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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宕昌县博物馆收藏有一枚铜镜。该镜呈圆形，直径18.1厘米，厚0.87厘米。半圆形钮，钮高2厘米，钮台下有八卦纹一周，每个八卦两边施竖向连珠纹作为分隔。往外一圈为镜背纹饰的内区，有8个姿态各异、手持不同乐器的伎乐飞天，八卦纹和伎乐飞天之间以连珠纹相隔。再往外为镜背纹饰的外区，为楷书铭文带一周，铭曰：“光流素月，质禀玄精。澄空鉴水，照回疑清。终古永固，萤此心灵”，间以篆书“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字，每个篆字两边施竖向连珠纹作为分隔。内、外区之间饰锯齿纹两周，外缘台面饰缠枝草叶纹，外区及边缘之间以一周锯齿纹相隔。镜体整体光洁润泽，边缘及内区有少量锈斑。该镜于1958年在宕昌县哈达铺王家村农田基本建设中被发现后保存在村民家中，其后由宕昌县文化馆征集，现藏于宕昌县博物馆，2002年由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定为一级文物。
铜镜时代
这面铜镜为征集品，并无明确出土墓葬可证其年代。外区的铭文形容该铜镜美好精良，相同铭文内容的铜镜发现较多，统称为“光流素月”镜，这些铜镜的内区图案和尺寸虽有所区别，但镜面的总体布局基本一致。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的“光流素月”镜，直径10.3 厘米，圆钮，内区4只瑞兽环钮而奔，瑞兽间点缀缠枝葡萄纹，外区一周24字楷书铭文带，首尾以一圆点作分隔；广西博白县沙河村圆岭屯出土的“光流素月”镜，直径11.5厘米，圆钮，内区4只鸾鸟衔绶绕钮环列，鸟间衬以花叶纹，其外有短斜线纹一周，外区有24字楷书铭文一周；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一面“光流素月”镜，内区为五瑞兽，外区有4字楷书铭文一周，首尾以五点作为分隔；西安亦出土多面“光流素月”镜，镜铭、构图基本一致，仅纹饰题材、细部处理略有差异。通常认为，拥有此类铭文铜镜的流行时间约在隋至初唐，但笔者认为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应该晚于这一时代。
从镜背布局看，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与上文提及诸镜有许多共同点，如圆钮、纹饰分布在内区、铭文分布在外区、铭文带较宽等。但该镜同时也具有前述诸镜没有的系列特征：如体型相对较大；24字铭文之间以篆书“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字分隔，且篆字两边施竖向连珠纹；钮台下有八卦纹一周；镜背内区主题纹饰为伎乐飞天等。徐殿魁先生在《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一文中通过对考古发掘和传世的100余面纪年唐墓出土铜镜进行梳理和对比后，将唐镜分为初唐期，即唐高祖李渊至高宗李治在位时期（618—683年）；盛唐期，即武则天光宅元年至玄宗开元末年（684—741年）；中唐期，即玄宗天宝元年至德宗贞元末年（742—805年）；晚唐期，即宪宗元和元年至哀帝天佑四年（806—907年）。初唐期主要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葡萄镜、瑞兽镜等，纹饰包括四神、十二生肖、瑞兽和铭文带，尤其镜背较多使用规矩纹，更多的是对前朝铜镜的延续与继承。而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并不符合初唐铜镜的系列特征。
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内区主题纹饰为伎乐飞天，以该纹饰为主题的铜镜又被称作飞仙镜或飞天镜，其流行时间大概始于盛唐时期的后半段，即玄宗时期开始，至中唐大量流行，且该镜背所铸飞天体型较为清瘦，神情庄严，略显呆板，远没有盛唐时期飞天的灵动感和飘逸感，但其形象与敦煌莫高窟中期至晚唐时期飞天形象却极为神似。该镜中出现的八卦纹饰从目前明确纪年墓葬出土铜镜来看，除安徽望江同心村出土八卦铭文镜和1998年印尼勿里洞黑石号沉船出水的八卦镜铸造年代为乾元元年（758年）外，基本集中于晚唐时期，也就是说，八卦镜是中唐开始出现至晚唐逐渐流行的一个镜类。黑石号沉船出水八卦镜，圆形，圆钮，钮外对称环列四神图案，其外环列八卦纹饰，八卦纹外有一周24字楷体铭文，年代为唐乾元元年，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八卦镜；安徽望江县同心村出土八卦铭文镜，为八出葵花形，钮外装饰八卦图案，其外有篆体铭文三周，刘铮在《安徽望江县同心村出土八卦铭文镜年代考》一文中考证其年代亦为乾元元年。这两枚唐中期铜镜虽装饰有八卦纹，但配置与镜钮有一定距离，纹饰较为舒朗，八卦位置的配置与镜背图案及铭文的联系不甚密切，与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有所区别。河南偃师杏园李二十五女墓出土的会昌五年（845年）镜，仅残存半面，钮座周围环绕八卦纹，以两圈凸棱分隔钮座和内外区，内区环绕十二生肖图像，外区有铭文，铭文带较宽，纹饰及铭文配置方式与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极为相近；又如偃师杏园954号晚唐墓出土镜，胎质较薄，镜面较大，平顶桥梁钮，内区八个变体篆文“寿”字，外区八个符箓纹，相间八个星象图，窄素缘，尽管该镜镜钮、纹饰均与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不同，也无铭文带，但这种八卦纹配以篆文“寿”字、符箓、星象等具有宗教纹饰的做法确实与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有异曲同工之妙。综合以上因素，笔者以为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年代应在晚唐时期。
此外，1987年江西大余县出土一枚“光流素月”镜，直径10厘米，三角缘，半球形钮，内区饰海兽葡萄纹，外区铸楷书铭辞：“光流素月，质禀玄精。澄空鉴水，照回疑清。终古永固，萤此心灵”。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批开元通宝铁钱。邓福元先生在《大余县出土唐代铜镜和铁钱》指出：这种铁钱应是唐中后期民间私铸钱。由此亦可推断，“光流素月”镜应该不止流行于隋至初唐时期，不排除唐代中后期也有流行的可能性。
伎乐飞天手持的乐器
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内区为8名伎乐飞天，每人手持一种乐器，外区铭文间以篆书“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字，与伎乐飞天一一相对。
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被称作“八音”，是产生于周代的一种乐器分类法，最早可见于《尚书·虞书·舜典》记载： 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周礼·春官·大师》对八音的记载：
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皆文之以五省：宫、商、角、徽、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
此后历代文献中都有关于“八音”的记载，八种材质没有变化，但乐器种类却越来越多样化。唐代音乐艺术极为繁荣，关于“八音”的记载较为详细，且在传统“八音”中纳入了大量外来乐器。史籍中对于唐代“八音”记载最主要的有《旧唐书·礼乐志》《新唐书·礼乐志》和《通典·乐典》，这三部典籍关于“八音”的分类是一致的，只是记载顺序以及所包含的乐器略有区别。
《旧唐书》记载“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谓之八音”，同时介绍了众多乐器的名称、外形、来源等，但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些乐器在“八音”中是如何归属的。但我们可依据其叙述顺序，看出这些乐器是按照匏、竹、木、丝、土、金、石、革的顺序记载的。
《新唐书》对“八音”的记载就更明确了一些，并且有了雅乐和俗乐之分。关于“八音”雅乐，依照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的顺序予以记载，同时言简意赅地介绍了每一种类分别包含有哪些乐器；关于“八音”俗乐，仅记载了革、丝、竹、匏、土、木六类乐器。唐萱在《“八音”：历史系谱与文化意涵》一文中认为，《新唐书》中并没有明确记载此为俗乐“八音”，且八音也不完整，故可以看做是俗乐“八音”的雏形。
《通典》中“八音”的记载顺序与《新唐书》相同，并提及桃皮、贝、叶三种按材质并不能被纳入“八音”中的乐器而列于“八音”之后。
下面结合《旧唐书》《新唐书》《通典》中对于“八音”的记载，对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背伎乐飞天所持乐器作一浅要探讨。
金—敲钟伎乐飞天
“金”字对应的伎乐飞天，头梳双环髻，身着襦裙，身后飘带飞扬，身形瘦削，周身布满云气纹。飞天左手持长条形短棒，敲向右侧悬挂的钟。
关于唐代钟的图像资料，可以在敦煌莫高窟晚唐洞窟196窟《牢度叉斗经变》中看到：壁画左侧释迦牟尼佛右上方，有一比丘，双手持敲钟棒，敲向旁侧架子上悬挂的钟。壁画中钟的形制与铜镜背面敲钟飞天所敲之钟极为类似，只是形体略大。因此，铜镜背面所铸的这种形制較小的钟，应是史籍中记载的栈钟。《通典》载：“《尔雅》曰：‘大钟曰镛，中者曰剽，小者曰栈。’…… 栈钟，东晋初得，则尔雅所谓钟小者栈也。小而编次之，曰编钟。”
石—击磬伎乐飞天
“石”字对应的伎乐飞天，头梳双环髻，髻边有束带，身着襦裙，身后飘带飞扬，身形瘦削，周身布满云气纹。飞天左手持槌，击向右侧的悬挂的石磬。石磬之上有一孔，悬挂敲击，是最古老的石制打击乐器和礼器。
土—吹埙伎乐飞天
“土”字对应的伎乐飞天，头梳高髻，身着襦裙，身后飘带飞扬，身形瘦削，周身布满云气纹。飞天双手捧埙，孔数不辨，大小如手掌，置于嘴边吹奏。
关于唐代埙的图像资料，可以在敦煌莫高窟初唐洞窟220窟南壁《阿弥陀经变》乐队中看到：一乐伎双手捧埙，形体较大，桃形，有音孔数个。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背伎乐飞天所吹奏埙的形体较敦煌莫高窟220窟南壁吹埙乐伎所吹之埙略显瘦长，但大体一致，皆似桃形，置于嘴边吹奏。
革—敲鼓伎乐飞天
“革”字对应的伎乐飞天，头梳高髻，身着襦裙，身后飘带飞扬，身形瘦削，周身布满云气纹。飞天左手持一鼓槌，击向右侧的鼓，鼓形制似两碗底对接，细腰。
“光流素月”镜背伎乐飞天所击之鼓拥有广首、纤腹的特征，可能为腰鼓、都昙鼓或毛员鼓。《旧唐书》载：“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广首而纤腹，本胡鼓也……都昙鼓，似腰鼓而小，以槌击之。毛员鼓，似都昙鼓而稍大。”关于唐代腰鼓的实物资料，1987年河南沁阳唐墓出土了一件细腰红陶鼓，两端宽中间细，与铜镜背面伎乐飞天所敲之鼓的形制极为相近。郑汝中先生在《敦煌壁画乐器分类考略》一文中结合敦煌莫高窟壁画图像资料和文献材料，认为腰鼓的主要特征为细腰，鼓形状如两个碗底部对接而成，两端张以皮革，以绳收束，使皮膜绷紧，敲击发音；还有一种类似今天的鼓，将皮膜钉粘在边框上。腰鼓演奏时系于腰间或置于面前，踞地演奏，用手拍或杖击发声。细长、直径较小的腰鼓称为都昙鼓；腰鼓中稍大型者、鼓面隆起者、腰身略粗者称为毛员鼓，这种鼓用手拍击，不用鼓槌。从以上资料看，“光流素月”镜背伎乐所敲之鼓的形制和演奏方式与莫高窟唐代壁画中的腰鼓更为类似，远没有都昙鼓细长。因此，笔者以为，铜镜背面所铸之鼓，广首纤腹，以槌击进行演奏，应该就是腰鼓。
丝—弹琴伎乐飞天
“丝”字对应的伎乐飞天，头梳双髻，身着襦裙，身后飘带飞扬，身形瘦削，周身布满云气纹。飞天左手按弦，右手拨弦，琴呈长方形条状，形体较直，较窄小，徽位、弦数、局部构建均难以辨认。
《旧唐书》：“琴，伏羲所造。琴，禁也，夏至之音，阴气初动，禁物之淫心。五弦以备五声，武王加之为七弦。”敦煌莫高窟隋代第423窟东北壁上方交叉处飞天伎乐图绘有一弹琴飞天，其琴的形制以及飞天的弹奏方式都与“光流素月”镜背所铸极为相近。莫高窟晚唐第85窟树下弹琴图中善友太子所弹之琴的形制与“光流素月”镜背伎乐所弹之琴亦相似。1985年甘肃酒泉西沟村唐墓出土一件伎乐画像砖，砖面弹琴伎乐所弹之琴的形制及其弹奏方法亦与“光流素月”镜背所铸图案相同。
木—击敔伎乐飞天
“木”字对应的伎乐飞天，头梳高髻，身着襦裙，身后飘带飞扬，身形瘦削，周身布满云气纹。飞天面前有一敔，形如伏兽，飞天左手持籈，伸向兽背，籈端象征性地显示出细茎。
《旧唐书》中说：“敔，如伏虎，背皆有鬣二十七，碎竹以击其首而逆刮之，以止乐也。”根据文献记载可知，敔这种乐器是通过一支一端劈成数根细茎的竹筒，逆刮虎背的锯齿进行演奏的，表示乐曲的终结，用于宫廷雅乐。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清代敔，高68厘米，木制，为伏虎状，髹黄漆，上彩绘黑色斑纹，胸腹部斑纹略杂以白色，其背插列方形木片27片，形如刚鬣，间隔染以靛蓝、绿、红、白等色，伏于木座之上，座上承籈；籈为竹管制，长80.5厘米，在长40厘米处锯开，所锯深度为管径的二分之一，然后顺纵向截去，所留另一半纵劈成24根细茎，另用 3根竹丝箍于竹管上以防劈裂。“光流素月”镜背之敔之上的鬣及飞天手中所持籈的形态不甚清晰，但可明显看出其状若伏虎的形制及籈端象征性显示呈数茎的样式与前述故宫藏清代敔基本相似。
匏—吹笙伎乐飞天
“匏”字对应的伎乐飞天，头梳三环髻，身着襦裙，身后飘带飞扬，身形瘦削，周身布满云气纹。飞天双手捧一笙，置于嘴边，作吹奏状。
《旧唐书》中说：“匏，瓠也，女娲氏造。列管于匏上，内簧其中，《尔雅》谓之巢。大者得曰竽，小者曰和。竽，煦也，立春之气，煦生万物也。竽管三十六，宫管在左。和管十三，宫管居中。今之竽、笙，并以木代匏而漆之，无复音矣。” “光流素月”镜背面的笙，圆形笙斗，吹嘴较直，簧管的具体数量及围匝形式因铸造原因不甚清晰，但大体形状与今日所见的笙极为相近。该笙簧管的形制，与莫高窟唐代第485窟壁画中迦陵频伽伎乐及第112窟《金刚经变》壁画中吹笙伎乐所持笙相似，但莫高窟壁画中笙的吹嘴明显呈茶壶嘴状，二者略有差别。然而，“光流素月”镜背吹笙伎乐飞天所持笙的形制与唐代李寿墓石椁立部吹笙伎乐所持之笙，及河南巩义北窑湾出土的彩绘陶伎乐俑中吹笙俑所持之笙却是基本相同的。
竹—吹排箫伎乐飞天
“竹”字对应的伎乐飞天，头梳三环髻，身着襦裙，身后飘带飞扬，身形瘦削，周身布满云气纹。飞天双手捧一排箫，置于嘴边，作吹奏状。
《通典》中说：“箫，世本曰：‘舜所造。’其形参差，象凤翼，十管，长二尺。……前代有洞箫，今无其器。蔡邕曰：‘箫，编竹有底。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长则浊，短则清。以蜜蜡实其底而增减之，则和。’然则邕时无洞箫矣。”也就是说，排箫本有两种形制，一种形似凤翼，一边长，一边短，名为洞箫，可是早在东汉蔡邕时期就已经没有了；另外一种名底箫，为单排两端同样长度的竹管。“光流素月”镜背面所铸的排箫较为写意，仅显示一方框表示竹管，无法分辨其内部结构，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两边管长基本相等，应为底箫。这种形制的排箫，在莫高窟唐代壁画中比较常见，如与莫高窟唐代第220窟北壁《药师佛经变》下部乐舞图中吹排箫伎乐、第45窟北壁盛唐《观无量寿经变》伎乐图中吹排箫伎乐、第112窟《药师经变》乐舞图等。同时，与1952年西安苏思勖墓出土唐天宝四年（745年）乐舞图壁画、2013年西安郭庄村韩休墓出土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宴乐图壁画中吹排箫伎乐手中所持排箫形制相同，均为底箫。
八音与八卦的关系
这枚“光流素月”镜最为奇特之处，是钮台下八卦、内区八个伎乐飞天所持乐器与篆书“八音”铭文是一一对应的。
“八卦”是一套用三组阴阳组成的哲学符号，其中蕴含着道家文化最为深奥的概念。其名称为乾（代表天）、坎（代表水）、艮（代表山）、震（代表雷）、巽（代表风）、离（代表火）、坤（代表地）、兑（代表泽）。在古代史籍中，关于“八音”与“八卦”的关系，通常都与 “八风”“八方”等联系密切，“八音”就是八方之风，八卦之音。
《国语·周语下》、《晋书》卷二二《乐上》、《通典》卷一四三《乐三》、《乐书》卷一〇四《八音从八风》等古籍中关于“八音”“八卦”“八风”的记载是一致的，即：乾之音为石，其风不周；坎之音为革，其风广莫；艮之音为匏，其风融；震之音为竹，其风明庶；巽之音为木，其风清明；离之音为丝，其风景；坤之音为土，其风凉；兑之音為金，其风阊阖。再看这枚“光流素月”镜，其镜背篆书铭文“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所对应的八卦名称分别为“兑“”乾“”坤“”坎“”离“”巽“”艮“”震”，与史籍记载完全一致。
综上所述，宕昌县博物馆收藏的这枚“光流素月”铜镜，纹饰精美，工艺考究，是晚唐铜镜中的精品之作，其镜钮台下八卦与镜背内区八个伎乐飞天所持乐器及外区铭文带篆书铭文“金”“石”“土”“革”“丝”“木”“匏”“竹”一一对应，在唐代铜镜中较为罕见，对于解读唐代八音的文化内涵、乐器种类等内容具有重要研究意义。此外，该镜背内区八个伎乐飞天所持乐器在敦煌莫高窟同时期洞窟壁画以及同时期出土文物中均可找到类似器型，由此得知这些乐器均是当时的常见乐器，对于研究唐代乐器器型及其演奏方法提供了新资料。
本文中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的照片及相关基础资料由宕昌县博物馆杨志洁先生提供，在此特别致谢。
（作者为甘肃省博物馆馆员）
铜镜时代
这面铜镜为征集品，并无明确出土墓葬可证其年代。外区的铭文形容该铜镜美好精良，相同铭文内容的铜镜发现较多，统称为“光流素月”镜，这些铜镜的内区图案和尺寸虽有所区别，但镜面的总体布局基本一致。杭州雷峰塔地宫出土的“光流素月”镜，直径10.3 厘米，圆钮，内区4只瑞兽环钮而奔，瑞兽间点缀缠枝葡萄纹，外区一周24字楷书铭文带，首尾以一圆点作分隔；广西博白县沙河村圆岭屯出土的“光流素月”镜，直径11.5厘米，圆钮，内区4只鸾鸟衔绶绕钮环列，鸟间衬以花叶纹，其外有短斜线纹一周，外区有24字楷书铭文一周；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一面“光流素月”镜，内区为五瑞兽，外区有4字楷书铭文一周，首尾以五点作为分隔；西安亦出土多面“光流素月”镜，镜铭、构图基本一致，仅纹饰题材、细部处理略有差异。通常认为，拥有此类铭文铜镜的流行时间约在隋至初唐，但笔者认为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应该晚于这一时代。
从镜背布局看，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与上文提及诸镜有许多共同点，如圆钮、纹饰分布在内区、铭文分布在外区、铭文带较宽等。但该镜同时也具有前述诸镜没有的系列特征：如体型相对较大；24字铭文之间以篆书“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字分隔，且篆字两边施竖向连珠纹；钮台下有八卦纹一周；镜背内区主题纹饰为伎乐飞天等。徐殿魁先生在《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一文中通过对考古发掘和传世的100余面纪年唐墓出土铜镜进行梳理和对比后，将唐镜分为初唐期，即唐高祖李渊至高宗李治在位时期（618—683年）；盛唐期，即武则天光宅元年至玄宗开元末年（684—741年）；中唐期，即玄宗天宝元年至德宗贞元末年（742—805年）；晚唐期，即宪宗元和元年至哀帝天佑四年（806—907年）。初唐期主要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葡萄镜、瑞兽镜等，纹饰包括四神、十二生肖、瑞兽和铭文带，尤其镜背较多使用规矩纹，更多的是对前朝铜镜的延续与继承。而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并不符合初唐铜镜的系列特征。
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内区主题纹饰为伎乐飞天，以该纹饰为主题的铜镜又被称作飞仙镜或飞天镜，其流行时间大概始于盛唐时期的后半段，即玄宗时期开始，至中唐大量流行，且该镜背所铸飞天体型较为清瘦，神情庄严，略显呆板，远没有盛唐时期飞天的灵动感和飘逸感，但其形象与敦煌莫高窟中期至晚唐时期飞天形象却极为神似。该镜中出现的八卦纹饰从目前明确纪年墓葬出土铜镜来看，除安徽望江同心村出土八卦铭文镜和1998年印尼勿里洞黑石号沉船出水的八卦镜铸造年代为乾元元年（758年）外，基本集中于晚唐时期，也就是说，八卦镜是中唐开始出现至晚唐逐渐流行的一个镜类。黑石号沉船出水八卦镜，圆形，圆钮，钮外对称环列四神图案，其外环列八卦纹饰，八卦纹外有一周24字楷体铭文，年代为唐乾元元年，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八卦镜；安徽望江县同心村出土八卦铭文镜，为八出葵花形，钮外装饰八卦图案，其外有篆体铭文三周，刘铮在《安徽望江县同心村出土八卦铭文镜年代考》一文中考证其年代亦为乾元元年。这两枚唐中期铜镜虽装饰有八卦纹，但配置与镜钮有一定距离，纹饰较为舒朗，八卦位置的配置与镜背图案及铭文的联系不甚密切，与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有所区别。河南偃师杏园李二十五女墓出土的会昌五年（845年）镜，仅残存半面，钮座周围环绕八卦纹，以两圈凸棱分隔钮座和内外区，内区环绕十二生肖图像，外区有铭文，铭文带较宽，纹饰及铭文配置方式与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极为相近；又如偃师杏园954号晚唐墓出土镜，胎质较薄，镜面较大，平顶桥梁钮，内区八个变体篆文“寿”字，外区八个符箓纹，相间八个星象图，窄素缘，尽管该镜镜钮、纹饰均与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不同，也无铭文带，但这种八卦纹配以篆文“寿”字、符箓、星象等具有宗教纹饰的做法确实与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有异曲同工之妙。综合以上因素，笔者以为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年代应在晚唐时期。
此外，1987年江西大余县出土一枚“光流素月”镜，直径10厘米，三角缘，半球形钮，内区饰海兽葡萄纹，外区铸楷书铭辞：“光流素月，质禀玄精。澄空鉴水，照回疑清。终古永固，萤此心灵”。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批开元通宝铁钱。邓福元先生在《大余县出土唐代铜镜和铁钱》指出：这种铁钱应是唐中后期民间私铸钱。由此亦可推断，“光流素月”镜应该不止流行于隋至初唐时期，不排除唐代中后期也有流行的可能性。
伎乐飞天手持的乐器
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内区为8名伎乐飞天，每人手持一种乐器，外区铭文间以篆书“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字，与伎乐飞天一一相对。
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被称作“八音”，是产生于周代的一种乐器分类法，最早可见于《尚书·虞书·舜典》记载： 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周礼·春官·大师》对八音的记载：
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皆文之以五省：宫、商、角、徽、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
此后历代文献中都有关于“八音”的记载，八种材质没有变化，但乐器种类却越来越多样化。唐代音乐艺术极为繁荣，关于“八音”的记载较为详细，且在传统“八音”中纳入了大量外来乐器。史籍中对于唐代“八音”记载最主要的有《旧唐书·礼乐志》《新唐书·礼乐志》和《通典·乐典》，这三部典籍关于“八音”的分类是一致的，只是记载顺序以及所包含的乐器略有区别。
《旧唐书》记载“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谓之八音”，同时介绍了众多乐器的名称、外形、来源等，但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些乐器在“八音”中是如何归属的。但我们可依据其叙述顺序，看出这些乐器是按照匏、竹、木、丝、土、金、石、革的顺序记载的。
《新唐书》对“八音”的记载就更明确了一些，并且有了雅乐和俗乐之分。关于“八音”雅乐，依照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的顺序予以记载，同时言简意赅地介绍了每一种类分别包含有哪些乐器；关于“八音”俗乐，仅记载了革、丝、竹、匏、土、木六类乐器。唐萱在《“八音”：历史系谱与文化意涵》一文中认为，《新唐书》中并没有明确记载此为俗乐“八音”，且八音也不完整，故可以看做是俗乐“八音”的雏形。
《通典》中“八音”的记载顺序与《新唐书》相同，并提及桃皮、贝、叶三种按材质并不能被纳入“八音”中的乐器而列于“八音”之后。
下面结合《旧唐书》《新唐书》《通典》中对于“八音”的记载，对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背伎乐飞天所持乐器作一浅要探讨。
金—敲钟伎乐飞天
“金”字对应的伎乐飞天，头梳双环髻，身着襦裙，身后飘带飞扬，身形瘦削，周身布满云气纹。飞天左手持长条形短棒，敲向右侧悬挂的钟。
关于唐代钟的图像资料，可以在敦煌莫高窟晚唐洞窟196窟《牢度叉斗经变》中看到：壁画左侧释迦牟尼佛右上方，有一比丘，双手持敲钟棒，敲向旁侧架子上悬挂的钟。壁画中钟的形制与铜镜背面敲钟飞天所敲之钟极为类似，只是形体略大。因此，铜镜背面所铸的这种形制較小的钟，应是史籍中记载的栈钟。《通典》载：“《尔雅》曰：‘大钟曰镛，中者曰剽，小者曰栈。’…… 栈钟，东晋初得，则尔雅所谓钟小者栈也。小而编次之，曰编钟。”
石—击磬伎乐飞天
“石”字对应的伎乐飞天，头梳双环髻，髻边有束带，身着襦裙，身后飘带飞扬，身形瘦削，周身布满云气纹。飞天左手持槌，击向右侧的悬挂的石磬。石磬之上有一孔，悬挂敲击，是最古老的石制打击乐器和礼器。
土—吹埙伎乐飞天
“土”字对应的伎乐飞天，头梳高髻，身着襦裙，身后飘带飞扬，身形瘦削，周身布满云气纹。飞天双手捧埙，孔数不辨，大小如手掌，置于嘴边吹奏。
关于唐代埙的图像资料，可以在敦煌莫高窟初唐洞窟220窟南壁《阿弥陀经变》乐队中看到：一乐伎双手捧埙，形体较大，桃形，有音孔数个。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背伎乐飞天所吹奏埙的形体较敦煌莫高窟220窟南壁吹埙乐伎所吹之埙略显瘦长，但大体一致，皆似桃形，置于嘴边吹奏。
革—敲鼓伎乐飞天
“革”字对应的伎乐飞天，头梳高髻，身着襦裙，身后飘带飞扬，身形瘦削，周身布满云气纹。飞天左手持一鼓槌，击向右侧的鼓，鼓形制似两碗底对接，细腰。
“光流素月”镜背伎乐飞天所击之鼓拥有广首、纤腹的特征，可能为腰鼓、都昙鼓或毛员鼓。《旧唐书》载：“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广首而纤腹，本胡鼓也……都昙鼓，似腰鼓而小，以槌击之。毛员鼓，似都昙鼓而稍大。”关于唐代腰鼓的实物资料，1987年河南沁阳唐墓出土了一件细腰红陶鼓，两端宽中间细，与铜镜背面伎乐飞天所敲之鼓的形制极为相近。郑汝中先生在《敦煌壁画乐器分类考略》一文中结合敦煌莫高窟壁画图像资料和文献材料，认为腰鼓的主要特征为细腰，鼓形状如两个碗底部对接而成，两端张以皮革，以绳收束，使皮膜绷紧，敲击发音；还有一种类似今天的鼓，将皮膜钉粘在边框上。腰鼓演奏时系于腰间或置于面前，踞地演奏，用手拍或杖击发声。细长、直径较小的腰鼓称为都昙鼓；腰鼓中稍大型者、鼓面隆起者、腰身略粗者称为毛员鼓，这种鼓用手拍击，不用鼓槌。从以上资料看，“光流素月”镜背伎乐所敲之鼓的形制和演奏方式与莫高窟唐代壁画中的腰鼓更为类似，远没有都昙鼓细长。因此，笔者以为，铜镜背面所铸之鼓，广首纤腹，以槌击进行演奏，应该就是腰鼓。
丝—弹琴伎乐飞天
“丝”字对应的伎乐飞天，头梳双髻，身着襦裙，身后飘带飞扬，身形瘦削，周身布满云气纹。飞天左手按弦，右手拨弦，琴呈长方形条状，形体较直，较窄小，徽位、弦数、局部构建均难以辨认。
《旧唐书》：“琴，伏羲所造。琴，禁也，夏至之音，阴气初动，禁物之淫心。五弦以备五声，武王加之为七弦。”敦煌莫高窟隋代第423窟东北壁上方交叉处飞天伎乐图绘有一弹琴飞天，其琴的形制以及飞天的弹奏方式都与“光流素月”镜背所铸极为相近。莫高窟晚唐第85窟树下弹琴图中善友太子所弹之琴的形制与“光流素月”镜背伎乐所弹之琴亦相似。1985年甘肃酒泉西沟村唐墓出土一件伎乐画像砖，砖面弹琴伎乐所弹之琴的形制及其弹奏方法亦与“光流素月”镜背所铸图案相同。
木—击敔伎乐飞天
“木”字对应的伎乐飞天，头梳高髻，身着襦裙，身后飘带飞扬，身形瘦削，周身布满云气纹。飞天面前有一敔，形如伏兽，飞天左手持籈，伸向兽背，籈端象征性地显示出细茎。
《旧唐书》中说：“敔，如伏虎，背皆有鬣二十七，碎竹以击其首而逆刮之，以止乐也。”根据文献记载可知，敔这种乐器是通过一支一端劈成数根细茎的竹筒，逆刮虎背的锯齿进行演奏的，表示乐曲的终结，用于宫廷雅乐。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清代敔，高68厘米，木制，为伏虎状，髹黄漆，上彩绘黑色斑纹，胸腹部斑纹略杂以白色，其背插列方形木片27片，形如刚鬣，间隔染以靛蓝、绿、红、白等色，伏于木座之上，座上承籈；籈为竹管制，长80.5厘米，在长40厘米处锯开，所锯深度为管径的二分之一，然后顺纵向截去，所留另一半纵劈成24根细茎，另用 3根竹丝箍于竹管上以防劈裂。“光流素月”镜背之敔之上的鬣及飞天手中所持籈的形态不甚清晰，但可明显看出其状若伏虎的形制及籈端象征性显示呈数茎的样式与前述故宫藏清代敔基本相似。
匏—吹笙伎乐飞天
“匏”字对应的伎乐飞天，头梳三环髻，身着襦裙，身后飘带飞扬，身形瘦削，周身布满云气纹。飞天双手捧一笙，置于嘴边，作吹奏状。
《旧唐书》中说：“匏，瓠也，女娲氏造。列管于匏上，内簧其中，《尔雅》谓之巢。大者得曰竽，小者曰和。竽，煦也，立春之气，煦生万物也。竽管三十六，宫管在左。和管十三，宫管居中。今之竽、笙，并以木代匏而漆之，无复音矣。” “光流素月”镜背面的笙，圆形笙斗，吹嘴较直，簧管的具体数量及围匝形式因铸造原因不甚清晰，但大体形状与今日所见的笙极为相近。该笙簧管的形制，与莫高窟唐代第485窟壁画中迦陵频伽伎乐及第112窟《金刚经变》壁画中吹笙伎乐所持笙相似，但莫高窟壁画中笙的吹嘴明显呈茶壶嘴状，二者略有差别。然而，“光流素月”镜背吹笙伎乐飞天所持笙的形制与唐代李寿墓石椁立部吹笙伎乐所持之笙，及河南巩义北窑湾出土的彩绘陶伎乐俑中吹笙俑所持之笙却是基本相同的。
竹—吹排箫伎乐飞天
“竹”字对应的伎乐飞天，头梳三环髻，身着襦裙，身后飘带飞扬，身形瘦削，周身布满云气纹。飞天双手捧一排箫，置于嘴边，作吹奏状。
《通典》中说：“箫，世本曰：‘舜所造。’其形参差，象凤翼，十管，长二尺。……前代有洞箫，今无其器。蔡邕曰：‘箫，编竹有底。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长则浊，短则清。以蜜蜡实其底而增减之，则和。’然则邕时无洞箫矣。”也就是说，排箫本有两种形制，一种形似凤翼，一边长，一边短，名为洞箫，可是早在东汉蔡邕时期就已经没有了；另外一种名底箫，为单排两端同样长度的竹管。“光流素月”镜背面所铸的排箫较为写意，仅显示一方框表示竹管，无法分辨其内部结构，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两边管长基本相等，应为底箫。这种形制的排箫，在莫高窟唐代壁画中比较常见，如与莫高窟唐代第220窟北壁《药师佛经变》下部乐舞图中吹排箫伎乐、第45窟北壁盛唐《观无量寿经变》伎乐图中吹排箫伎乐、第112窟《药师经变》乐舞图等。同时，与1952年西安苏思勖墓出土唐天宝四年（745年）乐舞图壁画、2013年西安郭庄村韩休墓出土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宴乐图壁画中吹排箫伎乐手中所持排箫形制相同，均为底箫。
八音与八卦的关系
这枚“光流素月”镜最为奇特之处，是钮台下八卦、内区八个伎乐飞天所持乐器与篆书“八音”铭文是一一对应的。
“八卦”是一套用三组阴阳组成的哲学符号，其中蕴含着道家文化最为深奥的概念。其名称为乾（代表天）、坎（代表水）、艮（代表山）、震（代表雷）、巽（代表风）、离（代表火）、坤（代表地）、兑（代表泽）。在古代史籍中，关于“八音”与“八卦”的关系，通常都与 “八风”“八方”等联系密切，“八音”就是八方之风，八卦之音。
《国语·周语下》、《晋书》卷二二《乐上》、《通典》卷一四三《乐三》、《乐书》卷一〇四《八音从八风》等古籍中关于“八音”“八卦”“八风”的记载是一致的，即：乾之音为石，其风不周；坎之音为革，其风广莫；艮之音为匏，其风融；震之音为竹，其风明庶；巽之音为木，其风清明；离之音为丝，其风景；坤之音为土，其风凉；兑之音為金，其风阊阖。再看这枚“光流素月”镜，其镜背篆书铭文“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所对应的八卦名称分别为“兑“”乾“”坤“”坎“”离“”巽“”艮“”震”，与史籍记载完全一致。
综上所述，宕昌县博物馆收藏的这枚“光流素月”铜镜，纹饰精美，工艺考究，是晚唐铜镜中的精品之作，其镜钮台下八卦与镜背内区八个伎乐飞天所持乐器及外区铭文带篆书铭文“金”“石”“土”“革”“丝”“木”“匏”“竹”一一对应，在唐代铜镜中较为罕见，对于解读唐代八音的文化内涵、乐器种类等内容具有重要研究意义。此外，该镜背内区八个伎乐飞天所持乐器在敦煌莫高窟同时期洞窟壁画以及同时期出土文物中均可找到类似器型，由此得知这些乐器均是当时的常见乐器，对于研究唐代乐器器型及其演奏方法提供了新资料。
本文中宕昌县博物馆藏“光流素月”镜的照片及相关基础资料由宕昌县博物馆杨志洁先生提供，在此特别致谢。
（作者为甘肃省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