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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国的新型时代主题观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形成、坚持、深化和发展。时代主题的转变是改革开放决策的前提之一，它不仅影响了改革开放的总体规划和布局，而且影响着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反过来，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是新时期时代主题转变的根本原因，并且改革开放的实践及其成果鼓舞着中国继续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新时期时代主题的转变其实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与重大成果。
一、时代主题的转变对改革开放伟大决策的重大影响
对于时代的基本判断，是观察和处理国内国际问题的出发点，是制定对内对外战略的根本依据之一。正是带着对时代和对自身的新认识，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
1、对国际形势判断的变化是作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前提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根本原因是我们党吸取了“文革”的教训，正确认识到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要求。同时，判断国际形势暂时和平、近期不发生战争，也是决策的必要前提之一。只有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才能安心地进行国内经济建设。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在论述要解放思想、利用外资外贸发展经济时就说：“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很希望我们强大一些。”②由此可见，国际形势的缓和，使中国领导人认为可以集中精力进行国内经济建设。
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刚刚萌芽，中国对于时代的判断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中国仍然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因此，这时候中国的国内建设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在战争爆发前抢时间增强本国实力的思路。邓小平在1977年指出：“现在我们要争取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间，并要利用这个时间，抢这个时间，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这个时间可不能丧失，多一年是一年，多五年是五年，有二十年就更好了，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打仗也不怕了。”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人们生活水平得到切实的改善，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逐渐明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路逐渐摆脱了“抢时间”的被动感，而成为中国政府和人民追求国富民强的一种主动选择。
2、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改革开放得以深化和全面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也似乎走入了穷途末路。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这个变化未定的国际环境中分外引人注目。时代对中国提出了挑战。然而中国并没有陷入迷茫之中，而是继续坚持党的十三大所明确概括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种观点。在西方国家仍然对中国进行制裁的时候，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④基于对国际形势仍然是和平与发展的判断，中国的大门不但没有关上，而且开得更大了。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将改革开放14年来的成就归功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的現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⑤如今，改革开放的坚定步伐又走过了16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仍然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构想，将改革开放的战略提升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3、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也影响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内容。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体思路离不开对国际局势的判断。邓小平在1980年指出：“……（战争）再有五年或者更多时间，也还是打不起来……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不能还是建立在过去那种估计的基础上。备战经费，可以挪出一部分来搞经济建设。”⑥原来对于战争估计过于严重的一个后果，就是过度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把过多的人力、物力用在国防和援外方面。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国防开支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基本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表明，在对国际局势是和平与发展正确判断下，中国坚持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确保了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其次，新型时代主题观还影响到中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布局。改革开放以前，对于国际局势是“战争和革命”的判断，曾经改变了中国的整个经济布局。20世纪60、70年代，中国无论是农、轻、重的经济结构还是经济发展的地区格局都立足于准备打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时代主题观的渐渐变化的同时，中国开始实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化，中国的经济结构更趋合理。而在地区布局方面，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首先发展的是沿海和南方，然后不断向中国的中部和西部推进。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政府又根据经济发展新形势，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目的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再次，在新型时代主题观的指导下，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中国对外援助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由单纯的无偿提供物资或者人员、技术的援助，发展为低息贷款和双边贸易等。这也促进了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和平与发展不仅是中国对于时代主题的判断，而且也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所追求的目标。中国在谋和平、促发展的心态下务实工作，期待着在未来能够和平崛起。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在论述了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后指出：“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⑦从对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判断，到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中国将自己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党对当代中国同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认识和科学把握。推动世界向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方向发展，有利于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推向前进。
二、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对确定时代主题变化的重大影响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而时代主题是外交战略的最高层次，因此，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必然受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新型时代主题的形成与坚持受改革开放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改变了审视世界事务的眼光。经历了10年的“文革”，中国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社会生活极不正常。中国迫切需要发展经济，迫切需要改革。而要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就需要一个和平的国内国际环境。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战略主要目标就是为了营造这种和平环境。另外，中国要发展经济，就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并且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现在我们要发展经济，关起门来是不行的。我们不但要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也要充分利用各国的好经验，并且要把这种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⑧这种开放的需求，也要求中国打开外交局面，尽可能多地同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与改革开放前认为某些大国“亡我之心不死”、中国同它们存在着一决胜负的对抗性关系不同，新的看法是：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是各国的共同要求，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中国不仅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发达国家存在着共同利益，也和所有大国，存在着诸多利益汇合点。同时由于冷战后期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环境实际也并未出现全球范围的战争和动荡，因此中国逐渐形成并坚定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
2、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外交政策方面的改革与调整，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从而影响了中国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中国关于时代主题的认识，在“文革”后期逐渐发生变化。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主要由于对国际形势判断比较悲观，认为战争（主要根源是苏联）迫在眉睫，因而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开始进行外交戰略重大调整，形成了针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一条线”战略。但是这种“一条线”的战略从客观上使中国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了中断多时的交往。中国的对外关系领域进一步拓宽。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的外交政策调整从启动中美正式建交着手，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对外的经济联系得到了加强，对外贸易有很大的发展。可以说“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也同时被启动了”⑨。中国同美国和日本正式建交，同苏联关系也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实现正常化，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不断改善。在这种全方位外交格局逐渐形成的情况下，中国的朋友多了，敌人少了，原来对于中国的战争威胁逐渐减弱。中国对于国际形势是战争还是和平的判断自然有了改变，战争在即的紧迫感随着外交形势的好转而减轻，战争可以延缓的乐观估计越来越明确。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并且，由于中国改变外交战略，不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也不再和任何大国和国家集团结盟，而坚持真正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国际风云变幻中，能够实现外交的平稳过渡，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导致自身外交政策和实践的混乱。这也就为这一时期中国能够冷静地分析国际形势、仍然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准备了必要条件。如今，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⑩中国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理想折射在国际战略中，就是近年来中国所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在这一理念中得到升华。因此，也可以说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形成和坚持，本身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
3、改革开放的成果证实了“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判断的正确性，为中国继续坚持新型时代主题观提供了有力支持。改革开放不但使中国增强了自身的综合国力，也使中国融入了世界，成为世界格局中一支强大的和平力量。由于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日益发挥出重要建设性作用。中国的发展繁荣带动了周边和各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的繁荣复苏，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大提高了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2001年以来，中国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约1000万个就业机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有力引擎。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10%，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2%。{1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和人民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以实际行动在世界上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中国同主要大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已成为维护大国关系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积极推进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已成为周边国家的好邻居、好伙伴；中国还致力于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化传统友谊，扩大务实合作，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中国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中国积极参与维和行动，并积极应对全球变暖等生态环境问题；中国参与筹办奥运会、世博会等全球体育、文化盛典，成为推动世界文化和谐的重要力量。总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积极地参与和谐世界建设，已成为国际格局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和平力量。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在国际社会不断增强的影响力，也验证了中国新型的时代主题观的正确性和积极意义，并坚定了中国对于世界局势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分析。
注释：
①②③⑥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2、320、533、686、519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54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
⑦⑩《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47页。
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编：《中国改革开放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11}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227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姜德福
一、时代主题的转变对改革开放伟大决策的重大影响
对于时代的基本判断，是观察和处理国内国际问题的出发点，是制定对内对外战略的根本依据之一。正是带着对时代和对自身的新认识，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
1、对国际形势判断的变化是作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前提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根本原因是我们党吸取了“文革”的教训，正确认识到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要求。同时，判断国际形势暂时和平、近期不发生战争，也是决策的必要前提之一。只有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才能安心地进行国内经济建设。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在论述要解放思想、利用外资外贸发展经济时就说：“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很希望我们强大一些。”②由此可见，国际形势的缓和，使中国领导人认为可以集中精力进行国内经济建设。
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刚刚萌芽，中国对于时代的判断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中国仍然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因此，这时候中国的国内建设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在战争爆发前抢时间增强本国实力的思路。邓小平在1977年指出：“现在我们要争取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间，并要利用这个时间，抢这个时间，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这个时间可不能丧失，多一年是一年，多五年是五年，有二十年就更好了，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打仗也不怕了。”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人们生活水平得到切实的改善，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逐渐明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路逐渐摆脱了“抢时间”的被动感，而成为中国政府和人民追求国富民强的一种主动选择。
2、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改革开放得以深化和全面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也似乎走入了穷途末路。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这个变化未定的国际环境中分外引人注目。时代对中国提出了挑战。然而中国并没有陷入迷茫之中，而是继续坚持党的十三大所明确概括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种观点。在西方国家仍然对中国进行制裁的时候，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④基于对国际形势仍然是和平与发展的判断，中国的大门不但没有关上，而且开得更大了。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将改革开放14年来的成就归功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的現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⑤如今，改革开放的坚定步伐又走过了16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仍然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构想，将改革开放的战略提升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3、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也影响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内容。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体思路离不开对国际局势的判断。邓小平在1980年指出：“……（战争）再有五年或者更多时间，也还是打不起来……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不能还是建立在过去那种估计的基础上。备战经费，可以挪出一部分来搞经济建设。”⑥原来对于战争估计过于严重的一个后果，就是过度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把过多的人力、物力用在国防和援外方面。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国防开支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基本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表明，在对国际局势是和平与发展正确判断下，中国坚持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确保了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其次，新型时代主题观还影响到中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布局。改革开放以前，对于国际局势是“战争和革命”的判断，曾经改变了中国的整个经济布局。20世纪60、70年代，中国无论是农、轻、重的经济结构还是经济发展的地区格局都立足于准备打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时代主题观的渐渐变化的同时，中国开始实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化，中国的经济结构更趋合理。而在地区布局方面，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首先发展的是沿海和南方，然后不断向中国的中部和西部推进。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政府又根据经济发展新形势，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目的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再次，在新型时代主题观的指导下，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中国对外援助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由单纯的无偿提供物资或者人员、技术的援助，发展为低息贷款和双边贸易等。这也促进了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和平与发展不仅是中国对于时代主题的判断，而且也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所追求的目标。中国在谋和平、促发展的心态下务实工作，期待着在未来能够和平崛起。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在论述了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后指出：“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⑦从对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判断，到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中国将自己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党对当代中国同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认识和科学把握。推动世界向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方向发展，有利于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推向前进。
二、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对确定时代主题变化的重大影响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而时代主题是外交战略的最高层次，因此，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必然受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新型时代主题的形成与坚持受改革开放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改变了审视世界事务的眼光。经历了10年的“文革”，中国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社会生活极不正常。中国迫切需要发展经济，迫切需要改革。而要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就需要一个和平的国内国际环境。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战略主要目标就是为了营造这种和平环境。另外，中国要发展经济，就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并且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现在我们要发展经济，关起门来是不行的。我们不但要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也要充分利用各国的好经验，并且要把这种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⑧这种开放的需求，也要求中国打开外交局面，尽可能多地同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与改革开放前认为某些大国“亡我之心不死”、中国同它们存在着一决胜负的对抗性关系不同，新的看法是：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是各国的共同要求，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中国不仅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发达国家存在着共同利益，也和所有大国，存在着诸多利益汇合点。同时由于冷战后期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环境实际也并未出现全球范围的战争和动荡，因此中国逐渐形成并坚定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
2、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外交政策方面的改革与调整，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从而影响了中国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中国关于时代主题的认识，在“文革”后期逐渐发生变化。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主要由于对国际形势判断比较悲观，认为战争（主要根源是苏联）迫在眉睫，因而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开始进行外交戰略重大调整，形成了针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一条线”战略。但是这种“一条线”的战略从客观上使中国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了中断多时的交往。中国的对外关系领域进一步拓宽。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的外交政策调整从启动中美正式建交着手，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对外的经济联系得到了加强，对外贸易有很大的发展。可以说“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也同时被启动了”⑨。中国同美国和日本正式建交，同苏联关系也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实现正常化，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不断改善。在这种全方位外交格局逐渐形成的情况下，中国的朋友多了，敌人少了，原来对于中国的战争威胁逐渐减弱。中国对于国际形势是战争还是和平的判断自然有了改变，战争在即的紧迫感随着外交形势的好转而减轻，战争可以延缓的乐观估计越来越明确。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并且，由于中国改变外交战略，不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也不再和任何大国和国家集团结盟，而坚持真正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国际风云变幻中，能够实现外交的平稳过渡，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导致自身外交政策和实践的混乱。这也就为这一时期中国能够冷静地分析国际形势、仍然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准备了必要条件。如今，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⑩中国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理想折射在国际战略中，就是近年来中国所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在这一理念中得到升华。因此，也可以说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形成和坚持，本身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
3、改革开放的成果证实了“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判断的正确性，为中国继续坚持新型时代主题观提供了有力支持。改革开放不但使中国增强了自身的综合国力，也使中国融入了世界，成为世界格局中一支强大的和平力量。由于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日益发挥出重要建设性作用。中国的发展繁荣带动了周边和各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的繁荣复苏，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大提高了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2001年以来，中国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约1000万个就业机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有力引擎。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10%，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2%。{1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和人民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以实际行动在世界上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中国同主要大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已成为维护大国关系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积极推进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已成为周边国家的好邻居、好伙伴；中国还致力于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化传统友谊，扩大务实合作，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中国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中国积极参与维和行动，并积极应对全球变暖等生态环境问题；中国参与筹办奥运会、世博会等全球体育、文化盛典，成为推动世界文化和谐的重要力量。总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积极地参与和谐世界建设，已成为国际格局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和平力量。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在国际社会不断增强的影响力，也验证了中国新型的时代主题观的正确性和积极意义，并坚定了中国对于世界局势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分析。
注释：
①②③⑥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2、320、533、686、519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54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
⑦⑩《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47页。
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编：《中国改革开放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11}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227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姜德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