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早期的北极叙事中，戴维斯对因纽特人的礼貌和尊重是独一无二的。他发现他们“是非常温顺的人，没有心机，言行一致……”他第二次航行时回到了同样的地点;他们彼此很快就认了出来，他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
　　第二天早晨，船员们被同一群人吵醒，他们站在船员们前一天站的小山丘上。因纽特人打着鼓跳着舞，在向来客致意。
　　与因纽特人相遇两天之后，戴维斯横渡以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向西北航行到坎伯兰湾;他根据海冰很少、水面宽阔、潮汐特征、有鲸鱼向东而去以及海水的“颜色、类型和属性”等特点断定，这里就是西北航道的入口。他心满意足地返航回家。（早期的这些航海者没打算在异地过冬。他们的船太小，无法携带一年的给养。）10月3日，戴维斯在给沃尔辛汉姆的信中写道，该航道“毫无疑问在一年中任何时候几乎都可以通行，海上没有冰，适合航行，气温尚可，而且水非常深”。
　　戴维斯取得的进展让吉尔伯特、桑德森和沃尔辛汉姆感到满意，此外，他还得到了埃克塞特市一些商人的支持。1586年5月7日，戴维斯再次扬帆出海，这次他带领四艘船：一艘“美人鱼”号大船，两艘小帆船“阳光”号和“月光”号，一艘“北极星”号小艇。戴维斯分派“阳光”号和“北极星”号沿格陵兰岛东岸北上，尽可能地去探寻穿越北极点的通道。他则带领另外两艘船驶向戈特霍布，在那里，他用所带的预制构件组装了第二艘小艇，在40名因纽特人的帮助下把它放下水。
　　戴维斯一行人与戈特霍布居民交往的初期，双方比较友好。但随着这些因纽特人变成了“不可思议的小偷，尤其是偷铁”，双方的关系开始恶化。戴维斯尽力缓解这种局面。他继续慷慨地与因纽特人做交易，并劝导自己的人克制忍让。一天下午，一次石块伤人事件升级成群殴事件，他的一名船员受伤。戴维斯忍无可忍，于是乘着南风北上探险。
　　7月17日，戴维斯率领的两艘船和小艇遇到了一座巨大的扁平冰山，“使每个人心中油然而生无比敬仰之情”。这一景象让他们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使得戴维斯不愿用文字描述，只是说，“我想我从来没见过此类景象。”他们绕其周围航行一圈花了13天时间。后来才被人冠以此名的戴维斯海峡，到处都是海冰，前一年他们在此却没看到一点海冰。如此之多的海冰使船员们忧心忡忡，他们纷纷请求戴维斯返航回家。戴维斯只好同意转向;他们在格陵兰岛靠岸，拆卸了小艇，将所带的给养分了，让那些愿意回家的人乘“美人鱼”号回英国。然后，他带领其余船员乘“月光”号驶向巴芬岛。他经过坎伯兰湾的入口时并没有认出来，于是就在暴风雪中通过了哈得孙海峡，然后沿拉布拉多半岛的东部海岸南下，在那里，他们用临时编织的渔网捕获了许多鳕鱼。
　　在特伦莫尔湾，他们停泊下来去晒鱼，却遭到了“当地野蛮人的”袭击。戴维斯的两个船员被杀，三个船员受伤。紧接着，因为锚索在风暴中被吹开，他的船差点儿被吹上岸。9月11日，戴维斯掉头返航回家，回去后才发现，“阳光”号和“北极星”号因为海冰太多，向北没行驶多远就不得不返航。而且，“北极星”号及其船员在风暴中沉没了。
　　尽管不如前两次那样积极，戴维斯的支持者们还是赞助了他1587年的第三次航行，同時达成这样的协议：戴维斯驶向他自认为有海上通道的地方（戴维斯海峡、坎布兰湾、哈得孙海峡，以及拉布拉多海岸的汉密尔顿湾），随从船只可顺便捕获鳕鱼，以补偿探险开支。戴维斯所乘的“艾伦”号小船是由木板累积重叠搭造的轻型帆船，出海的第一天船舵就出了毛病，从此以后，航行起来“就像牛拉的马车”。
　　在戈特霍布，戴维斯去峡湾里面勘察，其中一艘随行船只的船员在海滩上组装他们一行人的第四只船——另一只小艇。（戴维斯想用这艘小艇勘察，而让另外三只船南下去捕鳕鱼。）因纽特人从小艇组装工那儿偷钉子，冲突再次爆发。戴维斯无法处理这一局面。炮手发射了一枚炮弹示警之后，戴维斯下令拆卸组装一半的小艇，装到“伊丽莎白”号上。“阳光”号船严重漏水，该船和“伊丽莎白”号船的船员们离开此地的愿望非常强烈，几乎要暴动，戴维斯只好与他们分手。之后，他乘“艾伦”号小艇沿着格陵兰岛海岸向北行驶，最终抵达北纬72°46′这样遥远的北方，他把那个地方命名为“桑德森希望航道”。由此向北向西，海面都很开阔，海水“深不可测”。但这里却没有风，以至于他靠风帆行驶的小艇无法向北或向西行进。他只好往西南方向行驶。他试图穿过浮冰区时，被浮冰困了两天;脱险后，他绕过默西角（God’s Mercy Bay，他第一次航行时命名的海角，当时，这个海角指引他驶向他所认为存在的航道），向北驶入坎伯兰湾。风停之后，他又驶回该海湾的入口处，然后向南经过弗罗比舍湾，并将其命名为拉姆利斯因莱特。当时，没有可靠方法来确定经度，人们普遍使用的地图又是存在很大问题的齐诺地图，该地图把弗罗比舍湾标在格陵兰岛南端附近，受此影响，戴维斯认为他是第一个来到弗罗比舍湾的人。
　　像前一年一样，戴维斯再次记录了哈得孙海峡“狂怒湍流”般的潮汐，“就像伦敦桥下肆虐的流水在狰狞地咆哮”。戴维斯所乘的小艇沿着拉布拉多海岸巡游，试图寻找“阳光”号和“伊丽莎白”号两艘船;由于“艾伦”号船航海性能差，这两艘船本应为其护航，但它们没等到与“艾伦”号会合就自行回英国了。8月15日，戴维斯扬帆驶向达特茅斯，花了一个月时间才回到家乡。
　　戴维斯的考察之旅成就惊人。他把拉布拉多半岛的大部分海岸，格陵兰岛约700英里的西海岸，以及巴芬岛西南的大部分都标到了航海图上。他有关海冰状况、植物、动物、洋流、格陵兰岛内陆的笔记，以及对因纽特人民族特征的描述，都是史无前例的。他不仅使这些土地进入地图，而且使其进入科学领域。他在航海途中写的“游历之书”，已经成为标准航海日志的典范。他研制的背测杆是背测式象限仪和现代六分仪的雏形。《航海秘诀》（1594年）的大部分内容就是基于他的三次航行，这本书成了17世纪英国航海者的圣经。 　　随后几年，戴维斯发现了福克兰群岛，并进入太平洋航行，希望发现西北航道的西入口。1605年，戴维斯在新加坡附近的马六甲海峡被日本海盗杀害，年仅55岁。戴维斯是个忠诚、勇敢的人，宽容其他民族的差异。他的航海知识体现了科学的敏锐和实践经验的完美结合。他在《世界水文地理述略》（1595年）中，思索了遥远北部地区夏季的光照;他写道，由于光照如此充足，北极星之下的这片土地是地球上“最尊贵的地方”。
　　和当时其他所有探险活动一样，戴维斯的探险没入保险，原因是，由于仪器原始、海图有错误、指挥经验缺乏，海难的风险非常高。像戴维斯这样的船长可以通过象限仪、星盘或背测杆来确定所在纬度。他利用赤纬表来弥补罗经误差。他可能非常幸运地拥有曾到过他所航行的海域的其他领航员的日志，或了解他们的先例，这些信息能提醒他暗礁的位置，或针对潮汐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但直到约翰·哈里森1735年制成了第一个航海经线仪，人类才获得确定经度的可靠方法。
　　当时，探险者能获得的地图和海图对航海帮助并不大，对向西航行的航海者来说尤其如此。 原因是，上面有太多的信息都是异想天开，毫无根据，更新地图通常又意味着要和地理的理论概念抗争，而注重实践的航海者对这此缺乏耐心。而且，由于无法确定经度，而且缺乏西半球不同地区的磁偏信息，他们很难给新发现的陆地准确定位，因而很难改进旧地图。另一方面，齐诺地图（1558年）包含了一些臆测式内容，显示北大西洋西部有许多大岛，但在当时却非常权威，甚至连约翰·戴维斯都承认，他不得不“使他的行为顺应普遍接受的错误观点”。
　　能力非凡的航海者细察天气，留意海洋的细微变化和船体的移动，特别是熟悉的船，他通常能直观地感觉到自己该干什么，即使行驶在陌生的海岸也能如此。如果说他的航行是“靠推测和靠上帝”， 他的推测多半是正确的。他更喜欢小型的、机动性强的船，而不是大型货船，这一点经常与探险赞助人的意见相左;如果可能的话，他尽力争取与另一艘船一起探险。1821年，帕里率领“赫克拉”号和“弗里”号两艘船，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北极探险之旅，直到这时，人们才意识到，搭乘两艘型号相同、零件可以互换的船旅行是明智的。
　　优秀海员都拥有让船继续航行的惊人能力，他们像因纽特人一样足智多谋，能用少量零星材料对船体进行临时修复。他们经常把小船完全拉出海水，拉到陌生的海滩上，把船翻过来修补船壳。他们在北极航行，经常由于海冰阻遏而延误行程，这时他们的遭际非常悲惨。他们的食物极其简单，仅能吃到咸牛肉和腌鳕鱼、面包和干豌豆、奶酪和黄油，以及啤酒。所有食物都是冷冰冰的，没有咖啡和茶这样的热饮。船员们睡在备用品和给养之间的空地方;衣服湿了或冷的时候，能有一两件替换衣服就感到很荣幸。坏血病与船只失事一直“如影随形”。
　　船上条件缓缓得到改善，地图变得越来越精确，较好的航海仪器也研制出来了。戴维斯《航海秘诀》这样的书使航海的技术性知识得到传播。到了17世纪，地图绘制师不会再通过推测就添加一两个岛屿;他们把类似北极这样的大片地区留为空白，这可能会让他们的前辈震惊。过去像迷宫一样的海岸线图，至此变成了标识有32个风向的环形海岸图，画得像花瓣一样——如风向玫瑰花或罗经花。然而，银行家与梦想家继续达成探险投资协议，然后由坚韧、聪慧的领航员和船员付诸实施。因为贷款必须偿还，对于希望经营探险航行的人来说，他们一直渴望从新发现的土地上得到回报。
　　戴维斯最后一次北极探险航行之后不久，又出现了几次重要的北极探险航行。1607年，亨利·哈得孙与十个船员和一个男孩，乘坐一艘小艇，前往北极探险。他们沿格陵兰岛东海岸到达北纬73°，哈得孙把那儿的一个海角命名为“保持希望角”（Hold with Hope）。返航途中，他们发现了扬马延岛和斯匹次卑尔根岛附近的捕鲸区。之后，他驶往新地岛做了一次探险。他第二次前往新地岛时，途中改变了航向，转往北美洲东海岸，发现了哈得孙河。1610年，他又扬帆前往北极水域探险。那一年，他在詹姆斯湾过冬，这个海湾位于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和海湾以南。春季，因为害怕饿死，一些船员暴动了。他们把哈得孙和他的儿子、三个忠心的船员，以及四个患病船员，放逐到一条小船上，让他们随波逐流，此后，再没有人见过这些受害者。这次暴动的元凶后来被因纽特人杀死了;活下来的人境遇也非常惨，沦落到靠吃蜡烛、草和鸟皮碎片维持生命，驾驶着“发现”号船回到了家。
　　雇佣哈得孙的经营者对暴动者的审判不太感兴趣，他们更看重下次航行。1612年，他们派托马斯·巴顿率领整修过的同一艘船再次出海。巴顿到达了哈得孙湾的彼岸，发现“哈得孙海”其实是一个海湾，并且把那里的一个地点命名为“希望受阻”。（哈得孙以为他航行到了太平洋，把哈得孙海峡入口处南岸的一个海岬命名为“希望继续”。）巴顿在纳尔逊河河口过冬，在那里，他损失了很多船员，发现了科茨岛、南安普顿岛和曼塞尔岛。第二年春季，巴顿航行到罗斯·韦尔卡姆湾北纬65°的地方。
　　1615年，领航员威廉·巴芬和船长罗伯特·拜洛特一起，完成了两次重要航行的第一次航行，到达了哈得孙湾以北的福克斯海峡和弗娄贞海峡，并在那儿断定，通过哈得孙海峡无法找到西北航道。巴芬是一个天资聪颖的航海家，一个敏锐、精确的观察者，他注意到，潮汐从东南涨起，在西北回落。他正确地推测到，西北航道会穿过戴维斯海峡;1616年，他与拜洛特去了那里。（哈得孙的航行，巴顿的航行，以及巴芬的两次航行，都是乘坐“发现”号完成的，那是一艘三桅帆船，大小和戴维斯的“阳光”號差不多。）
　　拜洛特和巴芬的第二次航行到达北纬78°，越过了戴维斯海峡，此后200年之内没有人能比他们航行得更靠北。他们用投资人的名字，命名了许多海峡、港湾、海角——史密斯，琼斯，兰开斯特，迪格斯，沃尔斯滕霍姆;这些投资人此前派遣了哈得孙和巴顿前来探险。然后，二人转向靠南的区域;巴芬勘察了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岛屿的东部海岸，并把自己的发现绘进了海图，直到与约翰·戴维斯的海图完全拼接上。 　　巴芬的航海日记和海图准备出版时，遭到严格审查;他的发现受到怀疑，并且被禁止绘入当时的地图。直到1818年，约翰·罗斯爵士证实了巴芬的所有发现。巴芬的成果以及巴顿的日记和地图，很可能是遭到了投资者的压制，因为他们不希望竞争对手去巴芬湾探寻航道。1612年巴顿在哈得孙湾航行之后，这一区域的早期历史是一部悲惨史，人们为了探寻西北航道，追逐黄金和毛皮所能带来的财富，不断来这里冒险，因而不断遭遇灾难。1670年，查理二世授予鲁伯特王子和其他“赞助哈得孙湾公司的绅士冒险家”永久特许状，实际上，他为这个公司提供了特许权，让其拥有注入哈得孙湾的所有河流沿岸的土地。然而，授予这个涵盖面广的特权，是让该公司去探寻西北航道。绅士冒险家们发现，一包包泛着光泽的毛皮被皮埃尔·雷迪森和梅达尔·格罗塞莱尔从亚北极腹地运出来，于是，他们马上摈弃任何形式的地理探险，转而紧盯财富。为了保护自己的贸易以便造成垄断，哈得孙湾公司（起初）故意阻遏在这一地区探寻西北航道，这样一来，沿着这条通道经营的面向中国的所有贸易都会避开他们。据说，他们曾贿赂克里斯托弗·米德尔顿，让他伪造航海考察记录，导致英国海军部在1734年撤消为发现西北航道所设的高达2万英镑的巨额奖励。

二

　　哈得孙湾公司是一个实力非常强大、几乎是自治的特殊利益集团，数百年来对一个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环境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个地区的面积甚至超过了多数主权国家。它在新大陆获得利益的稳定基础是诱捕皮毛动物，这改变了整个北极探险的主旋律。这片土地非常荒凉，没有人去推测这儿年复一年产出了多少高质量的毛皮，以及这种局面能持续多少年。
　　捕鲸业是商人冒险家早期在北极地区发现的另外一项财富来源。最初，捕鲸活动集中在斯匹次卑尔根岛附近，以海岸为依托，竞争激烈，荷兰人和英国人之间的竞争尤其如此;后来，捕鲸活动扩展到外海的“鯨鱼湾”，那是斯匹次卑尔根岛西部的北格陵兰海的一大片水域，冬天也不结冰，是墨西哥湾流到达的最后一片水域。春天，在“鲸鱼湾”以西的“西部海冰”上，人们也经常猎捕海豹。捕鲸业和猎捕海豹业在格陵兰海和挪威海繁荣了一百多年，之后，捕鲸者转移到戴维斯海峡，北美捕猎海豹者也开始在纽芬兰岛以北和以东的海冰上，开辟了和捕鲸海域面积同样大的海豹捕猎场。
　　1607年，亨利·哈得孙返回英国，带回了斯匹次卑尔根岛以西海域有鲸鱼的消息，人们第一次意识到，北极地区本身拥有价值，而不仅仅是通向太平洋尚存疑问的航道要经过的地区。雷迪森和戈瑟利尔抱着从加拿大亚北极地区获取的貂、水獭、猞猁和狼獾毛皮，走进查理二世的王宫，至此，在高层眼里，北极地区的经济潜能是再清楚不过了。此前，人们一度认为，在未来的300年内，北极地区除了像斯匹次卑尔根岛那样的地方能产出一些煤之外，不会有其他物产;现在，在这片如此荒凉的地区，毛皮贸易的发展和日益兴盛的海豹、鲸鱼和鳕鱼捕捞业，似乎可以给投资人带来丰厚回报，这些投资人有时曾感到，他们是被迫赞助地理探险，而他们的所有愿望只是自己的投资能有收益。随着哈得孙湾公司毛皮帝国的壮大和水产业的发展，北美巨额的财富被转到欧洲，同时，南大西洋的航道也逐渐开放，对贸易的限制越来越小，这样一来，西北航道的商业价值就不再引人注目。从此，探寻西北航道就变成了只是为一个地理难题寻求答案。
　　欧洲人最初到北极航行时，亚洲和北美的北部边缘都尚未为世人所知。1725年，彼得大帝派荷兰人维他斯·白令去勘查西伯利亚的东部边缘，看西伯利亚和北美洲是否相连。1728年，白令驶过如今以其名字命名的海峡，继续向西北行进到北纬67°。虽然环绕楚科奇半岛以及向西行驶到科雷马河河口的道路畅通，白令没有继续往前行驶。在海峡的大雾中，他还没有看到北美海岸。1732年，一位名叫格佛兹德夫（Gvozdev）的测量技师，乘坐白令留下的船来到这里，在今天的波因特霍普附近登陆。1741年，白令尝试了第二次航行，来确定北美海岸的走向，这次同行的包括博物学家格奥尔格·威廉·斯特勒。返航途中，白令的船在科曼多尔群岛附近搁浅，白令病死在岛上，从而使这次航行的死亡人数达到30人。
　　1733年到1742年间，俄罗斯探险者对整个亚洲北部海岸进行了惊人的、基本上是成功的勘查，并且绘制了地图，勘查范围从鄂毕河河口和一直到白令海峡的东岸。直到1824年，费迪南德·冯·弗兰格尔才完成了从贝尔角到白令海峡东岸这最后一部分海岸的勘查。1867年，美国捕鲸船长托马斯·朗把附近的一个岛屿命名为弗兰格尔岛。
　　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观点，把两大洲分开的那个海峡（西北航道的西入口），最早由哥萨克人西蒙·杰日尼奥夫1648年发现。西班牙人也曾派探险家来这个方向探索，但他们从未到过这遥远的北方。1595年，希腊领航员胡安·德富卡在威尼斯告诉迈克尔·洛克 ，他三年前就已经航行到北纬47°的亚尼安海峡（Strait of Anian）。许多人怀疑他根本没到过那么远的北方，但是在那个纬度确实有个海峡，后来，在1788年，那个海峡以他的名字命名。此外，有人声称，马尔多纳多（1588年）和德·冯特（1640年）也曾到过亚尼安峡，这些都没有事实根据。到达白令海峡的第一艘欧洲航船的统领是詹姆斯·库克，他1778年抵达该海峡后，继续向西和向北航行，直到看到艾西角（Icy Cape，北纬70°20'）。（英国海军部预料到相关进展，已经修订了奖金为2万英镑的西北航道发现奖的条件，奖励范围除了皇家舰船，还包括私人船舶，所有可通行路线，不一定要经过哈得孙湾——这表明，探寻西北航道已经成为国家大事，而不是商业活动，而且，巴芬认为哈得孙湾不存在西北航道的看法，最终得到重视。）
　　库克的航船驶入楚科奇海时，北美北部边沿和加拿大群岛的大部分还不为世人所知。1771年7月14日，陆上旅行家塞缪尔·赫恩不畏疲劳，坚韧不拔，经过长途跋涉，抵达科罗内申湾的科珀曼河河口附近的一个地点，同行的还有一些斯拉维印第安和契帕瓦印第安向导玛拓纳比（Matonabbee）。这是他前来这一地区的第三次尝试;他设置了北部海洋北美海岸的第一个地理参照点。1789年，亚历山大·马更些到达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河流三角洲的一个岛屿，在那里设置了第二个地理参照点。在1819年—1822年期间和1825年—1827年期间，英国陆海勘察队在约翰·富兰克林的统领下，绘制出北美北部从瑞滕群岛（Return Islands，西径149°）到肯特半岛特尔纳根角（Turnagain Point，西径107°）的沿岸地图。赫恩和马更些的陆路勘察，乔治·温哥华（1792年）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南部海岸的考察，以及库克对哥伦比亚河以南到艾西角之间北美海岸的勘察，排除了西北航道可从大约北纬68°以南区域通过的可能性。如果真有这样一个通道，它应该位于北美已勘察过的海岸以北的未知区域。 　　欧洲人持续在其西面探寻航道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其东面，也就是俄罗斯北面的海冰太厚，太广袤，相关原因随着岁月流逝也在改变。直到1820年，还没有人支持过西北航道在商贸方面的可行性。威廉·斯克斯比在《北极地区述略》中，对此做了简要解释：每年的海冰状况变化莫测，纬度太高，适宜通航时间太短。但是获得新的地理知识的可能性，在北极进行科学调查的机遇，以及自然史的开拓意识，再加上单纯的好奇心，和在北极发现矿藏的微弱可能性，这些都足以使人们对西北航道的兴趣能持续下去。
　　1815年，英法战争终于结束，作为海军部的副部长，皇家地理学会的创始人，约翰·巴罗爵士可以将他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他所喜爱的地理當中，特别是对西北航道的探寻。他奉命派遣英国舰船和海军官员前去执行他制定的探险计划，并使这次探险具有一种崇高的目标意识。巴罗对任何粗俗动机都怀有一种鄙视——他谴责哈得孙湾公司的北极霸权，说那是“一种本末倒置状态”;他还天真地相信，等级和社会地位比实际经验更有价值，当然，这是他那一代人及此后多代英国人的特性。
　　斯科斯比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捕鲸者，1820年，他针对实施巴罗探险计划的皇家海军军官“缺乏有冰海域的航行经验”委婉地提出异议时，事实上，他可能已考虑到巴罗的妄自尊大。“理解力，无论多么深邃，天资，无论多么敏锐，” 斯科斯比写道，“都不能替代必要的实践。”巴罗肯定看到了这些词句，但他没有完全在意。在他领导北极探险事业的27年中，尽管只出了一次大灾难，但斯科斯比对那些在北极追求“不朽功名”的人的总的看法却值得注意。
　　毫无疑问，出海作业的渔民肯定早于卡伯特到达纽芬兰岛近岸，早于弗罗比舍到达弗罗比舍海湾，早于哈得孙到达哈得孙海峡，早于罗斯抵达兰开斯特海峡。事实上，这些渔民只是把“首次发现”这些地方的荣誉让给了那些绅士，绅士走后，渔民回到这些水域继续捕鱼。渔民和捕鲸者往往只把此类地理“新知识”记在自己心里;这类知识对特定社会和知识阶层的人来说，意味着政治资本或社会回报，但渔民和捕鲸者很少与这些阶层的人打交道。
　　比如说，地图制作者和普通水手之间通常并无交往，因而他们对北极地区的勘探状况有不同看法。1652年，住在阿姆斯特丹的英国制图师约瑟夫·莫克森，在一个酒馆遇到一个荷兰水手。他无意中听到水手与同伴的谈话。水手说，他在一艘往复运输船上工作，在这个季节，把鲸脂从斯匹次卑尔根岛运往南方。因为他们来得太早，没有足够鲸脂装满船舱，船长决定趁海面无冰向北航行。斯匹次卑尔根岛的捕鲸者记录了他们航行到北纬80°以北海域的经历，但这个水手认为，他们已经航行到北极点另一侧的北纬88°以北的地方。莫里森无疑感到不可思议，但海面上海冰较少的年份里，捕鲸者有可能航行到北纬83°的海域。莫克森因这些信息竟然没有传开感到震惊，水手因莫克森对此这么有兴趣明显感到不解。
　　不仅这些拥有不同背景和追求的人很少交流，而且渔民和捕鲸者、或者普通水手的野外观察，被上层阶级认为是不太适合科学的发展目的，对在政治或是商业方面富有经验的人的普通教育是无用的。这异常的傲慢无礼压制了早期对北极地区的深刻理解，并且导致了第二个问题——使特殊利益群体带有偏见的、毫无经验基础的知识永恒化。地图绘制者、强壮的水手、捕鲸船长、因纽特人、英国海军军官，他们各自的知识领域因人为因素被相互隔离开来，这些因素包括轻蔑和傲慢，以及基于教育、种族、社会等级、国籍将人们分成三六九等的社会政策。尽管这种不宽容模式长期以来一直是人类生活的模式，但在地理知识方面，不同群体之间的知识隔阂显得尤为可悲。没有哪一个阶层或哪一种文化能够声称完全把握了一片土地的本相。
　　这些早期的分隔，预示了当今大多数北极常驻居民的日常愿望，与实业家和社会政策设计者的渴望和观念之间的鸿沟。布里斯托尔的渔民认为，卡伯特的第一次航行是英国王室娱乐活动的延伸。英国海军军官认为，普通水手非常没头脑，非常幼稚，他们对穿越浮冰航行的看法都不着边际，无足轻重。哈得孙湾公司老练的代理商嘲讽刚来到北极地区的谨慎之人，因为他们自作聪明地把新来者的不熟练和不适应看作是不称职和愚笨。而且也没有西方人把因纽特人放在眼里。
　　有关北极的历史，尤其是经济史，存在着一些争议，但像斯科斯比这样的人在北极历史上能留下美名，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作为北极捕鲸船的船长有广泛的实践经验，能客观公正地进行科学观察，在剑桥大学受过教育，具有尊重他人的看法的意识。如今，这样的人在北极的科学、商贸和公共事务等领域明显不足，这与斯科斯比时代的情况一模一样。如果一个国家在种族、社会、学识方面的隔阂持续存在，它未来的整个环境将处在危险之中。在这样的国家，那些有才智的人们还是很少去了解彼此的看法。

三

　　约翰·巴罗派遣舰船去北极地区的目的，是认真地积累科学知识，对此他坚定不移，心无旁骛。他热切希望他的事业能给所有相关人员带来荣誉，更不用说增进英国的国际威望。1818年，他向北极地区派出4艘舰船，所有的船设备精良、给养充足、适航性强，与当年戴维斯和巴芬的小船相比有天壤之别。船上的高级职员包括能使用所携带的系列科学仪器以及做相关记录的人，那些仪器包括气压计、航海经线仪、人工水平仪、经纬仪、摆钟、海水采样瓶和数种温度计;同行的高级职员还包括外科医生、绘图员、航海家。另外，船上还带有斯匹次卑尔根渔场的一个技术能手和一个助手，前者有时被称为冰区领航员或冰区引航员。
　　4艘舰船4月份启航，在北大西洋分开，信心十足地期待着在太平洋再会。皇家海军“多尔西”舰和“特伦特”舰，计划向北行驶前往斯瓦尔巴特群岛;“伊莎贝拉”舰和“亚历山大”舰驶向巴芬湾。“多尔西”舰和“特伦特”舰遭大风和大块浮冰群的重创，停靠在斯匹次卑尔根岛的马格达莱纳湾和费尔哈文等待整修，然后返航。约翰·罗斯爵士和威廉·帕里中尉率领另外两艘舰船，在约40艘捕鲸船的伴随下，驶过戴维斯海峡，进入他们命名的梅尔维尔湾，然后到达他们此行的“最北端”——史密斯海峡的南入口。在格陵兰岛沿岸，他们遇到了一群极地因纽特人。通过从格陵兰南部上船的一名翻译，他们与这些因纽特人进行了一次令人吃惊、难忘的对话。在对话中，其中一个因纽特人突然转向“伊莎贝拉”舰问道：“你是谁？你是什么？你从哪儿来？是从太阳上还是月亮上来？” 　　罗斯认为史密斯海峡作为航道前景不佳，于是向西和向南行驶，去勘查琼斯海峡和兰开斯特海峡的入口。他在报告中称，兰开斯特海峡只是一个周围环山的海湾。（这一断言没有得到其他船员证实，不知道他为什么还执意坚持，但这差点儿毁了他的前程。）沿着巴芬岛东海岸向南航行，高级船员证实了巴芬受到质疑的报告和遭到压制的海图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发现了一个海湾并把它命名为“庞氏海湾”。（他们的报告说，在这片新发现的“西部水域”有大量鲸鱼，这引发第二年捕鲸船第一次大规模涌入巴芬湾的那片水域。）帕里性格坚毅但谨言慎行，他一回到国内就透露，兰开斯特海峡周围没有山脉，海军部应该从那个方向继续探寻西北航道。
　　第二年，帕里驶入兰开斯特海峡勘查，这一勘查是所有北极航行中最值得称赞、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成功的航行之一。英国皇家海军“赫克拉”舰和“格利波尔”舰 ，满载能够维持两年的给养，暮春时节从英格兰出发，驶往法韦尔角。“格利波尔”舰是一艘双桅横帆炮舰，在风中行速迟缓，为了不延误勘查时间，途中大多时间只能让其余舰船拖着走。帕里每天都要向船外扔一个密封的瓶子，瓶子上有白棉布标记，里面装有一封短笺，上面写着他们的方位和一些科学数据，并示意发现者（用六种不同语言）把信息单带给英国海军部，并告知发现它的时间和地点。他们在北纬57°西经30°的位置探寻传说中的“巴斯岛”，但无果而终;1578年，来自布里奇沃特的“伊曼纽尔”号船与弗罗比舍的船队一道返航，前一艘船的船员声称发现了一个“巴斯岛”。帕里的舰队穿过北大西洋蓝色的海水，驶入东格陵兰洋流，进入混杂着泥土的冰流水。他们绕过法韦尔角，看到了熟悉的海鸟群：海鸠（厚喙海鸭），格陵兰鹦鹉（大西洋角嘴海雀）、海燕（白腰叉尾海燕）、海鸽（黑海鸽）、格陵兰燕（北极燕鸥）等等。在戴维斯海峡，他们杀了一头马鲸（海象），“赫克拉”舰上的助理外科医生亚历山大·费希尔仔细剖检了其尸体。人们为海象的生命力感到震惊：一根鱼叉刺透了其心房，它仍然勇猛地与捕鱼艇搏斗了10分钟，鱼叉的尖儿也断在其心房中。他们还探寻到并杀死了几头北极熊，费希尔都对其进行了彻底检查且做了详细记录。
　　帕里一行穿过巴芬湾中部的浮冰，驶往兰开斯特海峡，最终比他们1818年的那次航行提前一个月到达该海峡;他们这次在途中曾被浮冰围困，但受困时段很短。在此海峡看不到海冰，西面一望无际，根本不是所谓的“海湾”。一个高级船员在其日记中暗示，尽管每个船员对罗斯在这里看到山脉的断言都毕恭毕敬，但看到开阔水域时，却无法“掩饰（其）内心的快乐”。
　　在兰开斯特海峡西部，海冰再次阻挡了他们的行程。帕里在继续西进之前，利用这段时间向南部进发，去勘查摄政王湾。8月21日，他们惊讶地发现，水里漂浮着帆桁的一个断头。有人在他们之前来过这里吗？没有——一个船员记起来，他们开始向南航行進入这个水湾时，帆桁断头掉水里了。帕里向西航行的速度惊人。如同300年前意大利航海家韦拉扎诺，和在白令海峡航行的库克，他遇上了极好的天气，因而一帆风顺。接近德文岛的菲尔福特角（Fellfoot Point）时，一位高级船员愉快地耸了耸肩，开始计算艾西角的方位和离此地的距离。他们碰上了大群别卢哈鲸鱼，帕里推测它们来自马更些河河口，这表明前方是无冰水域。船员们划小船接近鲸鱼群，“不断敦促对方巧妙划船”以便距别卢哈鲸更近些，去倾听“鲸之歌”——那声音就像“润湿的手指拂过平底大玻璃杯上发出的声音”。
　　9月4日上午9点15分，帕里率舰队横跨西经110°，获得英国海军部的奖励。几乎每个小时，帕里都会给相关岛屿和海岬命名。他在那片海域停留了足够长的时间，船员在数个地点上岸，发现了几处原始遗迹，并把遗迹处的麝牛头骨带到船上。他们还在拜厄姆·马丁岛上发现了独角鲸的长牙。
　　帕里看到罗盘箱里的指针缓缓胡乱摆动，正确地推断他们的舰船驶到了磁北极以北区域。他下令把罗盘箱取下来，开始靠天文导航驾船——在北极的夏天，靠天文导航是良策。九月初，沿梅尔维尔岛邓达斯半岛行驶时，天气开始恶化，海冰几乎要将他们的船包围，帕里意识到，这一年的航行要结束了。9月17日中午，他们到达其航程最靠西的地点——西经112°51′，然后回撤50英里，停泊在海峡北岸他们命名为“冬季港湾”的地方，进入那儿的停泊处过冬。
　　冬天很快来临，船员们只好在7英寸厚的新结冰上，开凿出4082码长、35英尺宽的通道，让两艘船进入可提供庇护的停泊处。两艘船停泊在5英寻深的水里，相距120码，离海滩500英尺。岸上建起了一座小屋，探险队的科学家爱德华·萨宾在里面装配了他的实验仪器。船和小屋之间用绳连着;在两起几乎是灾难性的事件（因冻伤手指和脚趾截肢）发生之后，帕里下令，任何人都不要走到看不到舰船的距离之外。
　　帕里是个非同寻常的人，在航行中度过了29岁生日;他已经为过冬做好精心准备。他们取出帆布，围着桅杆在甲板上圈出一块全封闭式的空间，以便在里面锻炼。11月5日，喜剧《妙龄女郎，或形形色色的情侣》在后甲板上上演;整个冬天，许多类似的轻喜剧陆续演出，其中《妙龄女郎》在冬末还被要求重演。在帕里的安排下，自11月1日起，萨宾编辑出版了《北乔治亚公报暨冬日纪事》，之后每周一定期发行一份，一直持续了21周。该报刊登的随笔、诗歌和文章完全是匿名的，实际上是彼得·普莱·阿布、约翰·斯楞德尔·布莱恩等人写的;报上还刊载有关普通法院各类判决的专题。仔细阅读你会发现，有几个高级船员根本不关心演出，而针对不参与这些大众娱乐的高级船员，他人会做一些恶作剧。
　　最初几周，他们在此看到的动物很少，帕里认为，北美驯鹿、雷鸟等动物，肯定是穿越海冰去北美洲靠南的地方过冬了。这里只剩下狼和北极狐。他们捕获了一只狐狸当宠物养，这只名叫“杰克”的狐狸变得很温顺，能够从每个人手上衔吃东西。船上的狗与来到船上的狼试着建立了关系。一只名叫“卡洛”的白色猎犬出走了，且再也没有回来。帕里的黑色纽芬兰犬“波兹旺恩”跟狼干了一仗，结果两败俱伤。 　　各级船员的生活都比较舒适，每天都能享用刚出炉的面包和鲜酿啤酒（除非天太冷不能发酵）。烹饪和呼吸凝结在舱壁和隔板上的冰晶，必须定期清除。衣服似乎从未干过;寝具每周用火药和醋熏蒸消毒，也总是潮的;每人每6天发一根6英寸的蜡烛，因而，光就变得弥足珍贵。帕里和高级船员担心三件事：北极地区常年都会出现坏血病;无所事事可能会诱发坏血病和不满情绪;他们的命运未卜。他们也在日记中表达对家人的挂念，担心家人会太替他们操心。
　　船员定期接受检查，看有没有坏血病的症候;每天早上，都要给每个船员分发四分之三盎司的加糖柠檬汁，来预防坏血病。更有甚者，有进取心的帕里还在房间的烟囱旁种芥菜和水芹。他要求船员每天都要到甲板上锻炼，天气好时还要上岸锻炼，每人每天都有许多任务要应对——到仲冬时，船员们抱怨说这一冬天任务太多了，这让帕里很欣慰。
　　晚上，高级船员聚在一起看书、听音乐，帕里拉小提琴，另一位高级船员吹长笛。周日举行宗教活动。尽管他们生活规律，“聚在一起时尽量显得很开心”，他们还是感到很脆弱，“有时最坚强的内心也会对迷茫前景流露出不安”。
　　普通船员在室外通过以下方式自娱自乐：用海冰制作研磨臼，或从夏天杀死的海洋哺乳动物的油脂中炼油，用于冬季照明。许多人会上岸进行长途漫步，“这里的宁静和田园景观的安静大不相同：这里是与世隔绝般的死寂，根本没有任何生机。”帕里记下了一些欣喜时刻：凝视雪地里的一块石头，眼睛顿感轻松许多;听到一英里外有个人在独自歌唱;极寒天气里听见木质舰船发出咔嚓咔嚓的爆裂声。
　　大家急切盼望着极夜结束，太阳再现;有时因为折射现象，太阳幻象会早于太阳正常再现时间出现，这样的日子，船员们会在“赫克拉”舰的主桅杆上不间断地进行观察。这一天终于来了——2月3日，瞭望台上，观察人员每10分钟交替一次。冬季港湾时间上午11点40分，太阳幻象终于出现了。
　　2月13日，两名水手因醉酒被鞭笞36下。14日，温度低达零下55华氏度，费希尔从“赫克拉”舰40英尺高的桅杆上的滤器往下倒水，想看看水会不会在落到甲板之前就结冰。2月24日上午10点15分，萨宾先生观察的小屋里的衣服因挂得离炉子太近着火了，并引燃了整个小屋。烈火很快被扑灭，但一名船员在抢救实验仪器时双手严重冻伤，结果失去了手指。一只幼小的宠物北极鸥在大火中丧生，随后发行的报刊登载了一篇庄严悼词来缅怀它。
　　三月、四月接踵而至，天气依然寒冷;普通船员开始恐慌，这个时节他们若在英格兰北部，也会有这种感受;他盼望着太阳的再现能带来温暖，盼望着春天的迹象。4月9日，帕里画成了他著名的日晕和日弧图。4月16日，一层羊毛状的稀薄云朵从太阳下通过时，闪亮的日冕出现了，“朵朵薄云的边沿透出最柔和、最细腻的湖水般的蓝绿色以及黄色，这一景象几乎要超出人们的想象”。6月16日，出现了三重彩虹。
　　帕里没打算在这里停留这么久，他开始担心，如果离开这里的时间太晚，就不能在入秋之前到达艾西角。帕里断定，如果他们在6月底之前出发，就没什么问题。5月份，普通船员开始带上黑色绉线面纱来预防雪盲，看到黑色船体周围出现第一片融化水域就欢呼喝彩。5月24日下了雨，但海冰并没有彻底开裂消融的迹象。
　　6月1日，帕里带领11名船员离开港湾，前往北部和西部考察。普通船员拉了一辆载有800磅补给和设备的双轮车，车上装配有风帆，以便通过潮湿、有雪地面时让风来助一把力。帕里用高级船员和见习军官的名字给许多标志性地貌命名;采集了一些地质标本;考察了一个古因纽特人营地遗迹;垒起了数个石堆纪念碑——那是他们每次上岸几乎都要做的事情。石堆纪念碑大约12英尺高，底部直径12英尺宽。他们会用一个锡筒、铜筒，有时用船上某位先生保存的盛汤罐头，装入写有上岸考察者名字、考察日期、简短旅行记等信息的材料，可能还装入某个高级船员口袋里的硬币，或是制服上的扣子，然后把它埋在石堆纪念碑的底部。
　　他们6月15日回到船上。海冰还是没有完全开裂的迹象。帕里派一些人外出狩猎以补充食物，每次外出10天（带回了黑雁、驯鹿、麝牛和雷鸟），而且每天都派人出去采集酸模。
　　8月1日，两艘船终于驶离冬季港湾，开始向艾西角进发。与前一年相比，他们没能向西航行更远。麦克卢尔海峡的积冰坚不可摧，浮冰群让人感到自己无比渺小——浮冰块层层叠加，形成了42英尺厚的大面积浮冰群。8月7日，他们望见西南方很远的地方有一片陆地，就把它命名为班克斯地，以纪念支持探寻西北航道的约瑟夫·班克斯爵士，1815年，约翰·巴罗正是继承了这位爵士的衣钵，开始大张旗鼓地推进西北航道探寻事业。
　　帕里已经下令，每天给全体船员分发的食物减少三分之一，以防备他们被迫在这一带度过第二个冬天。他试图先掉头向东行驶，然后再向南行驶。直到8月30日，他才断定，这一年继续探寻是没希望了，于是开始筹划回国之路。驶出兰开斯特海峡时，他用“格利普尔”舰舰长利顿中尉家乡的名字，把当今的萨默塞特岛命名为北萨默塞特，用自己家乡的名字把当今的德文岛命名为北德文。9月4日和5日，他们遇上了来自赫尔市的几艘捕鲸船。第二天，他们在克莱德因莱特附近遇见了四个因纽特人，与其在一起待了几天，然后驶往英格兰。
　　帕里写道，他没有想到航途中的气候是那么恶劣，也没想到通航季是如此之短。但他取得的成功却引人瞩目。随后80年之内，没有人像他那样，一次航行就在北极地区发现那么多新陆地——在他之前也没有人取得这样的业绩。
　　9月14日，“赫克拉”舰遭遇了风暴，舰尾放置的小船被大风卷走，前桅艏楼以上的部分被刮断了2英尺，主中桅和船首斜桅整个都被刮断。为了清除损坏的部分，他们不得不摒弃右舷锚。27日，他们望见了设得兰群岛的富拉岛。29日，帕里在彼得赫德上岸，然后乘马车前往伦敦。他携带了远征队员的所有收获——日记、绘图、素描、记录，都经过密封，“至于如何处置，从此全由海军部定夺。”
　　第二年春天，帕里再次远航，去探寻摄政王湾的南部入口，那次帕里发现了弗里—赫克拉海峡。
　　沿着宾格克岛的海滩漫步，我想到了这一系列航海经历的来龙去脉。在浮冰区遇到一点儿小麻烦的次日，我才有可能想象到，上述一些航海者每一天在未知海域所取得的进展是那么艱难，也许我的想象还不够全面。我想到了布兰登睡在其“卡尔拉”船底板上的欧石楠草垫上，想到了13世纪埃里克峡湾绝望的殖民者。我想到了堪称楷模的约翰·戴维斯乘“艾伦”小艇探险的情景。我们很难想象他们内心的恐惧，以及他们那种超越自我的执着信念。针对他所勘查的荒凉海岸，戴维斯写道，他相信上帝创造的土地都能经得起检验，世界上不存在荒原。
　　漫步海滩，回想布兰登的虔诚之心，以及帕里和戴维斯的航行，我不禁感到，他们所经历的那些时刻一定精彩纷呈。渴望升华精神境界，或渴望理解——渴望领会未知世界，这些因素战胜了无法避免的艰难险阻。我想到了和帕里一起在冬季港湾过冬的一些普通船员。他们的梦想一定有没被记录下来的，因而没有随帕里的马车前往伦敦的海军部，而是永远留在他们的心中。那种梦想使他们的整个人生顿时有了意义：看到了那些海岸，他们顿时有了梦想——如何规划其人生的梦想。
　　张建国  河南渑池人，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英美自然散文和科学散文。2009年至2010年在美国内华达大学（里诺校区）英语系做访问学者，师从斯洛维克教授、布兰奇教授、格罗特费尔蒂教授等国际著名生态批评家，研修生态批评与英美自然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