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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基思.罗威曾经针对欧洲的“低端人口”问题表达过这样的看法：“它可能会让人们的生活不是那么稳定，对自己、对未来、对社区的信心降低；但另一个方面，流动也让人们眼界更开阔，带来无数崭新的机遇。”
正文：
这就是一位有良知的社会形态观察者，针对英国脱离欧盟事件表明的立场；它更像是在陷入恐袭困扰的欧洲人背上重重拍了一下，以示鼓励。那意思好像是说——接纳低端人口是人道主义行为，为了不久的将来现实世界大同，忍忍吧！
那么，低端人口在欧洲的生活真是幸福如花儿一样开放吗？一系列的残酷事实正不停地对着“圣母”们啪啪打脸。
“平等博爱”的幻像
毫无疑问，欧洲所谓的“低端人口”就是那些风尘仆仆的“外来客”，移民也好，难民也罢，他们或来自战火纷飞的国土，或竭力想用一种便捷的方式摆脱贫穷的折磨。于是，就形成了现在这样的局面，每年有累计超过五十万难民涌入欧洲，在隶属欧盟的28个国家有着不同程度的分布，其中以德国和瑞典这两个“土豪”国度接纳的低端人口数量最为突显。之所以为造成如此局面，还得追溯至2010年发生在突尼斯的自焚事件。
當时的突尼斯还笼罩在独裁统治的黑暗气氛之下，整个国家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创下了新高。一位唤作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年轻人，失业之后靠街头摆摊讨生活，却受到当地警察的粗暴对待，悲愤之下，他选择自焚抗议。这一把火点燃了积压在民众心头的怒气，当地居民自发起义，与国民卫队对抗，冲突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终酿成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造成死伤无数。总统本.阿里在骚乱进行到29天时逃离，飞往沙特。
这起事件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令阿拉伯政局处于长久的动荡之中；欧盟与美国适时伸出了“援助之手”，表示要接纳这些不知何去何从的“特殊公民”。于是乎，一个浑身涂满“平等博爱”之金字的幻像出现了，试图摆脱困境的人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那些“民主天堂”，试图在那儿开始全新的美好人生。
欧洲又是如何对待这些难民和移民的呢？让我们看看号称“最安全的国家”德国处理低端人口的手段，以及得到的回报吧。
执政超过十一年的女总理安格拉.多罗特娅.默克尔曾经一度是德国民众心中的女英雄，这位传说中的“欧洲女王”以超凡的实干精神稳定社会市场经济，制造了一个看起来相当安全美好的环境。所以当她最初提出接纳难民数量不设上限的时候，民众基于信任感，曾无条件地支持她。于是，德国各地建起了难民楼，每位难民每月能拿到352欧元的生活费，并享受医疗和暖气；这些政策令德国当之无愧地成为“最佳避难国度”；单2014年就有1090万难民转化为移民，创下历史新高点。
面对“救世菩萨”，难民无以为报，只能用“犯罪”来回应这一系列的善举，他们选择在2015年12月31日的跨年夜，以“集体性侵”来“欢度”新年。德国科隆的18名难民混入新年游行集会中，借机性侵并抢劫女性。芬兰、瑞士和奥地利等欧洲多个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性侵案件。成群的难民将女性团团围住，甚至无视街头巡警的警告，肆意行凶。紧接着，2016年1月，三个难民在柏林强暴了一位年仅13岁的俄罗斯少女，此案不仅影响到了德俄的外交关系，也让数千名德国人上街抗议示威，举起了“我们反对难民”的牌子。
因为难民的关系，默克尔头一次被人轰下了“圣坛”，其领导的基民盟在州议会选举中接连失利，得票率仅19%。这是对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警告——收一收罢。科隆事件影响了善良的德国人对难民的看法，德国ZDF电视台的民调显示，有70%的人相信犯罪率将因难民的增加而大幅上升，63%的人觉得难民数量已经井喷。
这意味着，默克尔的政治生涯很可能会因难民而终结，更是本土公民与难民呈现敌对之态的开始。
歧视是永久的病根
假如你看过2004年度奥斯卡最佳影片《撞车》，就不难发现美国人对于“低端人口”的纠结态度，片中的黑人、穆斯林商贩、墨西哥女佣角色，可说是这一群体的各中代表；有优越感的美国公民既要小心翼翼地处理与这些人的关系，又不得不面对这个族群体内的“犯罪基因”。歧视是永远不可避免的存在，也是好莱坞电影人试图通过文艺作品扭转观念的根源。
为了让低端人口“提升”到“文明人”的程度，德国早在2005年就规定，让不会说德语的外国移民必须参加所谓的“融入学习班”，接受长达650个课时的语言教育，而考试只能通过一半人，另一半将被撤销居留权。至于那些正规的工作职位，其实是专门留给工程师、学者之类的技术性人才的，普通难民根本享受不到。
就因为这些差别对待，加上本国人频频抛出的“白眼”，让低端人群意识到了“低端”的耻辱。尤其是恐怖袭击事件推波助澜，逐步将“问题移民”妖魔化，造谣有之、煽风点火有之，民粹主义作祟有之。
诚然，天性浪漫的法国人素来“宅心仁厚”，他们对待个体的穷人是经常网开一面的；比如会在咖啡馆买一杯“预留咖啡”，留给没钱的流浪汉享用；塞纳河畔的莎士比亚书店更是以收留落魄作家而美名远扬；连路边摊的小贩都能免费为乞丐提供小吃。可这不代表法国的低端人口就过得很滋润，长居法国的中国移民应该感受颇深；华人在欧洲经常被视为“有钱人”，因此成为北非裔移民的“财路”；在巴黎北郊“廉租房”林立的欧拜赫维利耶市，北非裔移民抢劫华人移民已是家常便饭，因为警力欠缺，报案根本无济于事。周边人的冷淡态度，异国他乡的陌生环境，令这些人彻底失去了归属感，于是选择铤而走险，用犯罪来释放压抑的内心。
哪怕在百般呼吁“自由平等”的美国，低端人口的生活状态也好不到哪儿去。看过《当幸福来敲门》的人就应该清楚，甭管你是不是难民，只要没钱就属于低端；片中的男主角只能带着儿子每天去避难所排队，只求能在有片瓦遮头的房子里过一晚；次日他们就得离开，并赶在“客满”之前去到一个个避难所申请入住，如果申请不到，就只能住在地铁站的厕所里了。这种“民间疾苦”的真实刻画，一方面是想唤起人们对低端人口的同情心，另一方面也在提醒大家——低端人口无论到哪儿都只配拥有低端的人生，除非你天赋异秉。 美国著名的黑人脱口秀演员凯文.哈特曾经在节目中以调侃的语气讲述了黑人们的“低端”生活，他提及名流芸集的贝弗里山庄社区中，住着全世界最好的灵魂乐黑人女歌手，而她的邻居却是一名普通的白人牙医。这就意味着，哪怕2017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颁给了黑人主打的同志电影《月光男孩》，也无助于改变现状，低端就是低端。
君不见，德国的反移民极右组织纷纷崛起，他们可不会让难民过得那么“舒服”；2017年2月，一个组织在一幢收容了3900人的难民中心纵火，消防员扑救过程中，路过的醉汉们居然站在火场外围拍手叫好。要知道，这对德国难民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2015至2016年期间，对难民居所的攻击事件被立案的已达400多起，最尴尬的部分在于，因此而限制难民进入就等于向极右流氓们妥协，而不限制的话，带来的是更多隐患。
正在放弃的“博爱”
大多数的欧洲人都秉承这样一个信念——低端人口要在我们的地盘扎根，就必须接受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否则别来。
可是从宗教信仰到生活习惯，每一个“雷区”都有可能成为矛盾激发点，哪有这么容易就让低端人口本土化？尤其是移民们接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很难适应西方工薪社会的宗教习惯，语言交流也是大问题，他们非常明显地“拖了后腿”，成为标准的弱势群体。
面对现实，有“铁娘子”之称的默克尔退缩了，每年花在难民身上的钱已超过211亿欧元，却被民众连连唾弃，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状态，让她低下了执拗的头颅。2016年9月，基民盟在其大本营梅-前州选举中的失利，令其彻底醒悟，她不得不承认：“在移民融入方面，我们真的不是‘世界冠军’，我们等待了太久的时间，才真正意识到难民问题成了大问题。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时光倒流到很多、很多年前。”
而美国人的态度则更加鲜明务实，看看总统大选的结果就知道了；无论好莱坞名流如何竭尽洗脑之能事，民众依旧坚定地把票投给了唐纳德.特朗普。要知道，美国已经拗了太久的“政治正确”造型，马丁路德金大道黑人芸集，华盛顿市河边的黑人區更成为低端人口的聚集所；这两处“名胜”基本上属于游客禁地，因为那儿几乎是犯罪分子的老窝，充斥着枪支、毒品和色情交易。
当然了，好莱坞明星们对难民的“关怀”，作秀成分也是颇高的；就有人道救援机构员工向英国《卫报》曝过料，直指奥斯卡影帝西恩.潘在探访难民时威胁一众救援机构员工：“如果不好好干，我就在CNN节目上曝光你们！”这份“任性”令救援人员瞠目结舌，也从此看穿了明星的个人修养。
特朗普为了清理低端人口，可以说是竭尽所能；他号称要在墨西哥与美国边境筑墙，让偷渡者无机可趁，将移民机会留给了愿意大把掏钱投资项目的中国人，张开双臂欢迎土豪，拒绝一切低端人士踏上美国的国土。2017年12月，在联合国关于全球移民事务的会议上，特朗普更是明确表示将终止参与“全球移民协议”。事实上，他并非嘴上说说，上台之初就以“不利于美国利益”、“威胁国家安全”等理由大幅度限制难民涌入，将接收上限缩减至5万人，不到奥巴马当年制定数量的一半。也就是说，特朗普利用专属于商人的利已主义，精明地将低端人口隔绝在外，肥水从此不流外人田。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潮，就这样被提倡“博爱”的美国公民们抽刀断水，这是再多的反歧视影视佳作都无法挽回的趋势。
犹记科隆事件发现之后，市长亨丽埃特.雷克尔向女性市民提议：至少与陌生人保持“一臂之遥”的距离。这个距离，也许就是“高端”与“低端”之间最具体的分隔线，犹如水与油的交叠，可以勉强凑在一起，却永远无法相融。
那些怀揣民主之梦，祈求能在新国度拥抱好运的低端人口，也终于在几年间尝尽了被看低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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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位有良知的社会形态观察者，针对英国脱离欧盟事件表明的立场；它更像是在陷入恐袭困扰的欧洲人背上重重拍了一下，以示鼓励。那意思好像是说——接纳低端人口是人道主义行为，为了不久的将来现实世界大同，忍忍吧！
那么，低端人口在欧洲的生活真是幸福如花儿一样开放吗？一系列的残酷事实正不停地对着“圣母”们啪啪打脸。
“平等博爱”的幻像
毫无疑问，欧洲所谓的“低端人口”就是那些风尘仆仆的“外来客”，移民也好，难民也罢，他们或来自战火纷飞的国土，或竭力想用一种便捷的方式摆脱贫穷的折磨。于是，就形成了现在这样的局面，每年有累计超过五十万难民涌入欧洲，在隶属欧盟的28个国家有着不同程度的分布，其中以德国和瑞典这两个“土豪”国度接纳的低端人口数量最为突显。之所以为造成如此局面，还得追溯至2010年发生在突尼斯的自焚事件。
當时的突尼斯还笼罩在独裁统治的黑暗气氛之下，整个国家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创下了新高。一位唤作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年轻人，失业之后靠街头摆摊讨生活，却受到当地警察的粗暴对待，悲愤之下，他选择自焚抗议。这一把火点燃了积压在民众心头的怒气，当地居民自发起义，与国民卫队对抗，冲突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终酿成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造成死伤无数。总统本.阿里在骚乱进行到29天时逃离，飞往沙特。
这起事件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令阿拉伯政局处于长久的动荡之中；欧盟与美国适时伸出了“援助之手”，表示要接纳这些不知何去何从的“特殊公民”。于是乎，一个浑身涂满“平等博爱”之金字的幻像出现了，试图摆脱困境的人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那些“民主天堂”，试图在那儿开始全新的美好人生。
欧洲又是如何对待这些难民和移民的呢？让我们看看号称“最安全的国家”德国处理低端人口的手段，以及得到的回报吧。
执政超过十一年的女总理安格拉.多罗特娅.默克尔曾经一度是德国民众心中的女英雄，这位传说中的“欧洲女王”以超凡的实干精神稳定社会市场经济，制造了一个看起来相当安全美好的环境。所以当她最初提出接纳难民数量不设上限的时候，民众基于信任感，曾无条件地支持她。于是，德国各地建起了难民楼，每位难民每月能拿到352欧元的生活费，并享受医疗和暖气；这些政策令德国当之无愧地成为“最佳避难国度”；单2014年就有1090万难民转化为移民，创下历史新高点。
面对“救世菩萨”，难民无以为报，只能用“犯罪”来回应这一系列的善举，他们选择在2015年12月31日的跨年夜，以“集体性侵”来“欢度”新年。德国科隆的18名难民混入新年游行集会中，借机性侵并抢劫女性。芬兰、瑞士和奥地利等欧洲多个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性侵案件。成群的难民将女性团团围住，甚至无视街头巡警的警告，肆意行凶。紧接着，2016年1月，三个难民在柏林强暴了一位年仅13岁的俄罗斯少女，此案不仅影响到了德俄的外交关系，也让数千名德国人上街抗议示威，举起了“我们反对难民”的牌子。
因为难民的关系，默克尔头一次被人轰下了“圣坛”，其领导的基民盟在州议会选举中接连失利，得票率仅19%。这是对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警告——收一收罢。科隆事件影响了善良的德国人对难民的看法，德国ZDF电视台的民调显示，有70%的人相信犯罪率将因难民的增加而大幅上升，63%的人觉得难民数量已经井喷。
这意味着，默克尔的政治生涯很可能会因难民而终结，更是本土公民与难民呈现敌对之态的开始。
歧视是永久的病根
假如你看过2004年度奥斯卡最佳影片《撞车》，就不难发现美国人对于“低端人口”的纠结态度，片中的黑人、穆斯林商贩、墨西哥女佣角色，可说是这一群体的各中代表；有优越感的美国公民既要小心翼翼地处理与这些人的关系，又不得不面对这个族群体内的“犯罪基因”。歧视是永远不可避免的存在，也是好莱坞电影人试图通过文艺作品扭转观念的根源。
为了让低端人口“提升”到“文明人”的程度，德国早在2005年就规定，让不会说德语的外国移民必须参加所谓的“融入学习班”，接受长达650个课时的语言教育，而考试只能通过一半人，另一半将被撤销居留权。至于那些正规的工作职位，其实是专门留给工程师、学者之类的技术性人才的，普通难民根本享受不到。
就因为这些差别对待，加上本国人频频抛出的“白眼”，让低端人群意识到了“低端”的耻辱。尤其是恐怖袭击事件推波助澜，逐步将“问题移民”妖魔化，造谣有之、煽风点火有之，民粹主义作祟有之。
诚然，天性浪漫的法国人素来“宅心仁厚”，他们对待个体的穷人是经常网开一面的；比如会在咖啡馆买一杯“预留咖啡”，留给没钱的流浪汉享用；塞纳河畔的莎士比亚书店更是以收留落魄作家而美名远扬；连路边摊的小贩都能免费为乞丐提供小吃。可这不代表法国的低端人口就过得很滋润，长居法国的中国移民应该感受颇深；华人在欧洲经常被视为“有钱人”，因此成为北非裔移民的“财路”；在巴黎北郊“廉租房”林立的欧拜赫维利耶市，北非裔移民抢劫华人移民已是家常便饭，因为警力欠缺，报案根本无济于事。周边人的冷淡态度，异国他乡的陌生环境，令这些人彻底失去了归属感，于是选择铤而走险，用犯罪来释放压抑的内心。
哪怕在百般呼吁“自由平等”的美国，低端人口的生活状态也好不到哪儿去。看过《当幸福来敲门》的人就应该清楚，甭管你是不是难民，只要没钱就属于低端；片中的男主角只能带着儿子每天去避难所排队，只求能在有片瓦遮头的房子里过一晚；次日他们就得离开，并赶在“客满”之前去到一个个避难所申请入住，如果申请不到，就只能住在地铁站的厕所里了。这种“民间疾苦”的真实刻画，一方面是想唤起人们对低端人口的同情心，另一方面也在提醒大家——低端人口无论到哪儿都只配拥有低端的人生，除非你天赋异秉。 美国著名的黑人脱口秀演员凯文.哈特曾经在节目中以调侃的语气讲述了黑人们的“低端”生活，他提及名流芸集的贝弗里山庄社区中，住着全世界最好的灵魂乐黑人女歌手，而她的邻居却是一名普通的白人牙医。这就意味着，哪怕2017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颁给了黑人主打的同志电影《月光男孩》，也无助于改变现状，低端就是低端。
君不见，德国的反移民极右组织纷纷崛起，他们可不会让难民过得那么“舒服”；2017年2月，一个组织在一幢收容了3900人的难民中心纵火，消防员扑救过程中，路过的醉汉们居然站在火场外围拍手叫好。要知道，这对德国难民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2015至2016年期间，对难民居所的攻击事件被立案的已达400多起，最尴尬的部分在于，因此而限制难民进入就等于向极右流氓们妥协，而不限制的话，带来的是更多隐患。
正在放弃的“博爱”
大多数的欧洲人都秉承这样一个信念——低端人口要在我们的地盘扎根，就必须接受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否则别来。
可是从宗教信仰到生活习惯，每一个“雷区”都有可能成为矛盾激发点，哪有这么容易就让低端人口本土化？尤其是移民们接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很难适应西方工薪社会的宗教习惯，语言交流也是大问题，他们非常明显地“拖了后腿”，成为标准的弱势群体。
面对现实，有“铁娘子”之称的默克尔退缩了，每年花在难民身上的钱已超过211亿欧元，却被民众连连唾弃，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状态，让她低下了执拗的头颅。2016年9月，基民盟在其大本营梅-前州选举中的失利，令其彻底醒悟，她不得不承认：“在移民融入方面，我们真的不是‘世界冠军’，我们等待了太久的时间，才真正意识到难民问题成了大问题。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时光倒流到很多、很多年前。”
而美国人的态度则更加鲜明务实，看看总统大选的结果就知道了；无论好莱坞名流如何竭尽洗脑之能事，民众依旧坚定地把票投给了唐纳德.特朗普。要知道，美国已经拗了太久的“政治正确”造型，马丁路德金大道黑人芸集，华盛顿市河边的黑人區更成为低端人口的聚集所；这两处“名胜”基本上属于游客禁地，因为那儿几乎是犯罪分子的老窝，充斥着枪支、毒品和色情交易。
当然了，好莱坞明星们对难民的“关怀”，作秀成分也是颇高的；就有人道救援机构员工向英国《卫报》曝过料，直指奥斯卡影帝西恩.潘在探访难民时威胁一众救援机构员工：“如果不好好干，我就在CNN节目上曝光你们！”这份“任性”令救援人员瞠目结舌，也从此看穿了明星的个人修养。
特朗普为了清理低端人口，可以说是竭尽所能；他号称要在墨西哥与美国边境筑墙，让偷渡者无机可趁，将移民机会留给了愿意大把掏钱投资项目的中国人，张开双臂欢迎土豪，拒绝一切低端人士踏上美国的国土。2017年12月，在联合国关于全球移民事务的会议上，特朗普更是明确表示将终止参与“全球移民协议”。事实上，他并非嘴上说说，上台之初就以“不利于美国利益”、“威胁国家安全”等理由大幅度限制难民涌入，将接收上限缩减至5万人，不到奥巴马当年制定数量的一半。也就是说，特朗普利用专属于商人的利已主义，精明地将低端人口隔绝在外，肥水从此不流外人田。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潮，就这样被提倡“博爱”的美国公民们抽刀断水，这是再多的反歧视影视佳作都无法挽回的趋势。
犹记科隆事件发现之后，市长亨丽埃特.雷克尔向女性市民提议：至少与陌生人保持“一臂之遥”的距离。这个距离，也许就是“高端”与“低端”之间最具体的分隔线，犹如水与油的交叠，可以勉强凑在一起，却永远无法相融。
那些怀揣民主之梦，祈求能在新国度拥抱好运的低端人口，也终于在几年间尝尽了被看低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