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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末乡土教材的出版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905年以后，官方出版乡土教材形成一定规模和规范。清末乡土教材的出版，填补了乡土教材作为学校用书的空白，有力地保存了当时的乡土文化，促进了乡土知识的传播，为当今乡土教材的编写提供了参考，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清末；乡土教材；出版；文化价值
所谓乡土教材是在国家相关教育制度与政策范围内，结合地方特点编写的反应本乡本土实际的、用于教学的材料，它包括乡土历史、乡土地理以及早期用于教学的乡土志书和综合性的乡土教材等。乡土教材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在1905年清学部《乡土志例目》颁布之后才大规模出现的。
一、清末乡土教材出版的背景
清末乡土教材的出版是受清末教育改革、德日乡土教育的影响，以及我国原有编撰地方志的基础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清末乡土教材的出版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产物。清末教育改革的主要措施包括“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生”等措施。这对促进教育制度的改革、新式人才的培养和新式教科书的编写起到了重大促进作用。其次，德国和日本的乡土教育实践对当时清政府的教育方针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清末新政期间的诸多改革皆参照德日进行，教材改革也不例外。德国是实施乡土教育最早的国家，19世纪末，德国的乡土教育思潮与乡土教育实践引入中国，并对清政府的教育政策产生影响。日本乡土教育对清末乡土教育政策的影响更加明显。据统计，清末民初的汉译中小学用日本教科书（1890年-1915年）达27类508种，这些译介的教材中也包括介绍一些日本的乡土教材。再次，清末乡土教材的编写以已有地方志为基础。地方志内容通常包括一地的建置、沿革，疆域、自然环境，资源、物产、关隘，名胜、文化、教育、民族、风俗，人物等。这些内容与乡土教材的内容有很大一部分重合，因此，我们认为清末的乡土教材借鉴了地方志的既有成果，这在作为教科书的乡土教材的形式和体例上也有所体现。
二、清末乡土教材出版的基本情况
1.首次出版时间的争论
乡土教材产生的具体时间存在争议，这是由于研究者对乡土教材的理解不同所导致。例如有学者将乡土教科书和乡土志完全等同，认为“乡土志虽以‘志’名，实是乡土教科书”。①
笔者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乡土志都是乡土教材，只有清末那些用于课堂教学的乡土志才能称为乡土教材，其他的乡土志只是一般的志书。将1898年宁波汲绠斋出版处出版的蔡和铿编辑的《浙江乡土地理教科书》作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乡土教材是比较可取的。《浙江乡土地理教科书》分上下两编共90课，上编为中国及本省总述，共38课；下编为各府分叙，共52课。各府分叙粗举古迹人物，间插以图画。其凡例中说：“按钦定章程，初等小学第二学年本乡风土志，毕业后至第三学年即授本省地理。是编遵是以定课程。是编专供浙江初等小学之用，故叙述仅在本省而不及其他。然上编冠以中国及本部之概说，下编则以本省之大势与列强之环伺作结，一使儿童知全国之幅顿，为第四五年授中国地理之基础，一使儿童知本省之可爱可惧而引起其奋发自强之心。”②目前学界大多认同南洋公学的师范生陈懋治、沈庆鸿等人于1897年编撰的《蒙学课本》是我国近代自编教科书之始端，从时间节点上看，乡土教材的出版比一般意义上用于课堂教学的教材出现时间稍晚，主要科目的课本出现之后，乡土教材的课本也就效仿产生。但是这一时期的乡土教材规模较小，只是零星的出现，大规模的编撰是1905年之后的事情。
2.出版的依据
清末乡土教材出版的依据之一是《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1903年（光绪29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其中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与小学乡土教学内容直接相关。它规定历史科目“其要义在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③地理课程“尤当先讲乡土有关系之地理，以养成其爱乡土之心。”④格致科目“惟幼龄儿童，宜由近而远，当先以乡土格致。”⑤《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从国家课程层面确立了乡土教学内容的法定地位，这是随后《乡土志例目》制定的前提。
清末乡土教材出版的依据之二是部颁《乡土志例目》。《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颁布之后，1905年（光绪31年）6月，清末编书局监督、翰林院候补、侍读学士黄绍箕编订的《乡土志例目》由光绪皇帝下旨颁发，通行全国。部颁《乡土志例目》是清末乡土教材编写的直接依据，也是乡土教材编写制度化的表现，《乡土志例目》分门别类为十五门，包括：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十五部分，从其主要内容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对乡土教学内容的要求。
3.出版的数量
《乡土志例目》颁布之后，社会各界为响应清廷编撰乡土教材的号召，开始兴起乡土教材编撰的热潮。据考证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905-1911年）的七年内，全国共修乡土志418种，约占我国现存古旧方志总数的5%。另有统计认为：“1905年至1911年间，乡土志成批编辑，约有463种，年均达66种。”⑥还有学者依照《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清末到民初这个时期，全国各地纂修的以“乡土”命名的乡土志书有493种，依《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最新统计则为548种。虽然统计数目各不相同，但是大致能看出当时乡土教材出版数量的轮廓。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统计仅仅是当时乡土志的数目，还有大量命名为“乡土教科书”的成果未统计在内，笔者目前发现的1905-1909年出版的以“乡土教科书”命名的就有21种之多。如1906年刘师培编撰的《安徽乡土地理教科书》和《江苏乡土地理教科书》、1907年陈去病编撰的湖北、江西、直隶乡土地理教科书，1908年辜天佑编辑的《湖南乡土地理教科书》，1909年沈宗祉编辑的《松江初等小学地理教科书》等。 4.编撰群体
清末乡土教材的编撰有地方官员、社会团体、文人绅士和留学生等多方面、多层次人员参与。
就地方官员而言，清末乡土教材的编撰得到了基层官员的支持，各县“县事”及其僚属成为乡土教材编撰的主体。另外还有一些乡土教材由厅县的地方长官组织人员进行编写，并规定了相应的程序。例如《福建述平潭乡土志略》中就描述了这一编撰过程“先据县志，后据公犊，续据采访；采访一事，十二甲均已出示。如有送呈学堂堂长处者，堂长查阅无讹，即送厅署核定编辑，转呈提学使司鉴定，发入学堂，照给学生诵读，以符定章。”⑦
社会团体编撰方面，“国学保存会”与“南社”成员是当时清末乡土教材编撰的主力军之一。邓实等人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于上海发起“国学保存会”，随后他们开始编纂和组织出版乡土教材。经过国学保存会的努力，江苏、江宁、安徽、江西、广东、直隶、湖北诸省的乡土历史、地理等相继于1906-1907年编成。如刘师培编纂了江宁、江苏、安徽的“乡土历史教科书”及“乡土地理教科书”共六种，陈去病编纂了直隶、湖北、江西三地的“乡土历史教科书”和“乡土地理教科书”共六种，黄晦闻则编纂了广东省的“乡土历史教科书”、“乡土地理教科书”和“乡土格致教科书”共三种。这些乡土教材都由国学保存会下属的“乡土教科书总发行所”出版发行。“南社”是1909年由柳亚子等人在苏州发起成立的近代著名爱国文艺团体，“南社”成员通过整理晚明文献，来宣传其振兴华夏和“排满”思想。其中黄节、傅熊湘、侯鸿鉴、马锡纯、范烟桥等人都参与编纂了乡土教科书。
文人绅士和当时的留学生思想较为开明，乐于接受新思想，进行改革尝试。尤其是留学生，他们思想活跃，较早参与到乡土教育理念的引进和实践探索中。如1904年侯鸿鉴编撰《锡金乡土历史》、《锡金乡土地理》，侯鸿鉴有留日求学经历。
三、清末乡土教材的文化价值
首先，清末乡土教材的出版有力地保存了乡土文化。一方面，乡土教材中记载着当时的物质文化形态，对原有的乡村山水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民间民俗工艺品等都详细收录；另一方面，清末乡土教材中对当时乡村生产生活组织方式、社会规范、乡约村规等亦有详尽描述。除此之外，清末乡土精神文化中的孝文化、宗族家族文化、宗教文化等，都通过乡土教材完好地保存起来，成为研究当时乡土文化的重要史实资料。
其次，清末乡土教材的出版加速了乡土知识的传播。以往的地方志是少数人用以研究的典籍，大多束之高阁，一般民众对其知之甚少。而清末乡土教材其诞生之初的定位就是小学教科书，用以引导儿童了解和热爱自己的家乡，进而由乡及国，爱乡到爱国。正是因为乡土教材正式纳入了学校课程体系，成为千千万万儿童必学的内容之一，其影响远比之前的地方志要广泛而深远得多。
再次，清末乡土教材的出版创造了一定的艺术价值。清末乡土教材与当时的其他类型教材多有不同，乡土教材大多是地方官员或文人绅士自行编撰，不是全国通用的统一教材，它反映了编者个人的主观思想，反映了一个地方的特有风貌。这些特有的地域气息、独特的编撰形式、体例，使得清末的乡土教材成为独具特色的艺术品。另外，清末乡土教材是当时历史的产物，它不会再有增加，即使再影印出版，原书所具有的各种时代特征，如装订形式、纸张、墨色等也难以达到原书的模样。因此，清末乡土教材已经超出乡土教材作为教材本身的价值而成为一件艺术品或者收藏品了。
最后，清末乡土教材的出版为当今乡土教材的编写提供了参考。清末乡土教材较早地提供了乡土教材编写的模式，留下了许多翔实的乡土史料。当时编撰的部分乡土教材成为典范流传下来，使得清末乡土教材成为当今乡土教材编撰的重要资料来源，为当今乡土教材的编撰内容和编撰形式多样化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李新，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系讲师；张尚晏，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BAA120011）；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2C0594）；湖南省省情与决策咨询项目湘学研究专项“百年湖南乡土教材中湖湘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陈碧如. 乡土志探源[J]. 中国地方志，2006（4）：48-54.
黄权才. 漫话藏书珍品——清代课本[J]. 江苏图书馆学报， 1999（5）： 34-35.
璩鑫圭， 唐良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295，296.
巴兆祥. 论近代乡土志的几个问题[J]. 安徽史学， 2006（6）： 52-58.
宋廷模. 平潭乡土志略[M].“凡例八条”，“序”，光绪31年修.
参考文献：
毕苑. 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0： 246.
左大康.现代地理学辞典[K].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739.
邹振环. 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296.
石鸥， 吴小鸥. 浸润在湖湘文化中的第一乡土教科书[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4）：125-129.
李素梅.中国乡土教材的百年嬗变及其文化功能考察[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 152.
王兴亮. 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和乡土教育[J]. 中国地方志， 2004（2）： 43-48.
王兴亮. 爱国之道，始自一乡——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与乡土教育[D].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42.
许孟青. 清末民初四川的乡土志——以四川大学图书馆藏为例[J]. 四川文物， 2010（6）： 80-82.
关键词：清末；乡土教材；出版；文化价值
所谓乡土教材是在国家相关教育制度与政策范围内，结合地方特点编写的反应本乡本土实际的、用于教学的材料，它包括乡土历史、乡土地理以及早期用于教学的乡土志书和综合性的乡土教材等。乡土教材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在1905年清学部《乡土志例目》颁布之后才大规模出现的。
一、清末乡土教材出版的背景
清末乡土教材的出版是受清末教育改革、德日乡土教育的影响，以及我国原有编撰地方志的基础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清末乡土教材的出版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产物。清末教育改革的主要措施包括“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生”等措施。这对促进教育制度的改革、新式人才的培养和新式教科书的编写起到了重大促进作用。其次，德国和日本的乡土教育实践对当时清政府的教育方针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清末新政期间的诸多改革皆参照德日进行，教材改革也不例外。德国是实施乡土教育最早的国家，19世纪末，德国的乡土教育思潮与乡土教育实践引入中国，并对清政府的教育政策产生影响。日本乡土教育对清末乡土教育政策的影响更加明显。据统计，清末民初的汉译中小学用日本教科书（1890年-1915年）达27类508种，这些译介的教材中也包括介绍一些日本的乡土教材。再次，清末乡土教材的编写以已有地方志为基础。地方志内容通常包括一地的建置、沿革，疆域、自然环境，资源、物产、关隘，名胜、文化、教育、民族、风俗，人物等。这些内容与乡土教材的内容有很大一部分重合，因此，我们认为清末的乡土教材借鉴了地方志的既有成果，这在作为教科书的乡土教材的形式和体例上也有所体现。
二、清末乡土教材出版的基本情况
1.首次出版时间的争论
乡土教材产生的具体时间存在争议，这是由于研究者对乡土教材的理解不同所导致。例如有学者将乡土教科书和乡土志完全等同，认为“乡土志虽以‘志’名，实是乡土教科书”。①
笔者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乡土志都是乡土教材，只有清末那些用于课堂教学的乡土志才能称为乡土教材，其他的乡土志只是一般的志书。将1898年宁波汲绠斋出版处出版的蔡和铿编辑的《浙江乡土地理教科书》作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乡土教材是比较可取的。《浙江乡土地理教科书》分上下两编共90课，上编为中国及本省总述，共38课；下编为各府分叙，共52课。各府分叙粗举古迹人物，间插以图画。其凡例中说：“按钦定章程，初等小学第二学年本乡风土志，毕业后至第三学年即授本省地理。是编遵是以定课程。是编专供浙江初等小学之用，故叙述仅在本省而不及其他。然上编冠以中国及本部之概说，下编则以本省之大势与列强之环伺作结，一使儿童知全国之幅顿，为第四五年授中国地理之基础，一使儿童知本省之可爱可惧而引起其奋发自强之心。”②目前学界大多认同南洋公学的师范生陈懋治、沈庆鸿等人于1897年编撰的《蒙学课本》是我国近代自编教科书之始端，从时间节点上看，乡土教材的出版比一般意义上用于课堂教学的教材出现时间稍晚，主要科目的课本出现之后，乡土教材的课本也就效仿产生。但是这一时期的乡土教材规模较小，只是零星的出现，大规模的编撰是1905年之后的事情。
2.出版的依据
清末乡土教材出版的依据之一是《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1903年（光绪29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其中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与小学乡土教学内容直接相关。它规定历史科目“其要义在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③地理课程“尤当先讲乡土有关系之地理，以养成其爱乡土之心。”④格致科目“惟幼龄儿童，宜由近而远，当先以乡土格致。”⑤《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从国家课程层面确立了乡土教学内容的法定地位，这是随后《乡土志例目》制定的前提。
清末乡土教材出版的依据之二是部颁《乡土志例目》。《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颁布之后，1905年（光绪31年）6月，清末编书局监督、翰林院候补、侍读学士黄绍箕编订的《乡土志例目》由光绪皇帝下旨颁发，通行全国。部颁《乡土志例目》是清末乡土教材编写的直接依据，也是乡土教材编写制度化的表现，《乡土志例目》分门别类为十五门，包括：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十五部分，从其主要内容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对乡土教学内容的要求。
3.出版的数量
《乡土志例目》颁布之后，社会各界为响应清廷编撰乡土教材的号召，开始兴起乡土教材编撰的热潮。据考证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905-1911年）的七年内，全国共修乡土志418种，约占我国现存古旧方志总数的5%。另有统计认为：“1905年至1911年间，乡土志成批编辑，约有463种，年均达66种。”⑥还有学者依照《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清末到民初这个时期，全国各地纂修的以“乡土”命名的乡土志书有493种，依《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最新统计则为548种。虽然统计数目各不相同，但是大致能看出当时乡土教材出版数量的轮廓。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统计仅仅是当时乡土志的数目，还有大量命名为“乡土教科书”的成果未统计在内，笔者目前发现的1905-1909年出版的以“乡土教科书”命名的就有21种之多。如1906年刘师培编撰的《安徽乡土地理教科书》和《江苏乡土地理教科书》、1907年陈去病编撰的湖北、江西、直隶乡土地理教科书，1908年辜天佑编辑的《湖南乡土地理教科书》，1909年沈宗祉编辑的《松江初等小学地理教科书》等。 4.编撰群体
清末乡土教材的编撰有地方官员、社会团体、文人绅士和留学生等多方面、多层次人员参与。
就地方官员而言，清末乡土教材的编撰得到了基层官员的支持，各县“县事”及其僚属成为乡土教材编撰的主体。另外还有一些乡土教材由厅县的地方长官组织人员进行编写，并规定了相应的程序。例如《福建述平潭乡土志略》中就描述了这一编撰过程“先据县志，后据公犊，续据采访；采访一事，十二甲均已出示。如有送呈学堂堂长处者，堂长查阅无讹，即送厅署核定编辑，转呈提学使司鉴定，发入学堂，照给学生诵读，以符定章。”⑦
社会团体编撰方面，“国学保存会”与“南社”成员是当时清末乡土教材编撰的主力军之一。邓实等人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于上海发起“国学保存会”，随后他们开始编纂和组织出版乡土教材。经过国学保存会的努力，江苏、江宁、安徽、江西、广东、直隶、湖北诸省的乡土历史、地理等相继于1906-1907年编成。如刘师培编纂了江宁、江苏、安徽的“乡土历史教科书”及“乡土地理教科书”共六种，陈去病编纂了直隶、湖北、江西三地的“乡土历史教科书”和“乡土地理教科书”共六种，黄晦闻则编纂了广东省的“乡土历史教科书”、“乡土地理教科书”和“乡土格致教科书”共三种。这些乡土教材都由国学保存会下属的“乡土教科书总发行所”出版发行。“南社”是1909年由柳亚子等人在苏州发起成立的近代著名爱国文艺团体，“南社”成员通过整理晚明文献，来宣传其振兴华夏和“排满”思想。其中黄节、傅熊湘、侯鸿鉴、马锡纯、范烟桥等人都参与编纂了乡土教科书。
文人绅士和当时的留学生思想较为开明，乐于接受新思想，进行改革尝试。尤其是留学生，他们思想活跃，较早参与到乡土教育理念的引进和实践探索中。如1904年侯鸿鉴编撰《锡金乡土历史》、《锡金乡土地理》，侯鸿鉴有留日求学经历。
三、清末乡土教材的文化价值
首先，清末乡土教材的出版有力地保存了乡土文化。一方面，乡土教材中记载着当时的物质文化形态，对原有的乡村山水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民间民俗工艺品等都详细收录；另一方面，清末乡土教材中对当时乡村生产生活组织方式、社会规范、乡约村规等亦有详尽描述。除此之外，清末乡土精神文化中的孝文化、宗族家族文化、宗教文化等，都通过乡土教材完好地保存起来，成为研究当时乡土文化的重要史实资料。
其次，清末乡土教材的出版加速了乡土知识的传播。以往的地方志是少数人用以研究的典籍，大多束之高阁，一般民众对其知之甚少。而清末乡土教材其诞生之初的定位就是小学教科书，用以引导儿童了解和热爱自己的家乡，进而由乡及国，爱乡到爱国。正是因为乡土教材正式纳入了学校课程体系，成为千千万万儿童必学的内容之一，其影响远比之前的地方志要广泛而深远得多。
再次，清末乡土教材的出版创造了一定的艺术价值。清末乡土教材与当时的其他类型教材多有不同，乡土教材大多是地方官员或文人绅士自行编撰，不是全国通用的统一教材，它反映了编者个人的主观思想，反映了一个地方的特有风貌。这些特有的地域气息、独特的编撰形式、体例，使得清末的乡土教材成为独具特色的艺术品。另外，清末乡土教材是当时历史的产物，它不会再有增加，即使再影印出版，原书所具有的各种时代特征，如装订形式、纸张、墨色等也难以达到原书的模样。因此，清末乡土教材已经超出乡土教材作为教材本身的价值而成为一件艺术品或者收藏品了。
最后，清末乡土教材的出版为当今乡土教材的编写提供了参考。清末乡土教材较早地提供了乡土教材编写的模式，留下了许多翔实的乡土史料。当时编撰的部分乡土教材成为典范流传下来，使得清末乡土教材成为当今乡土教材编撰的重要资料来源，为当今乡土教材的编撰内容和编撰形式多样化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李新，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系讲师；张尚晏，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BAA120011）；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2C0594）；湖南省省情与决策咨询项目湘学研究专项“百年湖南乡土教材中湖湘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陈碧如. 乡土志探源[J]. 中国地方志，2006（4）：48-54.
黄权才. 漫话藏书珍品——清代课本[J]. 江苏图书馆学报， 1999（5）： 34-35.
璩鑫圭， 唐良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295，296.
巴兆祥. 论近代乡土志的几个问题[J]. 安徽史学， 2006（6）： 52-58.
宋廷模. 平潭乡土志略[M].“凡例八条”，“序”，光绪31年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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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振环. 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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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亮. 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和乡土教育[J]. 中国地方志， 2004（2）： 43-48.
王兴亮. 爱国之道，始自一乡——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与乡土教育[D].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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