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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三一八示威、国民革命,邵飘萍参与其中;李大钊、毛泽东、高君宇、鲁迅、冯玉祥,是邵飘萍的战友;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是邵飘萍的冤家对头。邵飘萍当年的革命活动概括成一句话:重大事件必有他的身影,著名人物总会和他牵连。他用自己的辣手担起了社会的道义,可是,却也因此而使他成为民国以来第一位被公开枪杀的新闻记者。
邵飘萍
(1886—1926),男,汉族,浙江东阳人,革命志士,民国时期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新闻摄影家,中国传播马列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先驱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后人誉为“新闻全才”、“乱世飘萍”、“一代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等。
故居也是京报馆旧址
在北京市西城区有一条魏染胡同,胡同北起南柳巷,南到骡马市大街,明朝时叫魏阉胡同,传说魏忠贤曾在此居住,清末改为现名。
在胡同的中部,有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小楼,这里便是魏染胡同30号。大门口两侧是典型的欧式石柱,门中上方建有观光阳台,这里既是邵飘萍故居也是京报馆旧址,小楼正门上方“京报馆”三个大字是邵飘萍亲笔题写的。传说邵飘萍当年住在二楼北头,他把向阳的房间都让给普通编辑10如今的小楼已经有些残破了,楼后的小院里也建满了临时建筑,只能从古旧的窗棂和斑驳的石柱上揣摩过去的岁月了。
为了激励报社同人秉笔直书、宣达民意,邵飘萍从明代义士杨椒山“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著名诗句中,提炼出“铁肩辣手”四个字,挥笔大书,挂在报社办公室内。这意思十分明白:“辛辣”是《京报》的特色。
邵飘萍出身贫寒,从小在金华长大。五岁起即随父在私垫读书,1903年邵飘萍进入省立第七中学(现金华一中),1906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即今浙江大学)师范科。1909年毕业返回金华,任金华府学堂国文和历史教员。与反清革命党人秋瑾、徐锡麟等人来往。秋瑾就义前有书信给他。他曾多次参与反清起义活动,两次死里逃生,亦曾参加柳亚子等人发起成立的南社。辛亥革命时,浙江光复,邵飘萍已是杭州《汉民日报》的主编。
1912年,邵飘萍赴杭州与杭辛斋合办《汉民日报》,二次革命失败后,《汉民日报》被封,邵飘萍入狱。1914年出狱后,东渡日本留学,创办了东京通信社。1916年,应《申报》社长史量才之邀,北上来京担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同时创办通讯社“新闻编译社”。
1918培年,邵飘萍正式辞去《申报》聘约,创办《京报》。同年10月5日,《京报》在前门外三眼井胡同38号创刊。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是年8月,遭受通缉,报馆被查封。后赴日避难,受聘于大阪《朝日新闻》。流亡期间,撰写五万字的《新俄国之研究》一书,介绍了布尔什维克、列宁和苏维埃政权。1920年直皖战争后,安福系政府垮台,重返北京并复刊,新址便是在魏染胡同30号。
一份令人吃惊的学员名单
1918年10月,邵飘萍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当时《京报》刚刚创立,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一直坚持去上每周二小时的课。他提出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品性要完全独立,有操守人格,还讲授了大量新闻学的基本知识,并指导创办了《新闻周刊》。
1919年10月,得到一年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证书的有32人。今天再去看看这份名单,不禁感慨万千。名单中有不少人是中共最早的领袖级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谭植棠等等,还有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55人中也有些人终身都从事新闻事业,是中国新闻界的中坚,由此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毛泽东当年曾多次拜访邵飘萍,并得到过慷慨资助。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邵飘萍此时已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还在已被封闭的京报馆内住了一个多月。北京一别虽然再无见面的机缘,但毛泽东终生都没有忘记邵飘萍。
30年代,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回忆起当年在北京大学时的情景,曾动情地谈起邵飘萍,他对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
褒贬不一的贤内助
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惠祖籍江苏吴县,1890年生于杭州,能说得一口吴侬软语。当时在杭州省立女子师范念书,生得亭亭玉立,仪态大方。在课余之暇,常常在自家开的照相馆里协助料理账务。这时,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士常到照相馆来搭话,日久两人生情,这位男士就是邵飘萍。1906年,他们在浙江金华结为夫妇。
邵飘萍经历过清末民初的激烈的政治斗争,有忧国忧民意识,也有正义感。因此,当时北京的一些知名人士,如蔡元培、李大钊、胡适、林宰平、刘半农等都对他颇有好感。在成舍我的回忆中,邵飘萍虽不是北大教授,但一见面,还是尊称一声“邵老师”。汤修惠亦是成舍我见之难忘的“女性中出类拔萃者”。她敢作敢为敢担当,乐于帮助穷苦人排忧解难。
在新闻事业上,汤修惠是丈夫的得力助手,协助丈夫约稿,参与编辑。还经常为《妇女时报》、《国民周刊》等报刊撰写评论文章,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抨击压迫妇女、雇佣童工等丑恶的社会现象。在北京,成舍我自创的《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和《京报》唱对台戏。但邵飘萍夫妇不以为意,和成舍我—直保持友好关系,邵飘萍和成舍我不仅一起喝酒、打牌,还一起到前门外八大胡同的窑子里打茶围。
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在窑子里还经常碰上汤修惠,最让成舍我、张恨水等人吃惊的是,汤修惠居然也“叫条子”。她以“汤二爷”自居,也有老相好。当然,她的老相好是个女的,人称冯姑娘,她们无话不谈,情同姐妹。
汤修惠的一口苏州话和窑子里南班姑娘言语相通,常仗义帮助她们向窑子老板讨公道。张恨水曾不止一次看到冯姑娘将这些小姐妹们的血汗钱交给汤修惠,托她分别寄回家乡,接济贫苦的亲人。 正因为如此,汤修惠的活动能量大。她在八大胡同南班姑娘的口中,打听到很多政治上的要闻、秘闻,对于丈夫的报社帮助很大。如直系军阀曹锟为当上大总统,用搜刮来的七十万大洋,秘密收买几十名国会议员投他的票。这条丑闻,就是曹锟的亲信李存青逛窑子时泄露出来的,一时舆论哗然。汤修惠还时常女扮男装到各处走动,交际日广,集褒贬于一身。
袁世凯
邵飘萍具有非凡的新闻敏感,对朝夕变幻的时局洞若观火。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退伍兵痞武士英开枪刺杀。邵飘萍第一时间认定此案绝不简单,“瓜蔓藤牵,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元凶藏匿幕后,邵飘萍的矛头直指袁世凯。
1913年8月10日,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及“参与叛逆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邵飘萍被捕入狱。在袁世凯时期,邵飘萍被捕三次,后经营救出狱,流亡日本。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回国。他于当月下旬匆忙返回祖国,参加反袁护国斗争。邵飘萍回国后担任《申报》、《时报》主笔,对袁世凯进行猛烈的抨击。游戏笔墨间暗藏杀伤力,时人称誉邵飘萍为“文字魔术师”。
段祺瑞
邵飘萍担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时,经常在“北京特别通信”中揭露段祺瑞政府各种倒行逆施的举措,可谓痛加针砭,毫不留情。
1918年7月29日,《申报》发出邵飘萍撰写的时评《段内阁前途黯淡》。段祺瑞读了这篇刺目剜心的文字,忍不住暴跳如雷,差一点就拍烂了紫檀木的书案。
1918年1月1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之职,与潘公弼联袂,创办了后来名动全国的《京报》。《京报》为了声援并且在道义上支持五四运动,自然是不吝版面,极为用力。1919年8月,段祺瑞的忍耐达到极点,下令查封《京报》,邵飘萍遭到通缉,被迫第二次流亡日本。
张作霖
与其说邵飘萍反感张作霖,还不如说他憎恶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地方军阀。19184a2月,张作霖抢劫政府军械,邵飘萍为此撰写了一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寥寥数笔,邵飘萍即活灵活现地画出了马贼出身的军阀张作霖的嘴脸,也为他自己八年后被杀害埋下了最初的伏笔。张作霖为了让邵飘萍替他说话,拿出30万元进行贿赂,但被邵飘萍退回,并一如既往地揭露张作霖勾结外敌、残害同胞的真相。他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张作霖十分恼火,发誓要活捉邵飘萍。
1926年4月奉天军入京,邵飘萍未听鹿钟麟三次敦促,留在北京,后躲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避难。4月22日,他在《京报》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嬉笑怒骂,正气凛然(同一版面上就登着《张学良等定今晨抵京》的消息)。
1926年4月24日,张作霖以两万块大洋外加造币厂总监之职的双重诱饵收买邵飘萍的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张翰举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他,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其允诺《京报》可以照出,等将邵飘萍骗出,落入侦缉队在魏染胡同南口布下的陷阱。
4月26日凌晨四时,邵飘萍被押往天桥二道坛门刑场枪决。临刑前,他向监刑官拱手道别,并且用满含嘲弄的语气调侃道:“诸位免送!”然后他昂首面对尚未露出一丝晨曦的天空,哈哈大笑,枪响之后,他的笑声才戛然而止。
邵飘萍
(1886—1926),男,汉族,浙江东阳人,革命志士,民国时期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新闻摄影家,中国传播马列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先驱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后人誉为“新闻全才”、“乱世飘萍”、“一代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等。
故居也是京报馆旧址
在北京市西城区有一条魏染胡同,胡同北起南柳巷,南到骡马市大街,明朝时叫魏阉胡同,传说魏忠贤曾在此居住,清末改为现名。
在胡同的中部,有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小楼,这里便是魏染胡同30号。大门口两侧是典型的欧式石柱,门中上方建有观光阳台,这里既是邵飘萍故居也是京报馆旧址,小楼正门上方“京报馆”三个大字是邵飘萍亲笔题写的。传说邵飘萍当年住在二楼北头,他把向阳的房间都让给普通编辑10如今的小楼已经有些残破了,楼后的小院里也建满了临时建筑,只能从古旧的窗棂和斑驳的石柱上揣摩过去的岁月了。
为了激励报社同人秉笔直书、宣达民意,邵飘萍从明代义士杨椒山“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著名诗句中,提炼出“铁肩辣手”四个字,挥笔大书,挂在报社办公室内。这意思十分明白:“辛辣”是《京报》的特色。
邵飘萍出身贫寒,从小在金华长大。五岁起即随父在私垫读书,1903年邵飘萍进入省立第七中学(现金华一中),1906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即今浙江大学)师范科。1909年毕业返回金华,任金华府学堂国文和历史教员。与反清革命党人秋瑾、徐锡麟等人来往。秋瑾就义前有书信给他。他曾多次参与反清起义活动,两次死里逃生,亦曾参加柳亚子等人发起成立的南社。辛亥革命时,浙江光复,邵飘萍已是杭州《汉民日报》的主编。
1912年,邵飘萍赴杭州与杭辛斋合办《汉民日报》,二次革命失败后,《汉民日报》被封,邵飘萍入狱。1914年出狱后,东渡日本留学,创办了东京通信社。1916年,应《申报》社长史量才之邀,北上来京担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同时创办通讯社“新闻编译社”。
1918培年,邵飘萍正式辞去《申报》聘约,创办《京报》。同年10月5日,《京报》在前门外三眼井胡同38号创刊。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是年8月,遭受通缉,报馆被查封。后赴日避难,受聘于大阪《朝日新闻》。流亡期间,撰写五万字的《新俄国之研究》一书,介绍了布尔什维克、列宁和苏维埃政权。1920年直皖战争后,安福系政府垮台,重返北京并复刊,新址便是在魏染胡同30号。
一份令人吃惊的学员名单
1918年10月,邵飘萍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当时《京报》刚刚创立,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一直坚持去上每周二小时的课。他提出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品性要完全独立,有操守人格,还讲授了大量新闻学的基本知识,并指导创办了《新闻周刊》。
1919年10月,得到一年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证书的有32人。今天再去看看这份名单,不禁感慨万千。名单中有不少人是中共最早的领袖级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谭植棠等等,还有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55人中也有些人终身都从事新闻事业,是中国新闻界的中坚,由此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毛泽东当年曾多次拜访邵飘萍,并得到过慷慨资助。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邵飘萍此时已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还在已被封闭的京报馆内住了一个多月。北京一别虽然再无见面的机缘,但毛泽东终生都没有忘记邵飘萍。
30年代,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回忆起当年在北京大学时的情景,曾动情地谈起邵飘萍,他对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
褒贬不一的贤内助
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惠祖籍江苏吴县,1890年生于杭州,能说得一口吴侬软语。当时在杭州省立女子师范念书,生得亭亭玉立,仪态大方。在课余之暇,常常在自家开的照相馆里协助料理账务。这时,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士常到照相馆来搭话,日久两人生情,这位男士就是邵飘萍。1906年,他们在浙江金华结为夫妇。
邵飘萍经历过清末民初的激烈的政治斗争,有忧国忧民意识,也有正义感。因此,当时北京的一些知名人士,如蔡元培、李大钊、胡适、林宰平、刘半农等都对他颇有好感。在成舍我的回忆中,邵飘萍虽不是北大教授,但一见面,还是尊称一声“邵老师”。汤修惠亦是成舍我见之难忘的“女性中出类拔萃者”。她敢作敢为敢担当,乐于帮助穷苦人排忧解难。
在新闻事业上,汤修惠是丈夫的得力助手,协助丈夫约稿,参与编辑。还经常为《妇女时报》、《国民周刊》等报刊撰写评论文章,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抨击压迫妇女、雇佣童工等丑恶的社会现象。在北京,成舍我自创的《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和《京报》唱对台戏。但邵飘萍夫妇不以为意,和成舍我—直保持友好关系,邵飘萍和成舍我不仅一起喝酒、打牌,还一起到前门外八大胡同的窑子里打茶围。
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在窑子里还经常碰上汤修惠,最让成舍我、张恨水等人吃惊的是,汤修惠居然也“叫条子”。她以“汤二爷”自居,也有老相好。当然,她的老相好是个女的,人称冯姑娘,她们无话不谈,情同姐妹。
汤修惠的一口苏州话和窑子里南班姑娘言语相通,常仗义帮助她们向窑子老板讨公道。张恨水曾不止一次看到冯姑娘将这些小姐妹们的血汗钱交给汤修惠,托她分别寄回家乡,接济贫苦的亲人。 正因为如此,汤修惠的活动能量大。她在八大胡同南班姑娘的口中,打听到很多政治上的要闻、秘闻,对于丈夫的报社帮助很大。如直系军阀曹锟为当上大总统,用搜刮来的七十万大洋,秘密收买几十名国会议员投他的票。这条丑闻,就是曹锟的亲信李存青逛窑子时泄露出来的,一时舆论哗然。汤修惠还时常女扮男装到各处走动,交际日广,集褒贬于一身。
袁世凯
邵飘萍具有非凡的新闻敏感,对朝夕变幻的时局洞若观火。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退伍兵痞武士英开枪刺杀。邵飘萍第一时间认定此案绝不简单,“瓜蔓藤牵,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元凶藏匿幕后,邵飘萍的矛头直指袁世凯。
1913年8月10日,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及“参与叛逆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邵飘萍被捕入狱。在袁世凯时期,邵飘萍被捕三次,后经营救出狱,流亡日本。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回国。他于当月下旬匆忙返回祖国,参加反袁护国斗争。邵飘萍回国后担任《申报》、《时报》主笔,对袁世凯进行猛烈的抨击。游戏笔墨间暗藏杀伤力,时人称誉邵飘萍为“文字魔术师”。
段祺瑞
邵飘萍担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时,经常在“北京特别通信”中揭露段祺瑞政府各种倒行逆施的举措,可谓痛加针砭,毫不留情。
1918年7月29日,《申报》发出邵飘萍撰写的时评《段内阁前途黯淡》。段祺瑞读了这篇刺目剜心的文字,忍不住暴跳如雷,差一点就拍烂了紫檀木的书案。
1918年1月1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之职,与潘公弼联袂,创办了后来名动全国的《京报》。《京报》为了声援并且在道义上支持五四运动,自然是不吝版面,极为用力。1919年8月,段祺瑞的忍耐达到极点,下令查封《京报》,邵飘萍遭到通缉,被迫第二次流亡日本。
张作霖
与其说邵飘萍反感张作霖,还不如说他憎恶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地方军阀。19184a2月,张作霖抢劫政府军械,邵飘萍为此撰写了一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寥寥数笔,邵飘萍即活灵活现地画出了马贼出身的军阀张作霖的嘴脸,也为他自己八年后被杀害埋下了最初的伏笔。张作霖为了让邵飘萍替他说话,拿出30万元进行贿赂,但被邵飘萍退回,并一如既往地揭露张作霖勾结外敌、残害同胞的真相。他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张作霖十分恼火,发誓要活捉邵飘萍。
1926年4月奉天军入京,邵飘萍未听鹿钟麟三次敦促,留在北京,后躲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避难。4月22日,他在《京报》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嬉笑怒骂,正气凛然(同一版面上就登着《张学良等定今晨抵京》的消息)。
1926年4月24日,张作霖以两万块大洋外加造币厂总监之职的双重诱饵收买邵飘萍的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张翰举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他,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其允诺《京报》可以照出,等将邵飘萍骗出,落入侦缉队在魏染胡同南口布下的陷阱。
4月26日凌晨四时,邵飘萍被押往天桥二道坛门刑场枪决。临刑前,他向监刑官拱手道别,并且用满含嘲弄的语气调侃道:“诸位免送!”然后他昂首面对尚未露出一丝晨曦的天空,哈哈大笑,枪响之后,他的笑声才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