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回顾“十三五”，长江经济带发展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下，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展望下一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长江经济带“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的新使命，提出了长江经济带“谱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篇章，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样板，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绘就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画卷”的新要求，长江经济带发展迈入全面推动的新阶段。
一、“十三五”期间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成效
（一）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成效显著，生态质量迈上新台阶
长江水质显著改善。统筹推进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三水共治”，长江流域优良断面比例从2016年的82.3%提高到2019年的91.7%，劣Ⅴ类水质比例从2016年的3.5%下降到2019年的0.6%，2020年首次实现消除劣Ⅴ类水体。
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得以大幅度解决。建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的工作机制，连续三年组织拍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2018年和2019年，警示片披露的315个问题，目前已整改完成285个;截至2020年底，长江干流岸线排查出的2441个涉嫌违法违规项目已完成清理整治2417个，整改完成率为99%。
生态环境污染治理“4+1”工程收效明显。沿江城市和县城生活垃圾日处理能力增加3.5萬吨;沿江省市累计完成“关改搬转”化工企业超过八千家;2019年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4%;港口接收船舶垃圾总量8.3万吨，实现了船舶污染物码头接收设施或船舶移动接收全覆盖，岸电使用量2.8亿度;截至2019年底沿江省市已有579座尾矿库完成闭库。
（二）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建设，绿色高质量发展实现新飞跃
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经济增速保持中高速度，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十三五”时期长江经济带经济年均增速高于全国1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提高4个百分点，人均GDP比全国水平高7.3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稳步推进。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断释放。2019年第三产业比重达到53.49%，比2015年提升6.12个百分点。2018年，高技术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比重和主营收入比重分别为36.08%和37.1%，比2015年分别提高16.32和13.67个百分点。
绿色产业规模显著壮大。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江苏的节能环保产业规模全国第一，“十三五”以来保持年均10%的增长率。
创新优势与能力不断提升。长江经济带科教资源富集。目前，普通高等院校数量占全国的43%，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国的46.7%，有效发明专利数占全国40%以上。
能源资源利用效率逐步提高。万元GDP能耗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明显。2019年长江经济带万元GDP能耗为0.42吨标准煤，二氧化碳排放量为0.82吨，分别比2015年下降18.45%和20.5%。
（三）长江经济带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创新取得新进展
依法治江的制度基础更加稳固。第一部流域性法律《长江保护法》已于3月1日正式实施，有关部门建立了长江经济带联动机制，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得到明确。
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不断完善。《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长江流域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办法（试行）》等政策文件相继颁布。
区域互动合作机制建设迈出坚实步伐。长江经济带“1+3”省际协商合作机制正式建立，《关于建立长江上游地区省际协商合作机制的协议》《关于支持和保障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决定》等政策文件陆续出台。
“5+2”试点示范体系取得良好进展。目前已经形成了武汉、九江、上海崇明、重庆广阳岛与岳阳五个绿色发展示范区与浙江丽水、江西抚州两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
二、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困难
（一）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保护治理的系统性综合性不强
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每年排入长江的废水超过400亿吨，其中六价铬、砷、总铬、镉、汞、铅等污染物的排放量占到全国总排放量的六成以上，长江干线港口危险化学品年吞吐量达1.7亿吨。长江自然岸线保有率仅为44%，生态敏感岸段占比高达49.9%。大型水库群建设改变长江流域水沙时空分布，湖泊调蓄能力大幅下降，导致水旱灾害交替的被动局面。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已经到了“无鱼”等级。
当前长江经济带全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态环境底数尚不明晰，对各类生态隐患和环境风险梳理掌握得还不够全面，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尚未破题。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没有从长江流域的完整性和生态的整体性出发进行系统布局，仍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等问题，缺乏生态保护与环境修复的全流域整体预案和行动方案。
（二）产业结构依然偏重，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
长江经济带化学农药原药、化学纤维、硫酸、布、水泥等工业产品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13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十三五”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包含石油化工产业的多达83个，占比超过60%。除上海和江苏外，九个省市高耗能行业税收所占比重持续上升。
绿色发展的工作方法还不够丰富。在管理上仍以加强监管、关停、搬迁等行政命令和短期行动为主，没有从根源上破解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背后隐藏的结构性矛盾。绿色科技、绿色金融等要素对绿色发展的支撑作用不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尚未建立，绿色发展实现路径不够明晰，推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 （三）流域区域协同联动发展能力不强，“经济带”的优势没有充分显现
当前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仍处在比拼要素投入、制造政策“洼地”的低水平竞争阶段，各地区急于构建小区域范围的“微循环”，没有站在实现长江经济带“中循环”和融入全国新发展格局“大循环”的角度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金融链融合发展。
流域管理条块分割，尚未形成协调联动长效机制。当前长江经济带还未形成强有力的高层次全流域统筹协调机制，分管部门之间联动协调机制还不充分，流域各区域之间的合作协调机制还不健全。
三、未来一段时期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強化生态环境系统保护修复，夯实生态优先基础
以水为核心，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修复。一是坚持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水灾害防治、水文化弘扬、岸线保护“五水一岸”共治，提升保护修复的系统性和综合性。二是立足“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理念，贯彻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修复原则，尽快摸清全流域生态底数，梳理和掌握各类生态隐患和环境风险，对各类型生态保护修复单元采取保护保育、自然恢复、辅助再生或生态重建等综合修复措施。
开展水陆港岸产城污染联防联控，推进流域上中下游、江河湖泊、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治理。一是继续实施好“4+1”环境污染治理工程。因地制宜、重点突破、整体推进长江经济带船舶和港口污染治理，持续推进长江岸线综合整治，优化已有岸线使用效率、破解沿江工业和港口岸线无序发展问题，加快港岸产城融合发展，推动污染联防联控。二是优化整合上中下游各省市和各部门的相关职能。逐步和适度恢复江河湖库水系连通格局，协调左右岸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布局，实施长江干支流水库群的综合生态优化调度。
积极倡导政府、企业、公众、NGO共同参与，形成多方治理格局。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必须构建“成本共担、收益共享”的生态环境治理市场化机制。一是搭建各方合作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平台与机制。拓展各方参与的通道渠道，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格局形态。二是丰富各方参与治理的形式与路径。以市场化为导向探索多元化的治理形式，鼓励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中广泛运用PPP模式，将保护修复与后续经营开发相挂钩，加快形成各种要素持续投入的长效机制。
建立“管控、补偿、合作、预警、法治”五位一体的长效机制，健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的体制机制。一是建立健全规划综合管控机制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深入推进“多规合一”，建立空间规划统领空间利用任务的综合管控机制。二是建立健全长江经济带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尽快明确横向生态补偿的标准、范围和管理体制，探索多元化市场化生态补偿路径。三是完善省际协商合作机制。推进生态共建共治和污染联防联控。四是强化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机制。完善长江流域水质在线监测，建立长江经济带生物多样性常态化监测体系。五是发挥《长江保护法》法治作用。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二）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培育绿色发展动能
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一是推动工业绿色转型。一方面利用绿色新技术对存量经济进行升级改造，推进工业园区绿色化循环化改造，共同打造绿色产业基地;另一方面壮大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规模，加快构建绿色产业链、供应链。二是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增加绿色农产品供给，推广农业循环发展模式，继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共同打造长江绿色农业走廊。三是大力发展绿色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港口、航道和船舶生态化绿色化改造升级，推广液化天然气动力船舶等清洁能源或者新能源动力船舶，开展港口码头绿色设计。
以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绿色建筑、垃圾分类等为抓手，推动生活方式全面绿色化。一是提倡绿色消费。鼓励绿色消费业态和模式创新，扩大政府绿色采购规模和范围。二是倡导多样化的绿色出行方式。大力提升公共交通服务品质。三是推广绿色建筑。提高民用建筑节能率和绿色建筑比例，发展被动式、装配式建筑。四是加快推广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制度。全面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体系，实现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
大力推动技术、金融等绿色要素创新。一是鼓励和支持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新能源等方面科学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二是依托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和张江、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以及重庆、杭州、南京、武汉、成都等地创新平台载体建设，推动绿色技术研发和推广。三是引导金融要素服务绿色发展，大力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保险，发挥绿色发展基金作用，完善环境权益交易市场、丰富投融资工具。
（三）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以市场一体、产业协同、消费提升、交通融通等为抓手，畅通国内大循环。一是加强长江经济带市场一体化。尽快消除生产要素市场分割桎梏，建立有利于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以长三角市场一体化为引领，探索更多推进市场一体化的路径与做法。二是加强产业链协同发展。按照上中下游发展阶段与发展诉求引导产业布局，形成错位发展、协作发展格局。三是着力培育一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激活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消费潜力。四是推进综合交通体系化发展。加快完善高效连接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以及黔中、滇中等地区的复合型快速运输通道，优化对接京津冀、粤港澳、黄河流域等重点区域的综合通道运输网络布局。
实现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一是推动东西双向陆海统筹开放。着力提升沿海沿江开放质量，全面提高沿边和内陆开放水平，培育更多内陆开放高地。二是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以自贸区为依托，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等规则标准与国际接轨，未雨绸缪形成应对国际规则变化的预案。三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高水平融合。以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双城经济圈为重点，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对接海上丝绸之路、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南半岛、孟中印缅等经济走廊。
（四）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现生态价值转化
夯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基础。一是加快生态产品底数普查。摸清各类生态产品的数量、结构和分布状况，建设生态产品数据库，形成长江经济带生态产品“一张图”。二是开展生态总值核算。制定完善的生态总值核算应用体系，构建符合经济发展水平实际的生态产品定价体系，形成长江经济带生态总值“一本账”。三是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明确长江经济带自然资源的类型、数量、质量、位置、权属等情况，形成长江经济带自然资源权属“一张表”。
打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一是完善生态补偿路径。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区域协调机制，探索构建多元化、多渠道的生态补偿方式，加大转移支付和横向补偿力度。二是建立市场化交易路径。建设生态资产和产品交易平台，开展流域碳排放权、水权、排污权交易试点。三是畅通生态产业转化路径。大力提升高附加值生态农林牧产品供给，加快生态旅游、康养服务产业发展。
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支撑保障机制。一是建立生态价值实现引导基金，以市场化手段解决生态产业培育发展、生态产品评估交易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的融资问题。二是健全生态产品市场交易机制。培育生态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立生态信用制度体系。三是加强市场监管。健全生态产品质量认证体系，建立生态产品标准体系。
发挥试点示范作用。充分发挥和利用好丽水、抚州等试点城市的示范作用，加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推广力度，加快推进“试机制、试路径、试方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地所）
一、“十三五”期间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成效
（一）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成效显著，生态质量迈上新台阶
长江水质显著改善。统筹推进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三水共治”，长江流域优良断面比例从2016年的82.3%提高到2019年的91.7%，劣Ⅴ类水质比例从2016年的3.5%下降到2019年的0.6%，2020年首次实现消除劣Ⅴ类水体。
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得以大幅度解决。建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的工作机制，连续三年组织拍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2018年和2019年，警示片披露的315个问题，目前已整改完成285个;截至2020年底，长江干流岸线排查出的2441个涉嫌违法违规项目已完成清理整治2417个，整改完成率为99%。
生态环境污染治理“4+1”工程收效明显。沿江城市和县城生活垃圾日处理能力增加3.5萬吨;沿江省市累计完成“关改搬转”化工企业超过八千家;2019年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4%;港口接收船舶垃圾总量8.3万吨，实现了船舶污染物码头接收设施或船舶移动接收全覆盖，岸电使用量2.8亿度;截至2019年底沿江省市已有579座尾矿库完成闭库。
（二）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建设，绿色高质量发展实现新飞跃
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经济增速保持中高速度，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十三五”时期长江经济带经济年均增速高于全国1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提高4个百分点，人均GDP比全国水平高7.3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稳步推进。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断释放。2019年第三产业比重达到53.49%，比2015年提升6.12个百分点。2018年，高技术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比重和主营收入比重分别为36.08%和37.1%，比2015年分别提高16.32和13.67个百分点。
绿色产业规模显著壮大。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江苏的节能环保产业规模全国第一，“十三五”以来保持年均10%的增长率。
创新优势与能力不断提升。长江经济带科教资源富集。目前，普通高等院校数量占全国的43%，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国的46.7%，有效发明专利数占全国40%以上。
能源资源利用效率逐步提高。万元GDP能耗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明显。2019年长江经济带万元GDP能耗为0.42吨标准煤，二氧化碳排放量为0.82吨，分别比2015年下降18.45%和20.5%。
（三）长江经济带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创新取得新进展
依法治江的制度基础更加稳固。第一部流域性法律《长江保护法》已于3月1日正式实施，有关部门建立了长江经济带联动机制，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得到明确。
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不断完善。《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长江流域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办法（试行）》等政策文件相继颁布。
区域互动合作机制建设迈出坚实步伐。长江经济带“1+3”省际协商合作机制正式建立，《关于建立长江上游地区省际协商合作机制的协议》《关于支持和保障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决定》等政策文件陆续出台。
“5+2”试点示范体系取得良好进展。目前已经形成了武汉、九江、上海崇明、重庆广阳岛与岳阳五个绿色发展示范区与浙江丽水、江西抚州两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
二、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困难
（一）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保护治理的系统性综合性不强
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每年排入长江的废水超过400亿吨，其中六价铬、砷、总铬、镉、汞、铅等污染物的排放量占到全国总排放量的六成以上，长江干线港口危险化学品年吞吐量达1.7亿吨。长江自然岸线保有率仅为44%，生态敏感岸段占比高达49.9%。大型水库群建设改变长江流域水沙时空分布，湖泊调蓄能力大幅下降，导致水旱灾害交替的被动局面。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已经到了“无鱼”等级。
当前长江经济带全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态环境底数尚不明晰，对各类生态隐患和环境风险梳理掌握得还不够全面，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尚未破题。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没有从长江流域的完整性和生态的整体性出发进行系统布局，仍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等问题，缺乏生态保护与环境修复的全流域整体预案和行动方案。
（二）产业结构依然偏重，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
长江经济带化学农药原药、化学纤维、硫酸、布、水泥等工业产品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13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十三五”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包含石油化工产业的多达83个，占比超过60%。除上海和江苏外，九个省市高耗能行业税收所占比重持续上升。
绿色发展的工作方法还不够丰富。在管理上仍以加强监管、关停、搬迁等行政命令和短期行动为主，没有从根源上破解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背后隐藏的结构性矛盾。绿色科技、绿色金融等要素对绿色发展的支撑作用不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尚未建立，绿色发展实现路径不够明晰，推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 （三）流域区域协同联动发展能力不强，“经济带”的优势没有充分显现
当前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仍处在比拼要素投入、制造政策“洼地”的低水平竞争阶段，各地区急于构建小区域范围的“微循环”，没有站在实现长江经济带“中循环”和融入全国新发展格局“大循环”的角度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金融链融合发展。
流域管理条块分割，尚未形成协调联动长效机制。当前长江经济带还未形成强有力的高层次全流域统筹协调机制，分管部门之间联动协调机制还不充分，流域各区域之间的合作协调机制还不健全。
三、未来一段时期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強化生态环境系统保护修复，夯实生态优先基础
以水为核心，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修复。一是坚持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水灾害防治、水文化弘扬、岸线保护“五水一岸”共治，提升保护修复的系统性和综合性。二是立足“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理念，贯彻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修复原则，尽快摸清全流域生态底数，梳理和掌握各类生态隐患和环境风险，对各类型生态保护修复单元采取保护保育、自然恢复、辅助再生或生态重建等综合修复措施。
开展水陆港岸产城污染联防联控，推进流域上中下游、江河湖泊、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治理。一是继续实施好“4+1”环境污染治理工程。因地制宜、重点突破、整体推进长江经济带船舶和港口污染治理，持续推进长江岸线综合整治，优化已有岸线使用效率、破解沿江工业和港口岸线无序发展问题，加快港岸产城融合发展，推动污染联防联控。二是优化整合上中下游各省市和各部门的相关职能。逐步和适度恢复江河湖库水系连通格局，协调左右岸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布局，实施长江干支流水库群的综合生态优化调度。
积极倡导政府、企业、公众、NGO共同参与，形成多方治理格局。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必须构建“成本共担、收益共享”的生态环境治理市场化机制。一是搭建各方合作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平台与机制。拓展各方参与的通道渠道，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格局形态。二是丰富各方参与治理的形式与路径。以市场化为导向探索多元化的治理形式，鼓励在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中广泛运用PPP模式，将保护修复与后续经营开发相挂钩，加快形成各种要素持续投入的长效机制。
建立“管控、补偿、合作、预警、法治”五位一体的长效机制，健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的体制机制。一是建立健全规划综合管控机制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深入推进“多规合一”，建立空间规划统领空间利用任务的综合管控机制。二是建立健全长江经济带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尽快明确横向生态补偿的标准、范围和管理体制，探索多元化市场化生态补偿路径。三是完善省际协商合作机制。推进生态共建共治和污染联防联控。四是强化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机制。完善长江流域水质在线监测，建立长江经济带生物多样性常态化监测体系。五是发挥《长江保护法》法治作用。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二）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培育绿色发展动能
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一是推动工业绿色转型。一方面利用绿色新技术对存量经济进行升级改造，推进工业园区绿色化循环化改造，共同打造绿色产业基地;另一方面壮大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规模，加快构建绿色产业链、供应链。二是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增加绿色农产品供给，推广农业循环发展模式，继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共同打造长江绿色农业走廊。三是大力发展绿色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港口、航道和船舶生态化绿色化改造升级，推广液化天然气动力船舶等清洁能源或者新能源动力船舶，开展港口码头绿色设计。
以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绿色建筑、垃圾分类等为抓手，推动生活方式全面绿色化。一是提倡绿色消费。鼓励绿色消费业态和模式创新，扩大政府绿色采购规模和范围。二是倡导多样化的绿色出行方式。大力提升公共交通服务品质。三是推广绿色建筑。提高民用建筑节能率和绿色建筑比例，发展被动式、装配式建筑。四是加快推广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制度。全面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体系，实现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
大力推动技术、金融等绿色要素创新。一是鼓励和支持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新能源等方面科学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二是依托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和张江、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以及重庆、杭州、南京、武汉、成都等地创新平台载体建设，推动绿色技术研发和推广。三是引导金融要素服务绿色发展，大力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保险，发挥绿色发展基金作用，完善环境权益交易市场、丰富投融资工具。
（三）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以市场一体、产业协同、消费提升、交通融通等为抓手，畅通国内大循环。一是加强长江经济带市场一体化。尽快消除生产要素市场分割桎梏，建立有利于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以长三角市场一体化为引领，探索更多推进市场一体化的路径与做法。二是加强产业链协同发展。按照上中下游发展阶段与发展诉求引导产业布局，形成错位发展、协作发展格局。三是着力培育一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激活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消费潜力。四是推进综合交通体系化发展。加快完善高效连接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以及黔中、滇中等地区的复合型快速运输通道，优化对接京津冀、粤港澳、黄河流域等重点区域的综合通道运输网络布局。
实现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一是推动东西双向陆海统筹开放。着力提升沿海沿江开放质量，全面提高沿边和内陆开放水平，培育更多内陆开放高地。二是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以自贸区为依托，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等规则标准与国际接轨，未雨绸缪形成应对国际规则变化的预案。三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高水平融合。以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双城经济圈为重点，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对接海上丝绸之路、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南半岛、孟中印缅等经济走廊。
（四）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现生态价值转化
夯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基础。一是加快生态产品底数普查。摸清各类生态产品的数量、结构和分布状况，建设生态产品数据库，形成长江经济带生态产品“一张图”。二是开展生态总值核算。制定完善的生态总值核算应用体系，构建符合经济发展水平实际的生态产品定价体系，形成长江经济带生态总值“一本账”。三是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明确长江经济带自然资源的类型、数量、质量、位置、权属等情况，形成长江经济带自然资源权属“一张表”。
打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一是完善生态补偿路径。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区域协调机制，探索构建多元化、多渠道的生态补偿方式，加大转移支付和横向补偿力度。二是建立市场化交易路径。建设生态资产和产品交易平台，开展流域碳排放权、水权、排污权交易试点。三是畅通生态产业转化路径。大力提升高附加值生态农林牧产品供给，加快生态旅游、康养服务产业发展。
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支撑保障机制。一是建立生态价值实现引导基金，以市场化手段解决生态产业培育发展、生态产品评估交易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的融资问题。二是健全生态产品市场交易机制。培育生态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立生态信用制度体系。三是加强市场监管。健全生态产品质量认证体系，建立生态产品标准体系。
发挥试点示范作用。充分发挥和利用好丽水、抚州等试点城市的示范作用，加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推广力度，加快推进“试机制、试路径、试方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地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