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边从事戏曲研究，一方面为文学创作而准备。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忆罗隆基》。写毕，急急忙忙又恭恭敬敬地拿给丈夫审阅。他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专攻戏曲小说。就文学而言，他是内行，我是外行。审阅前，我塞给他一支中华牌铅笔，并在耳边细语：“你看到有什么段落或句子写得还算好的话，就在旁边给我画个圈圈，以资鼓励嘛！”
　　他笑笑。一笑之间，我们的关系顿时从夫妻转变为师生。他坐着，我站着。近3万字的篇幅，他一页一页地看，我一刻一刻地挨。只见老公手里的笔一动不动，我心里凉了半截。看到最后一页，他画了一连串的圈圈。我知道这是专为“以资鼓励”才画的。瞅着这最后的圆圈，我都快哭了。
　　丈夫让我坐下，严肃地对我说：“小愚，你有丰富的经历和记忆。平时聊天，听你形容个人或说件事，都活灵活现的，可到了纸上，怎么就干巴了……”说话的口气像训孙子一样。
　　“你知道自己缺少什么吗？”
　　“缺少语汇呗！”我说。
　　“不是缺少语汇，是缺乏文学训练。”
　　哦，原来我缺的是文学训练！于是，我便开始了马拉松式的训练。每天读古诗古文古小说，又翻阅当代读物。为此，订了许多期刊，自认为比较好的作品，读后拿给老公鉴定。他有时像法官一样，盯着我问：“你说说，这东西好在哪儿？”一听这口气，便知道自己又看走眼了。几年下来，也还真阅读了一些当下作家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中篇小说。其中一个中篇，题目叫“死于合唱”，看得我兴奋不已，打听这个叫胡发云的作者是谁，还不遗余力地四处推荐。
　　一晃多少年，我与胡发云先生会面了。但我们的话题不是“死于合唱”，而是死于癌症。我丧夫数载，他丧妻也近两年。由于亲人死于同样的绝症，我们的第一个话题便是病痛与死亡，也是一个反复的话题。
　　中年是最灰色的，如悠长的冬日，似飘落的雪花。胡先生比我坚强，他很快给亡妻写了长长的悼文，以寄托浓浓的哀思。悼文是用“伊妹儿”传过来的。我边读边哭，字里行间我听到了他的心碎声。文中，一段给病重妻子洗澡的细节，深深震动了我。
　　他妻子说想洗个澡。胡先生跑了大半个武汉市，买来一个圆形的轻巧小浴盆，刚好可以放在病房里。他灌满热水，把妻子抱起来放进小浴盆，先用毛巾把锁骨处的输液接口裹严实，再一处一处给她轻轻擦洗。妻子自嘲地说：“我变得这么难看了。”胡先生笑着说：“我觉得不难看，那就是不难看。”然后又背诵了法国女作家杜拉斯那一句撼天动地的话——“与你年轻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洗完后，他用了几乎整整一瓶护肤霜给妻子全身上下轻轻涂抹了一遍，肌肤立时就滋润鲜亮起来。
　　写到这里，胡发云感叹道：“51年的生命，30年的相识，26年的夫妻，像一株自己种下的花儿，眼见了一个女人一生的美。这种美，只有种花人自己才真正看见的……哪怕凋萎，也看得见其中绵延不绝的风韵。就像家里那几束早已老去的山菊花和勿忘我。”泪落染树，血流染枝。这篇悼文，使我看到一种以生命的执著去完成的宿命式的神圣爱情。
　　窗外，太阳冷冷地照着，我心里一片悲哀。世间最坚韧、最脆弱的关系莫过于夫妻了。夫妻？有谁懂得什么是夫妻？我没见过胡先生的妻子，但我觉得他是懂得自己的妻子的，他是懂得女人的男人。
　　我是第二次婚姻了。第二次婚姻的特点是婚前双方要把所有问题提前谈好，权衡的分量大于情感的砝码。所以，婚后我和丈夫的关系平淡得像“独联体”——松散的联盟。一人一间屋，各干各的事，各看各的书，经济独立，社交独立。日子再平淡不过了。可是一旦他倒下，那平淡后面的东西突然显露出来，血淋淋的！我恍然大悟：他不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生命的全部。我哭泣着不断哀求医生：“救救他，用我的命换他的命！”两次昏死在他的病房。我第一次倒地，他大叫：“这儿不是医院，这是虎口。我俩不能都掉进来，你要逃出去！从明天起，不许你来看我。”第二次，他就只能用无比忧伤的眼睛望着我，望着我。
　　丈夫的病越来越重了，那时我刚好写完《忆张伯驹夫妇》。他挣扎着一天看一两页，还在稿子上面做记号，并吃力地说：“小愚，你写得比以前好多了。也还有很多问题，等我的病好了，我来给你改。”过了一个多月，丈夫大概知道已经没有为我修改文章的可能了，他把稿子从枕头底下抽出来还给我，说：“写吧，写吧。等我死了，你就成功了。”
　　一天，丈夫的气色还好，他坐起来拉着我的手说：“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段。后三段都是苦，前面的生也未必是乐。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人生的标准。小愚，对你来说，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活下去！这是你父亲当年的叮嘱，也是我的叮嘱。我不担心你的工作，只担心你的生活。你什么都不会呀。我死后，谁给你领工资？马桶坏了，谁给你修？灯绳断了，谁给你接？你一个人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再找一个男人吧！”我扑在他胸前，放声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