂荣臻元帅的领导和教谕,中国的导弹事业不知要推迟到哪一年才能发展。我从1956年开始,到因年事已高而退居二线,一直受聂元帅的教导和关怀,很多情节,至今历历在目。谨缅述一二以表怀念。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近年来个案研究在中共党史领域引发了一些争议。事实上,个案研究与宏观研究并非黑白对立,个案研究也不等同于“碎片化”研究。切实的个案研究不仅不会带来困扰,相反还会成为推动中共党史学知识重构的有效路径。
1963年8月成立的史学“反修组”,主要承担撰写史学“反修”文章、编译苏联“修正主义”史学相关资料,以及为中苏边界谈判提供历史资料等任务。这一史学界的“反修”举措,充分体现出“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应被忽视的学术成果。本文力图通过梳理档案、比对亲历者回忆等方式,对史学“反修组”的发展沿革和运作情况进行初步探讨,并从一个侧面揭示20世纪60年代“反修”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独特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