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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反腐的一项措施，国家将出台官员职务消费标准，规范官员的各类消费。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严格控制行政机关新建、扩建办公大楼，严禁建设豪华楼堂馆所，切实规范公务接待行为，堵塞管理漏洞，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政府……”(2007年3月7日《现代快报》)。职务消费，是国家公务员或企业经营者在公务、商务活动中发生的费用，其中自然会包括用车、通讯、应酬、提供必要的物质工作条件等。这些费用出于担当职务者履行公务的需要，由政府财政或企事业单位支付，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国官员的职务消费随意性太大，缺少标准和限制，官员们尤其是部门或单位的一把手，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这不仅造成了严重的浪费，而且形成一个很大的隐性腐败黑洞，使相当数量的国家和集体资金以“职务消费”的名义，被官员挥霍，甚至转化为个人的薪金以外收入，为以权谋私大开了方便之门。
职务消费 好大一个黑洞
职务消费黑洞的实质是一种隐蔽性腐败，正如国际监察专员学会主席艾尔伍德所说，属于“亚腐败”范畴，即法律管不着，政府管不了。因此，许多官员就抱着一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信条而狂支滥用。据有关资料披露，我国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从1978年至2003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约28倍，而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升至7000亿，增幅达87倍，职务消费增长140倍多。目前，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已占到财政总收入的24%。(2007年5月14日《报刊文摘》)。从1986年到2005年，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增长23倍，而同期GDP增长14.6倍。快速增长的政府行政管理费用确实令人担忧，而在快速增长中形成的隐性腐败黑洞更令人触目惊心。
公务用车“唐僧肉”，官员一家都享受。作为官员因工作需要配置公务车辆本无可厚非，然而，如今集体车辆几乎成了官员的“家私”，一人当官，全家用车，已成了时下官场的潜规则。官员们有的用公车迎亲、送葬，少则十几辆，多则几十辆，浩浩荡荡，招摇过市；有的坐公车钓鱼、接送老婆孩子、外出旅游、兜风，好不威风。如今的领导干部大都会开车，自己驾驶着公车办私事，过路、过桥、汽油费由公家报销。据媒体披露，2004年全国公务车至少有400万辆，消费财政资金4085亿元，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每年的公车耗费超过年度国防开支。(2006年第19期《检察风云》)。公车真正用于公务的约占三分之一。宁夏西海固地区素有“苦甲天下”之称，固原市原州区区委副书记张××母亲逝世三周年，区委办公室和其他部门、单位的干部竟去了27辆公车参加祭奠，从村头排到村尾，场面蔚为壮观。可是在返回途中区委办的越野车翻入深沟，造成2死3伤。也正因为这起重大车祸，“公车祭母”事件才得以曝光。(2005年3月27日《北京青年报》)。在一些人眼里，公车私用成了司空见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公车私用已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问题，而是领导干部假公济私、变相谋利的腐败行为。
公款吃喝“大箩筐”，公事私事往里装。一些地方和部门单位热衷于迎来送往，公务接待越来越讲究，出行住宿和宴请越来越豪华，浪费也越来越严重。据资料表明，仅公款吃喝一项，我国每年的支出就达到2000亿元以上，约占财政收入的7%左右。(2006年第19期《检察风云》)。近20年来中央下发了数十个旨在遏制公款吃喝的文件，但吃喝风仍然愈刮愈烈。而且呈现公款吃喝高档化、公款娱乐超前化、变相送礼隐蔽化、其他项目接待化、私人行为公家化趋势。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把本应由个人负担的消费转成公款消费，小自个人的应酬，大至送礼、打牌、高档娱乐。据调查，当下在北京可以看到五千年来未有的奢靡，“天价”餐厅里处处是“声色犬马”，而且大多是公关性活动。一家“天价饭店”老板透露，“来这里吃饭的大概只有20%-30%是个人消费，70%以上是公费买单。吃一顿饭一般要几千元，稍不留神就过万元。吃饭的人中有各政府机关处长、局长等”。(2007年2月7日《现代快报》)。广东省阳江市一家企业贷款数亿，建了四星级的阳江国际大酒店。酒店近60%的营业收入来源于公务消费。仅2003年到2004年不到两年时间，阳江市政府欠下酒店300多万元吃喝账，中国银行阳江分行欠了700多万。由于欠债无法讨回，酒店面临倒闭。(2007年1月17日《扬子晚报》)。
旅游观光“免费玩”，轮流坐庄花公款。现在用公款外出旅游观光在各地随处可见，为了“名正言顺”，一些单位打着考察、培训、招商的幌子，把公费旅游巧妙地隐藏在学习考察和公务活动之中。甚至变换花样和手法，今天我请你一起“考察”，明天你请他一起“招商”，相互邀请，轮流坐庄。官员们带着老婆孩子一大帮，一路吃喝玩乐单位结账。国内玩遍了、玩腻了就往国外跑，公款出国几乎成为各级党政机构和公共机构的一个普遍现象，有些地方甚至把出国考察、培训搞到乡镇一级。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7年5月3日《新京报》)。而近年来公费出国有增无减，费用更为巨大，如果加上国内的公款旅游，这一定是天文数字，不过没有人统计出一个确切的数据。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这也为少数干部出国旅游提供了便利，一些地方以办好赛事“与国际接轨”为由，组团出国考察。一行人考察并非一个国家，而是5个国家、10个国家之类的长线考察，其中有些国家与赛事并无关系，但也在考察之列。有一个为期4天的考察团，每人费用高达17万元人民币。(2004年9月1日《中国青年报》)。陕西省靖边县部分机关借“红色旅游”之机，大搞变相公费旅游。2005年全县各机关共有880人外出学习考察旅游，耗用公费281万余元。靖边县城建局组织本单位8名领导2名企业负责人，对外宣称往华东考察，结果却跑到了韩国。(2006年1月20日《华商报》)。
公务送礼“摇钱树”，你来我往腰包鼓。公务送礼如今成了公开的腐败，逢年过节，单位大小车辆一齐出动，装满“土特产”，跑省城，跑京城，向主管领导、顶头上司进贡。有些地方政府领导甚至公开要求部门单位到对口上司部门走动。节日成为领导干部腐败的高发期。一些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也你来我往，相互送礼，挂着公务的名义，实惠的是领导干部个人。河南省西华县原县委书记栾蔚东在担任县长5年间，仅逢年过节收受下级单位送来的过节礼金就达百万元。(2007年2月13日《新京报》)。公务送礼更体现在奢侈的会议上。现在一般会议都要发纪念品，少则上百元，多则成千上万元，一些会议承办人也趁机大夹“私货”，中饱私囊，大发会议财。据国家审计署2004年审计报告披露，国家电力系统在武汉召开的名为“强化干部管理，提高干部素质”的会议，极尽奢华，短短3天会期耗费304万元，人均2.4万元，送与参会人员的礼品总价值高达99万元。国电公司总经理高严一人开会三天仅睡觉一项就花费公款8.4万元，高严身边的工作人员每人拿到的礼品是3万元的电脑。
职务消费膨胀原因何在?
近些年来，群众对职务消费过度、过滥现象意见很大。职务消费黑洞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是浪费公款，纳税人的钱被当权者恣意挥霍，甚至流入个人腰包；二是导致部门和单位混乱消沉，官员们沉湎于纸醉金迷，纵情于声色犬马，满足于及时行乐，其后果往往是班子不团结，不理公事，争权夺利，安乐消沉；三是导致社会各种矛盾的加剧，当权者横行无忌，老百姓不堪重负，各种社会矛盾加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缺乏信心，造成离心离德。职务消费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在于现有的体制、机制和制度的不适应。
体制改革滞后，行政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五次较大的改革和调整，但政府机构人员膨胀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在庞大的机关人员队伍中，领导干部过多更是一个突出问题。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人员超编，职数太多，必然导致职务消费过度膨胀。目前中国由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实际上超过7000万人，官民比例高达1：18。(2005年6月14日《法制日报》)。吃“皇粮”者占总人口的比例攀升之快，令人堪忧。官员多了，其后果便是要么人浮于事，游手好闲；要么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安徽省霍山县是首批“国家级贫困县”，霍山县有11个副县长，其中7位是地方任职干部，另外4位则是不同上级机关在霍山的挂职干部。每个副县长每年有100万元的招商引资任务，同时每年有2万元的招待费。副职多了，就抢了科级单位、乡镇的权；会议主席台位次便有讲究，电视镜头长短便有说法。(2006年8月19日《现代快报》)。官员的膨胀直接导致职务消费的膨胀。加之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管理模式，因而一些单位和部门领导在工作中不计行政成本，不讲行政效率。
机制制约失衡，形成监督“死角”。职务消费中的腐败，根本上是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一些地方即使建立了监督机制，但流于形式，致使政府官员花钱没规矩，支配财力的公共权力私有化。现在一些地方、部门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或是“一把手”身上，上级鞭长莫及，不好监督；同级怕得罪人，不愿监督；下级怕穿“小鞋”，不敢监督。这便形成了监督的“死角”。由于缺少监督，一些官员腐败堕落，拿老百姓的钱肆意挥霍浪费，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北京市原副市长王宝森动用市财政为自己建造豪华别墅，耗资上千万元。华东地区某副厅级干部携全家老小乘公用奥迪轿车，游遍大半个中国，花费3万多元，回来后竟大笔一挥：“从招待费中列销”。这些巨额的家庭消费也在官员“职务消费”中列支，职务消费哪有不膨胀之理。职务消费成了一只“大箩筐”，官员的一切开支都往里装，而监督机制在这里显得苍白无力。
制度形同虚设，财政浪费严重。一直以来，职务消费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因而有些针对职务消费的制度也便成了形式，如何消费、消费多少，全在各级政府官员自己说了算。许多公款消费行为很难界定是职务消费还是非职务消费。按照财经纪律规定，有些消费如礼品费等，是不允许支出的，但实际生活中却被蒙上了合法的面纱而登堂入室。还有一些明显不属于职务消费的范畴，如用公费带家属旅游，一些官员在报销上也自有办法，公开的账目中不能支出，他们便动用“小金库”，反正是公家的钱。由于制度的缺陷，财政浪费形成了巨大的黑洞，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公款送礼、公款购书等层出不穷，其靡费数目相当惊人，每年约有万亿之巨，而我国每年的财政收入才2万多亿元。(2004年8月12日《南方日报》)。贵州省的一个贫困县在搞接待时，美其名曰喝贵州“土酒”，其实就是茅台，一桌就喝掉四五瓶，全县招待一年至少要用掉一卡车茅台酒。据保守统计，贵州省每年招待仅茅台酒一项就至少花掉5000万元。(2007年3月10日《新民晚报》)。制度在一些官员的眼里，不过是挂在墙上的摆设而已。
“阳光行政”，根治隐性腐败
职务消费的膨胀，一方面导致政府管理费用、企业经营成本失控，另一方面必将扩大已经出现的社会分配不公，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为此，国家有关部门三令五申，多次发文制止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旅游等打着“公”字旗号的消费行为，但职务消费膨胀现象还是屡禁不止。最近，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表示，为遏制官员滥用公款、铺张浪费，国务院正在制定“楼堂馆所”管理办法，还将出台“官员职务消费标准”，各级别官员可以使用的公款数额、公款用途，都有定性标准。但愿这次出台的“官员职务消费标准”能成为悬在各级领导干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根治官场职务消费的腐败之风。
制定规章，完善体系，坚决“堵黑洞”。要根治职务消费这一隐性腐败行为，首先必须要有一套完善的规章制度。职务消费的制度化是破除职务消费桎梏的一种前提保障，这就要求我们按照政府运作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逐步建立一套机制完善、运作规范、措施得力的管理机制。只有良好的、实施彻底的、监督得力的制度，才能有效地堵塞隐性腐败的“黑洞”。
财务透明，阳光操作，打造“玻璃柜”。公众对财政收支必须享有知情权、监督权，只有打造“玻璃钱柜”，把政府开支的用途和去向清清楚楚地公诸于众，才能有效杜绝权力在财政资金支配上的随意性和大手大脚。要实现职务消费的公开化，走阳光行政之路，打造透明政府，让职务消费接受公众的监督。透明行政是政府法治性、公共性、服务性的具体体现，政府必须实行政务公开，依程序办事，强化公职人员的公正、公开、公平与服务意识，包括职务消费在阳光下运行，才能达到职务消费的合理、规范、科学、有效。
民主监督，杜绝腐败，消费“套笼头”。公开与监督是民主的精义所在，必须规范和监督职务消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控制行政成本增长过快，治理行政腐败。同时也能提高行政效率，推动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要坚决贯彻中央有关遏制腐败的文件精神，各地都必须制定严格的财经制度，给职务消费套上“笼头”，力促职务消费科学化、合理化。要推行部门预算，细化支出项目，实现内部监督，要用集中支付制度解决职务消费透明化、公平化问题，实现体制创新；要配合机构改革，最终要达到减人、减事、减支；要推动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走职务消费社会化、市场化路子；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进行职务消费货币化探索；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公务员的后顾之忧。
终结职务消费腐败，应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政府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
(作者单位：江苏省射阳县广播电视台)
责任编辑 侯 琦
职务消费 好大一个黑洞
职务消费黑洞的实质是一种隐蔽性腐败，正如国际监察专员学会主席艾尔伍德所说，属于“亚腐败”范畴，即法律管不着，政府管不了。因此，许多官员就抱着一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信条而狂支滥用。据有关资料披露，我国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从1978年至2003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约28倍，而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升至7000亿，增幅达87倍，职务消费增长140倍多。目前，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已占到财政总收入的24%。(2007年5月14日《报刊文摘》)。从1986年到2005年，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增长23倍，而同期GDP增长14.6倍。快速增长的政府行政管理费用确实令人担忧，而在快速增长中形成的隐性腐败黑洞更令人触目惊心。
公务用车“唐僧肉”，官员一家都享受。作为官员因工作需要配置公务车辆本无可厚非，然而，如今集体车辆几乎成了官员的“家私”，一人当官，全家用车，已成了时下官场的潜规则。官员们有的用公车迎亲、送葬，少则十几辆，多则几十辆，浩浩荡荡，招摇过市；有的坐公车钓鱼、接送老婆孩子、外出旅游、兜风，好不威风。如今的领导干部大都会开车，自己驾驶着公车办私事，过路、过桥、汽油费由公家报销。据媒体披露，2004年全国公务车至少有400万辆，消费财政资金4085亿元，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每年的公车耗费超过年度国防开支。(2006年第19期《检察风云》)。公车真正用于公务的约占三分之一。宁夏西海固地区素有“苦甲天下”之称，固原市原州区区委副书记张××母亲逝世三周年，区委办公室和其他部门、单位的干部竟去了27辆公车参加祭奠，从村头排到村尾，场面蔚为壮观。可是在返回途中区委办的越野车翻入深沟，造成2死3伤。也正因为这起重大车祸，“公车祭母”事件才得以曝光。(2005年3月27日《北京青年报》)。在一些人眼里，公车私用成了司空见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公车私用已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问题，而是领导干部假公济私、变相谋利的腐败行为。
公款吃喝“大箩筐”，公事私事往里装。一些地方和部门单位热衷于迎来送往，公务接待越来越讲究，出行住宿和宴请越来越豪华，浪费也越来越严重。据资料表明，仅公款吃喝一项，我国每年的支出就达到2000亿元以上，约占财政收入的7%左右。(2006年第19期《检察风云》)。近20年来中央下发了数十个旨在遏制公款吃喝的文件，但吃喝风仍然愈刮愈烈。而且呈现公款吃喝高档化、公款娱乐超前化、变相送礼隐蔽化、其他项目接待化、私人行为公家化趋势。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把本应由个人负担的消费转成公款消费，小自个人的应酬，大至送礼、打牌、高档娱乐。据调查，当下在北京可以看到五千年来未有的奢靡，“天价”餐厅里处处是“声色犬马”，而且大多是公关性活动。一家“天价饭店”老板透露，“来这里吃饭的大概只有20%-30%是个人消费，70%以上是公费买单。吃一顿饭一般要几千元，稍不留神就过万元。吃饭的人中有各政府机关处长、局长等”。(2007年2月7日《现代快报》)。广东省阳江市一家企业贷款数亿，建了四星级的阳江国际大酒店。酒店近60%的营业收入来源于公务消费。仅2003年到2004年不到两年时间，阳江市政府欠下酒店300多万元吃喝账，中国银行阳江分行欠了700多万。由于欠债无法讨回，酒店面临倒闭。(2007年1月17日《扬子晚报》)。
旅游观光“免费玩”，轮流坐庄花公款。现在用公款外出旅游观光在各地随处可见，为了“名正言顺”，一些单位打着考察、培训、招商的幌子，把公费旅游巧妙地隐藏在学习考察和公务活动之中。甚至变换花样和手法，今天我请你一起“考察”，明天你请他一起“招商”，相互邀请，轮流坐庄。官员们带着老婆孩子一大帮，一路吃喝玩乐单位结账。国内玩遍了、玩腻了就往国外跑，公款出国几乎成为各级党政机构和公共机构的一个普遍现象，有些地方甚至把出国考察、培训搞到乡镇一级。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7年5月3日《新京报》)。而近年来公费出国有增无减，费用更为巨大，如果加上国内的公款旅游，这一定是天文数字，不过没有人统计出一个确切的数据。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这也为少数干部出国旅游提供了便利，一些地方以办好赛事“与国际接轨”为由，组团出国考察。一行人考察并非一个国家，而是5个国家、10个国家之类的长线考察，其中有些国家与赛事并无关系，但也在考察之列。有一个为期4天的考察团，每人费用高达17万元人民币。(2004年9月1日《中国青年报》)。陕西省靖边县部分机关借“红色旅游”之机，大搞变相公费旅游。2005年全县各机关共有880人外出学习考察旅游，耗用公费281万余元。靖边县城建局组织本单位8名领导2名企业负责人，对外宣称往华东考察，结果却跑到了韩国。(2006年1月20日《华商报》)。
公务送礼“摇钱树”，你来我往腰包鼓。公务送礼如今成了公开的腐败，逢年过节，单位大小车辆一齐出动，装满“土特产”，跑省城，跑京城，向主管领导、顶头上司进贡。有些地方政府领导甚至公开要求部门单位到对口上司部门走动。节日成为领导干部腐败的高发期。一些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也你来我往，相互送礼，挂着公务的名义，实惠的是领导干部个人。河南省西华县原县委书记栾蔚东在担任县长5年间，仅逢年过节收受下级单位送来的过节礼金就达百万元。(2007年2月13日《新京报》)。公务送礼更体现在奢侈的会议上。现在一般会议都要发纪念品，少则上百元，多则成千上万元，一些会议承办人也趁机大夹“私货”，中饱私囊，大发会议财。据国家审计署2004年审计报告披露，国家电力系统在武汉召开的名为“强化干部管理，提高干部素质”的会议，极尽奢华，短短3天会期耗费304万元，人均2.4万元，送与参会人员的礼品总价值高达99万元。国电公司总经理高严一人开会三天仅睡觉一项就花费公款8.4万元，高严身边的工作人员每人拿到的礼品是3万元的电脑。
职务消费膨胀原因何在?
近些年来，群众对职务消费过度、过滥现象意见很大。职务消费黑洞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是浪费公款，纳税人的钱被当权者恣意挥霍，甚至流入个人腰包；二是导致部门和单位混乱消沉，官员们沉湎于纸醉金迷，纵情于声色犬马，满足于及时行乐，其后果往往是班子不团结，不理公事，争权夺利，安乐消沉；三是导致社会各种矛盾的加剧，当权者横行无忌，老百姓不堪重负，各种社会矛盾加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缺乏信心，造成离心离德。职务消费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在于现有的体制、机制和制度的不适应。
体制改革滞后，行政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五次较大的改革和调整，但政府机构人员膨胀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在庞大的机关人员队伍中，领导干部过多更是一个突出问题。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人员超编，职数太多，必然导致职务消费过度膨胀。目前中国由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实际上超过7000万人，官民比例高达1：18。(2005年6月14日《法制日报》)。吃“皇粮”者占总人口的比例攀升之快，令人堪忧。官员多了，其后果便是要么人浮于事，游手好闲；要么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安徽省霍山县是首批“国家级贫困县”，霍山县有11个副县长，其中7位是地方任职干部，另外4位则是不同上级机关在霍山的挂职干部。每个副县长每年有100万元的招商引资任务，同时每年有2万元的招待费。副职多了，就抢了科级单位、乡镇的权；会议主席台位次便有讲究，电视镜头长短便有说法。(2006年8月19日《现代快报》)。官员的膨胀直接导致职务消费的膨胀。加之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管理模式，因而一些单位和部门领导在工作中不计行政成本，不讲行政效率。
机制制约失衡，形成监督“死角”。职务消费中的腐败，根本上是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一些地方即使建立了监督机制，但流于形式，致使政府官员花钱没规矩，支配财力的公共权力私有化。现在一些地方、部门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或是“一把手”身上，上级鞭长莫及，不好监督；同级怕得罪人，不愿监督；下级怕穿“小鞋”，不敢监督。这便形成了监督的“死角”。由于缺少监督，一些官员腐败堕落，拿老百姓的钱肆意挥霍浪费，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北京市原副市长王宝森动用市财政为自己建造豪华别墅，耗资上千万元。华东地区某副厅级干部携全家老小乘公用奥迪轿车，游遍大半个中国，花费3万多元，回来后竟大笔一挥：“从招待费中列销”。这些巨额的家庭消费也在官员“职务消费”中列支，职务消费哪有不膨胀之理。职务消费成了一只“大箩筐”，官员的一切开支都往里装，而监督机制在这里显得苍白无力。
制度形同虚设，财政浪费严重。一直以来，职务消费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因而有些针对职务消费的制度也便成了形式，如何消费、消费多少，全在各级政府官员自己说了算。许多公款消费行为很难界定是职务消费还是非职务消费。按照财经纪律规定，有些消费如礼品费等，是不允许支出的，但实际生活中却被蒙上了合法的面纱而登堂入室。还有一些明显不属于职务消费的范畴，如用公费带家属旅游，一些官员在报销上也自有办法，公开的账目中不能支出，他们便动用“小金库”，反正是公家的钱。由于制度的缺陷，财政浪费形成了巨大的黑洞，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公款送礼、公款购书等层出不穷，其靡费数目相当惊人，每年约有万亿之巨，而我国每年的财政收入才2万多亿元。(2004年8月12日《南方日报》)。贵州省的一个贫困县在搞接待时，美其名曰喝贵州“土酒”，其实就是茅台，一桌就喝掉四五瓶，全县招待一年至少要用掉一卡车茅台酒。据保守统计，贵州省每年招待仅茅台酒一项就至少花掉5000万元。(2007年3月10日《新民晚报》)。制度在一些官员的眼里，不过是挂在墙上的摆设而已。
“阳光行政”，根治隐性腐败
职务消费的膨胀，一方面导致政府管理费用、企业经营成本失控，另一方面必将扩大已经出现的社会分配不公，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为此，国家有关部门三令五申，多次发文制止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旅游等打着“公”字旗号的消费行为，但职务消费膨胀现象还是屡禁不止。最近，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表示，为遏制官员滥用公款、铺张浪费，国务院正在制定“楼堂馆所”管理办法，还将出台“官员职务消费标准”，各级别官员可以使用的公款数额、公款用途，都有定性标准。但愿这次出台的“官员职务消费标准”能成为悬在各级领导干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根治官场职务消费的腐败之风。
制定规章，完善体系，坚决“堵黑洞”。要根治职务消费这一隐性腐败行为，首先必须要有一套完善的规章制度。职务消费的制度化是破除职务消费桎梏的一种前提保障，这就要求我们按照政府运作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逐步建立一套机制完善、运作规范、措施得力的管理机制。只有良好的、实施彻底的、监督得力的制度，才能有效地堵塞隐性腐败的“黑洞”。
财务透明，阳光操作，打造“玻璃柜”。公众对财政收支必须享有知情权、监督权，只有打造“玻璃钱柜”，把政府开支的用途和去向清清楚楚地公诸于众，才能有效杜绝权力在财政资金支配上的随意性和大手大脚。要实现职务消费的公开化，走阳光行政之路，打造透明政府，让职务消费接受公众的监督。透明行政是政府法治性、公共性、服务性的具体体现，政府必须实行政务公开，依程序办事，强化公职人员的公正、公开、公平与服务意识，包括职务消费在阳光下运行，才能达到职务消费的合理、规范、科学、有效。
民主监督，杜绝腐败，消费“套笼头”。公开与监督是民主的精义所在，必须规范和监督职务消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控制行政成本增长过快，治理行政腐败。同时也能提高行政效率，推动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要坚决贯彻中央有关遏制腐败的文件精神，各地都必须制定严格的财经制度，给职务消费套上“笼头”，力促职务消费科学化、合理化。要推行部门预算，细化支出项目，实现内部监督，要用集中支付制度解决职务消费透明化、公平化问题，实现体制创新；要配合机构改革，最终要达到减人、减事、减支；要推动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走职务消费社会化、市场化路子；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进行职务消费货币化探索；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公务员的后顾之忧。
终结职务消费腐败，应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政府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
(作者单位：江苏省射阳县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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