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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失衡，中国又怎样呢？根据宏观经济学大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奥利佛·布兰查德(Oliver Blanchard)领导的课题组提供的报告认为，中国经济仍然同样面临着不可小视的内外失衡问题。下面是布兰查德教授对报告的点评观点。
观点一：中国经济内外失衡呈扩大态势
布兰查德教授：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快速发展，目前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社会和经济的内外部不平衡或失衡问题。根据我的初步研究认为，目前中国存在着六大失衡问题。
第一，出现了不同省份之间增长的不平衡问题。下面用一些数据来说明：在1970年代，由于中国实施对粮食价格的管制和对劳动力流动性限制等政策是有利于城市的，从而使得城市的人均收入为农村人均收入的3倍，而1980年代经历改革后这一比率降低到了2.2倍。但是，自1990年代以来，这一比率再次上升。以2003年为例，这一比率达到了3.2倍。同样，城乡人均消费之间的差距，这一比率与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也是相互一致的。
透过城市家庭与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之间的差异，我们也观察到了另一个现象，即省份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有数据显示，在1998年至2003年期间，省份之间人均收入的标准差增长了72%。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已经难以用地理环境、人力资源禀赋等不同特征来解释清楚这种省份之间增长的差异。
第二，出现了不同熟练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问题。根据我和克吉亚瓦兹(Francesco Giavazzi)教授的研究估计，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的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已由1.3倍扩大到了2.1倍。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在中国，出现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从内陆和西部省份向沿海省份大规模转移的趋势。如同一个蓄水池一样，农村劳动力的供给非常充沛，再加上农村劳动力在技能方面的差异，这些因素成了导致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出现了经济中不同部门之间增长的不平衡问题。我们观察到，高储蓄和高投资积累及出口导向是中国1990年代早期所依赖的一种经济增长战略，从这种既定的增长战略以及出口商品构成(以2003年为例，91%的出口商品是制造业产品)看，与其他可比较的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所占GDP的比重是非常高的，但对应的服务业所占GDP比重却是较低的。
这一现象又折射出另一个特别的问题，中国在医疗服务领域里的供给是相当低的，而农村地区在享受医疗服务方面的状况可能更加不乐观。
第四，出现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功能不断弱化问题。我想简要地指出：首先，高储蓄率(在2003年，储蓄所占GDP比重为43%)其实反映了与个人的医疗支出、退休风险及教育费用等相关的较高水平的个人风险；其次，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弱化，使得个人不得不需要自我保障。当然，这种解决个人保障问题的方式是一种代价昂贵且非常不理想的。
第五，出现了投资的配置不当问题。目前，中国对投资是否过热问题非常关注，我想换另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在1991年至1995年期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增长率估计为3.7%，在1996年至2001年期间，全要素生产增长率下降到了0.6%水平。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我们很难用真实的技术进步来解释全要素生产增长率的下降，反倒可以用投资的不当配置来解释这一现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由于中国的储蓄过度及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缺乏信贷文化，从而导致了投资的配置不当。
第六，宏观经济失衡不断增强。从某种角度看，投资可以等于储蓄，同样进口也可以等于出口，所以高储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并不表明会出现贸易顺差。
上述这些都说明，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正在不断扩大。
观点二：“三手策略”可实现外需向内需增长的转变
布兰查德教授：事实上，尽管目前在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一些失衡，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却是非常成功的，应当采取弹性的而非剧烈波动的形式，对以往执行的经济增长战略进行修正。我提出的主要政策主张包括以下的三大主要任务或改革路径：
路径一：完善中国老百姓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中国的居民面临了较高的退休风险、医疗支出风险尤其是教育风险。因而，向他们提供退休保险和医疗保险显然是必要的。
而这些政策措施所隐含的一个宏观经济含义在于，如果中国居民获得了这些社会保障，那么这些政策措施将有助于降低他们的私人储蓄，对应的是可以同等地提高他们的消费。由此，可以增加国内需求，当然也可能会导致经济过热。
路径二：重新配置投资尤其是增加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增加对医疗和教育领域内的公共投资，尤其是增加对需求更加活跃的农村地区的公共投资。这样的政策措施将会刺激更高的国内需求。
路径三：让人民币适度升值以避免经济过热。我在上面已经说明了提高内需的两个理由，提高内需对降低外需而言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让人民币升值可能是必要的。如果资本控制能够防止住大量的资本流动，并且能对汇率波动的各种预期作出反应，那么中国政府就可以根据市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人民币何时升值或升值幅度多大。
克吉亚瓦兹和我将这一综合的政策组合策略称之为“三手策略”。这三种政策将有助于帮助中国经济增长成功地实现由外需增长向内需增长的转变。当然，这三项改革政策是最为基本的，但还要将它们彼此结合起来使用。
所以，首先，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提升消费，并且也可以降低失衡；其次，增加公共服务将促使公共投资，也可以降低失衡；再次，允许人民币升值，可以起到重新平衡宏观经济的作用。
最后，让我再来对这组综合的政策组合策略做一个评论，如果这些政策措施能成功实施的话，那么这一策略将可能会降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服务业的生产增长率要低于制造业的生产增长率。
但是，我想补充一点但不展开分析，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降低，但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并不意味着社会福利水平会降低。
观点三：人民币升值的二恶化：恶化出口，恶化城乡收入差别
布兰查德教授：人民币升值的宏观经济影响，可能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首先，在某种程度上讲，人民币升值会恶化中国的竞争力，尤其是会降低出口在GDP中比重，同时也会降低出口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这表明，人民币升值将导致出口下降。如果没有其他的政策措施配合，其他经济部门的需求并不一定会随之增加。所以，为了配合人民币升值，我们有必要通过提高内部需求等政策措施，以维护中国经济的内部平衡。
从这个意义上讲，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降低储蓄等刺激内需的政策选择可能是明智的。实施这些政策措施的依据不仅仅在于提升社会福利，而且还在于它们是与人民币升值相关的一项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
其次，人民币升值将会自发地恶化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国际农业市场价格是按美元定价的，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以人民币计价的农产品价格将下降，由此会相应地减少中国的农民收入。向中国的农村地区提供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更好的教育和医疗供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一 言)
观点一：中国经济内外失衡呈扩大态势
布兰查德教授：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快速发展，目前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社会和经济的内外部不平衡或失衡问题。根据我的初步研究认为，目前中国存在着六大失衡问题。
第一，出现了不同省份之间增长的不平衡问题。下面用一些数据来说明：在1970年代，由于中国实施对粮食价格的管制和对劳动力流动性限制等政策是有利于城市的，从而使得城市的人均收入为农村人均收入的3倍，而1980年代经历改革后这一比率降低到了2.2倍。但是，自1990年代以来，这一比率再次上升。以2003年为例，这一比率达到了3.2倍。同样，城乡人均消费之间的差距，这一比率与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也是相互一致的。
透过城市家庭与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之间的差异，我们也观察到了另一个现象，即省份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有数据显示，在1998年至2003年期间，省份之间人均收入的标准差增长了72%。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已经难以用地理环境、人力资源禀赋等不同特征来解释清楚这种省份之间增长的差异。
第二，出现了不同熟练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问题。根据我和克吉亚瓦兹(Francesco Giavazzi)教授的研究估计，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的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已由1.3倍扩大到了2.1倍。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在中国，出现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从内陆和西部省份向沿海省份大规模转移的趋势。如同一个蓄水池一样，农村劳动力的供给非常充沛，再加上农村劳动力在技能方面的差异，这些因素成了导致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出现了经济中不同部门之间增长的不平衡问题。我们观察到，高储蓄和高投资积累及出口导向是中国1990年代早期所依赖的一种经济增长战略，从这种既定的增长战略以及出口商品构成(以2003年为例，91%的出口商品是制造业产品)看，与其他可比较的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所占GDP的比重是非常高的，但对应的服务业所占GDP比重却是较低的。
这一现象又折射出另一个特别的问题，中国在医疗服务领域里的供给是相当低的，而农村地区在享受医疗服务方面的状况可能更加不乐观。
第四，出现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功能不断弱化问题。我想简要地指出：首先，高储蓄率(在2003年，储蓄所占GDP比重为43%)其实反映了与个人的医疗支出、退休风险及教育费用等相关的较高水平的个人风险；其次，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弱化，使得个人不得不需要自我保障。当然，这种解决个人保障问题的方式是一种代价昂贵且非常不理想的。
第五，出现了投资的配置不当问题。目前，中国对投资是否过热问题非常关注，我想换另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在1991年至1995年期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增长率估计为3.7%，在1996年至2001年期间，全要素生产增长率下降到了0.6%水平。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我们很难用真实的技术进步来解释全要素生产增长率的下降，反倒可以用投资的不当配置来解释这一现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由于中国的储蓄过度及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缺乏信贷文化，从而导致了投资的配置不当。
第六，宏观经济失衡不断增强。从某种角度看，投资可以等于储蓄，同样进口也可以等于出口，所以高储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并不表明会出现贸易顺差。
上述这些都说明，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正在不断扩大。
观点二：“三手策略”可实现外需向内需增长的转变
布兰查德教授：事实上，尽管目前在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一些失衡，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却是非常成功的，应当采取弹性的而非剧烈波动的形式，对以往执行的经济增长战略进行修正。我提出的主要政策主张包括以下的三大主要任务或改革路径：
路径一：完善中国老百姓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中国的居民面临了较高的退休风险、医疗支出风险尤其是教育风险。因而，向他们提供退休保险和医疗保险显然是必要的。
而这些政策措施所隐含的一个宏观经济含义在于，如果中国居民获得了这些社会保障，那么这些政策措施将有助于降低他们的私人储蓄，对应的是可以同等地提高他们的消费。由此，可以增加国内需求，当然也可能会导致经济过热。
路径二：重新配置投资尤其是增加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增加对医疗和教育领域内的公共投资，尤其是增加对需求更加活跃的农村地区的公共投资。这样的政策措施将会刺激更高的国内需求。
路径三：让人民币适度升值以避免经济过热。我在上面已经说明了提高内需的两个理由，提高内需对降低外需而言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让人民币升值可能是必要的。如果资本控制能够防止住大量的资本流动，并且能对汇率波动的各种预期作出反应，那么中国政府就可以根据市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人民币何时升值或升值幅度多大。
克吉亚瓦兹和我将这一综合的政策组合策略称之为“三手策略”。这三种政策将有助于帮助中国经济增长成功地实现由外需增长向内需增长的转变。当然，这三项改革政策是最为基本的，但还要将它们彼此结合起来使用。
所以，首先，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提升消费，并且也可以降低失衡；其次，增加公共服务将促使公共投资，也可以降低失衡；再次，允许人民币升值，可以起到重新平衡宏观经济的作用。
最后，让我再来对这组综合的政策组合策略做一个评论，如果这些政策措施能成功实施的话，那么这一策略将可能会降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服务业的生产增长率要低于制造业的生产增长率。
但是，我想补充一点但不展开分析，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降低，但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并不意味着社会福利水平会降低。
观点三：人民币升值的二恶化：恶化出口，恶化城乡收入差别
布兰查德教授：人民币升值的宏观经济影响，可能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首先，在某种程度上讲，人民币升值会恶化中国的竞争力，尤其是会降低出口在GDP中比重，同时也会降低出口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这表明，人民币升值将导致出口下降。如果没有其他的政策措施配合，其他经济部门的需求并不一定会随之增加。所以，为了配合人民币升值，我们有必要通过提高内部需求等政策措施，以维护中国经济的内部平衡。
从这个意义上讲，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降低储蓄等刺激内需的政策选择可能是明智的。实施这些政策措施的依据不仅仅在于提升社会福利，而且还在于它们是与人民币升值相关的一项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
其次，人民币升值将会自发地恶化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国际农业市场价格是按美元定价的，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以人民币计价的农产品价格将下降，由此会相应地减少中国的农民收入。向中国的农村地区提供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更好的教育和医疗供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一 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