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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底的那个下午，戏剧制作人韩江开始闲得发慌。他长久不曾体验到这种来自空白的恐慌。过去一年半以来，为了一部如今最终未能在内地登台的舞剧，他已经习惯了终日的忙碌。
《金瓶梅》，这部曾于今年年初在香港艺术节大获好评的现代舞剧，原定9月23日在成都首演，但主创团队却于20日晚被告知演出彻底取消。这是一纸不知来自何方的禁令，但它所蕴含的力量和意味深长，一下子把《金瓶梅》身后的演员和主创，从首演的喜悦推向茫然的沉默。
这次停演事件，似乎指向了表面繁荣的戏剧创作背后那条隐而未现的“边界”。
为什么是潘金莲
停演之后，韩江一次又一次被问到：怎么想到去碰《金瓶梅》？
答案可以很简单，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命题作文——四年前，当香港艺术节作为邀约方，满世界寻找具有可能性的艺术家，当时的韩江作为内地顶级舞台灯光设计师，而王媛媛作为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团长，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被艺术节发现。
韩江和王媛媛最终应下《金瓶梅》的创作事宜是在2009年年初，此后，韩江担任制作人兼舞台设计，王媛媛担任编导，而王媛媛作为团长的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则是演出方。
对于创作，香港艺术节就是“彻底不管”的状态，只给你《金瓶梅》这个题材，具体用什么形式呈现，如何呈现，包括剧情、音乐、视觉，一切都是未知的艺术，全看艺术家如何发挥。
这当然是极大的幸福，但同时创作所面临的空白也太巨大，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创作的第一个问题：如何将这本浩瀚的世情小说，压缩在90分钟之内？你如何解决时代的背景和背后的细节，发型、服饰、雕梁画栋，语言、肢体、起承转合，《金瓶梅》有太多的可说，关键是你要说些什么？
解决这个问题，主创们整整耗了半年的时间——潘金莲视角的确定，使一切迎刃而解。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开始明确一点，舞剧《金瓶梅》不承担讲故事的责任，它传达的是一个女人看到的世界。而潘金莲这根线被拎出，解决了由实到虚过程中如何用舞剧来表达抽象的体验，“从潘金莲的眼睛看去，一切都抽象了。你一旦从一个女人的内心出发，一切就都可以幻化成任何东西，可以是一团墨，可以是一朵云，视觉上是这样，舞蹈、音乐都是如此，一切都打开了，我们可以赋予她任何一种感受。”
编剧柏邦妮的加入则更加丰富了这一视角的细节，这个“80后”的“咆哮女郎”本身就是一个《金瓶梅》迷，她有《金瓶梅》各种版本，还有《金瓶梅》大辞典、各种学术论文、春宫图考以及各种相关的影像资料，“《金瓶梅》真正达到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巅峰，是最有现代意义的小说，这是大家公认的，它的写作技巧、写作对象以及展开的日常生活那种整个的感觉，非常棒。”而为《金瓶梅》或者潘金莲写点什么，则一直是邦妮内心深处的愿望，毫无疑问，舞剧《金瓶梅》给了她机会。
邦妮以她的大胆和追求“性解放”而著称，她能够在很多场合从容地谈论“性”这个话题，甚至在签给读者的书上写：祝多重高潮。邦妮常常会令王媛媛和韩江感到惊讶，他们的每次碰头都能带来观念的刷新，例如邦妮谈到欲望一定是“有很多的水，不是干枯的”，这使王媛媛产生修改李瓶儿西门庆秋千架那段舞蹈的想法，“改成两个人一直是在颤抖着黏在一起的样子，是那种小肌肉，纤维性的感觉。你看水龙头，坏了，它一直在那滴答滴答的，他俩（西门庆、李瓶儿）身上就一直有这种感觉。”
王媛媛的每次改动，可能就是作曲杜薇的“灾难”，常常是一个电话打过来，杜薇就又多了几分钟的活儿。2010年年初，王媛媛最开始找到杜薇时，她还在为新版《红楼梦》的作曲忙活， 但她不想放弃，就问王媛媛，你能不能等我一下？不放弃的原因是，杜薇觉得这个特适合自己的路子。关于路数，杜薇这样解释自己：有活色生香的那一面，也有空寂飘然的那一面。
杜薇的第一个直觉是，《金瓶梅》里一定要有钟和铃的声音，“有一点我明白，那就是如果舞蹈是实的话，那音乐就需要更虚一些，更梦幻一些，钟和铃就是这样的感觉。”这种梦幻贯通了整出戏，但也有香艳明媚的混搭：交响乐、古筝、古琴、电吉他、鼓。还有女声的呢喃吟唱，摇滚的激越，梦幻的暧昧和欲望……“其实我跟整个他们的剧和舞蹈是若即若离的，就是有的段落我贴它贴得很近，有的段落我抽离出来看，俯视。”
这也许就是杜薇做音乐的心态——悲悯、俯视，“我就是觉得任何一个心怀悲悯的人都会觉得，他们就是这样一个男人和这样一个女人，他们就像如来佛掌心里两个小猴子，跳来跳去，你就看着他们跳。”
一年合作中，杜薇玩过几次“消失”，不接电话，装病，瓶颈期很长，王媛媛也曾找到韩江说，要排练了，但不知道怎么排，韩江给她画了四个场景图，画完，王媛媛就明白了，这就是他们的状态：每个人都在相互等待，相互信任，创作如此孤独，但彼此总能给出惊喜。
杜薇说她第一次看走台时被惊到了，一张巨大的透明春宫图纱幕，仿佛有光，音乐呢喃响起，那些缠绵的欢愉的男女就那样自然地出现，他们在金线描出的亭台楼阁中，假山花园墙头上，一幅速食的欢喜，末世的荒凉。“该香艳的时候香艳，该绝望的时候绝望，该凛冽的时候凛冽”，杜薇记得第三幕，潘金莲白衣躺在榻上，整个舞台从黑突然变亮，身后所有的身体聚在一起，不知为什么，给人的视觉效果就是全白，“惨白惨白的一幕”，那一刻，她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作为舞美及灯光设计的另一职务，韩江自认运用得最好的是金色，“金色放在黑色上，它很绝望”，潘金莲婚礼那场的衣服就是红金底上的黑金色，“其他人都是红色，璀璨的，只有潘金莲一个人是黑金色的，那么耀眼又腐败的一个气息。”
整个舞台的气氛随着颜色一路渐进，第一幕是红白，第二幕是红金，第三幕是黑金，每一幕都以潘金莲看出去，到最后，该描述的东西都没有了，到婚礼那一场，就剩下：婚礼，猩红的红绳。
整个剧本就是这样从33页，压缩成最后的一张纸，《金瓶梅》等于钱、酒、色，韩江在宣传画册的副标题上写：在这瑰丽的末世风光，我们如迷途的孩子，放声哭泣，如高歌。
结尾西门庆之死的那段性爱之舞是全剧高潮，巨大的黑暗只留一点亮光追逐西门庆，他一生经历的女人都围绕在他身边与他重温鸳梦，当群舞散场之后，潘金莲上台，西门庆以赴死之心与其缠绵，尽欢后涅槃。
西门庆从床榻起身走入幕布上的裂缝之中，那是一道欲望和生死之门。配乐中有杜薇吟诵《大悲咒》的声音，她的音乐里漂浮狂欢也透着绝望，最终天地间唯留潘金莲独舞。
那个馅饼没掉下来
舞剧在香港的首演十分成功，叶锦添的服装造型，韩江的舞美灯光，王媛媛的舞步，柏邦妮的文字，杜薇的音乐——这一阵容代表的几乎是戏剧舞台的国内最高水平。
事实上从一开始，他们就是冲着最高水准去的，因为没有限制，也就没有顾忌。有人说，这台舞剧企图为《金瓶梅》翻案，在韩江看来，从人性出发已经是在翻案了，“但这种翻案没有目的，并且翻案不是目的，性不是目的，芭蕾更不是，我们的目的其实是在创造一个好听的好看的舞台剧作品，同时带着一些千丝万缕的现实关系。”
杜薇说，他们没有态度，只有艺术的态度，但不可回避的是，这个社会里，“金瓶梅”三个字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态度。
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审判，它的巨大道德力量使艺术二字几乎遁为无形，并最终导致了它在即将登台的瞬间被迫止步，“我们也没想过《金瓶梅》到今天能引起那么大的争议。”韩江说。
尽管从一开始做戏，主创们压根就没冲着内地的舞台来，但香港首演后，内地市场的反应让他大吃一惊，“无数的演出商来找，想全国巡演，有人甚至要买断三年的演出权，好几千万哪。”
内地能演，当然是好事儿，后来就开始谈，“谁最快，谁最有诚意，就交给了谁”，韩江没有忘记提醒演出商“你要小心，这个未必能上”，他们的合同中，都注明了免责条款。
事情顺利得出人意料。根据舞团的既定日程安排，最后定下成都、重庆、武汉、南昌四个城市作为首演——与演出商签完合同后15天，历经一个月左右谈判定下日程，7月份全体主创就到了成都做宣传。
这是市场的自发反应，你甚至可以说，整部剧“从市场角度整个没有任何障碍”，演出商甚至有信心做到200场，首演还没开始，11月份的演出城市已经排完：西安、长沙、杭州、绍兴、宁波、柳州、南宁、深圳、广州、海口一路下去，第三个档期是明年三月，珠海一下子要十场，这样算下来，仅仅今年《金瓶梅》就能演到40场，明年起码能安排80到100场，最后是韩江出面，规定必须限制在一年100场之内。
成都的票率先卖光，“成都900人的剧场，演三场，本来还要加一场，我们没有同意；重庆是两场，每场1700座；武汉1200座，合同里是二加一；南昌是1400座，一场。”
而与此同时，《金瓶梅》也在经历票房和媒体传播的误差之累，首先是传出上海剧院拒演，随后是“春宫图”、“性道具”等元素被反复提及，来自媒体的最致命一击是9月17日，《中国艺术报》刊登一篇署名夏末的文章：《金瓶梅》不宜从文学改为舞剧。第二天，便从演出商传来消息，有关部门要求主创方面不得采用《金瓶梅》为作品名称，并且须对剧中的部分舞蹈动作和道具进行改动，“事实上那个时候怎么改动作，根本没法改。”尽管如此，主创方依言将作品名改为《莲》，并承诺对内容作出改动，遗憾的是，9月20日，他们最终得到的通知是，《金瓶梅》将不能踏上内地舞台。
生命力还在
很多人不会去想，疼痛最先击中的是那些在舞台上摸爬滚打的年轻人，《金瓶梅》主角袁嘉鑫，20岁女孩儿人生里第一个台上主角儿，结果不能演了，失望得直哭，“她们只能跳到26岁，还有几年啊？”
成都剧院退票那天，王媛媛和韩江曾经悄悄到现场站了一会儿，“心情太复杂了，很遗憾，但也在预料当中，知道可能会碰上这个事儿，唯一没想到的是在开演前的几天，早一点也好，这个太对不起观众了，8场演出，上万人呢。”韩江说。
作为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成立以来的巅峰之作，《金瓶梅》的停演对这个年轻的舞团无疑是一次重创，要知道，舞团成立三年来一直自负盈亏，仅靠旺盛的作品创作存活，盈利情况从《金瓶梅》开始刚刚好一点，“金瓶梅一个的投入，就是过去8个戏的总和。”
2007年，因为一部《惊梦》，在北京文化局的鼓励下，留洋回来的王媛媛没有选择做一个逍遥的自由艺术家，她建了中国第一个民营性质的芭蕾舞团体，从此背上二十多个年轻人的未来，从成立之后就一直亏，“什么都不做，就活着，一年600万，一部小戏差不多100万，更不要说大戏”，有人说，面对王媛媛，你无法想象这个纯净脱俗的女子曾为了两万块赞助千里奔波，到现在，她还连个国家四级演员都不是。
韩江说，舞团建立一年后遇到瓶颈，这班人差点就到卖车卖房的地步，现在《金瓶梅》这一停演，就等于未来“又是个未知数”。
作为七十年代生人的艺术家，韩江心底颇有几分自我的悲剧意识，他常在心里着急、焦虑，觉得再这样下去，中国的艺术要完了，再不杀出一条血路，艺术家就真的断代了。杜薇跟他相反，她在意的是自己的小世界，她活得更自我，但这次事件，令她充分理解了韩江的悲壮，“我原来想得特纯粹，就是觉得我就做我的艺术，然后和你分享，到现在，连这个小小的分享也没有了。”
正如每一个艺术家都希望成为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成为政治家、营销家、社会活动家，但太多的现实阻碍人们看到这一真相，我们有理由担心：他们身上的纯粹，还能被保护多久？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着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后来，王媛媛在自己的微博上引用了这首鲁迅的《野草》，它意外地呼应了采访中韩江的那句话：还好，我们的生命力还在。
《金瓶梅》，这部曾于今年年初在香港艺术节大获好评的现代舞剧，原定9月23日在成都首演，但主创团队却于20日晚被告知演出彻底取消。这是一纸不知来自何方的禁令，但它所蕴含的力量和意味深长，一下子把《金瓶梅》身后的演员和主创，从首演的喜悦推向茫然的沉默。
这次停演事件，似乎指向了表面繁荣的戏剧创作背后那条隐而未现的“边界”。
为什么是潘金莲
停演之后，韩江一次又一次被问到：怎么想到去碰《金瓶梅》？
答案可以很简单，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命题作文——四年前，当香港艺术节作为邀约方，满世界寻找具有可能性的艺术家，当时的韩江作为内地顶级舞台灯光设计师，而王媛媛作为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团长，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被艺术节发现。
韩江和王媛媛最终应下《金瓶梅》的创作事宜是在2009年年初，此后，韩江担任制作人兼舞台设计，王媛媛担任编导，而王媛媛作为团长的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则是演出方。
对于创作，香港艺术节就是“彻底不管”的状态，只给你《金瓶梅》这个题材，具体用什么形式呈现，如何呈现，包括剧情、音乐、视觉，一切都是未知的艺术，全看艺术家如何发挥。
这当然是极大的幸福，但同时创作所面临的空白也太巨大，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创作的第一个问题：如何将这本浩瀚的世情小说，压缩在90分钟之内？你如何解决时代的背景和背后的细节，发型、服饰、雕梁画栋，语言、肢体、起承转合，《金瓶梅》有太多的可说，关键是你要说些什么？
解决这个问题，主创们整整耗了半年的时间——潘金莲视角的确定，使一切迎刃而解。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开始明确一点，舞剧《金瓶梅》不承担讲故事的责任，它传达的是一个女人看到的世界。而潘金莲这根线被拎出，解决了由实到虚过程中如何用舞剧来表达抽象的体验，“从潘金莲的眼睛看去，一切都抽象了。你一旦从一个女人的内心出发，一切就都可以幻化成任何东西，可以是一团墨，可以是一朵云，视觉上是这样，舞蹈、音乐都是如此，一切都打开了，我们可以赋予她任何一种感受。”
编剧柏邦妮的加入则更加丰富了这一视角的细节，这个“80后”的“咆哮女郎”本身就是一个《金瓶梅》迷，她有《金瓶梅》各种版本，还有《金瓶梅》大辞典、各种学术论文、春宫图考以及各种相关的影像资料，“《金瓶梅》真正达到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巅峰，是最有现代意义的小说，这是大家公认的，它的写作技巧、写作对象以及展开的日常生活那种整个的感觉，非常棒。”而为《金瓶梅》或者潘金莲写点什么，则一直是邦妮内心深处的愿望，毫无疑问，舞剧《金瓶梅》给了她机会。
邦妮以她的大胆和追求“性解放”而著称，她能够在很多场合从容地谈论“性”这个话题，甚至在签给读者的书上写：祝多重高潮。邦妮常常会令王媛媛和韩江感到惊讶，他们的每次碰头都能带来观念的刷新，例如邦妮谈到欲望一定是“有很多的水，不是干枯的”，这使王媛媛产生修改李瓶儿西门庆秋千架那段舞蹈的想法，“改成两个人一直是在颤抖着黏在一起的样子，是那种小肌肉，纤维性的感觉。你看水龙头，坏了，它一直在那滴答滴答的，他俩（西门庆、李瓶儿）身上就一直有这种感觉。”
王媛媛的每次改动，可能就是作曲杜薇的“灾难”，常常是一个电话打过来，杜薇就又多了几分钟的活儿。2010年年初，王媛媛最开始找到杜薇时，她还在为新版《红楼梦》的作曲忙活， 但她不想放弃，就问王媛媛，你能不能等我一下？不放弃的原因是，杜薇觉得这个特适合自己的路子。关于路数，杜薇这样解释自己：有活色生香的那一面，也有空寂飘然的那一面。
杜薇的第一个直觉是，《金瓶梅》里一定要有钟和铃的声音，“有一点我明白，那就是如果舞蹈是实的话，那音乐就需要更虚一些，更梦幻一些，钟和铃就是这样的感觉。”这种梦幻贯通了整出戏，但也有香艳明媚的混搭：交响乐、古筝、古琴、电吉他、鼓。还有女声的呢喃吟唱，摇滚的激越，梦幻的暧昧和欲望……“其实我跟整个他们的剧和舞蹈是若即若离的，就是有的段落我贴它贴得很近，有的段落我抽离出来看，俯视。”
这也许就是杜薇做音乐的心态——悲悯、俯视，“我就是觉得任何一个心怀悲悯的人都会觉得，他们就是这样一个男人和这样一个女人，他们就像如来佛掌心里两个小猴子，跳来跳去，你就看着他们跳。”
一年合作中，杜薇玩过几次“消失”，不接电话，装病，瓶颈期很长，王媛媛也曾找到韩江说，要排练了，但不知道怎么排，韩江给她画了四个场景图，画完，王媛媛就明白了，这就是他们的状态：每个人都在相互等待，相互信任，创作如此孤独，但彼此总能给出惊喜。
杜薇说她第一次看走台时被惊到了，一张巨大的透明春宫图纱幕，仿佛有光，音乐呢喃响起，那些缠绵的欢愉的男女就那样自然地出现，他们在金线描出的亭台楼阁中，假山花园墙头上，一幅速食的欢喜，末世的荒凉。“该香艳的时候香艳，该绝望的时候绝望，该凛冽的时候凛冽”，杜薇记得第三幕，潘金莲白衣躺在榻上，整个舞台从黑突然变亮，身后所有的身体聚在一起，不知为什么，给人的视觉效果就是全白，“惨白惨白的一幕”，那一刻，她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作为舞美及灯光设计的另一职务，韩江自认运用得最好的是金色，“金色放在黑色上，它很绝望”，潘金莲婚礼那场的衣服就是红金底上的黑金色，“其他人都是红色，璀璨的，只有潘金莲一个人是黑金色的，那么耀眼又腐败的一个气息。”
整个舞台的气氛随着颜色一路渐进，第一幕是红白，第二幕是红金，第三幕是黑金，每一幕都以潘金莲看出去，到最后，该描述的东西都没有了，到婚礼那一场，就剩下：婚礼，猩红的红绳。
整个剧本就是这样从33页，压缩成最后的一张纸，《金瓶梅》等于钱、酒、色，韩江在宣传画册的副标题上写：在这瑰丽的末世风光，我们如迷途的孩子，放声哭泣，如高歌。
结尾西门庆之死的那段性爱之舞是全剧高潮，巨大的黑暗只留一点亮光追逐西门庆，他一生经历的女人都围绕在他身边与他重温鸳梦，当群舞散场之后，潘金莲上台，西门庆以赴死之心与其缠绵，尽欢后涅槃。
西门庆从床榻起身走入幕布上的裂缝之中，那是一道欲望和生死之门。配乐中有杜薇吟诵《大悲咒》的声音，她的音乐里漂浮狂欢也透着绝望，最终天地间唯留潘金莲独舞。
那个馅饼没掉下来
舞剧在香港的首演十分成功，叶锦添的服装造型，韩江的舞美灯光，王媛媛的舞步，柏邦妮的文字，杜薇的音乐——这一阵容代表的几乎是戏剧舞台的国内最高水平。
事实上从一开始，他们就是冲着最高水准去的，因为没有限制，也就没有顾忌。有人说，这台舞剧企图为《金瓶梅》翻案，在韩江看来，从人性出发已经是在翻案了，“但这种翻案没有目的，并且翻案不是目的，性不是目的，芭蕾更不是，我们的目的其实是在创造一个好听的好看的舞台剧作品，同时带着一些千丝万缕的现实关系。”
杜薇说，他们没有态度，只有艺术的态度，但不可回避的是，这个社会里，“金瓶梅”三个字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态度。
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审判，它的巨大道德力量使艺术二字几乎遁为无形，并最终导致了它在即将登台的瞬间被迫止步，“我们也没想过《金瓶梅》到今天能引起那么大的争议。”韩江说。
尽管从一开始做戏，主创们压根就没冲着内地的舞台来，但香港首演后，内地市场的反应让他大吃一惊，“无数的演出商来找，想全国巡演，有人甚至要买断三年的演出权，好几千万哪。”
内地能演，当然是好事儿，后来就开始谈，“谁最快，谁最有诚意，就交给了谁”，韩江没有忘记提醒演出商“你要小心，这个未必能上”，他们的合同中，都注明了免责条款。
事情顺利得出人意料。根据舞团的既定日程安排，最后定下成都、重庆、武汉、南昌四个城市作为首演——与演出商签完合同后15天，历经一个月左右谈判定下日程，7月份全体主创就到了成都做宣传。
这是市场的自发反应，你甚至可以说，整部剧“从市场角度整个没有任何障碍”，演出商甚至有信心做到200场，首演还没开始，11月份的演出城市已经排完：西安、长沙、杭州、绍兴、宁波、柳州、南宁、深圳、广州、海口一路下去，第三个档期是明年三月，珠海一下子要十场，这样算下来，仅仅今年《金瓶梅》就能演到40场，明年起码能安排80到100场，最后是韩江出面，规定必须限制在一年100场之内。
成都的票率先卖光，“成都900人的剧场，演三场，本来还要加一场，我们没有同意；重庆是两场，每场1700座；武汉1200座，合同里是二加一；南昌是1400座，一场。”
而与此同时，《金瓶梅》也在经历票房和媒体传播的误差之累，首先是传出上海剧院拒演，随后是“春宫图”、“性道具”等元素被反复提及，来自媒体的最致命一击是9月17日，《中国艺术报》刊登一篇署名夏末的文章：《金瓶梅》不宜从文学改为舞剧。第二天，便从演出商传来消息，有关部门要求主创方面不得采用《金瓶梅》为作品名称，并且须对剧中的部分舞蹈动作和道具进行改动，“事实上那个时候怎么改动作，根本没法改。”尽管如此，主创方依言将作品名改为《莲》，并承诺对内容作出改动，遗憾的是，9月20日，他们最终得到的通知是，《金瓶梅》将不能踏上内地舞台。
生命力还在
很多人不会去想，疼痛最先击中的是那些在舞台上摸爬滚打的年轻人，《金瓶梅》主角袁嘉鑫，20岁女孩儿人生里第一个台上主角儿，结果不能演了，失望得直哭，“她们只能跳到26岁，还有几年啊？”
成都剧院退票那天，王媛媛和韩江曾经悄悄到现场站了一会儿，“心情太复杂了，很遗憾，但也在预料当中，知道可能会碰上这个事儿，唯一没想到的是在开演前的几天，早一点也好，这个太对不起观众了，8场演出，上万人呢。”韩江说。
作为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成立以来的巅峰之作，《金瓶梅》的停演对这个年轻的舞团无疑是一次重创，要知道，舞团成立三年来一直自负盈亏，仅靠旺盛的作品创作存活，盈利情况从《金瓶梅》开始刚刚好一点，“金瓶梅一个的投入，就是过去8个戏的总和。”
2007年，因为一部《惊梦》，在北京文化局的鼓励下，留洋回来的王媛媛没有选择做一个逍遥的自由艺术家，她建了中国第一个民营性质的芭蕾舞团体，从此背上二十多个年轻人的未来，从成立之后就一直亏，“什么都不做，就活着，一年600万，一部小戏差不多100万，更不要说大戏”，有人说，面对王媛媛，你无法想象这个纯净脱俗的女子曾为了两万块赞助千里奔波，到现在，她还连个国家四级演员都不是。
韩江说，舞团建立一年后遇到瓶颈，这班人差点就到卖车卖房的地步，现在《金瓶梅》这一停演，就等于未来“又是个未知数”。
作为七十年代生人的艺术家，韩江心底颇有几分自我的悲剧意识，他常在心里着急、焦虑，觉得再这样下去，中国的艺术要完了，再不杀出一条血路，艺术家就真的断代了。杜薇跟他相反，她在意的是自己的小世界，她活得更自我，但这次事件，令她充分理解了韩江的悲壮，“我原来想得特纯粹，就是觉得我就做我的艺术，然后和你分享，到现在，连这个小小的分享也没有了。”
正如每一个艺术家都希望成为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成为政治家、营销家、社会活动家，但太多的现实阻碍人们看到这一真相，我们有理由担心：他们身上的纯粹，还能被保护多久？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着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后来，王媛媛在自己的微博上引用了这首鲁迅的《野草》，它意外地呼应了采访中韩江的那句话：还好，我们的生命力还在。